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试析陈独秀签发《汪陈宣言》的原因

  1927年4月12日凌晨,蒋介石在上海悍然发动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大肆搜捕和屠杀共产党员及革命群众,使革命力量遭受巨大损失。而就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发生之前一周的4月4日,中国共产党领袖陈独秀与中国国民党领袖汪精卫在上海联合发表了《国共两党领袖联合宣言——告两党同志书》(简称《汪陈宣言》),在宣言中,两党领袖表态:“国民党最高党部全体会议已议决,已昭示全世界,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即或有些意见与误会,亦未必终不可解释。”[1]并号召“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政见即不尽同,根本必须一致”[2]。由于两件事件发生的时间相隔很近,而且在反革命政变发生的时候,中国共产党可以说是毫无准备,被打了一个措手不及,因此,人们习惯把“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给革命造成巨大损失的责任算到陈独秀及其参与签发的《汪陈宣言》上,认为正是陈独秀的右倾错误使他签发了《汪陈宣言》,而《汪陈宣言》“实际上起了帮助蒋介石解除共产党和革命群众思想武装的作用”[3]。诚然,《汪陈宣言》的发表确实在客观上造成了一些不利于中共的负面影响,就如后来周恩来在上海反革命政变发生后召开的特委会议上所指出的:“国共联合宣言毫无积极意味,此种和缓空气,如果武汉方面继续下去,各方面损失很大。”[4]那么,身为中共领袖的陈独秀,究竟是为了什么而与汪精卫签发《汪陈宣言》的呢?

  史学界传统的观点认为,陈独秀是为了维持国共两党的合作,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作的妥协,这是陈独秀右倾错误的突出表现,有的学者甚至认为,《汪陈宣言》的签发是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形成并开始统治全党的标志。[5]这真的是陈独秀签发《汪陈宣言》的根本原因吗?我们不妨从下面几个方面进行分析。

  首先,从当时的国内外形势来看。由于北伐战争进展顺利,国民革命军已攻占大半个中国,北洋军阀的反动统治已岌岌可危,但与此同时,国民革命阵营的内部矛盾也演变到了白热化阶段。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在北伐战争前夕,通过中山舰事件和《整理党务案》等动作,权力得到了很大的加强,尤其是掌握了军权,虽然在北伐战争进行过程中,国民党左派和中共曾试图限制和削弱他们的权力,但效果有限;而随着北伐战争顺利进行所带来的一些新变化,又使得国民党右派加紧了他们“分共”、“**”的步伐。第一个新变化是列强对华政策的变化。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使列强意识到依靠单一的武力镇压来保住他们在华的巨大权益未必可行,当他们逐渐看清国民革命阵营内部存在着“激进”与“温和”两派的分歧后,便企图利用矛盾,施展各种手段,分化、软化中国革命。另一个新变化是群众运动的迅速高涨。北伐战争期间,广大的工人、农民、知识分子和爱国官兵都积极投入到这场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中来,为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提供了根本保证。但是,随着群众运动的开展,部分群众开始出现了失序和过火的行为,尤其是1927年春,部分地区的农村革命由原来的减租减息突然跃进到重新分配土地,这引起了社会的巨大震动,使国民革命阵营内部的分歧进一步扩大。于是,在帝国主义列强的诱迫和江浙金融资产阶级的支持下,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明目张胆地展开对革命领导权的争夺,“分共”、“清党”已成为他们当时迫切需要完成的首要任务。而共产国际和联共中央在1927年3月底收到中共中央关于“蒋介石准备在上海发动政变”、“中共准备组织力量予以反击”的报告后,却明确指示中共中央“务必千方百计避免与上海国民党军及其长官发生冲突”,“不进行公开作战”,[6]并且反复强调蒋介石“领导反帝斗争,起的是进步作用。”[7]联共中央与共产国际之所以这样表态,其根本原因是害怕中共的斗争会引起帝国主义列强的武装干涉,从而导致苏联也卷入到这场武装冲突中来。但是,正是联共中央与共产国际的指示,迫使中共中央取消了原先的反蒋计划,并按照指示想方设法拉住蒋介石,维持已经破裂的国共合作。《汪陈宣言》就是在这种复杂的氛围中产生的。

