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完他跟身边一个穿小西服戴眼镜正在笔记本上噼噼啪啪打字的美女做了个手势，那姑娘就起身出门，没一会就拿了个皮箱子进来，打开里面全是钱，先给了我们一人1万块，然后领导说，这里总共是40万，现在还剩34万，等到这件事完成，剩下的钱就都是你们的。看得出来，这次他们局里为了妥善处理此事，当真是下了血本的。
领导指着那片红点最密集的区域说，这里是一个新建不久的小区，接连几天接到业主的投诉电话，说是自己家底楼的可视门禁系统，经常故障，被人按响了，却看不到人。后来有一个住户在拿起话筒喂喂喂半天以后，突然看到有一个老廋的梳着清朝辫子的人笑嘻嘻抬起头，
脸离摄像头非常近，吓得那家住户把自己锁在家里很多天，直到后来家人打了电话到物管，要求严查恶作剧。而那期间，那个小区地下车库里的车常常莫名其妙的发出警报声，还有个别车辆的安全气囊也爆开了，于是一时间大家对小区里频繁发生的怪事众说纷纭，却也都没有个准信。年纪大一点的人说，是正在开挖南城隧道的施工方前阵子挖断了这一代的“气脉”，而导致那些多年来死去的鬼魂同时出现为患。好在目前还没有什么人员损伤的消息出来，否则的话，居民一定会聚众闹事的。
说到这里，我看到司徒师傅皱了皱眉头，我也不便多问什么，但可以肯定的是，司徒师傅绝对认为这是件很难搞的事情。
领导了再说了几件附近发生的怪事，只不过那到是不算新鲜的故事，我们都还算处理过，也就不值一提。等到领导说，时候不早了，各位如果愿意，就在这里多多商议一下，具体什么时候开工，明天答复我。
说完和我们握手道别，很快会议室里就只剩下我们6人，和一个一直开着的投影仪。司徒师傅显然是认识其他4个人，因为他能够很清楚的喊出他们的名字，而我相信这四人几乎和我一样，正是因为看到司徒师傅留下来了，才毅然决然的跟着留下。司徒师傅望着投影仪上的那张“灵异地图”，沉默许久，开口问我们：“你们都知道这个红点最多的地方是哪里吗？”
我们七七八八的说，知道。尽管我们都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但是司徒师傅还是叹了一口气说：是啊，铜元局。
这个红点最集中的区域，正是位于南岸区的铜元局。对于铜元局的理解和认识，在那天之前，我仅仅知道那里有很多老房子而已。而对于他的历史典故，我却并不怎么知晓。不过有句俗话是这么说的，每一个成功的科学家问的第一个问题都是幼稚的，于是我当下非常幼稚地问了司徒师傅一个问题，我问他，铜元局发生过什么大事吗？
司徒师傅说，铜元局是重庆目前现存不多的古老建筑集中地之一，之所以命名为“铜元局”，因为1895年中国清政府和日本帝国签订了马关条约，导致重庆成为最内陆的一个开放性商埠，大量的洋人和日本人都来到了重庆。使得重庆成为了继上海和南京之后，有一个完全开放的国际性的都市。铜元局原名“苏家坝”，在当时是一个庞大的家族聚集地，而在1902年的时候，当时的光绪皇帝准旨创办了“川汉铁路公司”，本意是想要在这个到处都充斥着主权丧失的川蜀之地，能有挽回自己一丝主权的东西，哪怕这种东西只能是自娱自乐，而且只是象征性的。于是在1905年的时候，由清政府拨款，购入德国和英国的设备，在苏家坝开设了以制造“铜元”、“银元”为主的铜元局，为的是在当时的四川各地，掀起一股“即便你占领了我的土地我却还要发行我的货币”，这样垂死挣扎的举动。
铜元局，因此得名。
我有点吃惊，对于这个我生活了20多年的城市，我熟知每一个地名，却不知它的由来，也不了解它的故事，非常惭愧，于是这也成为了我从此深深爱上重庆这座城市的历史的理由。
司徒师傅说，早在1992年的时候，他因为一个业务而来到了铜元局，在解决事情的过程中，也是和我一样，偶然得知了这样的典故。他告诉我们，今天看了那个领导说的事情，有清朝的鬼出现，这让他想到了当初一直困扰他的一个难题。我问他什么难题，他说，在早年的调查中得知，在1908年的时候，铜元局来了一个德国人，直接接掌了当时生产和发行的渠道，这从一方面来说，德国人可以名正言顺的说我们是来提供技术的，因为你们的设备就是我们德国生产的，另一方面也用这样的手段来遏制晚清政府对于货币复辟的的打算。而这个上任的德国长官，姓詹姆士，异常残暴，长期不把华工当人看，当时的铜元局华工背地里都称呼这个德国人为“詹母猪”，他在厂区内随意的辱骂和毒打华工，在1909年的一个夏夜里，当时的德厂发生了一场大火，熟睡中的几十名华工和正在德厂办公室里休息的詹姆士一起烧死，至今也无法考证那场火究竟是人为的故意纵火，还是由于意外造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