一二九师师长是赫赫有名的刘伯承
1938 年1 月7 日，八路军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在洪洞参加了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召开的中央军委华北军分区会议后，根据中共中央的决定，到八路军一二九师担任政治委员。
一二九师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三大主力之一，它的师长就是赫赫有名的前红军总参谋长刘伯承。
一二九师系根据将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的决定，于1937 年8 月由红军第四方面军之第四、第三十一军和陕北红军第二十九、第三十军、独立第一至第四团，第十五军团骑兵团等部组成。全师共1.3 万人。
改编之初，这1.3 万人中还没有多少人见过刘伯承。但红军中没有人不知道刘伯承的大名，有人称他为“军中之神”，也有人称他为“战场上的魔术师”。
改编那天，倾盆大雨，1.3 万名军人直立于雨中，没有人动。45 岁的刘伯承身躯魁伟，走近部队，礼节性地挥挥手，冒雨登上阅兵台。他激昂的声音铿锵有力：“日本鬼子要亡我国家，灭我种族，杀害我父母兄弟..我要奋起抗战，决不动摇！”
刘伯承讲完后，徐向前宣布中央军委的命令：中国工农红军主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辖一一五师、一二○师、一二九师三个师。一二九师师长刘泊承，剧师长徐向前，参谋长倪志亮，政训处主任张浩，副主任宋任穷；下辖三八五旅，旅长王宏坤；三八六旅，旅长陈赓。
改编之后，一二九师即由陕西富平县出发，东渡黄河，开赴山西抗日前线。
刘、邓初见面，“煮茶”论英雄
1938 年1 月18 日，邓小平来到山西省东部偏南，地处太行山脉东南段的辽县西河头村。这里是一二九师的师部驻地。刘伯承去洛阳开会，直到1月27 日才回到西河头村。等他回来时。新任一二九师政委的邓小平已召开了全师营以上干部的政治工作会议。
邓小平是早在1931 年就认识刘伯承的，并对刘伯承评价说：“初次见面，他就给我留下忠厚、诚挚、和蔼的深刻印象。”
刘伯承和邓小平这两位亲密战友从1938 年在一起并肩战斗起，一直亲密合作，一个师长，一个政委，一个军事主管，一个政治主管，就这么搭档一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1951 年。他们作为统率一支战略方面军的司令员与政治委员能够紧密合作，长期共事达13 年之久，这在共产党领导下的军队历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刘伯承生于1892 年，邓小平生于1904 年，刘伯承长邓小平12 岁，他们两人都属龙，且都同时出生于嗜吃辣椒的四川，在长期的革命斗争中，刘伯承和邓小平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邓小平说过，他与刘伯承之间“感情非常融洽，工作非常协调”。又说：“我比他小十多岁，性格爱好也不尽相同，但合作得很好。人们习惯地把‘刘邓’连在一起，在我们两人心里，也觉得彼此很难分开。同伯承一起共事，
一起打仗，我的心情是非常愉快的。”
正是因为刘伯承、邓小平之间的亲密合作，才产生了后来在中国历史上最有影响的“刘邓大军”。
刘伯承与邓小平在军事指挥上；他们是并肩者，又是换肩者。刘伯承年龄比较大，有时身体不好；邓小平年纪轻，身强力壮。在紧张频繁的前线作战中，邓小平常常主动把刘伯承肩上的重担，接过来挑在自己的肩上。刘怕承也十分尊重邓小平，每每作战，他俩都是共同研究后才做出决定。
邓小平到一二九师后与刘伯承的第一次见面很快便进入了对实质问题的探讨。刚一落座，邓小平便对刘伯承说：“在三洞开会期间，我抽时间拜读了你的《论游击战与运动战》和《击退正大路南进敌人的战术考察》，我感到你对‘游’与‘击’的理解是非常精到而切合实际的。白崇禧也以‘游击战专家’自居，发表貌似积极的言论，提出应‘击来击去’。而你所提出的‘游，所以掩护自己的弱点，寻找敌人的弱点；击，所以发扬自己的特长，撇开敌人的特长；应使游与击巧为配合起来。游而不击要不得，击而硬拼还是要不得。’这样一个论断显然更准确。我和毛泽东同志谈起过此事，他认为你关于游击战的思想与他在很大程度上也是一致的。希望我们今后能很好地合作，第一步就是要打破国民党说共产党‘游而不击’、‘游来游去’的谣言！”
刘伯承很兴奋。他说：“好！第一步是要让国民党知道，共产党抗日绝不是停留在嘴边的一个口号！”
邓小平继续说道：“我有一个预感，国共此番合作并不预示从此国共进入真的蜜月时期。国共不会结婚的。待打败日本人，国民党将会有许多动作。我们的真正重任很可能是在打败日本侵略军以后..”
