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30多年里，我国在经济建设上也发生“左”的错误，主要表现为急于求成，盲目追求过高的发展速度，结果反而是欲速则不达。在这30多年里，我国有过三次大的教训。第一次是1958年轻率地发动了“大跃进”运动和农村人民公社化运动，使得以高指标、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为主要标志的“左”的错误严重地泛滥开来。在经济发展上，搞“以钢为纲”，追求高指标，高积累，断断续续地延续了三年。结果打乱了经济运行的正常秩序，使比例关系严重失调，导致我国国民经济从1959年至1961年发生严重困难。第二次发生在“文革”期间，政治动乱是造成经济建设遭受挫折的最根本原因，但是，经济建设指导方针的失误，也是造成经济建设的效益很差和国民经济比例越来越严重失调的重要因素。主要表现在生产建设中，片面强调为战备服务，不适当地把过多的财力和物力用于国防建设和加强战备方面。同时，第四个五年计划纲要超过客观可能，提出了过高的指标，导致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挤了人民的正常消费：第三次发生在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主要表现仍然是在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存在急于求成和片面追求高速度、高指标的倾向。1978年初制订的1976年到1985年发展国民经济的十年规划，超过我国国力的可能，要求在以后的8年时间里用相当于过去28年基本建设投资的总额，新建和续建120个大型建设工程，使国民经济重大比例关系已经失调的状况更加严重。邓小平曾经对我国经济发展的这种状况作过总结概括。他说：“由于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长期急于求成，我们的经济一直存在着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加上‘文化大革命，十年破坏，以及粉碎‘四人帮’后的头两年对情况没有摸清，到三中全会前后，更发展成为财政不平衡、信贷不平衡、物资不平衡、外汇收支不平衡的局面。改变这种局面，是同三中全会纠正‘左，倾错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总方针完全一致的，是实现现代化的必要条件。”①。他深刻地揭示了我国过去在经济建设上“左”的错误的危害。他指出：“根据我们的经验，步子也不能迈得太快、太急。过去，我们搞得大急，发生了一些错误，我们叫‘左”的错误，这样，经济发展的速度反而慢了。”②他说，我们在1949年取得全国政权以后，解放了生产力。“但是解放了生产力以后，如何发展生产力，这件事做得不好。主要是太急，政策偏‘左’，结果不但
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55页。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406—407页。
生产力没有顺利发展，反而受到了阻碍。”③一方面是急于求成，犯了性急的错误，往往使我们不能冷静地分析主客观方面情况，从而违反客观世界发展的规律；另一方面是“左”倾的错误政策，破坏了正常的社会经济关系。“‘左’的结果是社会经济发展很慢。”①但是，应明确指出，邓小平主张纠正在经济建设中的急于求成的“左”倾错误，并不等于认为社会主义经济可慢慢吞吞地发展。在1979年进行国民经济调整时，他就提出：调整是为了“使得在调整过程中，特别是调整以后，能够有一个比较好的又比较快的发展速度。”②他在1980年总结建国30年的经验时指出：“总起来说，第一，不要离开现实和超越阶段采取一些“左”的办法，这样是搞不成社会主义的。我们过去就是吃“左”的亏。第二，不管你搞什么，一定要有利于发展生产力。发展生产力要讲究经济效果。只有在发展生产力的基础上才能随之逐步增加人民的收入。”他说：“经济发展对我们来说是一个新的问题，要付学费。现在我们正在摸索比较快的发展道路。”③从70年代未80年代初提出争取“比较快的发展”，到90年代初提出经济发展速度滑坡问题“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这表明经济发展速度问题，始终是党的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以后，邓小平所关注的中心问题。纠正过去“左”的错误，是纠正对经济发展速度“离开现实”的过高过快的要求和超越阶段”的“左”的政策。只有纠正这些“左”的错误才能更快更好的发展。
邓小平之所以一贯主张要争取“比较快的发展”，甚至在一定条件下提出“能发展就不要阻挡，”要争取“在今后的现代化建设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根本在于他对社会主义建设过程中经济发展速度重大意义的深刻认识。第一，邓小平是从社会主义的本质和优越性来认识经济发展速度问题的。他以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为指导，批评过去“左”的错误和“四人帮”“宁肯要穷社会主义”的谬论，提出：“不解放思想不行，甚至包括什么叫社会主义这个问题也要解放思想。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总不能叫社会主义。人民生活长期停止在很低的水平总不能叫社会主义。”①他反复强调：“马克思主义历来认为，社会主义要优于资本主义，它的生产发展速度应该高于资本主义。”“社会主义制度优于资本主义制度。这要表现在许多方面，但首先要表现在经济发展的速度和效果方面。没有这一条，再吹牛也没有用。”②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到1977年，差不多20年时间里，我国经济处于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人民生活还是贫困。邓小平尖锐地提出“我们于革命几十年，搞社会主义三十多年，截至一九七八年，工人的月平均工资只有四五十元，农村的大多数地区仍处于贫困状态。这叫什么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呢？”③所以，他从马克思关于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基本原则出发，总结我国的历史教训，得出一个十分重要的结论：“就我们国家来讲，首先是要摆脱贫穷。要摆脱贫穷，就要找出一条比较快的发展道路。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发展大慢也不是社会主义。