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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的追问――陈独秀为何一度不见了

  作者:丁弘

  陈独秀为何许人?

  在20世纪中国历史发展的进程中,早期曾发生了两件大事:一是伟大的五四运动的兴起;一是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毛泽东同志在《七大工作方针》中说:“陈独秀是五四运动时期的总司令,整个运动实际上是他领导的。”谈到党的建立,他说:“由他(陈独秀)集合起来(一群人),这才成立了党。”毛泽东的这些话是在陈去世后的1943年4月11日说的。这对陈独秀的历史地位和贡献,无疑是盖棺论定的评说了。陈独秀这样一位历史巨人,为什么在理所当然出现的场合,一再消失了呢?

  现在到了21世纪,对半个多世纪之前的这个伟大人物,我们有时还加以回避,不能、不愿或不敢正视。果真“历史从来是现代史”吗?“现代”为什么要把历史的真相隐去?这难免叫人想到鲁迅先生所作的分析:“历史上却写着中国的灵魂,指示着将来的命运,只因为涂饰太多,废话太多,所以很不容易察觉出底细来……”(见《华盖集》)中国长期在陈独秀问题上看不清的历史底细是什么?历史上被掩埋了的“中国的灵魂”是什么呢?

  前年收到远方朋友的来信,告知北京街头,纪念“五四”运动大型浮雕上,居然没有陈独秀,这叫人将信将疑,果真有这样的事,那真是太难以理解了!近读陈铁健先生的文章《写历史应去伪饰求真实》(2003年2月号《炎黄春秋》),始知其详:

  “高耸于五四大街上的那座五四新文化运动浮雕,以自认为是陈独秀学生的毛泽东大头像居中,李大钊头像稍靠边,蔡元培、鲁迅则偏在边角,而卖国贼曹汝霖、章宗祥也竟然在左下角占有一席之地。与五四运动不相干的毛泽东《沁园春·长沙》占显著位置,比李大钊的头像还大。”

  他说:“百思不解,在这样重要地点的重要标志上,居然没有陈独秀。浮雕以不锈钢铸成,似乎可以支撑千古而不朽。但是熟知“五四运动”的人们,可以断言,它的命运是绝对长不了的。何以如此?因为它根本违背历史事实,而近乎是对历史的嘲弄。”

  这样做,显然是为了颂扬毛泽东同志,继续文革“造神”的做法。其实天安门上已经高悬毛主席的头像,他的尸骨厝于广场上的纪念堂。历代帝王营造坟墓,无不是放在山林中,还没有在城市与民争地的。这不是毛泽东生前所愿。因为他曾带头签名,倡议火化。今天,沿着“造神”的路子,在首都隍城根东北隅的五四浮雕上,也要让毛泽东取代陈独秀,奉之为五四的旗手。其实,毛泽东说过:“对我思想影响大的莫过于陈独秀了。”他是以陈的学生自居的,而布置历史陈列馆,当年北大图书馆长李大钊的办公室,居然也安排由当时还是图书管理员的毛泽东所据有……。

  记述这些众目睽睽下,公然作伪的事情,叫人难耐!因为这种安排,无不是政治品格的体现,同时也是主持其事者的道德形象。试想:毛泽东死而有知,作何感想?这是对他的颂扬,还是对他的亵渎,是张扬“实事求是”的毛泽东思想,还是予以丑化,跟他老人家开玩笑呢?

  在党的政治生活中,陈独秀一时也无影无踪了,特别是在党的80周年时,即2002年“七一”前后,谈党的历史,漫长八十年的征程,说“第一代领导核心”是毛泽东同志。在党的领导人中,他是第一代吗?

