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和他的北大情结
选自钱理群编著：《我的父辈与北京大学》。北大出版社
陈独秀(1879—1942)，安徽怀宁人。1917年应蔡元培之邀，出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本文作者吴孟明为其甥孙。
我的舅祖父陈独秀在北京大学那几年，我还没有出生哩。直到1938年6月，日寇已逼近南京，我和祖母(陈独秀的大姐)一家人，才从安庆老家避走武汉与多年未见的舅祖父会合，一同乘船入川。船停重庆朝天门码头，有他昔日北大的学生和高语罕等迎接，并为他接风，当时还有张恨水等乡友；后因重庆生活费用昂贵，陪都又是国民党政要和一些他不愿意与之纠缠的人聚集的是非之地，渐渐敌机也来骚扰了，遂又举家迁往江津定居。那时我已经记事了，直到陈独秀在江津去世，共四年之久，也经历了许多事情，有些则是在家听说的，有些是以后知道的，我只能合在一起，说一说关于陈独秀的事及其与北大的情结。
一
陈独秀去北大，缘起于1916年11月为亚东书局招股事与汪孟邹去北京筹款1917年陈独秀致胡适信，见《胡适全集》，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年版。(据沈尹默在回忆中说，是“陈独秀为与汪原放合编一部词典到北京去筹款的”。应非此行的主要原因，或沈的回忆不完全确切)。陈到北京住在西河沿中西旅馆64号房间汪孟邹日记，参见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140页，上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此时蔡元培夫子正接长北大，立意要改变旧北洋大学沿袭下来的种种陋习。尤其文科更是官僚王孙子弟盘踞之所，他们在学校还随身带着差役，不以求学为事，声色犬马，乌烟瘴气。锐意改革的蔡元培校长，便首先着眼于文科，适此时沈尹默、汤尔和都力荐陈独秀为文科学长。沈尹默在回忆中说：“蔡先生来北京后，有一天我从琉璃厂经过，忽遇陈独秀，故友相逢，大喜。……我回北大后，即告诉蔡先生，陈独秀到北京来了，并向蔡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蔡先生甚喜，要我去找陈独秀征求其同意。不料，独秀拒绝，他说要回上海办《新青年》，我再告蔡先生，蔡云：‘你和他说，要他把《新青年》杂志搬到北京来办吧。’”沈尹默：《我和陈独秀》，原载《五四运动回忆录》，转引自安庆市历史学会、安庆市图书馆编《陈独秀研究资料》一辑，1981年1月。看来此事初未获得陈的应允。而蔡元培在《我在北京大学的经历》一文中又说：“我到北京后，先访医专校长汤尔和君，问北大的情形。他说‘文科预科(按：当时沈尹默正负责预科)的情形可问沈尹默君；理工科的情形，可问夏浮筠君’。汤君又说‘文科学长如未定，可请陈仲甫君；陈君现改名独秀，主编《新青年》杂志，确可为青年的指导者’。因取《新青年》十余本示我。我对于陈君，本来有一种不忘的印象，就是我与刘申叔君同在《警钟日报》服务时，刘君语我：‘有一种在芜湖发行之白话报(按：即《安徽俗话报》)，发起的若干人，都因困苦及危险而散去了，陈仲甫一个人又支持了好几个月。’现在听汤君的话，又翻阅了《新青年》，决意聘他。”蔡元培：《我在北京的经历》，载《蔡元培全集》。这样看来，推荐陈独秀任北大文科学长的，既有沈尹默，也有汤尔和；他们都是挚友，而汤尔和又是“陈独秀留学日本时的同学，留日学生拒俄运动领导人之一”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141页。。但我认为更直接的是汤尔和，在1935年12月23日胡适致汤尔和一信中曾说“……孑民最敬重先生……”，沈尹默也在《我和北大》一文中说及“蔡先生对汤尔和如此信任……”(《文史资料辑》第六十一辑，第236页)，可为佐证。其实，如上所述，蔡元培与陈独秀相知，亦绝非仅因汤尔和的引介；早年为反对满清，他们计划炸满清大臣，在上海试制炸药时，蔡、陈便是志同道合的“同谋”了。
