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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故事2·此地不宜久留

第9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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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自从2007年毕业以来,我那些做法官的朋友们如今大多已辞职。理由大多相似:没钱、忙、没有上升空间、没有职业尊严。

  陈靖忠辞职后,发了疯似的想赚钱,他需要养家,孩子要上学,老婆要买新衣服。在法院工作的那五年,他去超市只挑带黄色标签的特价品,从来没有离开北京旅行,不是没时间,是真的没钱。他老骂自己的老婆,不工作还这么败家,其实她只是偶尔去动物园批发市场买几件衣服。他告诉我,他每月工资4200元,每3个月发1500块钱奖金,年底有1万元奖金。光是法院给他租的房子,每月就要3000多元房租。他展望了一下未来,即便熬到庭长,每个月也就7000多元工资,哪怕院长也就1万多元。

  宋纯峰是在2014年从北京海淀区法院辞职的,他选择去大公司做法务。他看上去比实际年龄大很多,他开玩笑说,刚进法院时,庭长语重心长说,你们好好干,我们这里成长得非常快。五年后,一照镜子,果然成长得快。外面世界的诱惑很大,工作满五年的法官找个年收入二三十万的工作并不难。

  宋纯峰也试图寻找过法院内部的上升空间,“但中国的现实是,判决书好坏换不来法官的声誉,更别提经济利益。”法院内唯一的上升通道,就是官职的变化,几乎所有还有职业追求的人,都在竞争副庭长,一个庭配备两到三个副庭长,海淀法院不超过15个庭。但即便竞争上了副庭长,从副庭长到庭长这段路,95%的人走一辈子到达不了。

  这些离职的法官们,有人成为公司法务,也有去做律师。法官圈里把法院称为“北京律师培训学校”。尽管法官转行做律师,有一定的从业限制,但并没有让这些辞职者畏难。

  “即使后来做了律师,在法庭上被法官呼来喝去,会想起自己曾经也在这么一个审判岗位,和台上坐着的人曾经一起战斗过,但理性想想,也不会后悔。”宋纯峰说。法官圈里,还流传着一句话:“辞职了的法官没有一个是后悔的。”

  但在这股辞职风潮中,我的法官朋友李君则选择了另一种需要秘密进行的解决方案:他开始学佛并皈依。最初的原因是工作压力和感情不顺,后来他告诉我,他发觉佛法高级多了。

  “佛法要求破我执,原来很多东西我放不下,现在就可以放下了,原来我会觉得我要努力去做,每年拿优秀,往上走,当专家型法官。现在我不会把这些东西看得太重,”李君说,“我说不清楚这是学佛的原因,还是我权衡利弊之后做出的选择。”

  我想起他最初做法官之时,总是半开玩笑展露自己的野心,“我要做个公正无私的好法官”,“我想当院长”。他那时总在寻找正当向上的路径,遴选高院或者最高院,竞聘岗位,但最后都发现此路不通。

  在法院,常常有各种关系户来打招呼,方式千奇百怪,有领导私聊,也有领导在卷宗里夹纸条要求偏袒的。时间长了,连普通同事都会来打招呼。李君起初置之不理,然后开始困惑。在同学聚会上,他严肃地问我们:这该怎么办?大家开玩笑让他守住底线。

  但法官们也说,许多案子都是可左可右的,法院内也不是每个人都能守住底线。法院的老前辈会告诫新法官,碰到这种困惑,“帮人不害人”。李君为了守住底线,似乎已经断送了领导的信任。

  2016年,中国开始全面推行法院司法改革的员额制,要求法官员额不高于法院工作人员的39%。每个地区根据不同情况调配具体比例。在上海的试点是,法官人数不超过法院人数的33%。这个规定出台后,许多法官将被降级为法官助理,没有审理案子的资格。李君也开始担心,他将失去法官这个岗位。

  王箫听说在基层法院内部,只有2013年之前成为法官的人,才有资格去参加这个考试。“我都有点灰心,考了估计也是炮灰。”她说。

  在北京,离职的法官们组建了一个微信群,取名“守望的距离”,已经快有500人。这些前法官们在群里面每天进行业务探讨,有群员把大家每天的聊天记录整理出来,分成各个章节,分别是:股份回购,户口迁移,合同诈骗,案件的民事保全问题,等等。这些从不后悔离开法院的法官们,似乎只是换了一个身份,继续守望着法庭。

  应受访者要求,田丽丽、王箫、李君,皆为化名。本文提到的其他法官,皆为真名。

  疯子遇见佛陀

  小河的“音乐肖像”

  文_李纯

  一

  小河今年41岁了。他看起来既年轻又苍老。苍老的是头发,他少白头,头发像一簇雪花。但他的面孔很年轻,有时会突然拿起一副玩具眼镜扮鬼脸。他穿衣服总是破破烂烂的,由于身板过于精瘦,衣服晃来晃去,走起路来像个出身山野的浪荡闲人。他说话柔声细语,碰上熟悉的朋友,会叫“亲爱的”、“宝贝”。

  十年前,如果你在北京的无名高地或者新豪运酒吧遇见小河,他也许身上贴满饭盒,正眼也不瞧你,只盯着吉他上的琴弦,然后突然一句嘶吼把你震慑;又或者某个夜晚,在北京的地铁上,你看见一个人,画着京剧脸谱,穿着奇怪,正趴在座椅上睡觉,你走过去推他一把,那个人可能就是小河。

