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邓小平系列合集

邓小平和中国的可持续发展战略

  李敬德

  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的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通过了对未来世界人口、环境与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21世纪议程》。

  中国政府为履行自己的政治承诺,于同年7月,组织52个部门、机构和社会团体,根据《21世纪议程》的要求,着手编制《中国21世纪议程——中国21世纪人口、环境与发展白皮书》(以下简称《议程》)。《议程》从我国具体国情和人口、环境与发展的总体联系出发,提出了人口、经济、社会、资源和环境相互协调,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对策和行动方案。1994年3月25日,国务院第16次常务会议讨论通过了《议程》,并决定将《议程》作为各级政府制订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的指导性文件。

  人口和环境问题是一个国家经济和社会持续发展战略的重要组成部分。解决人口和环境问题有利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而只有实现了国民经济和社会的长期稳定发展,才能从根本上解决人口和环境问题。本文试以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为指导,结合学习《议程》第1章和第2章,谈谈中国的可持续发展的总体战略。

  一、攀登三座高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

  把我国建设成为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这是中国共产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所规定的奋斗目标。这个集中反映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的奋斗目标,作为祖国富强、民族振兴和人民幸福的标志,就是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总的战略目标。

  为了选择和确定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目标,党和人民经历了半个多世纪的艰难曲折的探索历程。1945年,在抗日战争即将取得最后胜利的时候,毛泽东指出,我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之后,党要领导全国人民,将中国建设成为独立、自由、民主、统一和富强的新国家。全国解放以后,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开幕词中指出,要准备在几个五年计划之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明程度的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后,1957年2月,毛泽东提出,要“将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工业、现代农业和现代科学文化的社会主义国家”。1959年,毛泽东提出,建设社会主义,原来要求是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科学文化现代化,现在要加上国防现代化。1964年,周恩来在三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上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正式提出要在一个不太长的时间内,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遗憾的是,由于我们党在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错误,致使我们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没有能够集中力量发展经济,延缓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进程。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通过总结正反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更深刻地认识和掌握了社会主义建设的客观规律。邓小平提出,我们要在建设高度物质文明的同时,提高全民族的科学文化水平,发展高尚的丰富多彩的文化生活,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我们要在大幅度提高社会生产力的同时,改革和完善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和政治制度,发展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他强调指出,振兴中华民族,加快发展经济,

  是民族的要求,人民的要求,时代的要求。社会主义的目的就是要使全国人民共同富裕,不是两极分化。要特别注意建设社会主义物质文明,与此同时,还要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他还说,我们的国内政策,最重大的有两条,一条是政治上发展民主,一条是经济上进行改革,同时相应地进行社会其他领域的改革。政治体制改革的目标,是要创造比资本主义国家的民主更高更切实的民主。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我党明确地提出了建设“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战略目标。这个战略目标,我们可以把它比喻为攀登高度物质文明、高度精神文明和高度民主这三座高峰。实现这样的战略目标,不是轻而易举的。正如有的同志所说,攀登这样的三座高峰,没有空中索道,可以稳坐缆索悠然而上;也没有盘山公路,可以乘着汽车盘旋而达;也没有一级一级的台阶,可以举足拾级而登。从“一穷二白”的山脚登上三座高峰的道路,需要我们去探索,去开拓。然而,唯其如此,才需要中国共产党人和全国各族人民一道,进行长期的坚韧不拔的奋斗;唯其如此,我们行将建设起来的富强、民主、文明的社会主义,才具有更鲜明的中国特色,具有更强大的历史活力和蓬勃生机。

  二、分三步走——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步骤

  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步骤问题上,邓小平和我们党提出基本实现现代化三步走:第一步,从1980年到1989年,国民生产总值翻一番,人民生活解决温饱问题;第二步,从1990年到2000年以前,国民生产总值在1989年的基础上再翻一番,人民生活达到小康水平;第三步,从2000年到下世纪中叶,在2000年的基础上,国民生产总值再翻一番,使我国进入中等发达国家的行列。