再说陈之来北大，汪孟邹在当时的日记中有如下一段记述：“12月26日，早九时，蔡孑民先生来访仲甫，道貌温然，令人起敬，吾国惟一之人物也。”又回忆说：“蔡先生差不多天天要来看仲甫，有时来得很早，我们还没有起来。他招呼茶房，不要叫醒，只要拿凳子给他坐在房门口等候。”汪原放也回忆说：“我们听了议论说，这很像‘三顾茅庐’哩!”汪原放：《回忆亚东图书馆》，第35、36页，学林出版社1983年版。在蔡的多次造访中，陈起初回绝，因为他正在上海办《新青年》杂志，经蔡一再恳请，并说“把杂志带到学校来办好了”，又说办报办学同样都是为唤醒民众、启发民智，这样便同意到北大来了。1917年1月13日，蔡校长布告：“兹奉令派陈独秀为北京大学文科学长。”据当时哲学门学生冯友兰回忆，蔡校长到校后“没有开会发表演说，也没有发表什么文告，宣传他的办学宗旨和方针，只发表了一个布告，发表陈独秀为文科学长，就这几个字，学生就明白了，什么话也用不着说的”冯友兰：《三松堂自序》，转引自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319页。。这也部分地说明了《新青年》和陈独秀在当时青年学子中影响是很大的。北大学生罗章龙回忆当时的情况说：
陈先生担任北大文科学长，是蔡先生出长北大后发出的第一号校长室通告宣布的。消息传出，全校震动。青年学生无不热烈欢迎，奔走相告，而教师中的遗老遗少则窃窃私议，啧有烦言。他们的“理由”之一，是陈先生只会写几篇策论式的时文，并无真才实学；到北大任教，尚嫌不够，更不要说出长文科了。蔡先生对于这些攻击，态度是鲜明的，驳斥也是有力的。他说，仲甫先生精通训诂音韵，学有专长，过去连太炎先生也把他视为畏友。熟悉陈先生的人也出来讲话，说他在文字学考据方面有素养，有研究，有著作作者按：陈独秀早年即从事训诂音韵方面的研究，宣统二年就连续发表了《说文引申义考》，1913年著《字义类例》出版；后来陆续发表了《实庵字说》(连续发表于《东方杂志》)、《荀子韵表及考释》、《古阴阳入互用例表》、《中国古代有夏声母说》、《连语类编》、《屈宋韵表及考释》、《晋吕静“韵集”目》、《“广韵”东科锺江中之古韵考》(后部分汇为《陈独秀音韵论文集》在中华书局出版)及最后的文字学专著《小学识字教本》，此书梁实秋在台湾曾出版(1971年)。。高一涵先生甚至说，仲甫先生讲文字学，不在太炎先生之下。这样众口一词，才慢慢堵住了攻击者的嘴。罗章龙：《陈独秀先生在红楼的日子(红楼旧录之一)》(述直记录整理)，见1983年6月4日、18日、25日《团结报》。
又说：
陈先生任文科学长后，没有授课，专心致力于教学改革，他在校务会议上多次提出改革学制，修改课程的建议，见识卓著，但开始颇有些阻力……而蔡先生对陈先生却极为尊重，对陈的倡议和言论极力支持，不稍加干涉。陈先生负责文科改革，分成了中国文学、哲学、史学和外语的英、德、法、俄等七个系，先后延聘了许多著名教授，济济多士，盛极一时；课程也有较大改进，不但必修课增加，还开了新的选修课。像李大钊先生开的《唯物史观》，把马克思学说搬进大学讲堂，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事。陈先生改革教学的这些措施，促进了学术研究和思想解放，使北大在思想界、学术界居于领先地位。……陈先生当时确具革命领导者的品质。他学识渊博，才能出众，目光敏锐，敢说敢干……他常说，人类文明的发源地有二：一是科学研究室，一是监狱；并以“出了研究室，便入监狱；出了监狱，便入研究室”的豪言与我们青年共勉。五四时他一再强调，要采取“直接行动”对中国进行“根本改造”……青年们对他十分敬佩，亦步亦趋团结在他的周围。正是在他这些号召的鼓动下易克嶷、匡互生、吴坚民、宋天放……和我等各校的青年学生，在五四前夕，秘密组成了一个行动小组，在五四那天采取了“火烧赵家楼、痛殴章宗祥”的直接行动。陈先生不只是号召青年行动，他自己也身体力行，五四后不久，六月十一日，他亲自带领我们上街散发《市民宣言》按：此即《北京市发宣言》，上半为中文，下半是英文，系胡适所译。。那天，当他从香厂新世界游艺场屋顶向下撒传单时，被侦探发觉了，他走到天桥就被逮捕了。陈先生被捕可以说是五四运动中的一大事件。罗章龙：《椿园载记》，第24、27页，三联书店1984年版。
