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在抗日战争时期，邓小平在领导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斗争中一再强调：党在敌占区游击战争的主要任务，是保护人民利益，凡是能够保护人民利益的事，应努力赴之。凡是于人民有利的事，无不尽力提倡之。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夕，邓小平在总结建国以来特别是1958年到1978年这20年忽视发展生产力的经验教训时说：“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②江泽民在学习《邓小平文选》第三卷报告会上的讲话中说：邓小平同志“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邓小平理论中的人民性主要植根于中国共产党的性质和宗旨，同时与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民为邦本，本固邦宁”、“天闻民所闻，天视民所视”的思想也有一定关系。邓小平的经济发展思想突出地体现出这个特色。
富民思想是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中人民性的重要体现。邓小平在批判“四人帮”搞的“宁要穷的社会主义，不要富的资本主义”的谬论时指出，贫困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就是要消灭贫穷，实现共同富裕。他提出的社会主义的本质、“三步走”的发展战略、“三个有利于”的标准，都以逐步发展生产力，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作为基本目标。富民思想也是邓小平制定一系列经济发展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比如，他反复强调我国必须走社会主义道路，“道理很简单，中国十亿人口，现在还处于落后状态，如果走资本主义道路，可能在某些局部地区少数人更快地富起来，形成一个新的资产阶级，产生一批百万富翁，但顶多也不会达到人口的1％，而大量的人仍然摆脱不了贫穷，甚至连温饱问题都不可能解决。只有社会主义制度才能从根本上解决摆脱贫穷的问题。”又如，我国的改革和开放首先从农村开始的，“为什么要从农村开始呢？因为农村人口占我国人口的80％，农村不稳定，整个政治局势就不稳定，农民没有摆脱贫困，就是我国没有摆脱贫困”。
邓小平经济发展思想的人民性，还表现在他特别尊重人民群众的首创精神，并把这些创造总结提高，形成政策加以推广。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推行，乡镇企业的崛起，经济特区的试验，各种企业承包制的创新，商品经济和市场经济的推进等等，都是邓小平热情鼓励群众的创造并加以肯定推广的结果。正如他自己所说：“改革开放中许许多多的东西，都是由群众在实践中提出来的”，“我的功劳是把这些新鲜事物概括起来，加以提倡。”①
在领导我国现代化建设过程中，邓小平深信“凡是符合最大多数人的根本利益，受到广大人民拥护的事情，不论前进的道路上还有多少困难，一定会成功。”②因此，他坚定不移地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对此毫不动摇。他指出：“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谁要改变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老百姓不答应，谁就会被打倒。”③“我们的政策不会变，谁也变不了。因为这些政策见效，对头，人民拥护。”④
②③《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第128页。①《伟大的实践，光辉的篇章》，载《人民日报》1992年12月2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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