  小平同志在交班时说:“我想来想去第三代领导核心是江泽民同志,你们不要不服气……”他立足于交班的语境,认为他上边的毛泽东算是第一代,他下边的当然是第三代。小平一言九鼎!此言既出,大家沿用。这是官场“唯上”的积习。谁还去想,他说这话的语境和具体何所指呢。如此,“中国共产党有三代领导核心”,长期成为定论!可以肯定,这个论点当然只能是过眼云烟。

  陈独秀其人是无法回避的。他不仅是建党的元勋,而且是一大到五大的总书记。他早期为党所作出的贡献,无与伦比。他没有参加党的一大,但大家一致推举他为党的总书记,可见他的威信之高。他撰写了《中国共产党宣言》,规定了党的性质、宗旨、组织原则、方针大计。他主持了党的二大,制定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他主持了三大,力主实行“国共合作”,协助孙中山先生改组国民党;他主持了四大,明确提出在中国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权问题。他是“五卅”反帝爱国运动的策划者、领导人。他和周恩来一起,策划和领导了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他在1927年底,部署武装反蒋计划,猝然受到斯大林的下令阻止……。对国际和联共的错误指挥,陈独秀是一再想不通,抵制、压服、再抵制、再压服,最后鲍罗廷代表国际宣布:“改组中共中央,陈独秀不再视事。”而后一切过错都是陈独秀的了。解除总书记职务后,国际派他到苏联去学习,陈独秀断然拒绝。他说:“我在中国干革命,去苏联学什么!中国革命为什么要外国人领导,外国的革命叫中国人领导行吗?”至此,他和党告别了。他代人受过之謎,在苏共垮台后,俄共对档案解密,世人才搞清楚。

  在如何评价陈独秀的问题上,毛泽东在建国前后判若两人。

  1937年,日寇大举入侵,半壁山河陷入敌手,到1942年,抗日战争到了最艰苦的时候,这时,毛泽东在延安说:“将来修史,要讲讲陈独秀的功劳。(只是)现在还没有到宣传陈独秀的时候。”陈独秀两个月后在江津去世,当时毛泽东同志这样讲,似乎没有顾及他的许多帽子。帽子如有一顶货真价实,如“汉奸”、“叛徒”,全党共株之,当时哪里还能讲他的功劳呢!国难当头,在救亡图存的关键时刻,毛泽东还想着流浪到四川山林的陈独秀,说明陈在国家社会生活中的影响。

  建国之后的年代,“在几十年中,他(毛泽东)兼有中国传统文化中‘君和师’的地位和职能。”(冯友兰《中国现代哲学史》)他的威信无可置疑,且在一浪一浪的斗争浪潮中,毛泽东同志总是要提到陈独秀的,这一点也可见他对陈的印象之深,陈对他的影响之大。1955年1月,批斗高岗,他说和陈一样是“大叛徒”;1956年,八大预备会上,谈陈和蒋介石一样,是“反面教员”;反右派,他同样认为这样的反面教员很必要;1959年,在庐山批斗彭德怀,他也没有忘记提到与陈之间是“敌我矛盾”。

  臧克家有这样的诗句:“有人死了,但是他还活着。”(大意)毛泽东在对敌斗争的一些关键时刻,总是不忘陈独秀,说明陈还活着,他的亡灵还在我们的政治生活中徘徊。

  这样一来,几十年间,社会的主流意识,认定陈独秀戴上的许多帽子已是铁案。长期不再(不敢)有人怀疑。胡乔木的《中国共产党30年》、胡华的《中国革命史讲义》(高校教材)根本不提陈独秀了。为建党作舆论准备,本是“南陈北李”变成了“南毛北李”了。实际上在1936年,毛泽东对斯诺还说:“1920年,我听了陈独秀的谈话,看了他推荐的书,才变成了马克思主义者。”

  看来,如何评价陈独秀,毛泽东同志是“三部曲”:先是“恭谨”,以学生自居,颇有师生之谊;后是“公正”,虽然他对陈的不幸遭遇所知甚详,还是讲了公道话。建国后,陈早已故去,他当然不可能再有新的错误,可是毛却对之有新的评说。在陈身上找不到理由。原因当然只能从毛的需要去思考。有人说,在这个问题上只能“逆向思考”,原因恰在于陈有五四的“总司令”、建党“元勋”的历史地位。所以总是有人按照这个“现代”的需要,尽量地改动历史。