接下来我要说说陈独秀离开北京大学的事。1919年的北大，蔡校长已面临汹涌学潮和北洋政府内外双重压力，连北大当初拥护陈的几位教授也认为留陈独秀对蔡元培、对北大(也许还有他们自己吧)都会不利，社会上一些小报也配合着制造许多诽谤陈独秀的谣言，连胡适后来在致汤尔和信中也说：
我当初所诧怪者，当时小报所说，道路所传，都是无稽之谈，而学界领袖乃视为事实，视为铁证，岂不可怪?1935年12月28日致汤尔和信，见《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91页，中华书局1979年版。
当时蔡校长处境确系两难，于是就有了三月二十六日夜晚在汤尔和家中举行的小型商谈会，商谈陈独秀去留的事。参加会议的有汤尔和、沈尹默、马叙伦、蔡元培等人，不知为什么胡适没有出席，是不是顾忌胡适可能会与蔡校长一同挽留陈独秀?这当然是猜测。会上汤尔和、沈尹默极力主张不能留陈独秀，蔡元培校长原要挽留的，然汤尔和等极力引用小报上的种种诽言，声称此为堂堂高等学府所不能容。蔡不得已，乃废文、理科学长制，设教务长，统由教授会领导，陈独秀仍为教授；这明明是针对陈独秀的一招，汤、沈、马知道这样陈独秀定会愤然离去的。这次会议的一些情节，是胡适的部分日记公开后才为世人所知的。胡适还在致汤尔和信中责怪汤：“三月二十六日那晚的会议，陈独秀因此离去北大，以后中国共产党的创立及后来国中思想的左倾，《新青年》的分化，北大自由主义者的变弱，皆起于此夜之会。陈独秀在北大，颇受我和孟和(英美派)的影响，故不十分左倾。独秀离开北大之后，渐渐脱离自由主义的立场，就更左倾了。”《胡适来往书信选(中)》，第281—291页。可见，胡适虽是陈独秀的老友，但毕竟还不是真正了解陈独秀。
陈离开北大以后，几次被捕，也都得到包括蔡元培在内一批北大人的抗议、声援和关注，关押在南京监狱期间，很多北大旧友和学生都先后去探监看望，如蔡元培、蒋梦麟、傅斯年、罗家伦、段锡朋(北大友人给陈独秀的信，也常由他转交，虽然他当时已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委员)、陈公博、陈钟凡等，按任建树兄根据不完全资料统计，有名有姓的就有五六十人。陈被释放后，拒绝国民党丁默村的邀请，宁可在傅斯年、陈钟凡家暂住。
二
下面我要说一说我心目中的陈独秀及与陈独秀有关的一些事。
首先要说的是他不讳与不屈的个性。
我从小在家就知道有这样一位舅祖父，一直到武汉才怀着崇敬的心情见到这位严肃的老人，目光炯炯，异于常人，平时不苟言笑，常常若有所思，只有知交相见，他才会侃侃而谈，直言不讳，从不隐瞒自己的观点，正如鲁迅说他：
假如将韬略比作一间仓库吧，独秀先生的是外面竖着一面大旗，大书道：“内皆武器，来者小心!”但那门却是敞开着的，里面有几枝枪，几把刀，一目了然，用不着提防。《鲁迅全集》第6卷，第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年版。
我和祖母去，他见到三十年未见的大姐时，真情流露，感人至深。这时他原已买好船票，只因大姐到来，便毅然退掉已很难买到的入川船票，后来才与我们一家同行入川；我们都在大餐间外搭地铺，十分拥挤，同船还有郑学稼、尉素秋等人。这里我要借此引用尉素秋女士的一段话来说明陈的品格：
记得民国二十二年的春天，陈独秀被捕受审的时候，轰动了全国的舆论。他在思想文化界人的心目中，投下的影子太深刻了。大家所谈的种种，有一件事特别耐人寻思。就是他被捕从上海押解来(南)京时，在京沪车上酣睡一大觉，车到下关才把他叫醒。本来坐火车打瞌睡的事太寻常了，不值得一提，但是他这段旅程却不寻常，等于押赴刑场呀!滔天大祸，生死关头逼在眼前，能安心熟睡吗?……常人在利害交战于胸中时，已辗转不能入睡，总会恐惧、仓惶失措。能从容不迫以至于恬然入睡，倘若没有养其浩然之气的工夫，以及“仰不愧于天，俯不愧于人”的至高境界，绝对做不到。就凭这一点，陈独秀在我的想象中，已钩画出一副东方哲人的简单轮廓了。见台湾《传记文学》第30卷第5期《每月人物专题座谈会》上的回忆发言，第33页。
任建树在《陈独秀大传》中也说：