  其次,从陈独秀个人的主观思想来分析。早在国共两党酝酿合作的时候,陈独秀就对国共合作,尤其是孙中山提出的党内合作形式即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这一方式持反对态度,在中共三大的报告中,他专门介绍了中共西湖特别会议的情况:“起初,大多数人都反对加入国民党,可是共产国际执行委员会的代表说服了与会的人,我们决定劝说全体党员加入国民党。”[8]在后来的《告全党同志书》中,对西湖特别会议又作了这样的说明:“共产国际即派马林来中国,要求中共中央全体委员在西湖开会,提议加入国民党的组织,力言国民党不是一个资产阶级的党,而是各阶级联合的党,无产阶级应该加入去改进这一党以推动革命。当时中共中央五个委员:李守常、张特立、蔡和森、高君宇及我,都一致反对此提案……最后,国际代表提出中国党是否服从国际决议为言,于是中共中央为尊重国际纪律遂不得不接受国际提议。”[9]可见,对于国共两党合作的问题,作为中共领袖的陈独秀从一开始就不太支持的。在1926年5月召开的国民党二届二中全会上,蒋介石提出了《整理党务案》,陈独秀对此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在7月召开的中共中央扩大会议上,陈独秀与彭述之联合向会议提出,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改为党外合作,与国民党左派建立联合阵线。[10]但这个建议先后被中共扩大会议和共产国际否定了。而在1927年3月25日晚上召开的中共特委会上,陈独秀在会上发言,他说:“中国革命如不把代表资产阶级的武装打倒,中国就不想要革命,同时只要把此武装打倒,资产阶级就可以服从革命的力量。上海现在资产阶级与右派勾结党军也很右倾。我们如果情愿抛弃上海,就很容易,如果争斗,就要马上动作。因为将来的纠纷问题,为纠察队的武装解除问题,如果我们不马上动作,将来就将纯全为国共斗争,完全失掉联合战线。所以我意我们现在要准备一个抵抗,如果右派军队来缴械,我们就与之决斗……”[11]可是,陈独秀这番带有激昂斗志的讲话很快又被否定了,“三月二十八日(1927年)蒋介石到上海,陈独秀拒不会见。不仅不见面而且准备反他,罗亦农、彭述之、周恩来、赵世炎等全都同意。但武汉国际代表和中共中央不同意陈独秀和上海中央提出的‘进攻蒋军’的计划,大概是为了避免陈独秀干出有违反国际驻武汉代表指令的缘故,接二连三电催陈独秀所带领的半个中央到武汉参与所谓左派政府工作……”[12]我们不难看出,从陈独秀个人主观思想上看,他是不会为了与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作妥协而去签发《汪陈宣言》的。