  这个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是在总结长期历史经验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它反映了邓小平和我们党对社会主义建设客观规律的科学认识和正确把握,特别是对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长期性、艰巨性和复杂性认识的深化和提高。邓小平说,社会主义时期我们的失误主要来自“左”的方面,而“左”的事情从1957年就开始了。1958年的“大跃进”和人民公社运动,完全违背客观实际情况,头脑发热,想超高速发展。从1957年下半年开始,直到1976年,差不多整整20年。“左”的极端是“文化大革命”。同时,他指出,在那些年代,我们的国民经济处在“缓慢发展和停滞状态”,而这时世界科技革命却在蓬勃发展,这使我们同世界的差距进一步拉大了。邓小平和我们党确定的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正是汲取了上述两个方面的历史经验,真正做到了既充分反映全国各族人民要求摆脱贫穷和落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又从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国情出发,积极而又稳妥地推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1979年12月,邓小平在与大平正芳的谈话中,对整个现代化的蓝图作了初步设想。他说:四个现代化这个目标,开始是毛主席、周总理在世的时候确定的。我们要实现的四个现代化,是中国式的四个现代化,到本世纪末,争取国民平均收入(人均国民生产总值)达到1千美金,算个小康水平。1982年9月,党的十二大把邓小平提出的小康目标,确定为我国到本世纪末的奋斗目标。以后,邓小平进一步构思中国21世纪的发展战略,逐步形成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和目标。1987年10月,党的十三大正式确定了我国经济建设分三步走的战略部署。

  同基本实现现代化分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和目标相联系,邓小平提出“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的思想和主张。他联系我国这些年的实践经验和国际经验,分析我国经济“台阶式”发展的必要性和可能性。他说:“从我们自己这些年的经验来看,经济发展隔几年上一个台阶,是能够办得到的。”[1]他又说:“从国际经验来看,一些国家在发展过程中,都曾经有过高速发展时期,或若干高速发展阶段。日本、南朝鲜、东南亚一些国家和地区,就是如此。”[2]他强调指出,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不是鼓励不切实际的高速度,而是要扎扎实实,讲求效益,稳步协调地发展。但速度太低了也不行。低速度就等于停步,甚至等于后退。发展太慢也不是社会主义。我国的经济发展能不能保持适当的、较高的速度,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邓小平认为经济“台阶式”发展,符合事物波浪式前进的规律。

  为了实现三步走的战略步骤和目标,邓小平提出了先富带动共富的重大战略方针。他说,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来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党的十四大根据邓小平提出的这一观点,明确指出,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同步富裕又是不可能的,必须允许和鼓励一部分地区一部分人先富裕起来,以带动越来越多的地区和人们逐步达到共同富裕。

  三、走好三全(全面建设、全面改革、全面开放)道路——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基本途径和条件

  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同时进行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走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任何一个社会形态,都是一定的经济、政治和思想文化的统一体。社会主义社会也不例外。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就包括经济建设、政治建设和思想文化建设这三个方面。在经济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物质文明,在政治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民主和完备的社会主义法制,在思想文化上建设高度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构成了我们党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完整纲领。这三个方面,经济建设是中心,三者紧密联系,相互依存,缺一不可。如果缺少其中的任何一个方面,社会主义社会就不完备,也不可能得到充分的发展。只有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物质文明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一起抓,同时加强民主法制建设,才能建设全面发展的社会主义,才能保证经济的持续发展和社会的全面进步。

  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同时进行政治体制和其他社会体制的改革,走全面改革的道路。毛泽东曾指出,社会主义制度确立以后,生产关系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之间存在着又相适应又相矛盾的情况;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可以经过社会主义制度本身不断地得到解决。在新的历史时期,邓小平领导我们党极大地深化了对社会主义社会基本矛盾运动规律的认识,并且找到了解决这种矛盾的正确途径和方法,这就是实行改革开放。邓小平深刻地指出,改革是中国的第二次革命,改革是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必由之路,改革是社会主义制度的自我完善和发展。可以说,坚持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发展命运的大政策。全面改革是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基本途径和必要条件。坚持以经济体制改革为重点,同时进行其他社会体制的改革,通过这种全面改革,逐步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的经济制度、政治制度、思想文化制度和社会生活制度,就一定能够创造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

