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陈独秀的几封告别信
作者：丁弘
丁弘简介
丁弘，原名丁德生，1927年生于安徽萧县。老报人。教授。1938年日军来袭，老家被付之一炬。八年抗日，流亡苏、皖、豫、鄂、陕诸省。战后，就读南通农学院两年多，地下党安排去解放区，在新华社工作。解放战争后期，随军南下，落户南通，参与创办《南通日报》。后去北京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学习，毕业后，奉命创办青海《柴达木报》。“文革”下放农村八年，返城后在南通大学做政治经济学、伦理学教授。离休后，应聘于深圳大学中文系客座教授。箸有《流年回眸》、《历史履痕》、《探访陈独秀》、《晚睛之旅》、《天地悠悠》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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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许多史册上，提到陈独秀在离开党前后，有给中共中央的五封信和一封《告全党同志书》，但多语焉不详。在前一历史时期，“舆论一律”，引述其中的观点不便，可以理解。当时他自己说了什么呢？几十年，原件无以看到。流行的《独秀文存》60万字，所有文字的时间下限在1922年，当然没有1929年写的这些材料。最近安庆（陈独秀的家乡）陈独秀研究会会长李银德先生提供了160万字的陈独秀文集（注1），始看到了这些文章。
陈被自己一手建立，并当了五届总书记的党开除党籍，这是罕见的、叫人称奇的事情。几十年间，对开除他出党，社会主流意识告诉我们的理由是简单而明确的，即他的右倾机会主义路线，领错了路，造成大革命的失败，给党带来极为严重的损失。
他的这几封信，不是即兴的便笺，不仅是给自己辩解的文字，而是内容丰富的大文章。他的文风流畅、恣肆，这是他的个性和学养使然。这时他骨梗在喉，一吐为快，行文更有浩荡的气势。他对党面临的问题，有全面的分析和深刻的思考。他揭示了共产国际的谬误，同时严肃的解剖了自己。这些信体现了他集思想家和政治家于一身的风采，洋溢着中华民族所涵养积淀的凛然正气，留给党、给世人留下了极为宝贵的历史文献。
◆他和共产国际之间
“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中共在二大时参加了共产国际，成为国际的一个支部，接受他的组织领导。由此而产生的后果，是预先没有想到的。国际对中共抓得很紧，不断派人前来，耳提面命，具体指挥，一切决策源于莫斯科（注2）。陈独秀在信里具体说明了1921到1927自己作为总书记和国际相处的情况：
――1922年，中共二大刚结束，国际派马林来，他要求全体中共中央委员到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力言国民党不是资产阶级政党，而是阶级联合的政党。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大钊）、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和我一致反对此建议，理由是：党内联合混合了阶级组织，和牵制了我们的独立政策。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中共中央为了尊重国际纪律，不得不接受了国际的意见。
――加入国民党后，共产党丧失了自由。“马林因此垂头丧气，回了莫斯科，继他而来的是鲍罗廷，他的皮包中夹有苏联对国民党的巨量物质的援助。”
――1925年10月，在北京召开中共中央扩大会议。陈独秀提出戴季陶反共的小册子，不是个人偶然的事，而是资产阶级企图巩固自己的努力，以控制无产阶级，走向反动的表现。陈提议退出国民党，不为国民党的政策所牵制。当时国际的代表和中央负责同志们一致严厉反对他的提议，为了尊重国际的纪律和中央多数的意见，总书记不再坚持自己的意见。
