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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系列书籍

思想界的明星

  作者:文博   来源:中共十大元老

  江南乡试后,当陈独秀认识到康梁的维新变法适乎时势时,立即和皖省维新人士汪孟邹、李光炯等密切交往,阅读《时务报》,讨论康梁文章。当时,康有为等正受到乡里“瞀懦”们的攻击,他很愤恨,经常在大庭广众下“为康先生辩护”,被人指责为康党、孔教罪人,然而他却全然不顾。

  陈独秀接受康梁派思想的第二年,“百日维新”失败了。血的事实证实了清王朝顽固派反对任何革新,于是一大批先进分子包括陈独秀转向孙中山的革命派。

  1901年,陈独秀在日本参加青年学生革命组织“励志社”。1903年,沙俄拒不撤出中国东北,于是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组织拒俄义勇队,准备开赴东北战场,当时清廷要求日本政府解散义勇队,陈独秀十分气愤,和邹容、张继、翁浩、王孝慎五人闯入学监姚文夫家中,当场挥剪剪去姚的辫子,抒发割发代首之恨。此事在留学生中轰动一时,陈独秀也因此被遣返回国。

  归国后,陈独秀立即在安庆组织拒俄爱国演说会,愤怒控诉沙俄在我国东北奸淫掳掠、残杀无辜的罪行,号召大家“思起而救亡”。1904年,陈独秀怀着满腔爱国热情,以唤醒民众赶走侵略者,推翻满清统治为己任,在芜湖创办《安徽俗话报》。陈独秀用“三爱”的笔名在第1期至19期上发表了近50篇作品,用流畅的白话文,以古喻今,多种文体揭露和批判列强瓜分中国的罪恶。同时,陈独秀还把启发民众和直接革命斗争结合起来。1905年,他组织革命团体“岳王会”,自任会长,以武力反抗清政府。岳王会在辛亥革命时期,为安徽和江南革命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中华民国建立,清王朝统治被推翻,但辛亥革命的胜利果实却被袁世凯夺去。袁一上台,就加紧打击革命势力,在政治上废除国会和约法,在思想界大肆提倡“尊孔读经”,企图复僻帝制。极端仇视民国的陈焕章、康有为等也成立孔教会,鼓吹“定孔教为国教”,宣扬纲常不变,要人们维护封建社会的三纲五常、三从四德,掀起一股复古逆流。

  面对袁世凯篡权,世风日下的状况,孙中山先生仍以大无畏的精神和勇气,进行反袁斗争,以图民国真正实现,而这时陈独秀却在酝酿着另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

  当时有一个问题始终困扰着陈独秀,就是:为什么英美资产阶级革命及日本的明治维新顺利进行?而中国的变革如此艰难?经过认真的思考,通过对中西变革史的深入比较和研究,他找到了这一问题的答案:中国人民还未觉醒。“吾国这维新也,复古也,共和也,帝制也,皆政府党与在野党之所主张抗斗,而国民若观对岸之火,熟视而无所动心。”他认为中国人没有觉悟是造成今日危殆之势的根本原因。为此,必须进行启蒙,把人民从封建专制和它的意识形态的束缚下解放出来。

  1915年9月15日是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重要的日子,上海群益书社出版了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自2卷1号易名《新青年》)。《新青年》如一声惊雷,预示着春天的到来。《新青年》的创办,标志着新文化启蒙运动的开始。陈独秀则是领导这一运动的核心人物。

  新文化运动的主要思想武器是民主和科学,陈独秀高举这两面大旗,在政治上和思想文化上对封建制度及其思想体系作了坚决的斗争。他说:“我们现在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民主”和“科学”)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陈独秀首先倡导的是民主思想,他把欧美的民主立宪政体作为理想的政治制度,认为“吾国欲图世界的生存,必弃数千年相传之官僚的专制的个人政治,而易以自由的自治的国民政治”。要达到此目的,首先,人必须具有独立自主的人格。陈独秀认为所谓独立自主的人格就是人的解放,就是:“脱离夫奴隶之羁绊”。是非荣辱、善恶行为,以自身为本位,诉诸自身的意志而课以功过,不听命于他人。“一切操行,一切权利,开发信仰,唯有听命各自固有之智能,断无盲从隶属他人之理”。陈独秀热烈呼唤着人的解放,“我有手足,自谋温饱;我有口舌,自陈好恶;我有心思,自崇所信;绝不认他人之越俎,亦不应主我而奴他人”。要使国民真正建立自主意识,必须对压抑、束缚自主意识的封建思想进行彻底否定,因为封建思想的主要特征就是把人变成听话的工具。陈独秀说:中国固有的伦理、法律、学术、礼俗都是残民害理的妖言,尤其是儒家三纲之说,把人们束缚在罗网之中而不自知,“君为臣纲,则民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自主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缘此而生金科玉律之道德名词,曰忠、曰孝、曰节,皆非推己及人之主人道德,而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也。”陈独秀还大声疾呼:青年男女们,应努力奋斗,脱离附属品的地位,完成自我。国民要自觉地居于国家主人之地位,自己建设政府,自己议定法律,不要对伟人抱任何幻想。

