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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午故事1·我穿墙过去

第18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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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时我刚考入人艺不久。此前报考北京电影学院,尽管在考场上被当场选中,最终我还是给刷掉了,他们说我“形象一般”——那一届跟我形象差不多的不也进去了吗?所以,能进入人艺这个殿堂,我特别珍惜。

  那几年是中西方文化交流特别多的时候。对西方艺术,中国正处于从茫然、不知所措到渐渐了解的过程中。格洛托夫斯基学派是斯坦尼斯拉夫斯基、布莱希特之外的表演流派,林兆华导演去欧洲,在西柏林高等艺术学院认识了教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梅尔辛教授,他觉得这个流派很有意思,就跟剧院提议,把梅尔辛请到人艺,给我们上课。梅尔辛教授来北京,人艺只负责路费、住宿和每天的早午餐,晚上她还要自己掏钱吃饭。一个咱们当时以为是最看重钱的资本主义国家的人,不远万里来到这里,不要任何报酬,是挺令人感动的事。

  人艺师生对梅尔辛教授都很友好。但对于格洛托夫斯基学派,当时人艺的老师中有些争议。在训练中,梅尔辛教授大量使用身体技术来激发演员的潜能,三四个小时的课程包括翻滚、跳跃等运动技巧,很辛苦,一些同学也有抵触。我们班的吴刚(《潜伏》里头演陆桥山那个),就跟梅尔辛教授说自己有脚气,逃避上课。翻译把脚气翻成“脚上有病”,梅尔辛教授一听,以为他骨折了,马上准假。

  我上课一直特认真,不惜力,领悟也快,梅尔辛教授经常表扬我。

  每天训练完,梅尔辛教授会盘腿坐在排练厅角落,一个一个地把我们叫过去悄声交流。说缺点时,别人听不见,保护你的自尊心;鼓励时,你会有“她是不是特别喜欢我”的窃喜;这就是当老师的艺术。

  有一天,梅尔辛教授在角落里跟我说:“如果你明年去德国,考我的班,我会第一个录取你。”翻译以为自己听错了,请她再说一遍。她又说了一遍。“你愿意吗?”她问我。我回答:“不愿意。”

  培训班结束后,梅尔辛教授让翻译把我叫到她的住处,正式邀请我明年考她的学校。我又拒绝了她,人艺是中国最好的剧院,我不想刚进来就离开。

  然后,梅尔辛教授就回了德国。我继续在人艺。

  1986年下半年,我从学员班被抽调到剧院排《北京人》,演曾文清,算是主演了。那个时候,剧院第二次把梅尔辛教授请来给我们上课。她再一次郑重地跟我谈,希望我去德国,我再一次回绝了她。还没毕业就当主演,前途很光明了,我为什么要去德国?我对德国的概念就是奔驰轿车、莱卡相机,以及柏林墙,它把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分开了,墙在资本主义那一面还被画得乱七八糟,多可怕啊。

  1987年暑假,梅尔辛教授第三次来到北京,这次剧院没有邀请她,她是以个人旅游的名义来的。她第四次邀请我去德国。那时我才知道她给我发过好几次邀请函,寄到人艺,都被扣下来了。我陪她在北京玩了近二十天。临走前,梅尔辛知道大概是无望了,便跟我说:“如果你实在不愿意去德国上学,就去三个月吧,完整地看一看格洛托夫斯基流派的教学”。当时我在恋爱,她还邀请我和女朋友一起去,“我在德国给你们举办婚礼”。

  一年之后,我从人艺毕业。已经谈婚论嫁的女友突然吹了,我大受打击,一心想离开中国。我给梅尔辛写了封信,告诉她我打算去德国,她特别高兴,立刻重新给我发了邀请函——这次寄到了我家里。

  我开始一边拼命挣钱一边办手续。我花8000块买了单程机票,可日子快到了签证还没下来,我只好把票退了。签证下来了,我再去买机票,票已经没了。那时飞德国的航班一周才有一趟。卖机票的告诉我,我还可以坐火车。从北京到柏林火车要走8天。我一算,走8天也比等下一班飞机到得早。那是中国的动荡年代,夜长梦多,我只想赶紧走。买吧,头等软卧一人一间,1490元,我记得特清楚。我买了两天后出发的车票。