――1926年3月20日，蒋介石正是执行戴季陶的主张，大捕共产党，围剿省港罢工委员会，和苏俄视察团，缴了苏俄顾问的枪械。国民党议决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最高党部，要求交出参加国民党的全体共产党员和共青团员的名单。这时，陈主张准备独立的军事力量和蒋介石对抗，派彭述之同志代表中央，到广东去和国际的代表面商计划。国际代表不赞成。“我们要求把支持蒋介石的枪械，匀出五千支以武装广东农民。”国际代表说：“这要惹起国民党的疑忌。”这是一个严重的时期，是资产阶级的国民党公开强迫无产阶级服从他的领导的时期。国际的代表居然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作苦力的时候。”陈独秀认为到了这时，“党已经不是无产阶级的党，成为资产阶级的极左派，陷入机会主义的深渊了。”
――陈独秀写报告给国际，陈述自己的意见，主张由党内联合改为党外联盟。否则不能执行自己的独立政策，以获得民众的信任。国际看了陈的报告，一面在《真理报》发表文章，严厉批评；一面派远东部长吴廷康到中国来，纠正中国退出国民党的倾向。陈说：“那时我又以尊重国际和中央多数的意见而未能坚持。”
――1927年，北伐开始，“我们在《向导》上批评抑制工人运动和向农民索派军费，大受国民党压迫的现象。这时我在中央扩大会议的政治决议案起草中提出：‘中国革命有两条路，一是无产阶级领导，始终贯彻目的；一是由资产阶级领导，必然中途背叛革命。’我们此时虽然可以和资产阶级合作，同时要夺取领导权！国际驻上海的远东部一致反对我的意见，我受到批评，又没有能够坚持自己的意见。”
――1927年北伐军占领上海后，我认为市政府的选举和就职并不是中心问题。中心问题乃是无产阶级力量若不能占胜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小资产阶级不会倾向我们。蒋介石必然在帝国主义的指挥下屠杀群众，蒋的背叛不是个人行为，而是全中国资产阶级走向反动营垒的信号。当时由述之去武汉向国际的代表和党中央陈述意见，和决定进攻蒋军的计划，他们对上海的事变不甚措意，“国际电令我们将工人的枪界收藏起来，避免和蒋冲突。亦农看到电报，激愤地把电报甩在地上。那时我又以服从国际，未能坚持自己的意见。”
――马日事件后，我两次在政治局会议上提出，退出国民党。最后一次我说：“武汉国民党跟着蒋介石走，我们若不改变政策，也同样是走蒋介石的道路了。”当时只有任弼时说一声：“是的呀！”和周恩来说：“退出国民党后，工农运动是方便得多，可是军事运动大受损失了。”其余的人以沉默的态度答复我的提议。
陈独秀和鲍罗廷商量，鲍说：“你这个意见我很赞成。但是我知道，莫斯科必不允许！”（注3）
我自始至终未能积极地坚持我的意见，到此时，我实在忍不下去了，向党中央提出辞职书。理由是：国际一面叫我们执行自己的政策，一面不许我们退出国民党，实在没有出路，我实在不能继续工作。
共产国际对陈的独立思考早就反感。对中国大革命失败的原因，在斯大林和托洛茨基之间有争论。斯大林需要一个替罪羊，说：“失败恰恰是中共抵制了国际的指示。”说是中共的领导（实指陈独秀）执行了机会主义的错误路线。斯大林派出国际新的领导罗明纳兹，根据国际电令，召开中共“八七”紧急会议，撤消了陈独秀的职务。对陈的这些信，国际的代表决定不准公开。并和中共中央代表一起，找陈谈话，给陈讲明。接着在当年11月15日党中央作出开除陈的党籍的决议，认为陈在“八七”会议后，给中央的信是“反国际、反中央、反党之一贯路线的旗帜”等等。这样给陈独秀戴上“右倾机会主义分子”的帽子。抗日战争时，根据需要，又改为“右倾投降主义”。由此枝节横生，成为20世纪最大的冤案，历时70年。
对陈独秀的信中陈述的事实，史学界已不再有异议，陈在信中对自己的责任没有推卸，而是反复自责，他说：“机会主义的政策固然来源于国际，然而中国党的领导者为什么不向国际抗议，而忠实的执行，这个责任又推向谁呢？若根据我过去的错误，对我有任何严厉的处罚，我都诚恳接受，而没有半句话可说。”这是一种政治品格，实事求是，严于律己。
◆政策和策略的思考
在这些信中，陈独秀对党早期的政治路线和策略思考作了深刻的反思：他被党开除一个月之后（1929年12月10日）有《告全党同志书》，开头即说：“我随诸同志之后，建立本党以来，忠实地执行了国际领导者斯大林等机会主义政策，使中国革命遭到可耻的悲惨失败，虽夙夜勤劳而功不补过……”
