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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仕原:章士钊与陈独秀晚年的友谊

  岁寒然后知松柏

  ——章士钊与陈独秀晚年的友谊

  丁仕原

  陈独秀和章士钊都是近代著名人物,两人曾是好友,也曾产生过龃龉。抗战时期,他们先后来到陪都重庆,过上了颠沛流离、寄人篱下的生活。正是在这里,继南京陈独秀被捕后,章士钊主动担当陈独秀的义务律师,又开始了新的诗文唱和。只是由于陈独秀1942年过早病逝于江津,他们这一段交往的时间并不长,留下的诗文也不太多。但从保留下的诗文中,我们仍可以看出当时生活的艰辛与文人之间友情的珍贵,更可从中窥视中国知识分子乃至中华民族的宝贵品德。

  (一)

  1937年8月陈独秀从南京出狱后,经武汉,于1938年7月到达重庆。为生活所迫,不久迁往江津县城。翌年5月又由江津县城搬往离城很远的偏僻山村鹤山坪杨宅居住。章士钊则是摆脱了昔日的朋友当时的汉奸们的纠缠后,于1938年2月由香港来到重庆的,并在到达重庆不久后被选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开始山城的生活。当他得知陈独秀到鹤山坪居住后,很快写下了《怀独秀鹤山坪》:

  幽人忘老住江隈,门对飞仙洞口开。

  狮子风翻千里吼,鹤见云送近山来。

  清荷接眼浑生爱,恶竹横胸定欲裁。

  气类试看潘正叔,衰年异地莫轻哀。

  章士钊的朋友,也是《孤桐诗稿》的保存者李根源在这首诗的后面注解为:“先生与陈独秀文旧笃,故赠诗颇多。鹤山坪在江津县,距飞仙洞甚近。正叔谓潘赞化。”〔1〕

  潘赞化,安徽桐城人,曾与陈独秀共同组织爱国学社,辛亥革命后担任过芜湖海关监督。著名画家潘玉良就是他的小妾。他也是章士钊、陈独秀二人的朋友,当时在江津国立第九中学做总务主任,陈独秀的小儿子松年也在他手下工作。他喜爱诗文,写过不少诗词,经常造访陈独秀府。章士钊正是通过他不时了解到陈独秀当时状况的。在这首诗的上半首中,具体写了陈居住的环境:江边,面对飞仙洞;风大,仿佛看到鹤在云中翱翔,不乏刚毅坚强的精神。下半首则以潘赞化勇于面对现实,在抗战艰苦条件下尽心作力所能及的工作精神,安慰并鼓舞老友不要悲哀。

  当潘赞化又写了《访仲子鹤山坪》诗后,章士钊马上赋诗一首《和赞化访仲子鹤山坪依韵》:

  江津已是楚人隈,百里乡音狎往来。

  犹向林丘寻旧雨,各禁云鹤试诗才。

  布衣卅载欣无恙,大驽千钧孰为开?

  知我向平情未了,愿隳门弟自相媒。〔2〕

  诗中写出了想到江津访问旧友共述友谊的心情,以及相交三十年欣喜无大病的相互安慰。“大驽千钧孰为开”原注是说潘赞化多力。潘曾在日本振武学校学习军事,并帮助柏文蔚改组杂牌军,是一个孔武之人。最后一联则是对潘而言。向平,东汉时人,隐居不仕,子女婚嫁完毕即断绝家务,遨游五岳名山,后来不知所终。所以俗称子女的婚嫁为向平之情。当时章士钊的长子章可年已不小,但婚姻一直没有解决。“向平情未了”就指此。潘爱章可之才,多次为之作媒,但终没有如愿。

  章士钊的这些诗,陈独秀都读过。追往忆今,感慨万千,他对朋友们的友情非常重视与感激。不久,他写了《简孤桐》诗一首:

  竟夜惊秋雨,山居忆故人。

  干戈兮满地,何处着孤身。

  久病心初静,论交老更肫。

  与君共明月,起坐待朝暾。〔3〕

  陈独秀的这首诗在怀念友人的同时,又写出了在战乱中无处安身的痛苦。贫病交加是当时陈独秀真实生活的写照。包惠僧在回忆录中说:“他们院里堆了一大堆土豆,是陈独秀和潘女士种的。他们用的家具是些破桌子破椅子,生活很苦。”〔4〕但作者并不悲哀,而是更加珍惜友情。“与君共明月,起坐看朝暾”,表达了多少的无奈与期望。

  收到陈独秀的这首诗后,章士钊很快写了《答独秀》的诗:

  仲子绝豪望,独居鹤山坪。

  闻看岭头云,偶作寄友诗。

  世局未可闻,病久却相宜。

  总持静者心,收摄一切奇。

  往事在俄顷,后事吾岂知!

