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桃花诗案——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

  倔强与刚毅

  时光流逝,谁的风起云涌,谁的尘埃落定,在史册里,不过是薄薄几行书,抵不过一首诗的风流。

  读刘禹锡的《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和《再游玄都观》,忍不住莞尔。真是个有意思的人,性格又倔又强,脾气又臭又硬,说得好听叫不屈不挠,说得不好听叫死不悔改。先来看他这两首广为流传的桃花诗:

  紫陌红尘拂面来,无人不道看花回。

  玄都观里桃千树,尽是刘郎去后栽。

  ——《元和十年自朗州至京,戏赠看花诸君子》

  百亩庭中半是苔,桃花净尽菜花开。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再游玄都观》

  这两首诗,我习惯将它们称为《游玄都观》和《再游玄都观》,前后相隔十年。这个人性格中的狂放激扬依然故我。

  偶尔做斗士吆喝一下容易,一如既往坚持不懈做斗士就难能可贵了。

  十年之前,他好不容易从贬谪之地回到京城,因去郊外道观赏花时,看不惯新兴权贵的骄盛之态,作诗讥讽。言下之意是,你们这些跳梁小丑有什么了不起,算起来都是老子的后生晚辈。一时富贵,看尔等能风光几时?都是文名惹的祸,诗作一传,刘禹锡再遭贬谪,收拾包袱再离京城。

  我不是为刘禹锡摇旗呐喊、愤愤不平的人,以他执拗的性格在官场上混,不被人暗算才是怪事,没死算是上天保佑了。一入官场犹如身陷娼门,一入此门,红或衰,不是你说了算,说不上谁可怜,谁不可怜。政治斗争的结果必然是你死我活,几家欢乐几家愁。

  十年之后,他高歌凯旋:“种桃道士归何处?前度刘郎今又来。”瞧瞧,他一样以自得的心态看着在他面前倒下的人亦不曾怜悯他们。正如他作《浪淘沙》一诗自明心迹:“莫道谗言如浪深,莫道迁客似沙沉。千淘万漉虽辛苦,吹尽狂沙始到金。”

  人生的际遇都有高低。我只是在想,人生有几个十年,能供人恣意挥洒?如果十年之后他没能再回来,死在贬谪之地,那么后人解读这首诗时,也许心境就会不同。多了几层怜君薄命的意思,非今日笑谈权贵们风吹云散,歌颂勇敢的诗人凯旋。

  是否会惋惜他授人以柄,刚刚回到京城,前途未卜之际,还没站稳脚跟就贸然出言,行为鲁莽呢?这样做不能说不对,只是不值当。历朝历代因言获罪的例子并不鲜见。刘禹锡不爽,我要是权贵我还不爽呢!肯定要给他点颜色看看。

  口出狂言,你是苦还没吃够吧?那接着再去吃点苦头吧。

  此番,刘禹锡的胜利并不是诗品上的超拔,实贵在生命的盎然和不被恶劣环境击溃的乐观。权贵们败走在时间里,唯他从时间里昂首阔步回来。他在时间中存留下来,是以他成了胜者。

  一个人在逆境中,不管几多沉浮,几多磨难,仍将灵魂置于高处,与命运抗争,也懂得与命运和解,相视一笑,前怨尽消,这才是真的可贵。

  刘禹锡的斗士性格并不止于官场。他写诗也力求新意,开出于前人不曾道及的境地,且看他的两首《秋词》:

  自古逢秋悲寂寥,我言秋日胜春朝。晴空一鹤排云上,便引诗情到碧霄。(其一)

  山明水净夜来霜,数树深红出浅黄。试上高楼清入骨,岂如春色嗾人狂。(其二)

  说实话,从古至今春愁春恨已被人吟诵多年。到了春天集体发春,多愁善感更是文人的通病,是人之常情,不可能因为他这两首诗改变风气。春风拂面勾引多少情思、诗情,他却是这样绝不肯人云亦云的人。一定要颂扬秋天,写出不一样的风度来。

