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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系列合集

三、对毛泽东经济发展波浪式前进思想的理论创新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研究矛盾的特殊性时,就曾指出:主要矛盾和非主要矛盾以及矛盾的主要方面和非主要方面,“这两种矛盾情况的差别性或特殊性,都是矛盾力量的不平衡性。世界上没有绝对地平衡发展的东西,我们必须反对平衡论,或均衡论”。在研究矛盾诸方面的同一性和斗争性时,他又进一步提出矛盾诸方面的统一、平衡等是事物处在量变状态中显现的面貌,而统一体的分解。平衡状态的破坏,都是事物质变状态中所显现的面貌。他强调“对立的统一是有条件的、暂时的、相对的,而对立的互相排除的斗争则是绝对的”。1956年11月15日,他在党的八届二中全会上指出,我们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平衡,矛盾,斗争,发展,是绝对的,而平衡,静止,是相对的。所谓相对,就是暂时的,有条件的。这样来看我们的经济问题,究竟是进,还是退?我们应当告诉干部,告诉广大群众:有进有退,主要的还是进,但不是直线前进,而是波浪式地前进。提出我们的各级党委,各部,各级政府,是促进呢?还是促退呢?强调:根本还是促进的。

  1958年1月11日至22日,毛泽东在南宁会议讲了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毛泽东在南宁会议的结论提纲里曾作这样的概括:“不平衡——平衡——再一个不平衡——再一个平衡,以至无穷,这就是规律”。他在《工作方法六十条》里还写到“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从不平衡到平衡,又从平衡到不平衡,循环不已,永远如此,但是每一个循环都进到高的一级,不平衡是经常的、绝对的;平衡是暂时、相对的”。经过1958年的“大跃进”以后,1959年4月5日,毛泽东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上结合“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又从工作方法的高度作了长篇讲话,其中提出了“波浪式”问题。①

  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377页。①簿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第648—649页,832页。

  他从哲学的高度说明:凡是运动就是波浪式前进,这是运动发展的规律,是客观存在,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他主张1960年经济增长指标稍微再低一些,1961年再来一个大跃进。他说:“在社会主义建设中要懂得波浪式前进。不能天天搞高潮,我不反对波浪式前进,反对反冒进”。1959年12月至1960年2月,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过程中,又谈到:在社会主义制度下技术发展有平衡,也有不平衡。技术的发展是这样,经济的发展也是这样,教科书没有接触到社会主义生产发展的波浪式前进。说社会主义经济的发展一点波浪也没有,这是不可能设想的,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直线的,而是螺旋式地上升,也就是波浪式发展。从上面这些论述,我们可以看到,毛泽东作为一个唯物辩证法的大师,他已经从正确分析事物发展中的平衡和不平衡的关系,得出“不平衡是普遍的客观规律”的结论,并运用这个观点来研究我国和苏联等国家的社会主义经济发展,得出社会主义生产发展是波浪式前进的规律性的认识。但是,毛泽东在从哲学高度正确地揭示了社会主义生产波浪式地前进的规律的同时,在经济实践中运用这一规律时则是为其批评反冒进和发动大跃进这些错误决策服务的。1958年运用这规律来批评反冒进,只强调发展不平衡是绝对的,而把主张平衡,反对实际存在的冒进,视为右倾保守,这实际上就改变了党的八大提出的在综合平衡中稳定前进的经济建设方针,把它说成是右倾保守,压制群众积极性,为组织大跃进开辟道路。1959年以后提出“波浪式地前进”规律是大跃进中开始感到指标过高,意识到大跃进“不能天天搞高潮”,但主张降低速度后,过一年来一次“大跃进”。两次谈话都有一个共同特点,通过“波浪式地前进”,“不平衡发展”来为“大跃进”提供理论根据,而忽视国民经济按比例发展规律所要求的综合平衡。同时,对“不平衡发展”的理解也存在简单化绝对化趋向,反对反冒进,实际上把“冒进”等同于不平衡发展。这实际上是经济建设中的急躁冒进、急于求成的思想。结果造成,“第一个五年计划以后长期急于求成,我们的经济一直存在着比例严重失调的问题。”正如后来邓小平所说的:“大跃进是不正确的”。“完全违背客观规律,企图一下子把经济搞上去。主观愿望违背客观规律,肯定要受损失”。邓小平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不久,曾经提出:“怎样做到既要搞得快点,又要不重犯1958年的错误,这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应当说邓小平提出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的这种“波浪式地前进”的思想,正是对这个问题的回答。

  问题在于“不平衡——平衡——新的不平衡——新的平衡..”这个规律在经济建设中的运用时,“不平衡”发展,或者说飞跃、跃进,它本身是否应该有个“度”的问题,不平衡是绝对的,是不是任何程度的跃进都是正确的,不存在着发展中超过客观的“度”——冒进的问题。毛泽东当时反对反冒进,把反冒进等同于反对“不平衡发展”,结果导致1958年的高指标、浮夸虚报风,“放卫星”。同时,根本忽视国民经济发展中需要的相对平衡,使国民经济的比例关系严重破坏,最后导致灾难性的经济困难。

  邓小平提出的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思想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继承主要体现在从认识问题的世界观方法论上,坚持唯物辩证法,肯定经济发展波浪式地前进的规律,认为经济发展是“飞跃——治理或调整——再飞跃”,也就是一个从不平衡到平衡到新的不平衡的过程。发展,主要体现他纠正了毛泽东简单地用哲学规律来回答和解决经济问题,忽视研究经济发展规律和经济建设中急于求成的“左”的偏向。第一,他主张的不平

  衡发展、飞跃,不是脱离经济发展客观条件和经济规律的“大跃进”,而是强调“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还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具体体现在发展目标和部署上都同“大跃进”有本质区别。第二,他主张的飞跃,上台阶,并不忽视平衡发展的要求,而是主张发展一段后,就应当“发现问题及时加以治理”,尔后继续前进;而且强调这种治理、调整,应当是“自觉的,清醒的调整”,而不是在飞跃时不顾比例协调,待到导致经济严重困难时才来进行被动的被迫的调整。第三,他主张的飞跃、上台阶在方法上强调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采取一系列切实可行的政策措施,而不是1958年“大跃进”式的违背客观规律的蛮干。第四,两种不同的“波浪式前进”、“不平衡发展”,在实践上导致完全不同的结果。正如邓小平所说,1984—1988年“那五年的加速发展,也可以称作一种飞跃,但与‘大跃进,不同,没有伤害整个发展的机体、机制”。它不仅为我国经济发展的新飞跃奠定了更强大的基础,同时,也为我国今后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新台阶提供了新鲜经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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