刘伯承说：“我相信，中国共产党有毛泽东、朱德这样的天才领导，有如此多的能人智士齐心协力，我们的事业必定会成功。我刘伯承如今有你邓小平相助，今日一见，便有如虎添翼、相见恨晚之感。你我好好生生干一番，岂能无成？”
邓小平虽比刘伯承小，但显得十分老练。他上前握住刘伯承的手，使劲摇了摇，说：“昔日刘备得关羽、张飞，便知可问鼎天下。毛泽东学生时代便吟出‘问苍茫大地，谁主沉浮’这样的鹏鹄之句。共产党发展到今天，渡过了长征之难关，天下大局就要定在我党之手，也是气运使然啊..”
刘邓“煮茶”论英雄，气势自是不凡。至此以后，刘邓大军的人都说刘邓不可分，刘邓自己也这么说。他们不可分，除去感情上的融洽，便主要是工作上的默契。刘伯承具有战略家的恢宏磅礴、严谨缜密，邓小平具有政治家的敏锐冷峻、旷达果断，二者相得益彰，形成了独树一帜的“刘邓指挥艺术”，成为世人传说的佳话。
刘邓会面后，立即投入了繁忙紧张而又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
1 月28 日，辽县召开军民大会，纪念淞沪抗战六周年，有讲演，有游行。2 月5 日、6 日，一二九师召开高级干部会议，邓小平政委主持，刘伯承师长讲战术，徐向前副师长讲战斗，邓小平政委传达中央政治局会议精神。会议总结了太原失守以来的工作和部署实行战略展开，开展游击战争和开辟根据地的工作。2 月15 日，一二九师师部开始北移。从此，在1938 年的半年之中，开始了一系列与日本军队的激烈而艰苦的作战。
奸污妇女者，杀无赦
邓小平任一二九师政委后，第一次出现在全师军人大会上，表明这决不是一次普通的军人大会，而作为师政治委员在大会上还讲了话，更表明了此次会议的重要。这是一次严肃军纪的执法大会。
会场设在辽县（今左权县）城外部队驻地西河头对面的清漳河的河滩上。天气还很冷，河滩边的杨树都还未抽芽。寒冷的风，摇曳着树梢。大家排成几个纵队站着开会。会议的内容是宣布处决一个奸污妇女的老战士。先由政治部军法处的同志宣讲这个战士的犯罪经过，并宣读了处决书。之后就由小平同志讲话。看来，小平同志似已听到过一些认为这个判决过重的反映。因此，他着重他讲清楚为什么必须这么处理的道理。
小平同志说，当地群众听到我们要处决这个战士的消息以后，曾经来政治部说情，要求轻判。但是，不论群众怎样求情，我们是不能宽容这个犯罪的战士的。我们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同军阀队伍最大的区别之一，就是纪律严明，决不允许侵犯群众的利益。只有做到这样，我们才能得到群众的爱戴。才能在敌后生存。老百姓历来怕当兵的，山西的统治者过去还向群众灌输过共产党红军是多么可恶，多么可怕。为了让群众真正了解我们八路军的真面目，它完全不同于旧军队，那就需要用我们的实际模范行动来打动群众。应该说，自从出师以来。我们部队的纪律是好的，已经初步得到了群众的信任，但是决不能因此而懈怠，这次奸污妇女的事件，虽然是一个战士的犯罪，但一传开，就会对我军造成很坏的影响，并会破坏我们这几个月来好不容易在群众中树立的好印象，一定要严肃处理这件事。邓政委在会上号召大家，一定要从这件事情中吸取教训，严明群众纪律，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不愧为革命军人。
小平同志的话讲得很严厉，语气也很沉重，显示出他对破坏群众纪律的罪行处理得很果断。一些曾觉得似乎判得重了一些的战士，听了小平同志的讲话，再仔细想了一想以后，感到确实非如此判决不行。因为在1936 年春季，红军从陕西东渡黄河，抵达侯马一带。当时山西军阀阎锡山恐慌万状，就拼命污蔑红军，向群众灌输反共思想，并在山西全境组织了名为“公道团”，实为”反共团”的反动组织，而这个组织当时还依然存在。因此要揭露山西当局的欺骗造谣，扭转群众对共产党的认识和维护共产党的威望，对于这个战士的犯罪，就非如此判决不可。
