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教育，简称德育，是通过向人们传授道德知识和讲解道德理论，从而帮助受教育者提高道德认识、陶冶道德情感、锻炼道德意志、确立道德信念并最后形成道德行为习惯的过程。陈独秀非常重视德育工作，在其文章中有着大量深刻的相关论述，内容十分丰富。这些对于我们今天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构建现代和谐教育体系以及学校德育教育的改革和创新，都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陈独秀的道德观
关于道德起源的问题
在道德起源问题上，陈独秀认为：“道德之所起，起于两人以上相互之际，与宗教法律同为维持群治之具，自非绝世独立，未有不需道德者。”[1]“人与人相处的社会，法律以外，道德也是一种不可少的维系物。道德是为了适应社会的需要而产生的。”[2]从这两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到陈独秀认为道德的产生，既不是像一些客观唯心论的思想家所说的是“神”的意志决定的，或是上帝上天通过“启示”、“征兆”指示圣人、皇帝订下来的，也不是像主观唯心论的思想家所说的，是与生俱来、人心所固有的，而是起源于社会生活中人与人交际相处的需要。他指出“道德是人类本能和情感上的作用”[3]，人类本能上倾向于好利争夺，因此，在有两人以上人与人相处之际，就难免发生利害冲突，如果没有什么办法来解决，就会造成人际关系不能维持下去。同时，他还把道德与宗教法律，同样看成是维持群治的工具，不过“宗教以信仰为基础，法律以权利为运用，而有信仰所不能范、权利所不能及，则道德尚焉”[4]。这就是说，道德作为维持群治的工具、调节人际关系的准则和规范，和宗教法律既有联系，又有区别。和宗教法律比起来，宗教主要是通过控制人的信念来处理好人与人、人与群体的关系；法律是通过政权机关的强制力量来控制人们的行为，维持社会秩序。
陈独秀关于道德起源于社会生活需要的观点，在唯物和唯心的争论中，是站在唯物论这方面的。他根据自己的观点，指出我国思想界“天不变道亦不变”的唯心论道德观是“大误”、是“谬点”。[5]陈独秀认为这种道德观，既不能正确说明道德的起源问题，也不符合人类社会发展的客观实际。他说：“道德之为物，应随社会为变迁，随时代为新旧，乃进化的而非一成不变的。”[6]道德具有空间性和时间性，因时代地域而不同，“此方所视为道德的，别方则未必然；古时所视为道德的，现代则未必然”。“道德是应该随时代及社会制度变的，不是一成不变的”[7]。
总之，陈独秀在道德的起源问题上，其观点是符合唯物论的，他基本上是用历史唯物论的观点来考察道德和社会发展的关系，和当时封建复古派在这一问题上的看法划清了界限，有很强的针对性和战斗精神。
关于道德发展的问题
在陈独秀看来，道德应随着社会的变迁而变迁，随着社会的新旧而新旧。新的社会比旧的社会进步，一般说来，新社会的道德也就比旧社会的道德进步。陈独秀从进化论的观点直接得出了这一结论。他说：“在事实上看起来，自从始祖以至现在，我们个人的肉体、精神和社会的组织，都曾经时时努力、时时改造、时时进化，未尝间断。就是那最难改造的道德意识，也没有人能说毫无成绩。”[8]当时有一些复古人士认为昔年风俗人心不坏，今日风俗人心大坏，也就是人们的道德今不如昔。陈独秀直截了当地指出这是一种“瞽说”。他说：“吾国民德之不隆，乃以比较欧美而言，若以古代风俗人心善于今日，则妄言也。”他举出事实说明：“风俗人心之坏，莫大于淫杀，此二者古今皆不免，而古甚于今。”他还着重指出：“共和思想流入以来，民德尤为大进。”如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同日为国就义，扶老助弱，举止从容；袁氏称帝，蔡锷等为护法斗争，倒袁之后，功成不居。这些都是中国历史上所罕见的。一般浅见之徒认为今日风俗人心之最坏者，莫过去“臣不忠，子不孝，男不尊经，女不守节”。其实这些都只能说是“不尊礼”，若说是“风俗人心之大坏”，是因为他们不知道“道德之为物，必以社会组织生活状态为变迁，非所谓一成而万世不易者也”。[9]也就是说，他们把封建社会提倡的道德看成是一成不变的，用复古的眼光来看待社会的发展变化，因此有这等瞽说、浅见。
