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6年12月16日，安徽省陈独秀研究会在安徽大学召开“陈独秀经济思想学术研讨会”暨陈研会第二届理事换届会。来自合肥、安庆、蚌埠、芜湖、马鞍山、淮南等地的50余名专家学者参加了会议，会议除选举产生了省陈研会第三届理事会外，着重讨论了陈独秀的经济思想等学术问题。兹将会议主要内容和议题综述如下。
关于陈独秀经济思想的研讨是这次学术研讨会的主题，不少学者提交了论文或作了重要发言。安徽大学的沈寂教授作了题为《陈独秀的经济思想与孙中山、毛泽东的异同》的重要发言。他指出，陈独秀十分看重经济改造在中国社会变革中的决定性作用，他以“社会生活向上”为实行民治的目的，而将政治和经济的民治主义当作达到“社会生活向上”的两大工具，其中又应该置重社会经济方面，“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陈独秀就是在这一基础上接受马克思主义的，他所理解的社会主义是继政治革命之后的经济革命。其次，孙中山、陈独秀和毛泽东对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革命的态度和处理方式不同，源于经济思想的差别。孙中山是一次革命论，把社会主义革命（即民生主义）与政治革命同时并举是防止出现第二次革命，主观的社会主义，客观实际是发展西方模式的经济。陈独秀是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经济，然后再来一次无产阶级革命的二次革命论。他们的思想有相类似之处，都主张发展资本主义为社会主义的前提。毛泽东则是将未完成的民主革命囊括在无产阶级革命之中，实则是取消了民主革命和商品经济的发展阶段，毛泽东的社会主义对资本主义是排斥的、敌视的，或是害怕的。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主观的，因为他无视生产力的发展。他是将政治当作目的，实行计划经济服务于计划政治。沈寂教授的观点指出了今天应当重视审视和正确评价孙中山和陈独秀关于发展资本主义思想的积极和合理性，具有重要的启发意义。
安庆师范学院的张洪波教授对陈独秀的社会主义经济思想作了全面梳理。首先，社会更替是历史的必然，社会主义是比资本主义更高一级的社会制度，克服了资本主义的根本弊病，使生产力得更大发展，多数人过上幸福生活，“这便是社会主义制的根本意义”。其次，经济制度的变化决定“一切制度的变化”，改造社会先要从改造经济制度入手，“社会经济简直是政治的基础”。马克思主义的社会主义之所以科学，是因它是建立在客观的经济上的，与古代建立在伦理上的空想和主观社会主义完全不同。第三，发展生产力“是社会主义制度的根本意义”，想在封建或半封建经济基础上建成社会主义是不可能的，批判俄国小资产阶级民粹派那种主张在落后国家跳过资本主义阶段免受其害，而直接走到社会主义的错误观点。第四，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核心是“资本集中”和“财产公有”。由于所有制不同，使社会主义生产和分配方法完全改变了。然而，在社会主义初期私有制有存在的合理性，“非到共产社会实现，私有财产是不能完全废绝的”；社会主义也绝非由国家包办一切大小工商业，马上就要禁绝一切私人企业。第五，平均主义与社会主义有着原则的不同，“专讲分配方法去平均贫富，是均富主义，不是社会主义”，不但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绝不是劫富济贫的均富主义，并且中国共产党都不曾幻想中国马上就能实行共产主义的生产和分配制度。第六，社会主义国家应重视对外开放，由于资本主义的发达使世界经济打成一片，经济落后的中国应主动与世界经济接轨，“落后民族自己的经济条件，当然谈不上社会主义”。他指出，陈独秀虽没有社会主义经济思想的长篇和系统著作，其思想散见于一些政论、演讲和书信中，但有许多是合理、精辟和有远见的，有些已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建设实践证明是科学的。
安徽教育学院的徐光寿教授指出，社会主义经济思想是陈独秀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许多观点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具有“筚路蓝缕的开创之功”。陈独秀有关科学社会主义经济理论的研究和思考大致分两个时期，从新文化运动到大革命失败是第一个时期，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思想宣传多于理性思考；从大革命失败直至他逝世是第二个时期，对科学社会主义理论是思考多于宣传，有许多精辟见解，也出现了一些理论错误。陈独秀对“什么是社会主义”和“怎样建设社会主义”的重要问题做了回答，指出，第一，社会主义的根本目的是发展生产力，使大多数人民得到幸福，“主张实际的多数幸福，只有社会主义的政治”，这是陈对社会主义本质的认识。第二，社会主义绝对不是平均主义，平均主义只是一种社会理想，虽可理解却无法做到。第三，社会主义建设初期，应该确立公有制为主的经济制度，允许包括私有制在内的多种经济成分并存。第四，社会主义是一个很长历史阶段，从革命发生到私有财产实际归公，再到在人心中消灭私有财产，必然要经过长久的岁月。