小平同志紧紧地抓住这次事件，亲自出席军人大会，对指战员进行一次深入的教育，这对于整饬圭师的群众纪律，是大有作用的。
刘、邓联手设伏神头岭
1938 年2 月中旬，日军为配合其律浦作战，以3 万余人的兵力，分别从平汉、同蒲、道清等铁路线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国民党准备“反攻太原”的30 万大军又是望风披靡，不战而渍。
当国民党军大溃败的时候，为钳制向晋南进攻的日军，刘邓奉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将分散活动的一二九师各主力团适当集中，向正大线东段井烃的敌人进击。刘邓把设伏击敌的战场选择在有利于我军隐蔽埋伏，不利于敌军展开回旋的神头岭。
神头岭是一个地形复杂的山岭。在这里，敌人的陆空技术兵种难以施展其才，骑兵亦难以左右机动。在选择战场时，有的参谋认为山岭太崎岖，不便于展开兵力。刘邓则认为：战争双方在战场选择上的利弊；有时正成反比；假如此次战斗换个开阔地形，确实利于我部队展开，但敌人也同时可以展开，而在这方面，敌人显然比我方占有更大优势。
刘邓决定以一个营的兵力奇袭黎城，引出潞城之敌出援。然后以陈赓的三八六旅的3 个团作主攻部队，在黎城和潞城之间的神头岭三面设伏。
3 月16 日凌晨4 时，战斗打响。战事进展，一切均如刘邓之布署。我军先袭黎城，潞城的守敌日军108 师团笹尾部队、16 师团林清部队共1500 余人即行出援。此时我军已切断神头岭与黎城之间的交通，敌人一到，我即毁桥断路，待敌进入我三面设伏、如口袋状的伏击地区后，我军三面出击，与敌人展开白刃搏斗。经二小时激战，除百余人逃脱外，全部被歼灭，还缴获枪支骡马数百。神头岭伏击战以我军取得辉煌战果而告结束。
落荒而逃的世尾与林清逃走后，逢人便说：”刘邓之部用兵如神，令人叹为观止。我们其实也提防有埋伏，但他们伪装得大巧妙了！”因此神头岭战斗被当时日本侵华军称为”支那第一流游击战术”、“八路军游击战的典型战术”。
与徐向前联手歼敌响堂铺
响堂铺伏击战是邓小平和徐向前亲临前线指挥的。
1938 年3 月上旬，日军又攻占了临汾、汾阳、离石、风陵渡等重要城镇，打通了邯（郸）长（治）大道和同蒲铁路有段，进入晋东南和吕梁山区，并继续向晋西黄河各渡口猛进。这样邯长大道和从长治至临汾的公路就成了日军的一条重要的后方交通运输线。为了破坏日军的战略计划，迟滞其行动，邓小平与刘伯承、徐向前决定在适当地点，对敌的运输部队进行一次较大的伏击战。
经过反复侦察所得的情报，邓小平与刘伯承、徐向前研究认为，在东阳关和涉县之间的响堂铺一带，是比较理想的打伏击的地方。这里公路沿小河床而过，路南是高山，多悬崖峭壁，不易攀登；路北为起伏高地，多谷口，便于隐蔽和出击，在这里伏击敌人的汽车运输队，把握比较大。
经过周密的研究和部署后，26 日，邓小平和徐向前率部从下良出发东移，向设伏地区运动。31 日凌晨部队进入伏击地域。七六九团在响堂铺以东，位于杨家山、江家庄一线；七七一团在响堂铺正面，位于宽漳、后宽漳一线；七七二团位于响堂铺路北的马拐。徐向前指挥所设在响堂铺路北的后狄村山坡上，邓小平率师直属队进到佛堂沟。伏击地域，都在步枪射程之内。背后起伏的山地又便于部队转移。
邓小平政委尽心尽职地做宣传鼓动工作。他跑到七六九团，说：“同志们！现在的抗日形势起了急剧的变化。敌人已经‘饮马黄河畔’，我们留在与大后方完全隔绝的敌后了，我们只有抗战到底！”他又跑到七七一团，气足声洪地说：“日本逼近黄河，蒋委员长颁布‘不准一兵一卒过黄河’的命令，好得很嘛！我们八路军早就提出了与华北共存亡的口号，我们一定要保卫华北，保卫山西，格老子与日本人干到底！”战士们饶有趣昧听着比他们矮一个头的首长的鼓动，磨拳擦掌，恨不得立即打响消灭侵略者的这一仗。
8 点30 分，日军第十四师团辎重部队所属的森本及山田两个汽车中队的180 多辆汽车排着长龙式的队伍，由黎城经东阳关向响堂铺开来。9 点左右，完全进入伏击区，徐向前一声令下，顿时步枪、机枪，迫击炮一齐开火，沉寂的山沟一下子沸腾起来。