  还讯山中人,尔鹤吐何词?〔5〕

  与陈独秀相比,章士钊当时处境要好许多。他住在上清寺军事委员会的招待所里,受到贵宾般的招待。虽然无所事事,但生活有保障,并得以与国民党上层多有联系。但他毕竟是一个无党无派的人,对时局的发展并不了解,因此这才有诗中劝陈独秀“世局未可闻,病久却相宜。总持静者心,收摄一切奇”,以及不知今后战事怎样发展的反问。

  (二)

  写过这首诗不久,章士钊觉得陈独秀的处境实在太差,又患有多种疾病,需要改变环境才行。尽管章士钊当时的处境已经远不如在上海做律师之时,他只是国民政府的客人,抗战时期,生活也非常艰苦,但在给陈独秀寄过少量的钱后〔6〕,却便像其他朋友一样劝陈搬到好一点的地方居住,并写诗《劝仲甫移居》:

  山中消息使我惊,血如山重耳雷鸣。

  深山寒气不任受,友劝移居非恶声。

  记否昌寿里中味,黑衣白虱相纵横。

  抹除四十年间事,尔我再起同笔耕。

  连床虽无苏张伴,老潘隔江仍可面。

  溥泉官大不可唤,沐波勤勉定常见。

  干戈满地两秃翁,几时聚散何须算。

  嚣俄小说应重翻,快来与我共笔砚。〔7〕

  这首诗写得具体形象,情文并茂。诗的开头对听到陈独秀的险恶的近况表示惊奇,认为朋友们劝他选择一个好一点的地方居住并不带有恶意。然后追忆过去,称二人友谊深远,今天仍可在一起写文章。我有一间专门的房子,有空地让你来住。现在虽然情况不同了,苏曼殊早已去世,再也不可能有1914年在日本时与苏、张连床在一起休息的美好过去,但潘赞化隔江相住,可以随时见面。张继官当大了是不好叫他来,但另外几个人则可经常聚在一起。诗的最后提出了你可以重译苏俄小说的事,对两人的重聚充满期待。

  不知什么原因,陈独秀最终没有到重庆与章士钊同住,但从这首诗中可见章士钊对朋友的情真谊切。这以后,章士钊一直十分关怀陈独秀的一切。当陈的住所在1940年8月被盗后,他又写了《独秀遇盗诗》:

  乱世百不道,盗道亦互轻。

  朱门不敢动,翻劫鹤山坪。

  坪中伊何人,寂寞一陈生。

  陈生旷无有,残稿东西横。

  并此且略去,赋意吾难名。

  恭元不可贺,好爵非所萦。

  吾异洛阳守,贼曹非所令?

  聊以诗慰之,为媵故旧情。

  此情不可市,敢曰子惊。〔8〕

  这以后,章士钊又多次写诗寄陈独秀,以慰问这位老友。当陈独秀被盗之物被送回来后,章士钊又专门写诗寄给陈独秀以表示慰问。

  抗战艰难时期,不仅像陈独秀这样的人生活艰辛,连挂有国民参政桂冠的章士钊生活也极为艰难。他先是住在一个招待所,后因为日寇的飞机轰炸,只得四处流浪。陈独秀了解到章士钊的这一情况后,写信来安慰。对此章士钊深受感动,还专门写了《独秀书来以吾寓被轰炸为忧》:

  饭颗山头讯,浑疑禹穴荒。

  盯猜应不远,欲杀似难防。

  人鬼艰为界,虫鱼愿徒乡。

  洞门新活计,歧路旧佯狂。

  贾谊欲无舍,周顒何处墙。

  卌年梅福里,回首自凄凉。〔9〕

  在其他诗中,章士钊还感叹“秃翁森两个,隔水话无成”,希望“吾意亲灵岳,平生本楚囚。应须同放棹,一访石船秋”;“我行入衡岳,频梦相扶持”〔10〕。

  (三)