  接下来那一天多,我疯了一样跟所有人匆匆告别。朋友们挤在我家里,大家都觉得,可能这就是永别。

  二

  1989年11月1日早晨,我从老北京站出发。火车会经过二连浩特进入蒙古,穿过苏联,在8号凌晨到达西柏林。那是我第一次出国。

  11月7号凌晨,列车抵达莫斯科,停留一天。那天正巧是十月革命节。置身红场的时候,我发现它没有我想象中那么大。天很冷,但广场上依然很多人摆着桶在卖鲜花,情侣们会买上一枝花庆祝节日,还有结婚的新人们在无名烈士纪念碑前合影。许多和平鸽在红场上空飞翔,我默默想,如果在中国,它们就被吃掉了。

  晚上回到火车上,发现因为客满,头等舱变成了两人间。跟我一间的是个雄壮的俄罗斯女人,一米七五左右,还穿着高跟鞋,衬得我像个没长开的小孩。发现要跟一个男人同房,女人特别不高兴。同行的朋友告诉我,她是驻捷克使馆的参赞夫人。

  参赞夫人提出,让我跟普通舱的中国女留学生换铺,我想想,同意了。结果三个女留学生都在车上谈起了恋爱,没一个愿意换的。这就不怪我了。

  参赞夫人沉着脸坐在包厢里。“叮咚!”夫人按响了召人铃。列车员进来,俄语一说,一杯带银托的红茶毕恭毕敬地送上来。我在上铺百无聊赖,翻出“不老林”牛轧糖吃,一边吃一边把糖纸扔到下面烟灰缸里,却发现参赞夫人盯着那糖纸不错眼珠。

  夫人把我扔的糖纸拿起来,小心展平了,夹在笔记本里。

  于是,我抓了把糖放在桌子上,跟她说:“ForYou。”“Forme?”她马上喜笑颜开,连说“Thankyou!Thankyou!”一边把糖收到包里。我说:“Eat,eat!”她摇摇头,“Formyhusband”,意思是留给她丈夫。那一刻,我觉得自己太牛了——我又抓了一把糖,“Foryou!”夫人傻了——“叮咚!”,列车员进来,俄语一说,两杯带银托的红茶毕恭毕敬地送上来。

  夫人指指红茶,“Foryou!”。

  我接着翻包。翻出准备带到德国送人的漆雕镯子,找出最大号的,“Foryou!”。她套在手腕上,激动得快哭了——“叮咚!”小点心毕恭毕敬地送上来。

  接下来,就是我不停地翻包,“Foryou!”,她不停地“叮咚!”。她用俄语加英语跟我说了好多话,我几乎一句也没听懂。火车到了东柏林,好多留学生呼噜呼噜下车,我正要搬行李,她一声“Stop!”又“叮咚!”,召来列车员,一起摁住我。过了一会儿,到了西柏林,她才让我下车。

  其实西柏林才是应该下车的地方。好多留学生不知道,到东柏林就下了。当时东西德边境尚未开放,他们要过一个严格检查的关口,行李要搜查,还要搜身,还有索贿的。这些我都没遇到。站台上,参赞夫人热烈地拥抱我,两个大胸把我的脸挤在中间,狐臭贴上我的脸,就像糊住了一样,我一挣脱开就大口喘气。

  火车出了站,参赞夫人还在徐徐离去的窗口对我挥手。

  西柏林时间凌晨一点,我在柏林动物园火车站和一些中国留学生一起等待天亮。第二天,他们即将转车去往波恩、科隆或汉堡,留在柏林的只有我一个人。萍水相逢的一群人胡乱说了好多话,这些人,后来都失去了联系。

  我还记得那道在深夜穿过的墙:穿墙之前,东柏林一片黑暗,穿墙之后,西柏林是亮的,到处都是灯。我想,资本主义怎么这么亮啊,那些橱窗要费多少电啊?可是,真好看。

  接下来的几个小时,我跟另一个留学生去买烟,误撞进了亮着彩色大灯泡的资本主义妓院。我以为会被黑得只看得清牙齿的黑人保安追打,但是并没有。早晨,我又遇到了一个兴奋的资本主义出租车司机,他滔滔不绝地跟我说着德语。在1989年11月8日早晨7点,我终于敲开了梅尔辛的家门。