日军被这突如其来的打击弄得张惶失措，汽车在山沟里乱冲乱撞。就在敌人混乱之际，埋伏一夜的战士，犹如猛虎下山冲了上去，用手榴弹、刺刀解决那些顽抗之敌。日军从东阳关和涉县出动的援兵，也被埋伏在那里的部队打了回去。激战两个多小时，战斗结束了。这一仗毙伤敌人400 多人，180多辆汽车全部被烧毁。缴获步枪300 多支，轻机枪十多挺，迫击炮四门，弹药甚多。
下午5 时，日军出动十多架飞机，对响堂铺狂轰滥炸。但邓小平和徐向前已率领部队转移到秋树垣一带。刘伯承高兴地对邓小平、徐向前说：“我们刚一分开，你们就打胜仗啊。”4 月2 日，刘、徐、邓共同签署了《响堂铺战斗详报》，用电台发给中央军委和朱总、彭总。刘伯承认为，响堂铺一战，是伏击战斗的典型范例之一，在当时影响很大。它也是邓小平到任后直接参与指挥的第一个战斗。
在短短一个半月的时间里，一二九师连续取得了长生口、神头岭、响堂铺三次战斗的胜利，灵活运用游击战、运动战的战略战术，集中绝对优势兵力对敌发起攻击。仗，打得漂亮！人，打得英勇。
一二九师在晋冀豫的战斗，既有力地打击了日本侵略者，又进一步为创建和巩固敌后抗日根据地提供了保障。
日军九路围攻的破产
八路军在晋东南地区的胜利，使日本侵略者惶恐不安，为了解除后方的威胁，日军决定于4 月初对晋东南地区进行围攻。4 月初，日军第一○八师团纠集了3 万多人的兵力，分九路向晋冀豫根据地实施围攻，企图用”分进合击”的手段，将八路军主力消灭在辽县、榆社、武乡地区。为了粉碎敌人的九路围攻，八路军总部制定了以一部兵力钳制多路敌人，集中主力击破一路的反围攻作战总方针。
在这种情况下，一二九师决定寻机打一个歼灭战。为了打好这一仗，邓小平不仅和刘伯承、徐向前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详细研究反围攻的具体作战计划，而且积极部署战前的政治动员工作。他指示师政治部编印了《临时紧急教材》，发到各连队。并在各部队中发起了“看谁最能够执行命令、坚决勇敢、节省子弹、多捉俘虏、多缴枪炮、严守战场纪律”的竞赛。还先后主持了粉碎敌人围攻的誓师大会。
根据邓小平的指示，各部队的政治工作干部，还协同县政府组织了反围攻总动员实施委员会，召集各抗日救亡固体举行联席会议，讨论和制定具体的配合反围攻工作计划。许多村庄都召开了民众大会，控诉日寇的残暴罪行。军民群情激昂，都积极投入到反围攻的准备工作中，他们运走和埋藏好所有的粮食，赶走家畜和骡马，搬走锅碗瓢盆，拔出磨心，掩埋水井，实行彻底的“空舍清野”，使敌人来时，”没有吃的，没有喝的，也没有用的。这在后来反围攻战中起到了很大的作用。特别是沁县、榆社等几个县做得最好，敌人进城后发现是一个空城，害怕其中有埋伏，只好退到城外野营。
在部署做好动员群众、空舍清野等后方工作后，4 月11 日，邓小平赶到桐峪镇师部，与刘伯承、徐向前共同指挥反围攻作战。
从4 月10 日前后入侵根据地的日军，大肆抢掠，无恶不作。其中窜入辽县、武乡的敌一○八师团6000 余人，遭到抗日游击队和自卫队的袭扰，加上广大群众实行了空舍清野，日军很快陷入饥饿和恐慌之中。到14 日晚，一直轮流守在电话机旁，密切注视敌人行动的邓小平、刘伯承、徐向前等，得悉这一情况后，马上商定作战计划。邓小平高兴地说：“我们的动员工作搞得好。榆社给敌人来了一个‘空城计’，鬼子是饿着肚皮跑路的。”接着又向刘、徐建议说：“鬼子扑来扑去，搞不清楚我们去哪里。我们却一直盯着他们。今晚让部队好好休息，以逸待劳。我们搞个计划，明天上午分配任务。”
15 日晨，师部率主力部队及一一五师六八九团，由涉县以北地区向西急进，当晚进到武乡附近，待机歼敌。得知黄昏时分，侵入武乡的日军约3000余人正在沿浊漳河东窜。刘伯承等当即命令紧咬住这股敌人，进行急袭，并将主力部队兵分两路急速追击。