  由于党内斗争的复杂性,陈独秀曾先后被戴上一些可怕的帽子,有源于苏共给的“托派”的帽子。现在苏共和中共先后已给“托派”平反。有康生等强加的“汉奸”的诬陷。当时社会舆论对康生等的不义之举,有强烈的谴责。周恩来、徐特立不得不耐心作了善后工作。他曾有“取消派”、“右倾机会主义”等帽子,那是因为抵制共产国际的错误指挥,而代人受过。俄共公布的档案说明:1923年至1927年,联共政治局专门召开122次会议,讨论中国问题,作出738个决定,中共作为国际的一个支部,一切活动都在国际的指示、训令下进行的。陈的“右倾机会主义”是根本没有的。是斯大林推卸责任,文过饰非的产物。至于观点上的分歧,哲学家冯友兰先生在《中国现代哲学史》中说:“他是最早对中国革命发展阶段论有清醒认识的人。可惜不被党内同志理解。”“误解越来越深,以至被开除 党籍,并被加了许多罪名,至今还没有平反。”

  虽然事实如此,但毛泽东的话长期是“最高指示”,直至他生命的最后一息。和千百年间封建社会不同的,是要迅速落实到基层。这种“舆论一律”的专政,使得涉足禁区,研究陈独秀的历史学家,受到迫害,而陈独秀的亡灵,更陷于万劫不复之地。

  几十年过去,我们党终于否定了“两个凡是”,恢复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但是,千年封建社会的积淀,意识形态有相对独立的传承,拨乱反正并非易事,人称是“早春二月,乍暖还寒”。

  例如到书店,看看有没有关于陈独秀的新作,发现新出版一套《名人传记丛书》,50多册,作为二十世纪早期的政治人物,有孙中山、李大钊、瞿秋白……,作为五四时期的文化巨匠,有鲁迅、胡适、冰心、梁实秋、郭沫若……,唯独没有陈独秀这个启蒙运动的带头人、这个创建了共产党,推进社会前进的主帅。这是偶然的吗?这是出版社回避矛盾,还是作者心有余悸呢?

  史学家王观泉先生应邀到中央电视台讲陈独秀,那是一个文献片――《陈独秀在1921年》,这是陈建党的光辉年代,最后硬是还要加一句对陈批判的语言。

  王观泉先生写的《陈独秀传》,出版社已经审定,忽然又受阻于长官的意志而搁浅。王老说:“我好不容易才把书稿要回来,50万字的书稿还在抽屉里,其实我的全部工作是为了给党史正本清源。”不难理解,这一社会进程中的现象,既在意料之外,又在情理之中。

  “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少奇同志语)这些年,史学界为拂去历史的尘垢,恢复陈独秀的本来面目,斩荆披棘,历尽艰辛,作了大量工作。这种不懈的努力,体现人类良知的呼唤。全国史学界多次召开了研讨会(1989年3月在北京,1992年在安庆;1994年在四川江津;1997年5月在上海)专家们取得共识。上海《世纪》杂志2002年9月号封面上唯一的大标题是《中国学术界为陈独秀正名记事》,发表文章详述这一过程。这些年,一些专著出版了,有任建新先生的《陈独秀大传》,吴晓的《陈独秀传奇》等等。台湾省也出版了王观泉先生歌颂共产党人高风亮节的书,对陈独秀传,他称之为《被捆绑的普洛米修斯》。郑学稼先生临终前,怀着激情写了最后一部著作,80万字的《陈独秀传》。各地报刊不断有文章肯定陈独秀、颂扬陈独秀,为之辩诬。思想枷锁不复存在。对一个戴上许多帽子,而尚未经组织平反的人,舆论界有如此格局,是建国以来前所未有的事情。真可说是“病树前头万木春”了。

  人们终于有了思考的自由,可以说出真话,这是社会巨大进步的标志。

  近年,我为陈独秀问题写了几篇文章,其一,《陈独秀的最后十年》,讲到他五次被逮捕,讲到党内同志对他的诬陷,面对“处决”他做到了“威武不能屈”,在高官厚禄面前他做到了“富贵不能淫”,无以果腹,他做到了“贫贱不能移”。他始终保持共产主义者的信念和高风亮节。在2002年的全国评比中,此文被誉为“罕见的精品”,问题不过在于讲了真话,上海《报刊文摘》摘发《人物》上的《月边的寒星》,该刊发行140万份以上,把陈独秀真正的形象从少数知识分子层面展示到广大群众的面前。

  我们可以相信,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论道路如何曲折,陈独秀在五四时期倡导的“民主与科学”,必将磅礴于世界。

  陈独秀是中国共产党的光荣。

  陈独秀是中华民族的骄傲。

  史学家任建树先生说得好:“历史总有一天会为他树铜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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