当然，在社会发展的过程中，由于某些历史原因，特别是某些统治者所造成的政治原因，道德的发展和社会的发展不是同步，可能出现暂时停滞甚至倒退的现象。1916年9月，陈独秀和一个名叫程师葛的《新青年》的热心读者讨论了“近世道德进步是否果逊于智育”的问题。程认为“近世各国智育进步一日千里，而德育则未见有以胜于前代”。陈独秀帮助他分析“今日所见德育无胜于前代”的原因不外两方面：“其一，由于人口加增，经济制度未及改良，富力失其均平，金钱造成罪恶。”“其二，由于社会已成道德，不克范围今日之人心，近世思想演变日异月新，骎骎未已；而封建时代之道德宗教风俗习惯，仍复遗僵印影，逞其余势，善恶是非之变遂纷不可理。”[10]他在这里分析了原因：道德受经济基础的制约和影响。在资本主义社会里，由于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和物质生活条件，金钱万能、利己主义成为人际关系的准则，因此，虚伪、忌妒、侵夺、争杀、独占心、利己心、私有心等，在西方资本主义成为普遍现象，这种资本主义的道德在当时中国的社会上也有所表现，同封建社会那种温情脉脉的人际关系，温良恭俭的道德对比起来，在有些人的眼光里自然是认为道德的衰退，今不如昔了。
由此可见，陈独秀对道德的发展总是抱着向前看和革新的态度。他还指出真正关心道德进步的人应当勇于革新。第一，“当改良社会经济制度，不使不道德之金钱造成社会种种罪恶”；第二，“当排斥已成之道德而遵行真理，不使不道德之道德演成种种悲剧”。[11]否则，虽天天讲道德教育，道德仍是不会进步的。
关于道德作用的问题
在道德的作用问题上，陈独秀持肯定态度。1917年，有一位《新青年》的读者，以“淮山逸民”的名义写信给陈独秀，说“道德乃野蛮半开化时之名词，而非文明大进时代之所有物”，认为今日社会无需道德，将道德本身根本否定。陈独秀在回信中，对这种观点表示“不敢苟同”，他说自己“深信道德为人类之最高精神作用，维持群益之最大利益”，[12]对于不适合于今世的道德，加以改革更新是可以的、应该的，若说根本取消道德是不可以的。陈独秀肯定道德的作用，除了一般地肯定道德的“维持群益”的作用外，同时还看到道德作为上层建筑意识形态，在一定的社会经济基础上形成之后，为一定社会的经济基础服务的作用。具体表现在他对“孔教为吾国历史上有力之学说，为吾人精神上无形统一人心之工具”，“绝对承认之而不怀丝毫疑义”，他说：“秦火以远，百家学绝，汉武独尊儒家，厥后支配中国人心而统一之者，惟孔子而已，以此原因，两千年来讫于今日，政治上、社会上、学术思想上遂造成如斯之果。设若中国自秦汉以来，或墨教不废，或百家并立而竞进，则晚周当即欧洲之希腊，吾国历史必与已成者不同。”[13]
由此可知，陈独秀对道德作用的肯定，说明了他对德育的重视。重视德育，关心社会道德的发展和进步，这种思想当然是合理的。但是过分夸大道德的作用，认为人的道德水平，特别是个别杰出人物的道德品质和道德行为可以决定社会历史的进程，这就从真理走向了谬误，和历史唯心主义的道德决定论划不清界限了。陈独秀在谈论道德的作用问题时，就有这方面的缺点，如他在1916年在《宪法与孔教》一文中再次谈到“伦理问题不解决，则政治学术皆枝叶问题，纵一时舍旧图新，而根本思想未尝变更，不旋踵而复旧观者，此必自然之事也”。[14]这虽然是总结辛亥革命以来政治革命失败的教训得出来的结论，有一定的针对性，但是把伦理问题的重要性放在政治问题之上，认为伦理可以决定政治，这就有些偏颇了。
陈独秀道德教育的内容
关于道德教育地位的论述
陈独秀十分强调德育的重要地位。1902年，他从日本回到南京，第一次提出德智体三育并重，尤其要注重德育，“蒙学莫急于德育，而体育次之；若智育，则成量之后未晚也”。他批评当时不重视德育的现象，“学校教育属于智识之教育，而情感教育则不多”。他自己身体力行，经常到大中学校演讲，鼓励青少年树立远大理想，培养健康的独立自强的人格，冲破封建传统的牢笼，推进民主与科学，昂首阔步，一往无前地奔向新的目标。陈独秀在德育问题上大力提倡效法西洋，倡导课程改革，要求青少年多学习新的有用的科学文化知识，坚决反对死记硬背所谓“圣人经典”。在知识结构上应“弃神圣的经典与幻想而重自然科学的知识和日常生活的技能”。[15]