16 日晨，一二九师两路纵队在浊漳河北岸的长乐村地区追上敌人，随即发起猛烈攻击，截断其后段1500 余人，接着又在型村、李庄一带将敌截成数股，分割围歼。战斗进行得十分激烈精彩。参战部队所有火器猛烈开火，子弹、炮弹和手榴弹急风骤雨般地飞向敌人。顿时，敌人人仰马翻，死伤遍地。战士们从山头上、山谷里，甚至从几丈高的陡坡上冲向大道，排山倒海似地冲人敌群，与敌展开了白刃搏斗..下午3 时，敌增援部队赶来，战斗更加激烈。
下午5 时，敌又有重兵增援。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等认为全部消灭敌人已无把握。为了巩固胜利成果，果断决定用少数兵力在前线布防成游击网，打击和迷惑敌人，命令主力部队立即撤出战斗。
长乐村战斗共歼敌2200 余人，是粉碎日军对晋东南九路围攻的决定性战斗，闻名全国。日军因受此打击，纷纷被迫回窜。八路军各部乘胜追击，到4 月下旬，彻底粉碎了日军的九路围攻，将敌全部赶出了晋东南。长乐村战斗的胜利为八路军向冀南、豫北发展创造了有利条件。4 月下旬，遵照党中央关于开展平原游击战争的指示，徐向前副师长率领七六九团与一一五师的六八九团、第五支队挺进冀南，三八六旅陈赓部向豫北发展。为了开辟冀南，邓小平政委和刘伯承师长又于1938 年12 月下旬率领三八六旅主力和先遣支队进入平汉路东冀南平原地区，并召开了冀甫军政干部会议，传达了党的六届六中全会精神，依靠群众，依靠乡村，巩固冀南和鲁西北地区。邓小平同志一面协助刘师长指挥部队作战，一面同冀南地方党和政府发动减租减息，加强政权建设。与此同时，邓小平同志还对冀南地区的国民党驻军进行争取和团结工作，以便我军集中力量进行对敌斗争。
一次失误的挽回
1938 年4 月初，日军对我太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晋东南区域，实行九路围攻。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率领的八路军一二九师，为了巩固华北抗日根据地，也为了拖住华北敌军，以配合国民党军在津浦线的正面作战，举行了粉碎日军九路围攻的作战。这次作战取得重大胜利之后，刘师长又率领一二九师前梯队，陈康旅长的三八六旅，东出平汉铁路进行“总破击”作战；
同时，徐向前副师长率领东进梯队，即七六九团、东进纵队、骑兵团、教导团一部和师直属队部分干部，越过平汉线东进，开辟冀南平原抗日根据地。这时一二九师的前方指挥部驻在邢台以西的道沟村。5 月6 日进驻，到6 月18 日正面战场的徐州会战结束才转移。在这期间，陈赓旅长率三八六旅沿平汉铁路西侧向南横扫，直抵安阳以南和焦作地区，破击了平汉铁路和道清铁路，给予日本侵略军新组织的各种汉好武装以歼灭性打击，对徐州会战作了有力的配合，也为开辟平汉路西广大地区，为巩固抗日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
刘师长率前梯队和三八六旅于4 月26 日离开辽县（今左权县）向平汉路开进不久，邓小平政委就来到前梯队。
邓政委来到一二九师前方指挥部所在地的道沟村之后，就经常到司令部作战室来了解情况。刘师长指示作战科的参谋，每天都要向邓政委汇报情况，所有从山东方面、冀南方面、山西方面来的报告（包括敌情、我情、友情，我情中又包括我地方武装的发展情况和作战情况）都必须立即送邓政委批阅。刘、邓首长批阅文电都十分认真及时，有问题随时商量，从不耽搁。每份批复，都是作战科参谋人员根据刘师长、邓政委的批示拟定，再经刘邓审定签署后送交机要科用电报发出。当时参谋人员少，作战科的工作量大，每天都要忙到深夜，甚至通宵工作。邓政委见了李达参谋处长，常说：“参谋同志们工作太辛苦了。”李达处长说：“是的，不仅作战科参谋很辛苦，机要科和电台的译电人员和服务人员都很辛苦。”邓政委非常关心参谋人员的生活，每天深夜吃夜餐的时候，他经常抽出时间到作战科、机要科和电台来看看。有一次他仔细看了饭盒里的面条，发现缺少油水，便将四科（管理科）科长叫来，指着饭盒说：“参谋同志们工作太辛苦，需要补充营养，以后夜餐要尽量搞好些。”随后，伙食确实改善了，面条里不仅多放了油，有时还放鸡蛋。邓政委更关心参谋人员的学习，经常询问政治学习和业务学习的情况，有时还给参谋人员讲世界形势和国内抗日战场形势，帮助大家提高观察和分析事物的能力。