否则社会主义有什么优越性呢？④”邓小平这些论述，从根本上彻底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主义的实质。马克思主义者之所以主张搞社会主义，是根据社会经济发展规律的客观要求，用社会主义制度代替资本主义制度以解放生产力和发展生产力，使生产力能够比在资本主义条件下以更快的速度发展，再加上消除剥削建立合理的分配制度，它能使人民更快地摆脱贫穷、走向富裕。如果社会主义仍然使经济长期处于停滞状态，人民生活长期处于贫困状态，这样的社会主义还有什么意义？所以，邓小平明确指出：这种状况，“按照社会主义的标准来要求，这是很不够的。”“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上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的水平，才能说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他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现在我们正在向这个路上走。”①为了体现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使人民能够尽快摆脱贫困走向富裕，必须以更快的速度来发展经济。
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7页。①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15页。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197页。①《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312页。②《邓小平文选》第二卷，第251页。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0—11页。
第二，邓小平是从保证经济发展战略目标的实现来关注经济发展速度的。邓小平对于到本世纪末实现翻两番的战略目标，从一开始就强调要“做到心中有数。”②这个“数”.就体现在对经济增长速度的把握上。1982年我国工农业总产值增长8％左右，大大超过原计划的4％。他就及时指出：“对这个问题，要抓紧调查研究，作出符合实际的分析。”党的十二大提出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以后，邓小平一直关注这个目标“能不能实现，会不会落实”？到1984年7月，他作判断说：我国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道路，“走了五年半，发展得不错，速度超过了预期。这样发展下去，到本世纪末翻两番的目标一定能够实现。”③他说：“我在同外国人谈话时，讲了一句大胆的话：现在看翻两番肯定能够实现。这个话，我过去是不敢讲的，只是讲翻两番有可能实现，但是要花很大的力气。”为什么这时敢讲“肯定能够实现”呢？主要是根据“六五”计划前三年的经济增长速度已接近8％，超过原预计前十年平均增长6.5％的速度。在党的十二届三中全会通过《关于经济体制改革的决定》以后，他认为：“如果按照决定所制定的方针走下去，我国的经济发展速度可以加快。”④因此，他对实现本世纪的战略目标满怀信心。邓小平正是从实现战略目标出发，经常提醒注意解决影响经济发展速度的问题。例如，1986年6月，他在听取经济情况汇报时，提出要注意解决粮食增长缓慢、外汇短缺、政治体制改革这三个问题，认为如果解决得不好，将会影响我们的经济发展速度，拖经济发展的后腿。在1988年9月，在进行治理整顿时，他又说：“我赞成边改革、边治理环境整顿秩序。”“但是，治理通货膨胀、价格上涨，无论如何不能损害我们的改革开放政策，不能使经济萎缩，要保持适当的发展速度。”①在1989年6月，当时的政治风波平息以后，对几位中央负责同志谈话中谈到“第三代领导集体的当务之急”时，强调要抓的第一件工作就是“经济不能滑坡。凡是能够积极争取的发展速度还是要积极争取”。1990年3月，又提出：“经济能不能避免滑坡，翻两番能不能实现”，是长期“使我们真正睡不着觉”的大问题。②从这些论述可能看出，邓小平始终把经济发展速度作为保证实现战略目标的一个关键问题来抓。
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55页。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25页。②《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26页，66页，95页。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26页，66页，95页。④《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4—26页，66页，95页。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277、355页。
第三，邓小平是着眼于国际经济的比较和竞争来强调经济发展速度的。邓小平认为和平和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他主张放眼世界，从人类发展的高度来认识发展问题。他认为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也离不开中国。人们谈论“亚洲太平洋世纪”，没有中国的发展是形不成的。我们一方面要看到加快发展，对人类作更大的贡献是我们的责任。另一方面，又要从世界的发展，看到对我国加快发展的压力。他指出：“现在的世界，人类进步一日千里，科学技术方面更是这样，落后一年，赶都难赶上。所以，必须解决效率问题。”③他不仅强调我们要对与发达国家经济技术上的巨大差距有紧迫感，而且也要非常重视我国与周边发展中国家经济发展的比较和竞争。他说：“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过去我们比上不足、比下有余，现在比下也有问题了。东南亚一些国家兴致很高，有可能走到我们前面。我们也在发展，但与他们比较起来，我们人口多，世界市场被别的国家占去了，我们面临着这么一个压力，算做友好的压力吧！”因此，他认为我国经济发展如果长期保持4％、5％的速度，“在世界上特别是同东亚、东南亚国家和地区比，也叫滑坡了。”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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