  陈独秀早年受尼采影响较深,他在《敬告青年》中引用过尼采关于“奴隶道德”与“贵族道德”的论点,在《人生真义》中强调过尼采的人生观,即“尊重个人的意志,发挥个人的天才,成功一个大艺术家,大事业家,叫做寻常人以上的人,才算是人生目的,什么仁义道德都是骗人的鬼话”〔11〕。但经过多次打击后,尤其是到江津鹤山坪后,陈独秀的超人气概早已荡然无存。“英雄气短,儿女情长”,是潘赞化对他当时最恰当的评价〔12〕。陈独秀除了偶尔在报刊上发表一点文章,以贴补生计外,生活主要靠北大同学会资助,也间或得到别人的援助,杨鹏升就是其中的一个。杨鹏升本来与陈独秀并不相识,只是仰慕陈独秀的名声便经常接济他。投之以桃,报之以李,当杨鹏升要求陈独秀为他父亲作墓表时,陈独秀不仅满口答应,并请胡适、章士钊等为之撰写。但由于种种原因,胡适没有写,章士钊也没有写,为此陈独秀很有意见,对人说:“适之字疏,行严性懒,都难。”〔13〕章士钊听到此事后,写了《独秀书来促写杨鹏升父墓表》:

  懒性从来作答迟,多君笃老重风期。

  剧伤羊祜碑仍□,为识扬雄字失奇。

  笔债偿从积薪后,作家误被隔怜嗤。

  恰逢湘水归休日,定与书成当去思。〔14〕

  在这首诗中,讲到了近代史上一件重要事。这就是黄兴去世后,归葬岳麓山,碑文原来请蔡元培作,而蔡元培又等章士钊提供黄兴的行状,一误再误,故有碑无文。章士钊以此事来说明他没有写的原因,并表示从桂林归来后一定会写,因为当年章士钊有到桂林一游的打算。

  其实早在南京时期,陈独秀也曾向章士钊索诗,这就是1934年冬章士钊写给陈独秀的《诗二首》:

  夜郎流客意何如,犹记枫林入梦初。

  夙鄙诸生争蜀洛,那禁文网落吴潘。

  议从刻本威奚在,煎到同根泣亦徒。

  留取心魂依苦县,眼中台鹿会相呼。

  三十年前楚两生,君时扪虱我谈兵。

  伯先京口长轰酒,子谷香山苦嗜饧。

  昌寿里过梅福里,力山声杂溥泉声。

  红蕖聚散原如此,野马风棂目尽迎。

  诗后的跋中说:“独秀兄近自江宁函索拙书,因便为长句写寄。世乱日亟,衣冠涂炭,如独秀幽居著书似犹得所。奉怀君子,不尽于言。”〔15〕

  为了还人情而向友人索要文字,这恐怕是陈独秀有生以来的第一次,从中也可窥见两人关系的密切。

  (四)

  陈独秀、章士钊相互唱和的诗文很多,仅从保留下的诗来看,就有二十多首,尤以在重庆时期的为甚。在重庆时期的诗,除前面谈到的相互问候、互相安慰、互相担忧以及一些事务性的诗外,追忆往事、回顾友谊是其最重要的内容。即使前面所引的诗中亦有不少的回忆。1941年6月章士钊所写的《初出湘》一诗则追述了他们早在1903年就开始的友谊。诗中写道:

  我与陈仲子,日期大义倡。

  《国民》既风偃,字字挟严霜。

  格式多创作,不愧新闻纲。

  当年文字友,光气莽陆梁。〔16〕

  其实陈独秀、章士钊二人的诗文唱和早在1903年就开始了,而且是同题之作,这就是发表在《国民日日报》上的《哭汪希颜》。在这个诗题下,陈以“无已”为笔名所写的诗是:

  凶耗传来忍泪看,恸君薄命责君难。

  英雄第一伤心事,不赴沙场为国亡。

  历史三千年黑暗,同胞四百兆颠连。

  而今世界须男子,又杀支那二少年。

  寿春倡议闻天下,今日淮南应有人。

  说起联邦新制度,又将遗恨到君身。

  章士钊则是以青桐为笔名而发表:

