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调和论与旧道德

  现在社会上有两种很流行而不祥的论调,也可以说是社会的弱点:一是不比较新的和旧的实质上的是非,只管空说太新也不好,太旧也不好,总要新旧调和才好;见识稍高的人,又说没有新旧截然分离的境界,只有新旧调和递变的境界,因此要把“新旧调和论”号召天下。

  一是说物质的科学是新的好,西洋的好,道德是旧的好,中国固有的好。这两层意见,和我们新文化运动及思想改造上很有关系,我们应当有详细的讨论,现在姑且简单说几句。

  新旧因调和而递变,无显明的界线可以截然分离,这是思想文化史上的自然现象,不是思想文化本身上新旧比较的实质。

  这种现象是文化史上不幸的现象,是人类惰性的作用,这种现象不但在时间上不能截然分离,即在空间上也实际同时存在。

  同一人数中,各民族思想文化的新旧不能用时代划分,同一民族中,各社会各分子思想文化的新旧,也不能用时代划分,这等万有不齐新旧杂糅的社会现象,乃是因为人类社会中惰性较深的劣等分子,不能和优级民族优级分子同时革新进化的缘故。

  我们抱着改良社会志愿的人,固然可以据进化史上不幸的事实,叙述他悲悯他实在是如此,不忍心幸灾乐祸得意扬扬的主张他应该如此。

  譬如人类本能上,有侵略、独占、利己、忌妒、争杀、虚伪、欺诈等等恶德,也没有人能不承认是实在如此。

  然断乎没有人肯主张应该如此。

  惰性也是人类本能上一种恶德,是人类文明进化上一种障碍,新旧杂糅调和缓进的现象,正是这种恶德这种障碍造成的。

  所以新旧调和只可说是由人类惰性上自然发生的一种不幸的现象,不可说是社会进化上一种应该如此的道理。若是助纣为虐,把他当做指导社会应该如此的一种主义主张,那便误尽苍生了。

  譬如货物买卖,讨价十元,还价三元,最后的结果是五元,讨价若是五元,最后的结果不过二元五角。社会进化上的惰性作用,也是如此,改新的主张十分,社会惰性当初只能够承认三分,最后自然的结果是五分,若是照调和论者的意见,自始就主张五分,最后自然的结果只有二分五。如此社会进化上所受二分五的损失,岂不是调和论的罪恶吗?

  所以调和论只能看做客观的自然现象,不能当做主观的故意主张。

  再说到道德问题。这是人类进化上重要的一件事。现在人类社会种种不幸的现象,大半因为道德不进步,这是一种普通的现象,却不限于西洋、东洋。近几百年,西洋物质的科学进步很快,而道德的进步却跟他不上,这不是因为西洋人只重科学不重道德,乃因为道德是人类本能和情感上的作用,不能象知识那样容易进步。

  根于人类本能上光明方面的相爱、互助、同情心、利他心、公共心等道德,不容易发达,乃是因为受了本能上黑暗方面的虚伪、忌妒、侵夺、争杀、独占心、利己心、私有心等不道德难以减少的牵制,这是人类普通的现象,各民族都是一样,却不限于东洋、西洋。

  我们希望道德革新,正是因为中国和西洋的旧道德观念都不彻底,不但不彻底,而且有助长人类本能上不道德的黑暗方面的部分,所以东西洋自古到今的历史,每页都写满了社会上、政治上悲惨不安的状态,我们不懂得旧道德的功效在那里。

  我们主张的新道德,正是要彻底发达人类本能上光明方面,彻底消灭本能上黑暗方面,来救济全社会悲惨不安的状态,旧道德是我们不能满足的了。所以若说道德是旧的好,是中国固有的好,简直是梦话。

  旧的中国固有的道德是什么,好处在那里?

  勤俭二字用在道德的行为上,自然是新旧道德都有的,不算旧道德的特色。若是用在不道德的行为上,象那刻薄成家的守财奴,勤俭都是他作恶的工具,如何算是道德的标准呢?忠、孝、贞节三样,却是中国固有的旧道德,中国的礼教(祭祀教孝,男女防闲,是礼教的大精神),纲常、风俗、政治、法律,都是从这三样道德演绎出来的;中国人的虚伪(丧礼最甚)

  、利己,缺乏公共心、平等观,就是这三样旧道德助长成功的;中国人分裂的生活(男女最甚),偏枯的现象(君对于臣的绝对权,政府官吏对于人民的绝对权,父母对于子女的绝对权,夫对于妻、男对于女的绝对权,主人对于奴婢的绝对权),一方无理压制一方盲目服从的社会,也都是这三样道德教训出来的;中国历史上、现社会上种种悲惨不安的状态,也都是这三样道德在那里作怪。

  章行严先生说:“中国人之思想,动欲为圣贤,为王者,为天吏,作君,作师,不肯自降其身,仅求为社会之一分子,尽我一分子之义务,与其余分子同心戮力,共齐其家,共治其国,共平天下。”这种偏枯专制,没有人己平等的思想,也正是旧道德造成的。

  这种道德就是达到他“人人亲其亲长其长”的理想,也只是分裂的生活,利己的社会;去那富于同情心、利他心、相爱互助全社会公同生活的理想,还远的很,所以我们对于中国固有的旧道德,不能满足。

  西洋的男子游惰好利,女人奢侈卖淫,战争、罢工种种悲惨不安的事,那一样不是私有制度之下的旧道德造成的?

  现在他们前途的光明,正在要抛弃私有制度之下的一个人、一阶级、一国家利己主义的旧道德,开发那公有、互助、富于同情心、利他心的新道德,才可望将战争、罢工、好利、卖淫等等悲惨不安的事止住。

  倘若他们主张物质上应当开新,道德上应当复旧,岂不是“抱薪救火,扬汤止沸!”原载1919年12月1日《新青年》7卷1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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