关于道德教育观念的论述
陈独秀在1917年3月发表的《道德的概念及其学说派别》一文中，评价了当时流行于西欧的两派道德学说，一是“个人主义之自利派”，另一个是“社会主义之利他派”。“此二派互为雄长于道德学说界中”。[16]对于这两派势均力敌的道德学说，陈独秀评价说：“就根据之确实而论，自以自利主义为少胜，天下无论何人未有不以爱己为目的者，其有昌言不爱己而爱他人者，欺人之谈耳。故自利主义者，至坚确不易动摇之主义也。维持极端利己主义者，不达群己相维之理，往往只知有己不知有人，极其至将破坏社会之组织。故言利己主义而限于个人，不图扩而推之，至于国家自利、社会自利、人类自利，则人类思想之冲突无有己时，他日道德问题之解决不外是欤。”[17]从这里可以看到，陈独秀提倡的道德观念，是有限制的自利主义。这种有限制的自利主义，以自利爱己为目的，但自利以不破坏社会组织为原则，亦即同时适当考虑他人的利益、集体的利益。
而陈独秀在1919年12月1日所写的《调和论与旧道德》一文中说：“抛弃那私有制度之下的一个人、一阶级、一国家利己主义的旧道德，开发那公有、互助、富于同情心利他心的新道德”。[18]这和他在同一篇文章中讲的“人类本能上光明方面的相爱互助、同情心利他心公共心等道德”、“本能上黑暗方面的虚伪、忌妒、侵夺、争杀、独占心、利己心、私有心等不道德”，是应当区别开来的。如果说后者是从人类本性上推演出来的，前者则是从总结私有财产制度下人类社会实践的经验教训，同时把道德同社会经济制度联系起来考察而提炼出来的。因此，尽管他在表述形式上带有普遍性的意义，从其内涵来看，仍然可以看出它所具有的历史性和阶级性。
关于道德教育规范的论述
1916年10月1日，陈独秀在《我之爱国主义》一文中谈到具体的道德规范，提出为了救亡图存，为国家弭乱源，为国家增实力，必须大力提倡勤、俭、廉、洁、诚、信数德：
1、勤。陈独秀认为，人力是最大的生产要素，“一社会之人力至者，其社会之经济力必强；一个人之力至者，其个人之生计必不至匮乏”。[19]今日西方各国国力之发展，与他们国家人民的勤勉有关。他们视劳动为神圣，以不劳动为可耻，人人自食其力。他们的人民爱惜时间，与人约会，恒以何时何分为期，就是行路，也一往无前。所以他们的产业兴旺，经济发达，国力自然强盛。
2、俭。陈独秀认为近世工商业兴，资本之功用卓越前世，国民只有养成勤俭的习惯，将财力储蓄起来用于再生产之途，产业才能兴盛，国力才能强大。奢侈浪费，从个人来说，贪食渔，戕害身体，助长贪欲，堕落人格；从国家社会来说，俗尚奢侈，国力虚耗。
3、廉。陈独秀认为金钱万恶，万方同概，贪污可耻，尽人皆知。而我国人却“专以造罪而得金钱，复以金钱造成罪恶”。[20]陈独秀谴责道：有钱可图，便无恶不作，文官监守自盗，私吞公款，收受贿金；武官强取横夺，满载而归；“甚至以尊孔尚德之圣人自居者，亦复贪声载道”，袁氏称帝，严复为之尽力，明白宣言“余非帝制派，唯有钱而无不与耳”。[21]
4、洁。陈独秀讲的“洁”包括身心两方面。身体方面的洁就是要讲求个人卫生和公共卫生，去掉西方给我们戴上的“世界不洁之民族”[22]的帽子。心理方面的洁，主要是改革利禄之心而食力创业。
5、诚。陈独秀密切联系当时的政治实际，举出不少人在政治斗争中表里不一、作伪圆滑、玩弄政治手腕、丧失人格的事例，慨叹地说：“不诚之民族，为善不终，为恶亦不终，吾见夫国中多乐于为恶之人，吾未见有始终为恶之硬汉。诈伪圆滑，人格何存？”照他看来，无论一言一行，都要“本诸良心之至诚，慎厥始终”，[23]只有这样，才算是具有了诚的美德品质，如果讲话浮词夸诞，居丧失节，时亡而往，都是不诚的表现，这是关系一个人人格的问题，绝不可以忽略的。
6、信。陈独秀认为“人而无信，不独为道德之羞，亦且为经济之累”。[24]政府无信，则纸币不行，内债难得，银行只好由外人来办，丧失金融大权。人民无信，则非独资无由创业。
由此可见，这数德既关系到一个人的私德，也关系到一个人的公德，他甚至强调我国当时之危机，根本原因在于“民族之公德、私德之堕落有以召之”。所以道德教育应包括公德和私德的内容，应当把对国民公德、私德的培养同时注重起来。他还指出这数德，都不单纯着眼于个人的利害，而是把重点放在国家民族的利害上；而其利害又不是琐碎小事，而是关系到国计民生，关系到国家的政治经济大事。