  狼豕纵横二十周,少年新换好头颅。

  何来鬼物攫人去,无限关河惹我愁。

  铁血精莹向谁说?心肝呕吐已全休。

  愿从天假杀人柄,死尽中朝旧辈流。〔17〕

  诗中所写汪希颜是陈独秀的老乡,章士钊江南陆师学堂时的学生,陈独秀、章士钊二人正是通过汪希颜的介绍才得以结识的,而汪希颜的弟弟孟邹与儿子原放后来都是陈独秀、章士钊的朋友。汪希颜被称为学生中之“最有材志”者,学堂原定选送其赴日留学,后又改派他人,汪希颜因而抑郁而死。陈独秀、章士钊二人感叹世局,写下了此诗,并发表在他们编辑的《国民日日报》上。这类同题诗还有《哭梅士》一首,发表于翌年4月15日的《警钟日报》上。诗中的何梅士,字靡施,也写作何枚士,为陈独秀、章士钊二人的朋友,是章士钊小说《双枰记》的主人公。陈独秀曾在《存殁六绝句》称“何郎弱冠称神勇,章子当年有令名”,并为章士钊的小说《双枰记》作序〔18〕。

  这以后,他们分道扬镳,直到1934年陈独秀在南京被捕后,交往才多,留下的诗也不少。《南京路上》就是一首脍炙人口的诗。诗为:

  龙潭血战高天下,一代功名奕代存。

  王气只今收六代,世家无碍贯三孙。

  廿载浪迹伤重到,此辈清流那足论?

  独有故人陈仲子,聊将糟李款牢门。〔19〕

  这首诗,在陪都重庆时还广为流传。当沙孟海录示这首诗后,章士钊特地写下了《沙孟海录示余六年前南京旧作赋贻长句,并简独秀》:

  三载从亡面扑尘,缘君飞梦到王城。

  剩将海内流传句,听作人间寥阗声。

  托契败云年事少,论诗旋忘面情生。

  牢门今日成天网,因漏才叨凿老伦。〔20〕

  从现在保存的诗文看来,在陈独秀与章士钊的唱和中,主要是章士钊的多一些,这恐怕与陈独秀晚年生活艰难,处于贫病交加中有关。1942年5月27日,一代奇才陈独秀病逝于江津。第二年8月,章士钊有游峨眉山的打算,当船到江津时,他翘首远望,感慨万千,写了《过江津怀独秀》:

  鹤山曾此住幽人,鹤去人空剩古津。

  我是山阳江上客,怕嫌闻笛失寻邻。〔21〕

  这首诗正如当年与之同行的潘伯鹰所说:“丈人舟行过,倚栏久哀吟。”〔22〕从中我们可以体会到作者的痛苦与深思。

  “岁寒然后知松柏”,综观章士钊与陈独秀晚年的诗文唱和,不难发现,中国文人之间的友谊是多么真挚。即使在国难时期,他们仍以友情为重,相互关心,互相挂念,互相慰问,共渡难关。“于无声处听惊雷”,人们从这些诗文记载的小事中不难发现,这种不以利害为准则的友谊是多么的可贵。谈人品文品,实则可以从平淡中分别其高低,体会到中国传统美德的珍贵。

  注释:

  〔1〕〔2〕〔3〕〔5〕〔7〕〔8〕〔9〕〔10〕〔14〕〔20〕见《章士钊全集》七,上海文汇出版社2000年5月版,第174、175、177、179、182、273、267、274、279、269页。

  〔4〕包惠僧:《我所知道的陈独秀》,见《党史研究资料》(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6〕章伟如:《我的三叔章士钊》,2001年第1期《人物》。

  〔11〕原载1915年第1卷第1期《新青年》和1918年第4卷第2期《新青年》。

  〔12〕陈松年:《我的父亲陈独秀》,见《党史研究资料》(一),四川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

  〔13〕引自朱洪《陈独秀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8年3月版。

  〔15〕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见《自述与印象:陈独秀》,上海三联书店,1997年11月版。

  〔16〕选自《近诗废疾》,见《文史杂志》1941年5月第1卷第5期。

  〔17〕见1903年8月9日《国民日日报》第3号。

  〔18〕《甲寅杂志》第1卷4号。

  〔19〕见濮清泉《我所知道的陈独秀》,标题为笔者所加。载《文史资料选辑》第71辑,中华书局1980年10月版。

  〔21〕〔22〕《泸游草》,民国三十三年大同印刷社铅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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