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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独秀简要评传

  小时候的 陈独秀是一个奇怪的孩子,无论挨了如何毒打,总是一声不哭,把严厉可怕的祖父气得怒目切齿几乎发狂。祖父不止一次愤怒而伤感地骂道:“这个小东西将来长大成人,必定是一个杀人不眨眼的凶恶强盗,真是家门不幸!”祖父看人看得很准,这个孩子长大后果然成为二十世纪中国的盗火者普罗米修斯。

  

  一九零三年,二十五岁的陈独秀留学日本。当时,清国湖北留日学生学监姚煜生活腐败、思想顽固,拼命压制进步学生。一怒之下,三名热血青年闯入姚的房间,将他按在地上,由张继抱腰,邹容捧头,陈独秀挥剪,咔嚓一声便剪去了姚的辫子。这一瞬间对陈独秀而言,极富象征意义——他的一生所走的道路在这一剪中就选定了。他为之终身奋斗的,便是剪去国民灵魂中的“辫子”。

  

  头上的辫子易剪,灵魂中的辫子却不易剪。因而,这条道路是一条悲壮之路。辛亥前后十余年,陈独秀一肩行李、一把雨伞,足迹遍及江淮南北,到处物色革命同志。在诸多活动中,他以办报刊为核心。一九零四年创办《安徽俗话报》,编辑、排版、校核、分发、邮寄,他一一亲自动手。三餐食粥,臭虫满被,亦不以为苦。他先后办报刊数十种,“我办十年杂志,全国思想都全改观。”这并无任何自夸的成分。新文化运动前夕,陈独秀堪称新派独一无二的思想领袖,那时蔡元培、胡适、鲁迅等人的影响力远远赶不上他。在《除三害》一文中,陈氏指出中国的三害是“官僚、军人、政客”,真是一针见血,比韩非之《五蠹》更能切中时弊。而五十年代的所谓“三害”,与之相比只能算笑柄。陈氏又云:“社会中坚分子应该挺身出头,组织有政见的有良心的依赖国民为后援的政党,来扫荡无政见无良心的依赖特殊势力为后援的政党。”他开始认识到政党的重要性,然而他本质上是个性情中人,是不能为政党所容的,即使是他自己缔造的政党。

  

  在北大担任文科学长的两年,是陈独秀一生中最辉煌的时期。而这段时间里最惊心动魄的一幕,发生在一九一九年六月十一日的新世界屋顶花园。那天晚上,四十一岁的陈独秀独立高楼风满袖,向下层露台上看电影的群众散发传单。这是空前绝后的举动,以后爱惜羽毛的教授们是不敢效仿的。试想一位最高学府的文科学长,应当是衣冠楚楚、文质彬彬、道貌岸然,最好是像贾政式的人物。陈氏的作为,太出格了。但陈氏如是说:“若夫博学而不能致用,漠视实际上生活上之冷血动物,乃中国旧式之书生,非二十世纪新青年也。”他一辈子都以“新青年”自居。

  

  入狱之后,陈独秀的痛苦很快牵动了国人的心。中国第一次出现这样的情况:历代文字狱、迫害、杀戮,都由知识者一人承担,而与大众无关。这一次,大众与知识者息息相关了。李辛白在《每周评论》发表短诗《怀陈独秀》:“依他们的主张,我们小百姓痛苦。/依你的主张,他们痛苦。/他们不愿意痛苦,所以你痛苦。/你痛苦,是替我们痛苦。”这首未被重视的小诗,却蕴含了相当丰富的信息:现代中国知识分子如何定位自身?诗中人称的转换已微妙地说明了知识者的位置:你——他们——我们,痛苦是“你”必须承担的。

  

  一九二一年七月二十三日,陈独秀在中国一大上被缺席选举为中共总书记。远在广州的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后,该是怎样的心情呢?兴奋、惊喜、冷静、怀疑、忧惧?八年之后,一九二九年十一月十五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关于开除陈独秀党籍的决议案》,陈氏听到这个消息,又该是怎样的心情呢?政治上的游戏规则,非陈氏这样“侠骨霜筠健,豪情风雨频”的狂士所能理解并操作。陈独秀只能是陈独秀,永远不能形成一个“陈独秀党”或“陈独秀派”。后来,他的托派学生们再次将他开除出托派共产党,亦在情理之中。

