付韵妮说，到了医院以后她原本是找医生做急救，医生们在给孩子做了系统检查以后对付韵妮说，孩子因为是早产，而且出生后卫生条件出了问题，再加上原本就是大冬天的，孩子必须要进加护病房的保温箱才行，付韵妮就说那就赶紧送进去吧，医生则要求她出示孩子的身份证明，例如准生证和父母身份证等，付韵妮说，这不是她的孩子，并且求医生先救人，谁知道医生却说，这种直系亲属没在的孩子，他们不敢随便接收，害怕会引起医患纠纷，也害怕付韵妮会等孩子进了保温箱就自己悄悄走了，如果要救孩子只有两个办法，要么就是赶紧叫孩子的父母带着有效证明来，这样就可以先治疗后结账，要么就是付韵妮自己先把医资垫付足够，否则的话他们医生是没有权利收治这种什么保障都没有的患儿的。
我和胡宗仁对望一眼，总觉得这做法似乎是哪里欠妥，却又说不上来，而且既说不出到底哪里不对，却在心里有种寒心的感觉。不过这也怪不得任何人，谁让咱们的体制就是这样？
付韵妮说，她身上的钱不多，几张大票子都给送她下山那个司机了，所以才要我们去付钱，又觉得挺不好意思的，所以就先说个对不起让我们生不起气来。我告诉付韵妮，今后别把电话当成装饰品戴在身上，否则在某些特殊情况下，不接电话非常容易让人误会。付韵妮问我，误会什么了？我没有回答她。
过了一会，医生来告诉我们，孩子没有大碍，只是有些早产儿的常见病症，例如肺炎什么的，只要留人在这里照顾，医院加强看护孩子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叫我们尽快通知孩子的家属来。于是我等医生走了以后，到外面的公用电话按照当初进山庄的时候，抄下的那个山庄广告的手机号码打了过去，接电话的是个男人，我就知道这就是老板自己的电话。我告诉老板我是谁以后，也告诉了她目前孩子平安，以及告诉了他医院的地址，因为我知道此刻他一定守在自己老婆身边，所以我让他找个什么亲戚朋友一类的，先来医院照料着孩子。老板告诉我，老板娘虽然经历了这么大的事情，但是毕竟是医生来动的手术，所以除了受了些惊吓以外，身体是没有什么问题的，就按照普通产妇的样子，住院休息个5天左右就能够出院了。我告诉老板，好好照顾好老婆和孩子，这孩子今后一定会是个大人物，好好培养他，也为我们之前在山庄的一场闹剧跟他道歉。谁知道老板却跟我说，要谢谢我们，虽然我们是改变了他人生遭遇的一群人，却也因此保护了他的家人，我告诉他伤害他们的人不会有好下场，自古以来都是如此。
接下来的时间里，我们等到了老板的家人来医院看孩子，我们才离去，接着我们去黄婆婆那里接了彩姐，找了杨家坪的一间餐厅准备吃饭，付韵妮也打电话找到了付强，席桌上，司徒师傅、胡宗仁、付韵妮、付强、黄婆婆、我、彩姐，原本应当在这件事情落下帷幕的时候，兴奋的说点什么，但是那顿饭却吃得异常的沉寂，其实我知道每个人心里都有说不完的话，在那一刻却始终不知道从何说起，我跟付强算是握手言和，因为没有他的帮忙，我几乎也只有死路一条，捡回一条命，也因此除掉了坏人，临近饭局结束的时候我才端起酒杯，把在座的各位挨个敬了一遍，我本来就是个不怎么善于表达的人，于是我敬酒的时候，说得最多的，就只有谢谢、感谢、多亏了你。付韵妮本来跟我也是因为交恶才认识，轮到我敬她的时候，我们相视一笑，那种笑容好像是在说，其实咱们什么都不用说了，既然共同经历过磨砺，我们就始终是亲密的战友。席间黄婆婆也收了付韵妮做干女儿，因为黄婆婆虽然和付韵妮的岁数相差很悬殊，但是若论辈分的画，付韵妮的母亲是黄婆婆的小师妹，也算是认祖归宗，黄婆婆也会像亲生女儿一样好好待她。付强和司徒一杯接一杯的干着，交流却非常少，两人都是大师，却一度因为各自的为道不同而从未在一起喝酒，此刻相交相知，尽管一言不发，却也让人动容。胡宗仁则一改往日疯疯癫癫的作风，一直默默的吃东西，空隙的时候就在悄悄地数着手指好像在算什么东西，我没问他，他也没主动告诉我。彩姐从头到尾都一直用她的左手抓住我的衣服下摆，甚至包括我站起来敬酒的时候，我知道，她是不会再让我从她的眼前消失。亲爱的女人，我很欣慰。
饭后我和胡宗仁制造了一起交通事故，司徒的豪车总算有了部分被分担的费用，而所有的百感交集，均在把车撞向滨江路的护栏那一刻，大家哈哈大笑，从此烟消云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