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八梯上的路灯比较奇怪，通常路灯都是修在道路两侧的，而这里却时不时有路灯修在了小径的入口处，造成两个路灯柱子紧邻的现象。司徒告诉我们一个故事，在当年日军对重庆进行大轰炸的那几年，重庆老城里的人民死了很多，如果说重庆大轰炸遗址那个防空洞里闷死了数万人的话，那那些还没来得及躲进洞里，或是还在家里听到空袭警报就逃出来的人，大多数都死在了逃亡的路上。日本飞机丢下的炸弹，让当时的渝中人民饱受摧残。十八梯则是作为一个被轰炸得极为严重的区域，而且死亡人数非常多。司徒告诉我们，因为十八梯的路一直都这么窄小，而且距离平路相对遥远，轰炸机来的时候，光是跑到平坦的地方都要花不少时间，这当中还不考虑体力不足的问题。于是数以千计的老百姓尤其是住在十八梯的手工匠人和贫民，不少都横尸在梯坎上。司徒顿了顿说，你们还记得当时有一年搞防空演习的时候，电视里反复滚动播出的那些黑白照片吗？那些就是在十八梯拍摄的，是一个德国记者照的，不管是男人女人还是老人小孩，日本人的飞机一来，谁都逃不了。
说到这里，胡宗仁再一次完美的展示了他的愤青本质，他狠狠一拍桌子，站起身来义愤填膺地大声说道：“可恨的小日本鬼子！”引起周围邻座的人诧异的眼神，我们四个都觉得挺丢人的，于是默默低下了头，看着自己吃剩的面碗。
司徒接着说，后来日本人打跑了，蒋介石邀请**来重庆见个面开个会，两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都还不是各自党派的最高领袖，第二次见面才是，这就是有名的重庆谈判，不过谈判进行得非常没有内涵，蒋介石表面上对**的要求表示默认，私下里却派遣特务在重庆制造一些事端，因为重庆是抗战时期的陪都，当时蒋介石在对抗日本的事情上，还是非常给力的。所以在陪都时期，重庆人民对于蒋公大部分的情感还是在爱戴，因为他至少是在保护这满城的百姓。正是因为那些年蒋介石在重庆的威望树立的比较高，所以当这些被蒋介石自己制造的事端出现了以后，很多老百姓就把祸根归结到了**和**的身上，当时的民盟主席张澜老先生立场虽然偏向于**，因为只有**所争取的多党共治得以实现后，民主人士才有可能在政治上参一脚。不过在做法上，张澜却迟迟在等着双方各自的表态。虽然最终签订了双十协定，也很快变成一张废纸。司徒转头问胡宗仁，你这莽夫，你知不知道当时在协定签订后没多久，这一代发生了什么事？胡宗仁摇摇头。司徒哼的冷笑了一声，那意思好像是在说没文化真可怕。也不知道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司徒也渐渐学得跟我一样坏，喜欢戏弄和打击胡宗仁了。彩姐这时候插话了，她说是不是那个较场口血案？司徒点点头，果然念过书的就是不一样。
司徒说，当时为了庆祝抗战胜利和国共谈判，重庆的文化界和知识分子在较场口一带搭建了很多戏台，有的用来表演话剧，有的用来发表演说，有的用来表达对新政府的憧憬。正当广场上的人群情激昂的时候，一群被蒋介石的爱将陈立夫指派的特务混进了人群里，对着那些爱过知识分子开始毒打，顿时广场上乱成一团，不少我们熟知的社会名人都被打了，李公朴、郭沫若、陶行知、马寅初都没逃过毒打，警察管不住，因为警察是受命于地方，而特务是直接听命于国民党的高官。后来，周恩来和冯玉祥赶到现场，那些特务害怕被查出来问责，才纷纷逃走。冯玉祥觉得这脸丢大了，因为他虽然心向民主政府，但毕竟是国民党的高官。而这一闹剧却发生在政治对手周恩来的眼皮底下，虽然大家都没把话挑明了说，但是谁都走到这场混乱是国民党单方面制造的。冯玉祥和蒋介石是多年的老交情，有些话也不方便明说，在冯玉祥离开重庆以后，蒋介石开始秘密查办一些激进人士，很多都在十八梯附近被暗杀，然后丢弃在棚屋区的臭水沟里。司徒指了指十八梯的方向说，刚刚我们来回走了两次的那条路，底下除了那些被日本人炸死的亡魂外，还有不少含冤死去的民主志士。这也是为什么我当初判断十八梯的原因之一，因为这一代实在是怨气很重。
司徒接着说，在上个世纪90年代的时候，本来有一次把十八梯的范围纳入了规划，要整改美化。却在开挖靠近较场口方向一侧的背街的时候，挖到了一些当时被冲进下水沟，没来得及被人运走的尸骸，施工的人认为这是件晦气的事情，但是工程不能断，就继续开工。可是没过几天，施工队就接连遭遇了怪事，有人晚上走在路上，会突然感觉后颈窝有人在吹气，而且气是那种凉气。转身一看却没人，还有施工队的工人晚上突然冷醒，发现窗子边上站着一些满脸血污，民国打扮的人。于是当官的认为大概是挖的时候动到邪物了，就找来道士做法，要超度亡灵，我就是当时受邀的其中一个道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