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沈晖:苏雪林与陈独秀的两面之缘

  沈晖   摘自《新文学史料》2001年第4期

  “五四”新文学时期著名女作家苏雪林与新文化的三位领袖人物李大钊、胡适、陈独秀都有交往。前二位因曾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今北师大前身)任教,苏雪林1919年考入该校,亲列李大钊、胡适门墙受教二载,执师长之礼而敬之。唯与安徽同乡陈独秀仅有两面之缘,从1917年在安庆闻其大名,到1937年在武昌与汉口两度谋面,时间相隔20年,此中还经历了由“憎恨”到钦佩的戏剧性变化。

  苏雪林晚年在所著的回忆录《浮生九四》中说:“第一次听到陈独秀的名字是在安庆,那时我在省立第一女子师范附小做教员。”苏雪林1914年至1917年就读安庆省立第一女师,因成绩优异,毕业后遂留附小任教。附属小学新办之初,执教者多为留校不久的年轻人,为提升国文水准,自发组织了一个国文进修班,约请女师国文教员陈慎登先生授课。这位陈先生国学根柢闻名遐迩,尤擅词章,对儒家经典孔孟之学至为崇拜,是位热心卫护国粹的传统文人。一次他在课堂上气急败坏地对进修班的小老师们说:现在出了一种杂志名《新青年》,是你们贵同乡怀宁(县)的陈独秀所编,该杂志诋毁孔孟,反对纲常,散布邪说,蛊惑人心,实为世道人伦之忧,任其鼓吹,必酿神州陆沉之祸!说到激动处,脸色由青转白,胡须抖动,声音嘶哑,一口气弊不过来,老先生竟然晕倒在讲台上。吓得年轻的女教师手足无措,慌忙扶起,紧捏人中救助。苏雪林平素对陈先生最为敬重,崇拜他满腹经纶出口成章的倚马之才,看到心中的偶像如此忧愤,这般痛苦,一颗单纯爱师之心油然而生,恨师之所恨,对鼓吹“异端邪说”的陈独秀竟莫名地“憎恶和仇恨”起来。课后大家议论联名写信寄陈独秀,抗议他的谬论;怀宁籍同学还主张召开同乡会,开除陈独秀的乡籍。苏雪林自幼就尚武而颇带几分顽皮,认为这两种都不是好办法,顶好带柄手枪上北京找到陈独秀,叫他吃一颗子弹,什么问题都解决了。当她把这话说给同学听时,大家拍掌称好,提议组织除奸团,用抽签的方法,选出暗杀陈独秀的英雄和保卫中国文化的烈士,虽杀人不免要偿命,惟替中国除了大害,牺牲一命不值得吗?1997年春天,我赴台拜访苏先生,谈起这件往事,她仍记忆如新:“说起来真是可笑,我们那时单纯热情,容易冲动,其实当时并不知道陈独秀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对他所编的《新青年》也一字未见。”

  苏雪林自幼就与那个时代一般女孩迥异,或许她的禀性遗传了她的远祖苏东坡(她是“苏辙”的后裔)灵动不羁的基因,为人处事,善于得问。陈慎登先生骂陈独秀的激烈情绪引起了她的好奇心,她就想方设法从一位女师同学家里借到几本《新青年》和《星期周刊》。阅读后知道《新青年》揭橥两大宗旨,一为科学(Science),一为民主(Democrcy),科学的精神是求真、求是,民主的精髓是平等、自由,《新青年》高扬科学与民主的大,公然反对孔夫子,那时她尚未感以为然,但该杂志列举孔教之弊及危害,倒颇惬其心。她想到慈母一生受封建恶婆婆无理压制之苦,54岁盛年就因操劳郁闷,染疾而逝;自己处在男尊女卑的封建大家庭中,为争取读书的权利,闹到几近自杀的地步;更亲眼所见故乡一位童养媳被恶姑迫害致死的悲剧命运。这血泪斑斑的旧礼教戕害人性的事实,使她的心一下子与《新青年》贴近,感情随之也在不知不觉中发生了变化。这种变化在她离开封闭固陋的江城安庆,1919年秋升学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后愈加显明。此时“五四”的怒潮刚过去数月,一种大蜕变后新生命活跃蓬勃的气象,弥漫于渊渊如海的古都。置身于知识精英荟萃的高等学府,思想活跃、言论自由的氛围中,一种无形的向心力鼓荡着她,身不由己地去追逐时代的大潮。课堂上聆听新文化大师胡适、李大钊的宏论,课后阅读《每周评论》、《新潮》等刊物,潜移默化中,她觉得陈独秀的主张并不算怎样过激,“数千年的积弊,没有这样雷霆万钧之力,能轰得开吗?”“像我们这样腐败落后的中国,不革命是断无生机的”(以上均见苏雪林回忆录《浮生九四》)。渐渐地由当初在安庆“憎恨”陈独秀,到心仪钦佩这位革命的斗士,并翘盼能有机缘聆听其演讲,更欲一睹其丰仪,无奈陈独秀当时已辞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文学院长),离京漫游去鼓吹革命,而无缘识见。