  

   一九三二年十月十五日晚,患病在家休养的陈独秀最后一次被捕。被捕后,打电报给国民党中央当局要求“严惩”、“处极刑”、“明正典刑”、“迅予处决”的,有新疆省主席金树仁、湖南清乡司令何健,以及国民党许多省、市、县、乡的“党部”等单位。同时,江西瑞金出版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机关报”《红色中华》以“取消派领袖亦跑不了,陈独秀在上海被捕”为标题,幸灾乐祸地发表消息。这也许是三十年代初国共两党拥有的唯一共识吧。两个自称革命的政党都欲把这颗“中国革命史上光焰万丈的大彗星”(傅斯年语)除之而后快,真是耐人寻味。《红色中华》发表多篇社论,称“陈独秀叛党以后,投降到资产阶级去作走狗,充‘反共’先锋”。而《中央日报》亦发表社评,宣称“反对并图颠覆国民党者,即为叛国”。相映成趣。

  

  “悠悠道途上,白发污红尘,沧海何辽阔,龙性岂能驯。”陈独秀是革命家而非政治家。政治家是无人格无人性无人情的,而革命家则是单纯而天真、固执而顽强的侠客和文人的结晶体,亦即葛兰西所说的“哲学的实践者”。陈氏在法庭上慷慨陈词:“弱冠以来,反抗清帝,反抗北洋军阀,反对封建思想,反抗帝国主义,奔走呼号,以谋改造中国,实现自由社会。”他的热情从未冷却,难怪比他小得多的胡适也羡慕他的“年轻”。学生傅斯年谈论世界大势,悲观地说:“十月革命本来是人类命运一大转机,可是现在法西斯的黑暗势力将要布满全世界,而所谓红色变成了比黑色势力还要黑,造谣中伤、倾陷、惨杀……我们人类恐怕到了最后的命运!”陈氏却坚定地说:“即使全世界都隐入了黑暗,只要我们几个人不向黑暗附和、屈服、投降,便能够自信有拨云雾而见青天的力量。”

  

  《独秀文存》是本世纪中国最有魅力的文集之一。一九三九年,周恩来等劝陈去延安,当时中国中央想把陈弄到延安养起来,不让他在外边胡闹。但陈拒绝了。他说,大钊死了,延年死了,党中央里没有他可靠的人了,“他们开会,我怎么办呢?”结果不欢而散。中国领袖们没有读过《独秀文存》,他们没有看透陈独秀:谁也无法把他“养起来”。同样的道理,今天成千上万的被“养起来”的文人们,能指望他们写出什么样的文字来呢?

  

     晚年在江津的生活是凄苦的,但却是自由的。蒋介石的资助被他拒绝,胡适建议他去美国写自传也被拒绝,他只接受北大同事和学生的帮助,晚年陈氏所做的有两件事:一是重估一切价值,“将我辈以前的见解,彻底推翻”。老人一般都是知错不改的,陈独秀却截然相反。他对早年所信奉的“主义”进行了全盘的反思和清理。这种否定自己的勇气是最可贵的。

  

     另一项工作是语言文字学研究。陈氏最后一本著作是《古阴阳入互用倒表》。二十世纪后半叶,语言学在人文科学中成为显学,思想的突破首先在语言学中实现,若干思想巨匠都是语言学家,如维持根斯坦、海德格尔、福柯、罗兰·巴特、哈贝马斯……陈独秀选择语言学,并非陶渊明式的、寻找一条自适之路、一处温馨的桃花源,而是与他登上新世界的屋顶散发传单的行为一样——高屋建瓴。天地大气的分合汹涌,只有真正的“龙”才能体验到。整个二十世纪,中国人过的都是“虫”的生活,有几个称得上“龙”的人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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