这种将生死置之度外，处之泰然的从容态度，使人不禁想起他在1913年“二次革命”时被芜湖驻军首领捆绑起来要枪决时所说的话：“要枪决，就快点罢!”高语罕：《参与陈独秀先生葬仪感言》，重庆《大公报》1942年6月4日。
1932年10月12日，何应钦将陈独秀提至军部会客室，根据陈独秀以后在通信中的记述：
半谈话、半审问后，许多青年军人纷纷持笔墨和数寸长之小纸条，索书纪念，情意殷殷，(充满同情心，毫无敌视表示)，令人欣慰，四面包围(长官不能禁止)，弟真应接不暇，幸而墨尽，才得解围。汪原放：《亚东六十年》(手稿)，转引自任建树《陈独秀大传》，第527—528页。
《晶报》当时记载其事，第一句即言：“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也。”在狱中他既拒绝劝降，审判时他又自撰《辩诉状》，变被告为原告。如审问他：“何以要打倒国民政府?”陈答：“这是事实，不否认。至于理由，可以分为三点说明之……”；第二次审讯时，审判长问：“是否为推翻国民党，实行无产阶级专政?”陈断然回答说：“是。”有关审判详细情况亚东书局曾辑成小册子出版。
1937年8月13日，日本侵占上海，国民政府迁至武汉，日机频频轰炸南京，有一次陈被关押的监狱竟遭投八枚炸弹，以至他被关押的那栋房顶震坍，陈藏身桌子底下才逃脱这次灭顶之灾。被关押的政治犯相继提前释放，陈亦被司法部减刑释放，司法院长训令：
查陈独秀……入监以来，已逾三载，爱国情殷，深自悔悟，似宜宥其既往，藉策将来……减为执行有期徒刑三年以示宽大。
陈独秀23日中午出狱后，第三天即致《申报》馆一封公开信，以为辩白：
鄙人辛苦狱中，于今五载，兹读政府明令，谓我“爱国情殷，深自悔悟”，爱国诚未敢自夸，悔悟则不知所指。前此法院科我之罪，诬以叛国；夫叛国之罪，律有明文，外患罪与内乱罪是也。通敌之嫌，至今未闻有人加鄙人之身，是外患之罪当然不能构成；迩年以来，国内兵据地或企称兵据地之行为，每役均与鄙人无与，是内乱罪亦无由周内。无罪而科以刑是谓冤狱。我本无罪，悔悟失其对象；罗致冤狱，悔悟应属他人。鄙人今日固不暇要求冤狱之赔偿，亦希望社会人士，尤其是新闻界勿加我以难堪之诬蔑也。以诬蔑手段摧毁他人人格与自身不顾人格，在客观上均足以培养汉奸，此非吾人今日正所痛心之事乎!远近人事或有以鄙人出狱感想见询者，益以日来都中有数报所载鄙人言行，皆毫无风影，特发表此书面谈话，以免与新闻界诸君面谈时口耳之间有所讹误。陈独秀(章)八月二十五日按：这封信寄到《申报》馆，《申报》馆出于种种疑虑，未予刊载。原件现存上海档案馆。由于这是封毛笔写的信，又未标点，所见坊间登载，有些字被误识，亦有断句不确者，为此，特全文引述如上，以免讹传。
于此亦可见他坚强不屈个性之一斑。
我再说他不为官场利诱所动的另一面。
陈独秀离开南京监狱之后，国民党试图拉拢他，要他参加国防参议会，被他断然拒绝；后来又通过朱家骅出面邀请他出任国民党的劳动部长，也都遭到老先生(父辈在家里都这么称呼他)的严词拒绝。据资料称，蒋介石还指派其亲信国民党中央秘书长劝陈独秀另组新共党，国民党政府答应资助他十万元的活动经费，还在国民参政会给他所组新党五个名额，等等，对此他都一笑置之，视为无稽。入川以后，他不仅退回了国民党组织部长赠他的五千元支票，我还听家里人说起过，老先生还曾拒收上面汇来的一笔数目更大的巨款，大约在万元以上。关于这件事，一直到十年前，我在《世纪》杂志上才看到当时银行经办人许伯建在《陈独秀拒收蒋介石汇款》一文中的详细记述：
抗日战争时期，我在四川省总行的省库部收支课工作。一天，我收到中央银行国库局一件支付书，命在江津县代办国库业务的四川省银行办事处付给陈仲甫一笔数目可观的钱。这笔钱是由蒋介石汇给陈仲甫的。我想，陈仲甫是陈独秀的号名，一般人都不甚知道，所以我特别注意这笔库款的下落。
江津靠近重庆，虽战时，水陆交通仍方便。可是过了六七天，仍不见江津省银行办事处寄回陈仲甫的收据。国库局派了一位襄理大员来查问，并催促尽快将这笔钱送交陈收。
又过了两天，江津省银行办事处回电说：“办事主任张锦柏亲自去见陈，他还是不收，只好将这笔钱原封退回。”《世纪》1994年6月，第44页。正如张国焘受托转交赠款被陈拒绝，并告以“请国焘以后不要多事”之后，张国焘说：“仲甫先生总是如此。”张国焘：《我的回忆》，东方出版社。信矣，燕雀又安知鸿鹄之志?!