  梅尔辛来开门的时候还穿着睡袍,她一看见我就惊呆了——我从北京发给她的信还没到,人已经到了。坐在她家的餐桌前,我头一次吃到了凉牛奶泡麦片和黑面包抹果酱,它们粗糙地剌着我的嗓子,但我必须都咽下去。

  我终于来到了资本主义社会。

  三

  到西柏林的那天,梅尔辛请我在意大利餐厅吃了晚饭。吃完饭,梅尔辛带着我驱车前行,我还不会说德语,没法跟她交流,正琢磨我们要去哪儿的时候,我看见了柏林墙。

  灯不太亮,但我能看到那些涂鸦——好像也没那么可怕。

  梅尔辛用手画了个圈,示意我,西柏林在圈里,周围都是墙。她带我上了瞭望塔,我看到墙下一道有五六百米宽的隔离地带,它空荡荡的,只有电网和岗哨,梅尔辛又示意我,要有人从那儿跑过,士兵就会开枪。

  那是我第一次触摸到柏林墙,那也是它形态完整的最后一天。第二天早上六点,我正在睡觉,梅尔辛砸门把我叫醒。电视屏幕上,好多人拿着鲜花泪流满面——东西德的边境开放了。

  西柏林全民放假,无数的人涌上街头,到处都是挥动的旗帜。四处堵车,梅尔辛和我坐地铁到了勃兰登堡门,窜上那3米高、2米宽的墙往下看。西柏林人把啤酒、可乐扔到墙的另一边,堆成了小山,警察和军人还是背着手站着,动也不动。墙上的人太多,有人被挤得掉到了那边,警察们小心翼翼地把他们扶回墙上。

  在勃兰登堡门,我遇到了在德国的中国人,他们给我讲述了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特别感动,想哭。

  从那之后,我不断听到电钻钻墙的声音。东德人从此可以自由进入西柏林,在任意一家银行排队,凭身份证就可以领取一笔“欢迎费”,我记得是20西德马克。西德人当然也可以到东边去。那会儿,所有的中国人请客都去东柏林。东柏林物价太便宜了,20西德马克能请好几个人吃大餐,还带给个体面的小费。

  去东柏林不麻烦,就是偶尔要搜身,因为东柏林官方知道到那儿去的西柏林人会夹带点“私货”——官方勒令东西德马克等价交换,可在东德的黑市,1个西德马克能换10个东德马克,差价太大,很多人偷偷带钱进去。我一个上海朋友过关时拿着中国护照跟东柏林警察说“Brother,brother”,意思是“咱们都是社会主义阵营的兄弟,就别搜我了”——他立刻被带进小黑屋翻了个遍。后来他学精了,在东柏林找了棵树,钱藏树底下,每次入了境,“哎,你们等我一会儿”,偷偷摸摸跑树底下找钱。我也会藏点,把钞票卷起来塞进书包带的缝儿里,捏软了,过关检查时摸不出来。那一阵,好多中国人不打工也不开餐馆了,光靠倒腾东西德马克就发了财。

  这样的日子持续了近一年,直到1990年10月3日,东西德统一。

  四

  倒马克的事我没参与。到德国的前四个月,我一直在为语言发愁。

  我是梅尔辛推荐的学生,按照规定,可以不经过专业考试,只要在四个月内语言交流过关就可以入学。这条件其实挺宽松,但那四个月必须能讲德语的要求真是让我心焦。梅尔辛出钱给我报了语言学校,我天天去上课,天天思考世界上怎么还有这样的发音。我成了一个有思想的婴儿,根本张不开嘴,要想跟梅尔辛说一句话,我得闷头在楼上自己的房间先背上好几遍,下楼跟她说完,她一搭茬,我就又张口结舌。

  梅尔辛愤怒了。德国人很诚恳,请你来的时候很诚恳,表达怨气也很诚恳。梅尔辛给一个中国朋友打电话,让他用中文问我怎么还过不了语言关。这个朋友来德国前在中国学了四年德语,刚来的时候还是连一杯啤酒都不会要。我跟他诉说了半天,他转头跟梅尔辛解释:征确实在认真学德语,学得觉都睡不好,莫名其妙地头疼,他都想回中国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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