他说：“我坚决认为，中国革命过去的失败，客观上的原因是次要的，主要是党的机会主义之错误，即对资产阶级国民党之错误。当时中央负责同志尤其是我，都应公开地、勇敢地承认过去这种政策，毫无疑问是彻头彻尾地错了。但只是简单地承认还不够，必须忠实地、彻底地认识过去错误之内容及其原因和后果，然后才可望不再继续过去的错误……”
五天之后（12月15日），又有长篇宏论《我们的政治意见书》，对失败的后果他说：“我们加入国民党和长期留在国民党的结果是：在无产阶级群众面前，演饰了国民党是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性，松懈了工农群众对国民党的戒备，提高了国民党的政治地位。组织和强固了资产阶级对工农的统治，终致国民党对工农不断地大批屠杀，和他的政权意外地巩固。”
对产生这种错误的深层原因，陈独秀作了这样的分析：他指出：“共产国际的认识错误，在于他们以为殖民地的资产阶级受帝国主义压迫需要革命。因此可以形成国民革命的联合战线，这种联合战线的方式必然是国民党。国际说他是‘各阶级的联盟’。这是阶级的混合，而不是独立政党的联盟，他们不懂得帝国主义是中国资产阶级在经济上、政治上非依赖帝国主义不能生存。这种依赖外力的幼稚的资产阶级，必须靠更残酷地剥削工农，才能勉强抵制住和资本技术更高的帝国主义国家工农业的竞争，才能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因此，阶级冲突更不不可调和……。他们一看到工农运动，马上感到势必帝国主义更根本的危险，所以中国资产阶级很快地反对革命，乃是阶级性之必然。”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在这些信中，谈起工作中的策略，他十分明确地强调要贴近群众和贴近实际，他检查右倾机会主义的同时，坚决批判盲动主义，请看他个性化地坦诚语言：“现在中央领导机关中，许多鼓吹盲动最力者（他不客气地点到名字）至今谁曾公然承认自己的错，以表示自己及党真诚信，仍在实行盲动的政策和命令主义。你们是头尾颠倒的意见：革命高潮时，主张以民主革命为线，革命低潮，反而不提民主主义的口号，如“8小时工作制”、“废除不平等条约”等，以使党不脱离民众。你们仍是不断命令同志们（党的最通用性精锐分子），离开群众，暴露自己，不断地上街示威（实是示弱），这没有一点出路。如此盲动主义和右倾机会主义双管齐下，结果必然把党送到死路上去！”（后来白区党组织损失百分之百）
他曾在一封信中，详说“中东路事件”，认为党的宣传策略应贴近中国人的思想感情，不能认为提保卫苏联才是国际主义，不能因为贴近实际，贴近生活的口号就是什么‘取消派’。”
这些都反映出他实事求是的观点和对革命的真诚。他深刻地思考和辩证的方法，是当时一般人所不及的。
◆这些信的历史地位
把这些信放在历史背景中来看，他的价值耐人寻味。
一、他从自己深切的体会，提出一个泅困于国际纪律和坚持真理之间的矛盾。他受到煎熬，看到错误路线给中国革命带来的灾难。他在信中说：“党内重大政治问题，及领导机关政治路线的错误，不应该用组织纪律掩护。”他引述了列宁的话：“无产阶级革命政党的纪律是要有正确的政治领导为先决条件方会实现。否则一定变成废话。”他冲破了错误路线控制下形成的精神枷锁，写信给中共中央，实又是提出国际共运中的一个大问题。他是一个先觉者。当时不仅在中国，就是在全世界的国际共运中，能够如此对国际所说“不”的能有几人！他称“斯大林小组织”，不认为他有资格代表党。当时斯大林的权势正在上升。苏共正以非常的手段，从“民主集中制”变为个人集权。这不能不承认陈的敏感性和无畏的勇气。
二、陈独秀从“五四运动”中过来，德沫克拉西（民主）是他牢固的政治理念，他作总书记时，明确主张“中国共产党不采取党制，而采取民主的委员制，权力不能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他主张发表不同意见，不搞一言堂。这些信反映出对党内政治生活的动向极为不安。他一再强调党内重大政治问题应由大家讨论，不应对不同意见立即追查、高压、认为没有保持一致而予以处分，甚至开除。他在信中要求公开他的信，但国际和中央的代表找他谈话，指出发表不同意见是错误的。信不准公开，要求他在一周之内，写出批判“反对派”的文章。他说：“恰恰需要反对派。”还说：“他们怕我对执行错误路线进行自我批评。如果我不作自我批评，他们不会开除我。相反，他们会继续利用我的口和笔。”陈独秀提出党内生活应民主化的问题，揭示了国际传来的专制主义的“病毒”。