还应说一说陈的安贫乐道、不移其志之为人。
老先生那几年的生活是十分困窘的，血压又高，收缩压常达二百以上。他除了在一段时间内为《时事新报》撰稿得一些稿费外，就是北大同学会对他的照顾了，每月寄给他三百元生活费，还派原北大学生罗汉来照顾他。1940年罗汉在重庆大轰炸时罹难，又派原北大学生何之瑜来接替罗汉，直至陈去世。这时期江津米价逐渐上涨，陈的生活常常入不敷出，连仅有的一件柏文蔚送给他的灰鼠皮袍也当掉了，在乡下还不得不在地里种一些土豆之类。他有时只能把信封反过来重复利用，原北大学生杨鹏升只好印些信纸信封(上印陈独秀用笺)寄给他用，给他些接济，他又反复称“受之有愧”，杨鹏升只能谎称是受友人之托索书(字)的回赠，等等。一次他在鹤山坪被窃，但窃贼所得只是一些文稿、几件衣服和杨鹏升给他刻的“独秀山民”印章，其他别无所获，因为陈已是家徒四壁、身无长物了；我们当时推测，这次“窃贼”的光顾，可能是另有目的的。虽窘迫如此，他仍坚持着文字学《小学识字教本》的著述，矢志不移。
三
最后，我要说一说人们对陈独秀的一些误解和误传(至于坊间杜撰陈独秀的种种演义或主观附和臆断，就不必去提它了)。
早在五四时期，就有人说他否定我国的传统文化和道德(如非孝、讨父等)，对此我想用他自己的话来回答。1940年3月24日的《中央日报》上他写了一篇《蔡孑民先生逝世后感言》，兹节引如下：
蔡先生逝世后，有一位北大同学……嘱我说“自五四起，时人间有废弃国粹与道德之议，先生能否于此文辟正之”，关于此问题，我的意见是这样：
凡是一个象样的民族，都有他的文化……在全世界文化的洪炉中，各民族有价值的文化，即是可称为国“粹”而不是国“渣”的，都不容易被熔毁，甚至那一民族灭亡了，他的文化生命比民族生命还要长，问题是……若一个民族灭亡了，甚至还未灭亡，他的文化即国粹乃由别的民族来保存，那便糟透了，“保存国粹”之说，在这点是有意义的，如果有人把民族文化离开全世界文化孤独来看待……抱残守缺……自大排外，拒绝域外学术之输入，甚至拒绝用外国方法来整理本国学问的工具，一切学术失了比较研究的机会，便不会择精语详，只有抱着国“渣”当国“粹”……这样的国粹家实在太糟了!