  陈独秀倡导的独立人格精神及国民政治思想,在五四时期具有巨大的感召力量,它启蒙了一大批青年,使他们在五四运动中,走上街头,高呼“民主”、“自由”的口号,昭示着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到来。

  新文化运动中,陈独秀举起的另一面大旗是科学。科学在五四时期被理解为一种思想方法。陈独秀说科学就是我们对于事物的概念,综合客观的现象,诉之主观的理性而不矛盾之谓也,也就是主观与客观的一致。陈独秀吸收孔特关于人类思想进化的第一阶段是宗教迷信时代,第二阶段是玄学幻想时代,第三阶段是科学实证时代。

  新文化运动成效最显著的是文学革命。陈独秀是五四文学革命运动最早的一位勇猛战士。早在1916年秋他即与远在美国留学的胡适讨论文学革命问题。当他收到胡适寄来的《文学改良刍议》时,十分快慰,立即在《新青年》上发表,紧接着自己又写成充满战斗激情的《文学革命论》。陈独秀认为单纯的政治革命,不能改造社会,还必须辅以思想意识、文学艺术的革命,而中国现在的文学不过是贵族文学、古典文学、山林文学。因此,陈独秀旗帜鲜明地提出文学革命的三大主义: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瞭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文学革命论》的发表,掀起了文学革命的高潮,也引起了反对派的非难。面对来自各方面的攻击怒骂,陈独秀表示:国语文学,达意状物,天经地义,必不容反对者有讨论之余地,必以吾辈所主张为绝对之是,而不容他人之匡正也。认为中国古代文学皆有肉无骨,有形无神,目光不越帝王权贵,神仙鬼怪。受这种文学熏陶,国民阿谀、夸张、虚伪、迂阔等劣根性,要有尽有,此的确是革新政治的大障碍,因此革新文学势在必行。他还发誓:若有明目张胆高呼文学革命者,“予愿拖四十二门大炮,为之前驱”。

  在陈独秀的推动下,中国新文学诞生了。鲁迅的《狂人日记》、《阿Q正传》便是这一时代的产物。它们开辟了中国文学史上前无古人的大事业。鲁迅说,陈独秀先生是催促我做小说最着力的一个。胡适说,如没有陈独秀先生不容匡正的坚决态度,就不会有文学革命。可见,陈独秀在文学革命中的主将地位。

  陈独秀连放重炮,发起呼唤新世界的阵阵轰鸣。以其新颖的思想,饱满的热情和才华横溢的文章赢得了青年的尊敬与喝彩。1917年,毛泽东说:“现在国民思想狭隘,安得国人有大哲学革命家,大伦理革命家,如俄人托尔斯泰其人,以洗涤国民之思想,开发新思想……前之谭嗣同,今之陈独秀,其人者魄力雄大,诚非今日俗学可比。”20多年后,虽然陈独秀已脱离共产党,毛泽东仍没忘怀陈独秀对他的影响。他对斯诺说:那时,“我特别喜好陈独秀和胡适的文章,他们替代了梁启超和康有为,一时成了我的模范。”1919年,在陆军预备学校学习的叶挺写信给陈独秀,希望给他们坐在黑狱之中的青年以指导。

  在陈独秀与他主编的《新青年》启发下,中国青年冲破封建枷锁的束缚,脱颖而出。五四时期,许多青年在毫无依托的情况下,毅然走出家门,到外面的大世界探求新知。

  在“五四运动”中,陈独秀走出研究室,像普通战士一样投入枪林弹雨之中。1919年6月11日,他亲自起草《北京市民宣言》并在北京新世界散发,被反动当局拘捕。当陈独秀被捕的消息传出后,全国震惊,营救运动在各阶层人士中展开。毛泽东说,陈独秀因平日揭橥“赛因斯”和“德莫克拉西”,才被当局所怀恨,他才被拘捕,我们要营救他,因为他是“思想界的明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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