三、陈的这些信，显然是国际共运中的派生物，托洛斯基在苏共中仅次于列宁的第二号人物，和斯大林在东方路线上有根本分歧。他主张中国党内应保持独立性，而斯大林认为“退出国民党就是退出战场”，在斯大林的观点造成严重后果之后，斯大林反复说明是中共没有执行国际的指示。斯、托之间的矛盾后来不可调和，陈独秀理直气壮在信中肯定托氏的观点，说：“我们党当时如能执行托洛斯基的路线多好……”，次年（1930年），托氏逃亡国外，仍未能免于一死。后来，托派成为国际共运中最危险的敌人，这是斯大林的心态。当然，现在在俄国和中国，托派都得到了平反，历史作出的公正的评价。斯大林在30年代不断地进行大清洗，制造了人间罕见的悲剧，这是陈独秀当时也难以料到的（注4）。
◆一个叫人后怕的事
陈独秀被通知去苏联学习，他断然拒绝。他说：“我干中国革命，去苏联学什么，中国革命为什么要外国人领导，外国的革命让中国人领导行吗！”这石破天惊之语，实在是中共和国际关系沉痛而实事求是的总结。
表面上国际解除了他的职务，中共开除了他的党籍，可是在此之前，他的信中实际上已经绝望地告别了――这也是现在流行的“双向选择”吧！他说：“最后，你们拿出开除党籍的话吓唬我，阻止我发表意见，我现在正式告诉你们：在你们，决没有可以开除发表政治意见的任何通知；在我只知道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为全世界无产阶级的利益而奋斗，而不计其他！”
陈独秀这种浩然正气，义无反顾的精神，在几封信中一再反映出来，这是应该注意的，因为这是他独立的人格最为闪光的表现。
例如他说：“党只有勇敢地执行自我批评，方能获得群众，决不会因此失掉群众……”
他说：“我们都知道，谁一开口进行自我批评，党的错误还没有纠正时，谁就自己先失掉了党籍。但是我们要权衡一下，自己个人一时失掉党籍，和成就党的伟绩，孰轻孰重？”
他说：“他们会借故开除党籍，我知道这个。然而我爱党之心，逼迫着我一定要走向不顾个人利益之路！”
他说：“现在党的错误不是枝节的、局部的问题，仍和过去一样．（指从右倾又到盲动），是斯大林领导的国际整个机会主义政策在中国之表演。每个党员都负有成就党的责任，应该毫不隐诲地站在托洛斯基同志、马克思列宁主义旗帜下，坚决地、不可调和地、不中途妥协地和机会主义者斗争到底。不惜一切牺牲，以成就党，成就中国革命。”
如果当时陈独秀同意到苏联去，后果会如何？当时十多个国家的共产党派去学习的同志，因为有不同的看法，均被杀害。陈何能幸免（注5）？
人们为陈独秀捏一把冷汗。
（注1）：《陈独秀著作选》的注释中说：《告全党同志书》一文，以1930年4月，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的查获件，上报蒋介石的手抄本为主，参阅其他版本校订的。
（注2）：从1925年4月，成立了联共（布）中央政治局中国委员会，由他决定中国革命的方针政策。从1923年到1927年，联共部政治局专门讨论中国问题122次，作出738个决定，这些决定大部分由驻中国的代表直接贯彻，小部分由他们督促中共中央贯彻执行。
（注3）：当时先后在中国工作的同志，虽然忠实执行国际的决定，但看到中国的情况，难免有自己的看法，回国后大多未能善终。
（注4）：“陈独秀抵制了，幸亏没有去。”当时在苏联的、波兰、德国、匈牙利、意大利、英国、法国、比利时、西班牙、荷兰、芬兰、土耳其、爱沙尼亚、立陶宛、拉脱维亚等国家，共产党的领导干部，包括中国共青团领导人俞秀松都被斯大林杀害了。（据钟沛璋《以俄为师得失的检讨》）
（注5）：30年代的苏联的大清洗：基洛夫被杀后，铲除了他手下的干部，包括列宁革勒州委书记、市委书记100多人，军队的清洗持续到1940年，被杀害的军官达3.5万人。1934年党的十七大，中央委员139人中，98人被在1938年处决逮捕。1225名党代表有1108人被捕。1936年到1939年受到迫害的政治犯有四、五百万人，在莫斯科判决、处决的，一天有上千人。俄罗斯联邦党委和执委成员百分之九十被镇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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