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尊重历史,让陈独秀留在民间的好

  作者:沈 寂   《学术界》2002年第4期

  我想着重谈一下研究陈独秀,追求的目标是什么?以及我们究竟应该如何评价陈独秀? 在南京大学陈独秀逝世六十周年讨论会的闭幕式上,我已谈了自己的这一看法。

  当前的陈独秀研究,我感到有两种情况:一种是学术研究,重在事实判断,有几分资料说几 分话,有五分资料不说六分话,追求的是历史原貌。另一种是追求恢复陈的名誉,恢复总书 记的地位,重新请入“庙堂”,许多老同志的研究属后者。这是翻案,是政治的。我认为陈 独秀应该作为学术研究的对象,所以对后者持否定态度。

  正直之士蒙冤是由政治的需要,翻案亦是出于政治需要,历史上不乏其例,最典型的是秦桧 与岳飞。同时附带说明一下为曹操翻案的问题。

  岳飞与秦桧是孺妇皆知的历史人物,都知道岳飞是精忠报国的忠臣,秦桧是卖国贼、奸臣。 这是史家的评价,不是当时的政治定论。岳飞在南宋力主抗金,符合国家民族利益,但不符 合当时皇上的利益。岳飞自公元l129年(高宗建炎三年)开始领兵抗金,迄1140年被召回朝, 驰骋沙场12年,几乎每战必胜,不仅震撼了敌方金国,也振奋了全国上下的民心,但却成了 当时皇上的一块心病。因为如果岳家军直捣黄龙府,必将把被金兵俘虏的徽、钦二帝(高宗 之父及兄)接回来,高宗就将要让出皇位。所以当岳家军节节胜利之时,即成了他的皇位岌 岌可危之际,故此严令岳飞班师回朝,一天发12块金牌,史无前例。秦桧设计诬陷岳飞,以 莫须有罪名加害忠良,不过是按皇上的意图办事而已。最近有人径以《秦桧——宋高宗的殉 葬品》为题撰文。这样的结论,未免过于简单化了。秦桧主议和,奉行的是当时的国策,岳 飞就是议和国策的牺牲品。有宋一代,其国策之所以形成,是由当时的国内情势与国际形势 决定的。赵翼在《廿二史札记》(卷二六)中说:“宋之为国,始终以和议而存,以不和议而 亡”。“澶渊盟(公元1004年,宋真宗景德元年)而后两国享无事之福者且百年……”这是北 宋强盛之时,打了胜仗尚且要屈辱议和,南宋则更是如此,范文澜先生认为:有宋一代的议 和偷安国策,与赵匡胤取得政权的方式有关。赵匡胤本是五代周朝的大将,他制造假情报, 谎称契丹联合北汉南下来犯,朝廷就派他领兵出征抵御,行军至陈桥,发动兵变,即皇袍加 身,建立宋朝。建国后专力巩固中央集权,把拥戴他兵变的功臣,杯酒释兵权,采取牺牲人 民利益满足官僚地主的最大需要。政治上则以各种分化政策,兵将分离、官职分离,对谁都 不信任。对外则不惜屈辱求和,以维持自己的政权。范文澜先生说,宋徽宗、钦宗以及其子 孙“一贯畏惧金人,而且不许中国人不畏惧金人。凡不畏惧金人的人,他们认作最可憎的仇 敌,必消灭而后安。”“南宋依靠投降政策,称臣称侄,偷安苟存了150年。”(见《中国通 史简编》)

  英雄是时势造成的,岳飞成为英雄,就是在投降政策时出现的。奸雄亦是时势造成的,秦桧 就是这时势的得益者。公元l155年(宋高宗绍兴二十五年)秦桧去世,高宗皇帝为之碑:“决 策元勋,精忠全德”。并追封为“申王”,赠谥“忠献”;“安宗社于阽危之中,恢太平于 板荡之后;道德光天地,勋业冠古今……”公元l163年,(8年后)高宗皇帝驾崩,孝宗接位 ,主张北伐,为岳飞平反昭雪,并改葬其墓,谥“武穆”。尚未顾及对秦桧翻案,北伐失败 ,议和,称金主为叔父。于是秦桧的“忠献”与岳飞的“武穆”并存。忠奸不分。但民间在 修岳坟时,在墓的阙下,设置秦桧、王氏、张俊、万俊四个铁铸人像,反剪双手,面墓而 跪(四个铁铸人像,是否与岳坟同时建铸未加考证)。这是民间的评价。又隔两代儿皇帝,直 至公元1206年,距秦桧死已15年(宁宗开禧二年),韩胄倡议北伐,则有人提议推翻秦桧“ 忠献”谥号,改为“谬丑”,夺其封爵。但北伐又失败,斩韩胄的头献谢金人,称金主为 伯父,恢复秦桧封王和谥号。这种忠奸共处的现象,终南宋一代,一直维持到金、宋同时为 元朝所灭亡之时。这种政治上的翻案,与民间的评价是两码事。

  关于为曹操翻案。在1999年北京开陈独秀研究会之后,有人提出,郭沫若能为曹操翻案,陈 独秀亦应该翻案。我认为上世纪50年代为曹操翻案,是毛泽东率先提出的,郭沫若不过是附 和而已。1955年秋,毛游北戴河,填词浪陶沙,其下阕:“往事越千年,魏武挥鞭,东临碣 石有遗篇。萧瑟秋风今又是!换了人间!”是与当年曹操统一中国作今昔对比,当年曹丞相“ 挟天子以令诸侯”,终于以魏统一了中国。但自罗贯中撰三国通俗演义之后,则把曹操丑化 了,在书中成了反面人物。作者罗贯中生于元代末年,由民族观念的驱使,仍站在南宋的立 场,表示不承认起源于北方的元朝,所以在书中承认三国时的蜀汉为正统。曹操在历史上并 不是一个反面人物,这种丑化有必要予以纠正。但毛泽东在诗词里是有特指的,即联合国的 席位,当时仍由偏安台湾的政权所占领,他心中很不平衡,要正位、正名,故填词以抒发之 。今天若把为曹操翻案类比陈独秀的翻案,总觉得两者没有多少共同之处,不能同日而语。 