  再次,就《汪陈宣言》的本身来看。《汪陈宣言》是陈独秀受汪精卫的委托负责起草的,并且可以肯定当时中共中央其他主要领导同志在《汪陈宣言》签发之前就已经了解了宣言的主要内容,郑超麟后来回忆说:“有一天,他(周恩来)同独秀出去了。独秀回来,说他去看汪精卫……这天夜里,独秀写了很久,那就是有名的‘汪陈宣言’稿子。次日,周恩来回来时我看见汪的名字签在后面,前面留了许多空白,意思是让陈的名字签在前面的。但独秀手执笔来把他的名字仍旧签在汪的名字后面。”[13]因此,该宣言并不是陈独秀个人可以作决定的。从宣言的内容来看,宣言一方面是堵了蒋介石大造“分共”舆论的嘴,瓦解了右派分子吴稚晖之流**的主要证据,澄清了对共产党人的造谣和恶意中伤,另一方面,宣言也告诫两党同志:“我们应该站在革命的观点上,立即抛弃相互间的怀疑,不听信任何谣言,相互尊敬,事事开诚协商进行……两党同志果能开诚合作如兄弟般亲密,反间之言,自不获乘机而入也。披沥陈词,万希各自省察,勿至为亲者所悲、仇者所快,则为中国革命幸甚,两党幸甚。”[14]从这些内容不难看出,陈独秀实际上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还是不放心的,所以才会用“果能开诚合作”、“万希各自省察”等表述。至于宣言中有“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这一内容,后来被指责为是起了“涣散了工人的斗志,连中共一些领袖人物也松了一口气”的负面作用,“(罗亦农)又说:蒋介石本已下动员令,因汪来即收回。”[15]实际上,当时罗亦农是这样说的:“汪来后,上海争斗比较缓和,前晚蒋已下动员令,因汪来即收回,但蒋是没有调和余地的,他的出路只有胜利与失败,毫无妥洽的可能,冲突是不可避免的。”[16]可见,中共高层并未因宣言的签发而失掉对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的戒心。因此,不能简单地说是因为宣言而使我们涣散了斗志,甚至连防备之心也丢掉了。宣言中还有另一项内容也一直备受人们批评,即“中国所需要的是建立一个各被压迫阶级的民主独裁,来对付反革命,不是什么无产阶级独裁。”[17]这一内容被认为是陈独秀为了批驳国民党右派的谣言、维持国共两党的合作而向国民党所作的让步,而且让步让过了头,失掉了原则,也就是说,宣言不敢提出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或者至少应该说“中国共产党在当前阶段的目标是建立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可是,如果中共提出自己的奋斗目标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又会怎么样呢?我们不能忽视这样一个情况,当时国民党右派正在千方百计对中共进行攻击,吴稚晖在1927年4月1日向所谓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提出了《呈中央监察委员会文》,称:“现在共产党在各地已公然提出打倒国民党、打倒三民主义之标语,去年武汉所发之印刷品,亦公然有推翻本党及卖国之言论,我辈为中国国民党党员,对此自应急行断然之处置。”[18]在这种情形下,中共的一举一动都有可能成为国民党右派进行攻击和诬陷的证据,更何况这个宣言是要经过中共领袖陈独秀来签发的,宣言内容如再出现“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的表述,这不等于向世人公开承认国民党右派的无端指责是确有其事了吗?还有,宣言须经两党领袖同意并以两党领袖的名义联合签发,就算陈独秀想在宣言中表明中共的奋斗目标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那么,作为国民党领袖的汪精卫又会怎样看呢?他还敢在党内坚持联共的方针吗?他还敢在宣言上签字吗?如果真的这样,那么可以肯定地说,《汪陈宣言》就不会出现了。再说,在最初国共合作的时候,孙中山不也反对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吗?在1923年1月26日发表的著名的《孙文越飞宣言》中,明确写着:“孙逸仙博士以为共产主义组织甚至苏维埃制度,事实上均不能引用于中国,因中国并无可使此项共产主义或苏维埃制度实施成功之情形存在之故。此项见解,越飞君完全同感。”[19]孙中山反对在中国实行无产阶级专政,这是国共两党党员包括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都知道的事实,但中共仍然愿意跟他合作,与国民党结成统一战线,人们并不认为这是向国民党进行妥协,怎么《汪陈宣言》没有提出中共的奋斗目标是要建立无产阶级专政就可以认定是为了维持国共合作而向国民党作妥协呢?所以,从宣言本身的情况来看,不能把为了维持国共两党的合作,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作妥协当作是陈独秀与汪精卫签发《汪陈宣言》的原因。