陈独秀道德教育的方法
反对对学生进行伦理说教，被动灌输，主张采取启发诱导的方法。
1917年5月，陈独秀在《答胡子承》书中指出中西教育的差异，说“现代西洋之真教育，乃自动的而非他动的，乃启发的而非灌输的，乃文明的而非虚文的，乃社会的而非个人的，乃直觉的而非虚幻的，乃世俗的而非神圣的，乃全身的而非单独脑部的，乃推理的而非记忆的，乃科学的而非历史的”。[25]西方教育自幼稚园以至大学，无一不采取启发的教学方法，教师在教学过程中时刻注意每个学生的身体素质、智力状况，从而去启发他们的“灵性”，“养成他们的自动能力，好叫人类的智慧得以自由发展”。而当时我们中国的教育，还是守着从前被动灌输的老法子，教师盲教，学生盲从，对学生的心理状态、人类的灵性一概抹杀，无人理会，启发儿童的游戏图画等功课，毫不注重，一心只教学生读万卷书做大学者。陈独秀认为这种方法教育出来的学生，“好像人做的模型，能言的鹦鹉一般，依人作解，自家绝没有真实见地、自动能力”，实在是坑死人了。这就是说，西方教育强调面向社会，主张经世致用，传授科学知识，注重理论训练，重视能力培养，讲求启发诱导，提倡全身心发展，这才是“真教育”。而当时中国的教育则“胥反乎此”，强调为了个人，提倡死啃书本，传授往古历史，注重死记硬背，崇尚外面灌输，忽视能力培养，轻视全面发展，因此只能称为“伪教育”。一真一伪，孰优孰劣，中国是否应向西方学习，自然明确无误。
要注重实践，在实践中培养人的道德观念，提高人的道德品质
道德教育，一定要教人去实践美德，长大成人才算是一个人，是一个利国利民的人。陈独秀说：“道德是用以自律，而不是拿来责人的；道德是要躬身实践，而不是放在口里乱喊的，道德喊声愈高的社会，那社会必然落后，愈堕落。”[26]他佩服蔡元培先生，说他从不拿道德向人说教，可是他的品行要好过许多高唱道德的人。清代的朴学大师们，比同时代的汤斌、李光世等一般道学家们要善良得多；外国的科学家们也不比道貌岸然的神父牧师坏。这都是因为他们言行一致，理论与实践统一的结果。所以他说：“道德的进步，要有行为的教育。”[27]
注意利用榜样的力量
陈独秀根据法国社会学家孔特所说人类进化由其富于模仿性的看法，认为“吾民之德敝治污，其最大原因，即在耳目头脑中无高尚纯洁之人物为之模范，社会失其中枢，万事循之退化”。而“英雄硕学，乃人类社会之中枢，资其模仿者也”。“近代贤豪，当世耆宿，其感化社会之力至为强大”。[28]所以进行德育，一方面做教师的人要“端正其心，廉洁其行，以为小子后生的模范”，另一方面，也要利用英雄硕学、近代贤豪的榜样力量，这样必然能收到“至大且捷”的效果。
加强包括气节品行教育在内的德育教育
陈独秀认为，封建教育只注重念书做文章， 以“文词才华”取“功名富贵”，即“学而优则仕”。气节品行教育，“一毫也不讲究”，以致“天天读理学书，挂道学招牌，却是问起他的心地来，还是一个卑鄙龌龊的小人”。[29]鉴于此，他主张要加强包括气节品行教育在内的德育教育。就当时而言，要重视和加强集体意识、民主意识、社会意识、国家意识教育，唤起学人政治觉悟，树立“唯民主义”意识，打碎封建牢笼，克服对皇权的迷信和崇拜，冲破旧思想束缚，求得思想解放和进步。
总的说来，陈独秀道德教育思想所蕴藏之精神既是可贵的也是可取的，这些为我们培养德才兼备的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合格人才，提供了有益的借鉴，对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条件下发展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实施科教兴国战略，将富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作者：曾煜东 陈莉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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