  那时候的小河,有人说他是个天才,有人说他是个疯子,但他们都会告诉你:“操,这哥们,就是为音乐而生的。”

  关于他的疯狂,大多数和喝酒有关。而他喝酒干的事,可以写成一本荒诞故事集。有一次,小河喝完酒和桌上所有人舌吻了一遍;冬天,他和朋友们喝完酒,带着所有人把衣服脱光,出去裸奔,回来身上冻得青一块紫一块;有一次,他从饭桌突然跑到街上,拦了一辆出租车,把司机拉下来,要和司机跳舞,司机急了要和他打架;还有一次,他突然消失了,后来大伙在饭馆后面的草坪上找到了他,“小河你在干吗?”“别吵,我在和小草对话呢。”

  他的天才,当然是关于音乐。

  小河总这样介绍自己:“小河,原名何国锋,1975年生于河北邯郸,是田巧云和何萍所生的第三个儿子。”1995年,何国锋在部队当了三年兵之后,和战友跑到了北京,组乐队搞音乐。那时候别人开始叫他“小何”,后来变成了“小河”。小河的音乐难以归类,民谣、实验、摇滚、噪音……什么都有,又什么都不是。他对自己身上的各种标签不以为然,常常有意地打破界限,尝试各种可能,音乐在他身上,像无比认真又无比癫狂的游戏。

  很多人是在三里屯南街的河酒吧认识小河的。在舞台上,小河有一种天赋的掌控力。有时,他先清唱,低低地念,手一伸,喊“一、二、三”。观众知道,这个时候乐器要进,大伙就特别high。High了一会儿,他突然停住,又开始念。于是所有人都被调动了起来,沉浸在一种很神奇的快乐当中。有时,他歌唱一个县城青年的街头生活,“野孩子”乐队的手风琴手张玮玮说:“他几乎能把那条街的氛围唱出来,你能感到那天空气的温度、气味、心情,甚至你那天穿的衣服——你对自己的形象很满意。”

  二

  2010年,小河开始了一项计划,叫“音乐肖像”。每个月,他去全国各地见一个陌生人,和他(她)相处一两天,然后为这个陌生人写一首歌。

  “音乐肖像”的初衷,是小河希望寻找另一种创作音乐的方式。他感到自己正在遭遇创作的困境,大部分时候,他等待灵感来临。有时,他在梦中写歌,梦里面,歌词像钢蹦一样一个个蹦出来,醒来以后,他赶紧把歌词记下来。他想,要是永远这么等,估计会“疯了”,“抑郁症不就这么得的吗?”

  “音乐肖像”是另一回事。遇见一个陌生人,就要完成一首歌。创作的方式从被动变成了主动,小河说:“你必须要写这个歌,无论你喜不喜欢他,你都要写歌。”

  他在豆瓣上发了一个活动邀请,很快接到许多邮件申请。2010年1月,他来到安徽颍上,见了第一个陌生人——一名叫王刚的乡村教师。

  王刚是个80后,教语文,爱好文艺,敏感又多情。他听过小河的第一张专辑《飞不高的鸟不落在跑不快的牛背上》,很奇怪专辑名字怎么这么长。他最喜欢的歌手是周云蓬和左小祖咒,能见到小河,使他感到离偶像的距离一下子变近了。

  临见小河前,他把这事告诉了村里的人。“小河?没听过。”“这个人上过鲁豫有约。”“噢,鲁豫,知道。”

  初次见面,有点生分,但距离感很快消失了。小河一点儿也没有他想象中歌手的“范儿”——留长发,穿皮衣,带金属链子。相反,他穿了一件军大衣,看着和县城青年没什么两样。他们一块抽烟,小河掏出一盒白沙,王刚挺奇怪:“你们北京的文艺青年不都抽中南海吗?”

  王刚带小河去学校听他上课,中午坐在院子里聊天晒太阳,晚上,一块去县城吃大排档,王刚执意叫上两个女老师:“有女老师陪气氛好。”吃完饭,他们去KTV唱歌。

  那晚,俩人都喝醉了。他们合唱了一首《女儿情》,唱完情绪激动,互相拥抱。王刚对小河诉说了县城的苦闷无聊。大学毕业后,为担起抚养年迈父母的责任,他回到家乡做了一名乡村教师。他说:“有一天,我和一个同事走在街上,不知怎么搞的,我们聊到了岩井俊二,这是我知道这个人以来第一次有人跟我提他,我觉得挺好的。小河,我们俩生活在不同的地方,我特别想把你当成普通朋友看待,你会不会有一天想到我?还是我只是你作品里的一个元素?”

  “我怎么才能忘掉你呢?这是一个问题。”小河说。

  回到北京之后,小河又见了一些人:失聪的想当模特的女设计师、在丽江开咖啡馆的老板、矿工、女同性恋和行为艺术家。每个月,他“从自己的小花园走出来,走进别人的小花园看一看”,很多场景让他意外。

  4月,他去山西阳泉见了一名叫侯存栓的矿工。侯存栓有一身西装,在从租住的窑洞到工厂的更衣室这十几分钟的路上,每天他都认真整齐地穿上它。小河想:“不知道是不是因为考虑到,假设有一天走出这门就再也没机会回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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