邓政委对中央的指示十分重视。每当收到中央指示的文电，便立即同刘师长一起来到作战室，对照地图，对中央指示反复阅读和研究，及时向各地区各部队提出如何执行的要求。邓政委还常常带着下面的报告来到作战室，从地图上查地名、看地形；有时和刘师长一起对报告中汇报的情况、请示的问题，进行详细的讨论和研究，直到作出决定为止。有时商谈到很晚很晚，参谋人员就陪着二位首长讨论研究，随时准备回答首长的提问。遇到很急的问题，邓政委和刘师长就在作战室里交换意见，商定之后就一条一条地口授向上报告和向下批复的文稿，等参谋人员记录和整理完毕，他们当场修改定稿，然后才签字离去。
这时期发生了一件使参谋人员终生难忘的事情。有一天参谋苟元书在作战室值班，有一份作战命令要立即送到三八六旅，内容就是刘邓首长命令三八六旅从平汉铁路西侧向南横扫的，苟元书作为急件派两名骑兵通信员立即送去。哪知两个骑兵通信员经过营头村时进了村，向驻在那里的供给部采购站的张科长去要纸烟吸，吸了烟就上马飞奔而去。两个通信员走后，张科长发现炕头有一封绝密件，立即追赶，但通信员已无影无踪了。两个通信员第二天上午8 点赶到黄村三八六旅驻地，但要他们专送的绝密件却找不到了。三八六旅陈质旅长立即通过电话向刘师长报告了此事。刘师长把苟元书叫到院内，严厉地批评。这时邓政委走出来说：“文件决不能落入敌人手里。先让参谋同志带上通信员沿路找一找，要认真找，迅速找，还要冷静地找，要想一想这个通信员最可能丢失在什么地方。”于是，李达参谋处长立即派出骑兵通信员，要苟元书带着去找文件，并且交代说：“路过营头村的时候，要到供给部采购站去看看，看通信员昨晚路过营头村的时候去没去采购站？”一路上大家认真察看，都没有找到，苟元书心中更是忐忑不安。到了营头村采购站，刚进门，张科长就说：”你们可来了！昨晚上两个通信员进来向我要烟吸，休息一下以后，出内骑上马就走了。我发现他们在炕头上遗下一封绝密文件，急忙出去追赶，可他们已走得没影了。”大家悬着的心才落下地，苟元书接过文件仔细查看，看到文件原封未动，就向张科长道了谢，随后立即上马向西黄村飞奔。下午3 点，赶到三八六旅司令部。当苟元书交出文件后，陈虚旅长将苟元书狠狠批评了一顿，陈旅长说：“你们耽误了我们七八个小时。”苟元书无话可辩，表示接受批评。也不敢休息，马上带着昨天来的两个骑兵通信员火速赶回师部。
当晚8 点赶回道沟村师指挥部。苟元书硬着头皮去见师长、政委。刘师长批评苟元书说：“看你出了多大的乱子！这样重要的绝密文件，你为什么不自己送去呢？文件找回、没有泄密是幸事，你也出了力，处分可以免了，但教训是严重的。”邓政委说：“参谋同志年轻，缺乏经验，这件事对你，对每个参谋人员都是一个重要的经验教训。不处分，但是教训必须接受。最主要的教训就是：我们司令部的每个工作人员必须有高度的责任心！”他又转身对李达参谋处长说：“这件事你也有责任的。平时教育不够，工作中的检查督促不严，就是教训。”李达处长表示诚恳接受批评。接着，李达处长叫来通信连长，让他将丢失绝密文件的通信员关禁闭一天，以示惩戒。这时邓政委用商量的口气对李达同志说：“发生这样的事还是第一次，是不是这一次主要是进行教育，禁闭就不关了！”李达参谋处长也笑了，点头表示同意。
八路军和老百姓是鱼水关系
1938 年春，八路军一二九师政委邓小平率领战士插入敌后，途中正遇上了日伪军的疯狂“扫荡”。部队行动遇到困难。部队的粮断了，邓政委就和大家挖野菜、拔灰菜充饥，就这样和大家一块度过了一段艰难的日子。
一次，一名新战士不忍心看着邓政委和大家一起挨饿，就设法搞来一个玉米，高高兴兴地送给邓政委。
“为了它，你费了不少劲儿吧？”邓政委笑着问。
“那当然，我好不容易找到一个藏粮食的洞。”
“拿群众的东西，给群众留钱了吗？”