  关于对陈独秀的历史不公正,同样有一个历史条件与国际环境的问题。它与共产国际有关, 与苏共中央有关。1917年列宁为首的布尔什维克发动无产阶级革命,夺取了政权,经过4年 执政,又提出在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范围内的革命外交,联合殖民地半殖民地国家的 人民进行世界革命,以期赤化全球,推翻资本主义制度。在1920年制定“东方路线”,建立 反帝统一战线,在中国推行民族革命(反帝)解放运动(反封建军阀)来消灭或分化帝国主义的 后方。中国共产党和孙中山的国民党都是执行这“东方路线”的。共产国际是中央集权制,中共的一切行动,都必须按照莫斯科的指示办事。但中国毕竟不是俄国,指挥世界革命的人 ,对中国所知有限,在中国推行民族革命、解放运动,既无现成的理论可循,又无实际的经 验可供参考。所有的决策,都是十月革命的模式,空洞的,自相矛盾的,不切实际。比如把 苏俄的工农运动,在中国强行贯彻,结果事与愿违,一步步走向失败。在集权体制指导下, 如获得成功,是领导的英明,如失败了,责任则在基层,这几乎成了贯例。

  共产国际在理论上说,它是一个独立的集体国际共产党人的组织,但实际上,一切有关革命 运动的政策路线、具体指示、军事援助、党的经费、人事任命等,都要在苏共中央政治局进 行讨论,做成决议,交付执行。共产国际与苏联外交人民委员会一样,同是苏共的外事机构 ,不过共产国际专事“世界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的革命外交而已。中国共产党加入共产 国际之后,则为其一中国支部。如把共产国际的“独立的集体”环节去掉,直接为苏共的一 个支部,则非夷所思了。

  陈独秀组织共产党,是在十月革命启示下,想换一种方式改造中国。他所组织的是知识分子 的党,他本人亦是一介书生,其秉性与苏维埃格格不入。1922年陈借刘仁静赴莫斯科参加共 产国际第四次代表大会,就被国际的执委会书记拉狄克训了一顿。拉狄克说:“在广州和上 海工作的同志很不懂同工人群众相结合,我们同他们进行了整整一年的斗争,因为许多人认 为一个好的共产党员怎么能干预像罢工这样平凡的事情呢?那里有许多我们的同志,把自己 关在书斋里,研究马克思和列宁,就像他们从前研究孔夫子一样……”他又说:“无论是实 现社会主义,还是建立苏维埃共和国的问题,在中国都没有提上日程。遗憾的是,在中国甚 至连全国统一和建立全国统一的共和国的问题,都还没有提上历史的日程。”不言而喻,拉 狄克所批评的是陈独秀等知识分子,并警告中国共产党,中国当前的任务是反帝,即民族革 命,为赤化全球的世界革命扫清道路,而不是进行社会主义革命。陈独秀在新文化运动中享 有崇高威信,建党后竟一落千丈,错误连连,“右倾”成了中共的“原罪”,迫使许多党员 不得不背离自己的领袖,直接与莫斯科保持一致。陈独秀尽管屡屡“尊重国际纪律,接受国 际建议”,但总是不时冒出个性化的意见,不能完全驯服。大革命即使不是莫斯科有决策之 误,莫斯科也会更换人选的。今天已有资料证明,陈独秀是苏共“东方路线”的牺牲品。这个问题弄清了,实际上已为之甄别平反了。事实判断的任务也就此完成了。

  若要恢复党籍,则必须由原决策的组织承担责任。当时的中国共产党是共产国际的中国支部 ,它在当时只能讨论,无决策权。陈独秀建党后,1922年“二大”加入国际,是在陈独秀主 持下通过的决议,是功是过,他都要负责。尽管这是预设的圈套,但钻进去是自愿的。嗣后 1927年改组中央领导班子,撤换了陈独秀,1929年终被开除出党,都是共产国际(苏共)决策 的。是甜是苦,都由陈自食其果。否则一个党的创始人竟被自己首创的党开除了,历史上属 罕见,亦难理解。现在共产国际已不存在,就连苏共亦不存在,谁负其责?今天的中国共产

  党,已无法为当年共产国际负责,也不该为之负责。1938年有人要陈独秀声明脱离中央,脱 离托派,陈独秀说这是“画蛇添足”。今天要为陈恢复党籍,同样也是“画蛇添足”。

   不过,我感觉到,陈过去为政治的需要而蒙冤,这时为他翻案,也不是完全不可能。很可能 有一天出于政治需要,再为他“画蛇添足”。这样做不会使陈增添任何光彩,相反有损陈的 原来形象。这样还必须抹煞当年的一段国际背景的历史。当初中国共产党与苏共的关系,有 “独立的国际”假象掩护,一般人并不知情,不知者不罪;今日揭晓了,除非明知故犯。我 认为明智者是不会这样做的。

  因此,我的意见:“尊重历史,让陈独秀留在民间的好,是非功过由历史公论。”

  〖JY〗〖HTK〗摘自《学术界》2002年第4期〖H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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