  坚持以三沿(沿海、沿江、沿边)、四引(引进资金、技术、信息、人才)为重点,走全方位的对外开放道路。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邓小平分析了和平与发展成为当今时代主题的新形势,分析了中国同世界所有国家发展关系的必要性和可能性,提出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的科学思想,把实行对外开放作为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战略方针,作为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必要条件。他总结了中国长期停滞落后的一个重要原因,指出:“现在任何国家要发达起来,闭关自守都不可能。我们吃过这个苦头,我们的老祖宗吃过这个苦头。”[3]“长期闭关自守,把中国搞得贫穷落后,愚昧无知。”

  [4]“根据中国的经验,把自己孤立于世界之外是不利的。”[5]我国的对外开放,是全面的开放。所谓全面开放,一是指要面向全世界,对所有国家开放;二是指在经济、政治、科学、技术、文化各个领域,有分析、有鉴别地吸收国外一切有利于社会主义全面发展的东西。在邓小平的倡导和支持下,我国对外开放领域不断扩大,已初步形成经济特区——沿海开放城市——沿海经济开放区——沿江、沿边到内地省会城市这样一个多层次、多渠道、全方位开放的格局。党的十四大强调,实行对外开放是改革和建设必不可少的,应当吸收和利用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所创造的一切先进文明成果来发展社会主义,封闭只能导致落后。《中国21世纪议程》明确提出,中国政府把推进可持续发展的国际合作作为中国改革开放的重要组成部分。实践证明,在当今时代,一切国家,只有坚持对外开放,才能求得生存和发展;我国只有坚持全面开放,才能全面搞活经济、政治、思想、文化,从而建设全面发展的、对外开放的、充满生机与活力的社会主义。

  四、坚持三个基本(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基本政策)——实现中国可持续发展的政治保证

  党的基本理论,就是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理论。这个理论,是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基本原理同当代中国实际和时代特征相结合的最新成果,是对毛泽东思想的继承和发展。它科学地回答了中国这样的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如何建设、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一系列基本问题,是当代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它以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为理论基石,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论、社会主义改革论、社会主义本质论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论为理论支柱,以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为根本出发点,以实行改革开放为鲜明的时代特点,以坚持独立自主地发展中国为立足点。它是指引中国沿着社会主义道路前进的伟大旗帜。只有坚持党的基本理论不动摇,才能做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不动摇。

  党的基本路线,就是以党的基本理论为指导的,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为核心内容的基本路线。它明确地规定了党在我国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奋斗目标和实现目标的途径、条件,是党在我国现阶段的政治主张和根本任务的集中体现,是事关全党工作、全国改革和建设事业发展全局的战略规定,是党正确地实施政治领导的基本形式和重要保证,是党的政治纲领和政治路线。实现中国的可持续发展,必须毫不动摇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

  党的基本政策,就是直接体现党的基本理论和基本路线内容和要求的一系列带根本性、全局性的方针政策。这些大政策,已通过法定程序,成为国家的大政方针,即基本国策。例如: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促进和保证国民经济的持续、快速、协调发展;实行改革开放;坚持“两手抓”,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坚持以公有制为主体、多种经济成分共同发展;坚持以按劳分配为主体、多种分配方式并存;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优先发展科技和教育;尊重知识,尊重人才;实行民族区域自治,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实行宗教信仰自由;坚持自力更生,艰苦创业;坚持“一国两制”,实现祖国和平统一;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实行计划生育,控制人口增长;搞好环境保护,维护生态平衡;等等。

  我们坚信,只要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坚持党的基本理论、基本路线和基本政策不动摇,我们国家就一定能够做到坚持走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不动摇,并且能够正确地处理改革、发展和稳定的关系,把握好改革的力度、发展的速度和稳定的程度,一定能够保证我国国民经济和社会的长期持续发展。

  (作者是中共北京市委党校科学社会主义教研室主任、教授)

  注释:

  [1]《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6页。[2]《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7页。[3][4]《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90页。[5]《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20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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