“当然留了，还写了一张条子呢！”
“好，”邓政委表扬了这位新战士，接着说：“你要立即把它送回去，这玉米是老百姓留的种子。”
事后，邓政委把全体战士召集到一起，问大家：“毛主席讲，我们八路军、新四军同老百姓是什么关系？”
“是鱼和水的关系。”
“鱼离开了水会怎样呢？”
“只有死路一条。”
邓政委满怀信心地说：”革命是艰苦的，但只有通过我们的艰苦奋斗，才能使人民群众过上好日子。同志们，这一天已经为时不远了。”
美国上校卡尔逊的印象
1938 年7 月16 日，作为八路军一二九师政治委员的邓小平，会同副师长徐向前，在驻地（河北省南宫县）会见了来中国进行考察的美国海军陆战队上校军官、美国驻华大使馆参赞伊·福·卡尔逊，向他介绍了冀南抗日根据地的情况。
卡尔逊回去后，写了《中国的双星》一书，其中记述了这次会见的情景以及他对邓小平的印象。
卡尔逊这样写道：
经过5 天的艰难旅行，我们来到了南宫。很高兴再次见到徐向前，他还像我们在辽城见面时一样的谦和、笑容可掬，但是他瘦了，看上去很疲倦。
这是一个水果之乡，我们停留的两天，在谈话时，小鬼们就端来桃子、梨和苹果。朱德的副政委邓小平正在这里视察，他也参加了谈话。
这里有冀中地区缺少的一种沉着的信念。我分析其中的差别，断定这是由于这里的领导人不露声色的自信。这些八路军坚信自己。在为生存而斗争的漫长岁月里，他们考虑了社会、经济和政治的全盘问题。他们的想法明确、清晰，对自己的军事战略和运用它的能力深信不疑。
被称作冀南的地区位于冀中南部边界的公路以南，平汉铁路以东和山东境内的大运河以西之间。这个南部边界刚好是大名以北一线，在这里，河北省的版图变窄，形成一个锅把，一直延伸到黄河。这个地区大约有8000 平方英里。
日本人曾一度占领了从东到西横贯这一地区、连结两条铁路的一条公路，老百姓可是遭了殃。日本人向前推进时，中国的正规军丢下老百姓撤到南边去了。有些人当了土匪，另一些人想组织起来保卫家乡，但是他们没有基本的计划，力量也很分散。
徐告诉我说：“那是在9 月，这个地区一些城镇的代表来到我们师在辽城的司令部，请求帮助他们组织游击队。当时我们在山西正忙得不可开交，只派了三个受过训练的人员，来携带武器同他们一起回去。几周后，又派了24 人，到了10 月。调去了四个连队的部队。这些人马足以组织巨鹿和南宫的者百姓，为我们在这儿建立了一个根据地。3 月，宋任穷带来了一个骑兵团，扩大了根据地的范围。4 月在上党堡打败了日本鬼子之后，我带着主力部队来到了这里。”
“你们怎么在上党堡打败日本人的？”我问。
他回答说：”那是3 月31 日，大约3000 日本兵的一个纵队随同一列载有180 辆卡车的火车向前推进，通过一个关口进入山西。我们突然攻击其侧翼，打死了近千名日本兵。最精彩的是我们烧毁了他们的全部卡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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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们谈话时，邓小平一直在吃着水果。这时他向后靠在椅背上，活跃地谈了起来。
他说：“抗日救国十大纲领是：1.打倒日本帝国主义；2.0 全国军事的
总动员；3.全国人民的总动员；4.改革政治机构；5.抗日的对外政策。6.战帅财政经济政策；7.改良人民生活；8.抗日的教育政策；9.肃清汉好卖国贼亲日派，巩固后方；10.抗日的民族团结。
他列举这些纲领时，我暗自用在山西和河北观察的事实一一对照。我看到了应用每一条纲领的实际事例。自从离开晋西的黄河以来，我所到之处都在强调发展统一战线。