中共马鞍山市委党校的张曙明先生认为，陈独秀虽无成熟的经济理论体系，其经济思想散见一些文章中，却有不少合理认识，对今天的社会主义建设有积极昭示。其经济思想有两方面特色：一是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1922年以前他积极主张消灭资本主义，在中国直接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此后，态度发生变化，开始提倡发展资本主义，认为中国经济落后和文化幼稚，民主革命胜利后，必须经过资本主义发展阶段，等生产力有一定程度提高和充足的物质基础后， 才能走向社会主义，否则就是“乌托邦的社会主义者”。在大革命失败后到晚年，更是公开主张在中国发展资本主义。不过，他仍然理性看待资本主义，认为当时的中国所以要用资本主义发展经济，正是因为社会主义生产制高度发达而中国现实的不发达及中国经济仍属初期资本主义。二是阐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实现多数人的幸福。他最初宣传社会主义是出于对资本主义的否定，把能否实现多数人的幸福作为评判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价值标准之一。同时，又明确指出不能把社会主义简单归结为劫富济贫，“专讲分配方法去平均贫富， 是均富主义，不是社会主义，社会主义是对于生产方法和分配方法同时并重的”。
蚌埠讲师团的张雷先生认为陈独秀对中国近代社会经济和资本主义发展问题的探索和认识经历了三个阶段：五四前期的初步认识阶段，五四中后期的全面认识阶段和晚年的深入思考与精辟论述。在晚年，陈独秀指出资本主义是人类社会进化所必经的过程，一是因为资本主义使社会生产力有了惊人的发展和提高；二是因为资本主义在血的罪恶中产生进步（如民主制度等），并强调资本主义奠定了“社会主义社会之物质基础”；第三，坚信“资本主义在中国，还有大有发展之余地”。在三个时期中，其许多经济思想和观点具有相对独立、前后渗透、交替发展和逐步提升的特点，如在第二时期，既提出要消灭私有制，又指出在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不要急于消灭私有制，主张通过国家资本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等。
原《江淮时报》总编欧阳发对陈独秀1938年发表的《我们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一文的主要内容做了介绍和分析：一是对资本主义本质有清醒的认识；二是，资本主义有功有过；三是资本主义是人类进化必经的过程；四是在中国不要害怕资本主义。他认为，陈独秀的这些观点与当时中共的“非资本主义”论是相悖的，然而，他的一些观点在当时确实难能可贵，即使对今天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也不无参考价值。他进而联系当前的社会主义经济改革，就社会上和理论界争论的三个焦点问题，即，要不要搞市场经济、要不要发展非公经济、如何正确看待国有企业产权改革谈了自己的看法。省政协的陈德辉先生结合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的有关论述，陈独秀、毛泽东、邓小平的有关思想及社会主义在苏俄和中国的实践，特别是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与现实实践，乃至社会主义在北欧国家的实践，指出在不发达国家建设社会主义，资本主义是不可忽视的重要历史因素。
会议还研讨了陈独秀研究的其他问题。
省委党史研究室主任聂皖辉对深入研究陈独秀的必要性做了全面分析。一是，陈独秀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位重要人物，是党的主要创始人，一至五届党中央总书记，他的贡献和错误都是和党的命运一度紧密相连的。二是，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是近代中国启蒙运动的领袖，这种历史人物是应该大书特书的。三是，对陈独秀这样一位在中共党史上长期被错误定性和评价的历史人物，要实事求是地做出科学评价，就必须深入研究。四是，陈独秀既是一位叱咤风云的历史人物，又是一位在一生中上演过大起大落悲喜剧的历史人物，这在中国历史上也是不多见的。五是，陈独秀节操过人，有高尚的人格魅力。六是，陈独秀的家庭是一个革命家庭，在1927年5月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父子三人同时入选31名中央委员，陈连任五届总书记，这在中共党史和国际共运史上都是绝无仅有的。第七，陈独秀是全党和全国性的历史人物，但是作为安徽人的陈独秀在安徽的土地上留下了许多革命的足迹，值得安徽史学界好好研究。最后，他指出，中央领导同志对陈独秀的客观评价和学术界对陈独秀研究的成果被中央运用，应该成为深入研究陈独秀的巨大精神动力。
安徽教育学院的黄伟教授对陈独秀的科学思想进行了分析，指出唤起民众的觉悟，批判封建的意识形态，是陈独秀宣传科学思想的社会基础；近代以来仁人志士对科学的追求、认识、宣传和理解则是陈独秀科学思想的思想渊源；比较中西文化，希冀用科学改造传统文化是陈独秀科学思想形成的内在因素。他从物质技术和思想文化两个方面向国人揭示了科学的社会功能，第一，发挥科学之功，增加生产效率；第二，科学的发展丰富了人们的物质生活；第三，以科学破除迷信，造成科学的社会风尚；第四，科学可以改变人们对自然界的认识，人们的生活样式、行为习惯、思想道德都会随着科学的进步发生变化。他倡导的科学精神包括求实和怀疑精神，反对**的民主精神，追求实事求是的求是精神。他认为，学术界一些学者指称陈独秀是唯科学主义，这与陈独秀的实际思想不相符合的。
蚌埠检察院的彭劲秀对陈独秀5次拒赴莫斯科的缘由提出了自己的看法，指出其原因大体包括以下几方面，一是对共产国际在大革命失败后文过饰非、推卸责任的做法非常反感；二是对莫斯科强加给他的莫须有的罪名不能接受；三是以实际行动体现“中国革命应该由中国人自己来领导”的思想；四是对被排斥于八七会议和十一月会议之外极为窝火；五是担心去莫斯科遭遇不测。他认为，更重要的是，陈独秀拒赴莫斯科表明他是中共党内首先提出独立自主思想，敢于对莫斯科的错误和强横说“不”的第一人，意义深远。
作者：徐国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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