人与人相处的社会，法律之外，道德也是一种不可少的维系物……道德是应该随时代及社会制度变迁，而不是一成不变的；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来责人的，道德是要躬行实践的，而不是放在口里乱喊的，道德喊声愈高的社会，那社会必然落后，愈堕落……就以蔡先生而论，他是主张以美育代宗教的，他是反对祀孔的，他从来不拿道德向人说教，可是他的品行要好过许多高唱道德的人。
有人说他“非孝”，我可以举些亲眼所见的事来说明：他的嗣母谢氏在江津去世，他不胜悲恸，并在家服丧，在复杨鹏升信中告以丧母之后“心绪不佳，血压高涨，两耳日夜轰鸣，几于半聋，已五十日，未见减轻”，“先母抚我之恩等于生母，心丧何止三年”，“酒食酬应以及为人作文作书，必待百日以后”。所云百日乃遵旧制。他对我的祖母，亦有长姊如母之情，一次同桌吃饭，他知道祖母平素把好吃的都省给子女吃，便乘她不在意时，夹了一块红烧肉塞在她的饭下面，我们看了想笑又不敢作声；祖母去世，他作《挽大姊》见《陈独秀诗集》(时代文艺出版社)、《陈独秀诗存》(安徽教育出版社)。长诗，真挚之情催人泪下。
不止一篇材料传说，周恩来在四川曾去访问过陈独秀，有的说在延年医院，有的说在鹤山坪，还有的说在重庆宽仁医院；我一直是在家里的成员，就从未听说过有这件事。那时家里人聚在一起总要说这说那，舅祖父最喜欢与四叔吴季严分析时政，说些旧友近事，参与谈话的有时也有何之瑜。如果周恩来来访陈独秀确有其事，则事后不会不在家里引起谈论。有一次四叔在重庆市区马路上偶遇周恩来，因为是正面相遇，周恩来猛一眼看见，就直呼：“季严，很多年都不见了……”此事在江津家中又被谈论一番，如：“周恩来记性真好，事隔这么多年，竟能一眼就认出我来……”“周恩来一向谨慎，在这种情况下，他不会多说什么……”，老先生大概的意思是说“在干部派中，周还算是通情达理的，但是他也跳不出……”诸如此类。如果周恩来真的来访问过，家里不会只语不提的，而且客观上当时的形势也不可能有这样的事发生。同样，在陈的谈话中也从未听到过有重新回到党内的意思。
关于北大同学会每月寄给陈独秀三百元生活费的事，也有朋友问过我：哪有什么“北大同学会”?我只须指出蔡元培在1922年10月12日的《组织北大同学会缘起书》就可以说明了。又舒芜等也先后在《炎黄春秋》、《中华读书报》上，对这三百元生活费的来历提出种种分析和质疑，包括“北大同学会”不是一个经济实体，不可能有此经济能力，每个月都负担他三百元的生活费用等等，对此我已在《陈独秀研究(第二辑)》(安徽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所写《往事存真(之一)》中，作了具体详细的回答(包括对这时期的六卷本《西南联合大学资料》的核查和陈松年在报上对北大同学会的答谢等，兹不赘)，说明北大同学会所寄的三百元生活费，背后并没有什么文章。陈独秀很重情义，对关心他的北大故旧包括北大同学会的那些北大人一直很感激，最终也要将自己的书稿《连语类编》等送给北大，把北大同学会的三百元钱也直接称为北大寄来的生活费，这也是一种北大情结吧!陈独秀去世后，据何之瑜记载：“自先生病逝以来，由北大同学会经手转来医药费赙(殡)仪费共三万三千六百五十元……尚超支五千元，此超支数拟由北大同学会拨付，以后并无其它用途，凡各方赐赠，概行谢绝。”何之瑜：《独秀先生病逝始末记》，见《陈独秀研究参考资料(第一辑)》。这还不能回应舒芜等提出的问题吗?
还有人说，陈独秀晚年已“英雄气短”，但据我所知，他在家的谈话中就很关心世界大局之发展，并先后写了《战后世界大势之轮廓》、《再论世界大势》、《被压迫民族之前途》以及关于民主之见解等文章均见任建树等编《陈独秀著作选》，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在斯大林与希特勒1939年8月签订协定后，他连夜即愤而抒作《告少年》长诗一首，其末有曰：“……毋轻涓涓水，积之江河盈，亦有星星火，燎原势竟成。作歌告少爷，努力与天争。”见《陈独秀诗集》、《陈独秀诗存》。
陈独秀于1942年5月27日去世，临终嘱夫人潘兰珍“今后一切自主，生活务求自立”。在江津那几年邓蟾秋、邓燮康叔侄对陈的关怀也是值得纪念的，连陈独秀去世用的棺木也是邓蟾秋老人自己的寿材，墓地则是邓家在西郊的康庄；下葬时，除家属亲友少数人外，邓蟾秋一家三代人都参加了，另外还有北大校友代表段锡朋等。战后，墓迁安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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