雨季开始了，瓢泼大雨下了两天，延误了我们的行程。这也使我有更多机会与徐，邓二人交谈。参加八路军以前，邓是个工人。他在法国呆了几年，考察那里的工人运动。他矮而胖，身体很结实，头脑像芥末一样地灵敏。一天下午，我们讨论了国际政治的整个领域，他掌握情况的广度使我吃惊。有一件新闻弄得我目瞪口呆。他说：“去年，美国向日本人提供了他们从国外购进的武器的一半以上。”“你能肯定吗？”我问，我知道，美国人的同情是偏向受侵略的中国一方的，我在内地访问的8 个月中，当想到这个问题时，总是想当然地认为，美国人民会拒绝把战争物资卖给一个侵略国家的。多么极端地无知啊！“是的，”他肯定地对我说，“消息来源是战争第一年年底美国的新闻电讯。”我很尴尬，我说：“必是电讯搞错了。”我不能相信美国人会有意地介入我在过去一年中看到的中国人遭受的屠杀和蹂躏。徐向前走了进来，谈话转到了当地的形势。我向他打听这个地区的现状。“日军只占据铁路沿线的城镇和南边的大名。这一带的土匪已经消灭，但是南面可不大妙。还好，大名与黄河间的五个具有个不错的领导人。他叫丁树本。我们给了他一些帮助。”他想知道我打算如何回到汉口去。“我想在山东了解一些情况，”我回答，”然后希望能找到一条穿过黄河和郑州以西地区的路线。”“如果你难以找到护送部队，就再回到这儿来，”他说：“我总能想方设法让你通过的。”后来，我用上了他的许诺。
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奠定
一二九师经过近一年的发展，已奠定了冀鲁豫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一大批八路军高级著名将领，人材济济，云集于太行山与晋冀豫的抗日战场上。他们之中有：一二九师参谋长李达，政治部副主任蔡树藩，高级将领陈锡联、谢富治、陈赓、陈再道、宋任穷、段海洲、李聚奎、倪志亮、黄镇、王宏坤、王维舟、耿飚、苏精诚、许世友、王新亭、周希汉、徐立清、刘志坚、钱信忠、王近山、张南生、吴富善、王树声、赖际发、秦基伟、桂干生、张贻祥、张贤约、唐天际..以及徐海东、杨得志、黄克诚、韩先楚、刘震、崔田民、谭甫仁、韦杰、罩健、曾国华、刘贤权等。
这些一二九师和其他部队的高级将领，几乎都是久经沙场的红军将领，大部分还未到而立之年，正是英姿勃发之时。在毛泽东、党中央和八路军总部的领导下，在刘邓首长的直接指挥下，他们驰骋疆场，勇不可挡。凭着大好的年华和丰富的经验，华北的抗日战场，正是他们一展身手的大好地点。
1938 年6 月，邓小平从辽县出发，前往东北方向的冀西地区，视察冀西军分区的工作。在那里，他听取了张贻祥等人的汇报后，指示要进一步组织游击队武装和发动群众，以战胜敌人。
7 月，邓小平到达冀南抗日根据地。在那里，他在特委和部队团以上干部会上作了报告，分析了形势。他指出，蒋介石的抗战，有可能转向妥协投降，或者片面抗战与妥协投降并存的极大危险。目前，日军正忙于进攻武汉，华北敌人兵力减少，是我发展敌后游击战争的大好机会。
为了破坏敌人的运输动脉，一二九师各部在刘邓首长的统一指挥下，对平汉、正大、道清等铁路先后进行了10 次大破击和无数次小破击。在总长500 余里的铁路上，破击作战此起彼伏，广大群众踊跃参加，使日军的交通运输时续时断，修不胜修，处于半瘫痪状态。
由于一二九师的一系列有效作战，到1938 年中期，一二九师已在晋东南、冀西、冀南，不断取得成果，不断开创局面，在大片地区建立了抗日民主政权，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抗日根据地进一步巩固和发展。
1938 年12 月底，邓小平在延安参加了中国共产党第六届中央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后，返回一二九师师部。他召开军政干部会议，传达了党的六中全会决议。会议根据冀南的斗争形势，确定了依靠工农群众、依托广大乡村。坚持冀南平原游击斗争、巩固抗日民主阵地的斗争方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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