  1937年抗战爆发,武汉一时成了抗战的中心。苏雪林此时在武汉大学文学院执教。是年秋,武汉大学学生会邀请出狱不久的陈独秀来武昌珞珈山演讲,她才有机会认识陈独秀。在《我认识陈独秀的前前后后》一文中,有生动的描绘:

  “我想‘认识’陈氏为时已久,现在不可放过这样一个机会,所以我决定前去参加,目标不在听他的谠论,而是要看看他究竟是什么样一个人。

  “他那时大概有五十几岁,身上穿了一件起皱的蓝布大褂,脚曳一双积满灰尘的布鞋,服装非常平民化,人颇清瘦,头发灰秃,一脸风尘之色。但他那双眼睛的确与众不同,开阖间,精光四射,透露‘刚强’、‘孤傲’、‘坚决’、‘自信’,这正是一个典型的思想革命家的仪表。却也像金圣叹批评林冲:是说得到,做得彻,令人可佩,也令人可怕的善能斫伤天地元气的人物。”

  苏雪林先生文字有夺人共鸣的魔力,她以近乎白描的手法,为我们勾画出陈独秀的丰神,给读者留下如见其人,如闻其声的强烈印象;字里行间流露出她对革命家陈独秀的感佩与钦敬。

  陈氏那天的演讲非常成功,颇具号召力和鼓动力。他演讲的题目是《动员民众》。他虽然刚从南京监狱释放不久,却毫无惧色,措词尖锐直露,矛头直指国民党决策失误,不知动员民众之道。他说:“我们要想抗战,打败日寇,必须全民动员,所谓全民动员,便是争取民众合作,想老百姓与你合作,就要绝对信任他们;要使民众蜂拥起来,热心抗战,做到政府征兵一万,报名的有二万。他指摘当局者不知动员全民抗战,致有淞沪失败,南京撤守……滔滔不绝,若天河泻水,毕现一位政治家演讲才华。三个钟点的演讲,博得六百个座位的礼堂里,三千只手雷鸣般的鼓掌。

  这是苏雪林第一次目睹同乡的丰采——受四年牢狱之苦,为革命牺牲两位爱子(陈延年、陈乔年)忠贞爱国的政治家陈独秀的印象。

  第二次再见陈独秀是半年后——1938年4月,这次是专程拜访。

  1938年春,陈独秀携夫人潘兰珍在鄂小住,居汉口一位同乡家。此时华中战事日紧,武汉大学正分批西迁蜀之乐山,在等船赴川的某日,苏雪林请她的学生(陈独秀的亲戚)引荐,专程由武昌过江到汉口拜访陈独秀。据苏雪林回忆,那天座中访客甚多,皆为陈氏故旧亲朋前来看望他,劝慰他在鄂勾留一段日子,好好调养身体(按:陈氏性格刚毅执著,注重操守,多年奋斗奔波,疾病缠身,四次被捕入狱,精神肉体备受折磨,患有高血压及肠溃疡痼疾,虽值壮年,却已显出老态)。直到访客陆续离去,苏雪林才与陈独秀说上话。她以乡晚拜乡前贤之礼敬他,并说已在武大听过他的演讲,心中感佩。陈独秀说,我曾在一些文艺刊物上读过你的作品,你的《唐诗概论》和《李义山恋爱事迹考》见解独到,多发前人未发之论,足见很下一番功夫。听到苏言不久将随校入川,他也说拟到重庆,或许能在渝碰面。苏雪林于1938年5月离鄂随校迁至四川乐山,入川后竟滞留8年。陈独秀在鄂居停一段日子,1938年6月底偕妻乘船离开武汉,7月初到达山城重庆。由于山城酷热,每日仿佛置身于蒸笼之中,罹患高血压症的陈独秀时感头昏胸闷,便迁居四川江津,在那里度过了他一生中的最后4年。由于战时四川频遭日本飞机轰炸,交通也不甚方便,乐山与江津相距甚远,苏雪林与陈独秀在四川竟未能有机缘再谋面,武汉分袂竟是永诀。

  苏雪林虽然只与陈独秀有过短暂的两次见面,但对其学问、操守与为人却至为钦敬,晚年她在所著的回忆录中,这样评陈独秀:

  “他是新文化的元勋,是热心革命的志士,道德情操高洁的君子人,他的趋向共产主义,纯出于救国救民的伟大抱负。为此,家中薄产因此累尽,两个儿子,因此牺牲,本身也被捕下狱,直到对日抗战发生始能恢复自由。入川后,不受友好一文钱的津贴,以写文章换稿费为活”(《浮生九四——雪林回忆录》)。

  “民国31年5月27日,陈氏病逝江津白沙鹤山坪寓所。临终,嘱咐他的太太,‘决不可拿我遗体卖钱’,他的太太乃南洋烟草公司的一名女工,果能行其遗志,各方人士寄来赙仪,一一璧还,分文不留。葬夫后,即入工厂再做工以糊口,亦一奇女子也”(《我认识陈独秀的前前后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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