  综上所述,陈独秀与汪精卫签发《汪陈宣言》的原因不能简单归咎为是为了维持国共两党的合作,而向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作妥协,应该说,陈独秀之所以与汪精卫签发《汪陈宣言》,有主客观两方面的原因。从客观上来看,随着北伐战争的顺利进行,国民革命阵营内部出现了激烈的领导权的争夺斗争,国民党右派为了打击甚至消灭中共,削弱左派势力,拉拢争取中间力量的支持,不断编造谣言,诬陷中共,借此达到“分共”、“**”的目的;而由于国民革命发展迅猛,中共内部也开始出现了一些失序和过火的行为,很容易会被敌人抓住把柄进行打击,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领袖联合国民党领袖发表这个宣言,有利于批驳敌人对中共的无端指责,澄清事实真相,同时及时纠正中共自身内部出现的一些过失行为,这也是陈独秀签发《汪陈宣言》的客观原因。从主观上来看,是由于中共尚处在幼年阶段,自身很不成熟,根本没有能力顶住来自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压力,中共的路线、方针、政策的制定以及重大问题的处理对策均要以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指示为指导,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对中国社会的实际情况及中共本身所碰到的一些具体问题又经常缺乏了解或者是掌握慢了半拍,在这种情况下所作出的指示又怎么能够使中共避免出现失误呢?例如,就在《汪陈宣言》正式发表的第二天,斯大林在“莫斯科党的积极分子大会”说:“现在我们需要右派,右派拥有干练的人才,他们还在指挥军队并且领导军队对帝国主义作斗争……蒋介石可能并不同情我们,但他掌握着军队,正好可以作反帝斗争之用。”[20]正是基于这样的认识,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才一再要求中共一定要想方设法维持与国民党的合作,以陈独秀为首的中共中央,最终没法承受来自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的强大压力,这是陈独秀签发《汪陈宣言》的主观原因。正如陈独秀后来所说的:“我们应该很坦白的很客观的认识过去以至现在的机会主义政策,都是来自国际,国际是应该负责任的。幼稚的中国党还没有自己发明理论决定政策的能力”[21],因此,如果说陈独秀签发《汪陈宣言》有向谁妥协的话,那么,他妥协的对象不是国民党,而是以斯大林为首的联共中央和共产国际。

  可是,为什么长期以来学术界都把陈独秀签发《汪陈宣言》的原因归结为是“为了维持国共两党的合作,向国民党右派作妥协”呢?众所周知,在总结国共合作破裂及国民革命失败的原因时,学术界一直把陈独秀的右倾错误认定为是最主要的原因,而他与汪精卫联合签发《汪陈宣言》正是他右倾错误的表现,因此,得出这样的结论也就不奇怪了。可问题是陈独秀真的必须为国共合作破裂及国民革命失败负主要责任吗?我们不妨看看张国焘后来是怎么说的:“……接着瞿秋白又表示他几天在庐山与鲍罗庭冷静的研讨,认为中国革命是失败了,责任问题要有交代。中共一切,虽然事实上是遵照共产国际的指示进行,但不能让共产国际担负这个失败的责任,因为莫斯科威信的丧失,将会影响世界革命,也会助长托洛茨基派攻击斯大林的气焰,更会使中共党员不信任共产国际的领导。为了使共产国际今后能够领导世界革命,中共中央只有挺身出来负担这个责任,才是避重就轻的办法。瞿秋白更具体的表示,如果这一失败责任要由中共中央政治局全体来担负,中央的领导就会破产,损失也太大了,陈独秀在这次失败中,原有重大过失,现在又采取了不正确的消极态度,那我们不如把全部失败责任,推在他一人身上,而我们自己应站在拥护共产国际的立场上,反对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这样才能稳定中共中央的领导。”[22]虽说这是张国焘的一家之言,但却基本符合当时共产国际与中共的关系以及中共中央内部应对时局需要的实际情况,所以陈独秀才会在《告全党同志书》中说:“我知道中央开除我的党籍,完全是他们少数人为掩护他们自己错误的一种手段。这样一来,不但免得我在党内发表意见和主张要公开的讨论政治问题,并且拿开除我向党员群众示威,叫大家都免开尊口。”[23]可见,把造成国共合作破裂及国民革命失败的主要责任推到陈独秀身上是很不公正的,同样,认为陈独秀签发《汪陈宣言》的原因是“为了维持国共两党的合作,向国民党右派作妥协”也是不符合实际的。

  作者:林扬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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