  无须惊讶,他绝不人云亦云的性格由来已久。翻开时间往前看,看他最开始为什么遭贬谪,你就明了前因后果了。

  805年开始,唐顺宗时发生的革新运动,史称“永贞革新”,或是“二王八司马事件”。短短的146天,展开一场声势浩大的改革,初时颇得民心。这时从内廷发出的新皇帝的接连几道诏书都大快人心:一道诏书处置了大贪官京兆尹道王李实,诏命一出,市井欢呼;一道诏书召回被贬逐的陆贽、阳城等几位名臣;一道诏书释出后宫女子三百人,放出教坊女子六百人,家属来宫门迎接时,悲喜交集的人们哭声震天;一道诏书宣布停止盐铁使给皇帝的“月进钱”;一道诏书宣布大赦,同时还蠲免所有积欠官府的钱粮,停止节度使常贡之外对皇帝的“进奉”。几项举措针砭时弊,大大减轻民众负担,博得赞誉一片。

  身为改革中年轻的仕途得益者,刘禹锡也志得意满。王叔文赞他“有宰相器”。《旧唐书》中《刘禹锡传》说,此时刘禹锡“喜怒凌人,京师人士不敢指名,道路以目,时号二王刘柳”。

  往常,我们通过刘禹锡和柳宗元的诗文看见的是,两人遭贬谪之后如何心情苦痛,身在险地依然关注民生励精图治,这是事实,只不过,我们看不见另一些被文字诗情掩盖的事实。

  改革风头最劲、形势大好之际,“二王刘柳”一度头脑发热,互相吹捧是伊尹、周公、管仲再世,他们过于乐观地估计了形势,不清楚自己对的是一群老谋深算实权在手的藩镇节度使和老臣。他们最大的后台是久病在身口不能言的顺宗。皇帝本身又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宦官。这依靠的基础就太不稳当。

  柳宗元生性孤寒,刘禹锡盛气凌人。王收受贿赂,还专门打造了一个大木箱,放在床下存放贿金,享受睡在钱堆上的快感——真是朴素低调的奢华。王叔文在母亲去世后,想不按礼制规定在家守丧。这些都成为他们受攻击的焦点。

  同时,纠结朋党、任人唯亲的弊病也出现了。内部人员升迁极快,惹人侧目。改革后期,权力引起的纷争越来越大,原本就不多的支持他们的元老掉头转向。握有实权的人物王叔文和韦执谊决断时意见不一致,直接导致了很多良机错过。

  改革一开始如火如荼,是因为还未触及到根本,利刃还未刺到军政方面,未刺激到宦官和藩镇的死穴。一旦牵涉到军政方面,宦官和藩镇就强强联手,拒不交出军权,继而打出一记重拳——推出太子李纯监国,以身体为由,逼顺宗禅位为太上皇。

  安史之乱之后,除了飞扬跋扈的藩镇,专权摄政的宦官也成为大唐溃烂至无法愈合的伤口。锐意革新的改革派根基浅薄,无法驾驭如此复杂的朝廷局势。一群手中有笔却无剑的文人面对反击几乎无计可施。

  艰危之际,韦执谊的老丈人杜黄裳出了个主意,让韦执谊率百官主动请太子监国,这不失为一个审时度势、抢占先机的好主意,若然此计成功,至少能帮助他们拖延些许时日,日后被清算的时候也不至于太难看。但是,韦执谊拒绝了。

  由此看来,不善妥协不是刘禹锡一人的毛病,是他们那群人共同的毛病。顺宗退位后,蜜月结束,一场轰轰烈烈的改革就此落幕。失去倚仗的改革派被清算,王叔文被贬为渝州司户,第二年被惦记他的政敌们赐死;王贬为开州司马,很快死在任所,免却了赐死的下场;韦执谊、刘禹锡、柳宗元、凌准、韩泰、韩晔、陈谏、程异八人也都被贬到远地做司马。这就是著名的“二王八司马”事件。

  像中国历史上其他朝代著名的变法一样,变革之路充满艰辛,重振大唐的理想似乎遥不可及。在阵痛和摇摆中蹒跚前进,“永贞革新”最终免不了失败的结局。不管过程如何辉煌,对于参与变法的始作俑者们,都是个无言、惨淡的结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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