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页 > 传记文学 > 习仲勋传 > 第18章 努力把西北的事情办好（上）
刚刚解放的西北地区，匪患严重，经济萧条，民族矛盾突出。面对满目疮痍的严峻局面，如何着手把西北的事情办好，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领导人紧密团结，从实际情况出发，按照轻重缓急的原则，开展统一战线、剿匪反霸、镇压反革命、土地改革、“三反”、“五反”和党的建设等项工作，使西北地区的经济社会面貌在短期内发生了深刻变化。
■巩固和发展统一战线
西北地区有五省一市，其中四个省是民族或多民族地区，有维吾尔族、回族、藏族、哈萨克族、蒙古族、塔吉克族、锡伯族、东乡族等十多个少数民族，人口约七百万。各个少数民族，宗教信仰不同，经济社会发展程度也有较大差异，加上国民党的长期统治和帝国主义的挑唆，汉族和各少数民族、各少数民族之间都存在着程度不同的隔阂。习仲勋熟知西北的状况，他说：“现在我们面对的已不是过去的小天地，而是广大的西北五省，无论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等方面的情况，是比过去复杂得多了。”正是这种情况，决定了统一战线特别是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在西北革命和建设事业中处于极其重要的地位。
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中央和毛泽东就十分重视西北地区的统一战线工作，并制定了一系列正确的方针政策。习仲勋是创造性地执行这些方针政策的杰出领导人。他不管是担任陕甘边区苏维埃政府主席、中共西北中央局书记，还是担任陕甘边区参议会驻会议员和议长，都十分重视统一战线工作，善于团结同志，谦逊宽厚，坦诚待人，同民主人士广交朋友，合作共事，受到大家的敬佩，调动了党外人士的积极性，为党的统一战线工作积累了丰富经验。
新中国建立后，还要不要继续扩大统一战线，要不要在更大范围内和更大程度上同民主人士特别是各民族上层人士合作，成为新生政权建设的关键之一。西北军政委员会成立时，党政主要负责人认识是十分清醒的，在工作中继承和发扬中国共产党的优良传统，坚持统一战线方针，先后邀请了许多声望高、有代表性的民主人士参加人民政权。张治中、张凤翔、韩兆鹗、邓宝珊、黄正清、孙蔚如、陶峙岳、邢肇棠等一大批知名民主人士担任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不少人参加了各省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工作，有的还担任了省政府主席或副主席。各地区和各市县，也吸收了一批民主人士参加政府工作。
习仲勋以他的丰富经验，在统一战线工作中大显身手。他十分注意同宗教领袖、上层人士交朋友，宣传党的民族宗教政策，团结广大少数民族的干部群众，使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的社会得以稳定，经济得以恢复和发展。
习仲勋非常重视和善于发现问题，研究问题，总结经验。他在一九五〇年四五月间的几次讲话中，反复强调少数民族地区工作有成绩，群众已开始相信我们确实与国民党不同，但这些地区的干部普遍存在着主观急躁情绪，有些人自觉或不自觉地存在大民族主义思想，影响了党的民族政策的贯彻执行。习仲勋思索着解决这些问题的办法和途径。
正在这个时候，中共召开了七届三中全会，紧接着又召开了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在全国政协一届二次会议上，刘少奇、周恩来、郭沫若、陈叔通、沈钧儒等分别作了关于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和法院方面工作的报告。特别是政协会议，不但有全国政协委员、省市各界代表参加，中央人民政府、各大行政区、各省市人民政府的领导列席，还有意识地邀请了爱国人士列席会议。各界、各民族、各民主党派和衷共济、集思广益、谏言献策的气氛十分热烈，使大家深受感动。毛泽东在闭幕会的讲话中，要求“各大行政区人民政府（军政委员会）和各省市人民政府也要采用这种方法”召开会议。习仲勋和彭德怀参加了这两次会议，为会议的形式和气氛所感染，特别是毛泽东的讲话使他们受到很大启发。
习仲勋和彭德怀研究确定，于七月中旬召开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全体会议。习仲勋为开好这次会议做了充分准备，他提出：“这次会议，我们学习政协全国委员会的经验，有意识地吸收各方面人物参加：有各省各民族的代表人物，各少数民族人士将占正式参加会议人数一半以上；有各省、市行政首长及协商委员会的代表；有各阶层、各民主党派的代表；还有各起义部队的将领等，连旁听的共有四百余人之多。这样，就使通过联合政权所接触联系和团结各方面群众的范围，比较上次会议广泛得多了。”关于开会的方法，习仲勋说：“就是将我们的工作状况，我们准备解决各种问题的方针、政策、计划、方案等，拿到大家面前，让大家明了、研究考虑，经过反复酝酿，广泛地交换意见，充分协商而后决定。经过这样的工作，将我们懂得的东西变为大家都懂得的东西，将党的决定变为人民政府的决定。这就是我们党领导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政权的基本方法。”他强调：
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就是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的合作共事，而不是我们一党包办，是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无产阶级专政或共产党专政。无产阶级及共产党的领导地位，是经过发挥自己的领导作用来实现的，这就是要承认各民族、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在政权中大家有份，善于在和大家合作共事中，提出代表全体人民利益的正确主张，获得大家的真诚拥护，而将大家团结在自己的周围。如果我们只把党外人士摆样子，不认真同人家一块讨论工作，研究问题，让人家发表意见，并虚心听取人家的意见，而只是将我们已懂得的东西或我们的决议，拿出去叫人家同意，签名或画行，那人家就不高兴，就同我们貌合神离，是形式上合作，而实际上不合作，形式上领导人家，实际上没有发挥领导作用。
为了统一党内干部的思想认识，切实开好这次军政委员会会议，中共中央西北局于六月二十五日至二十九日召开扩大会议．研究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会议要解决的事项。习仲勋在会议的最后一天，作了题为《贯彻三中全会的精神》的总结讲话，强调了统一战线、民族工作及土地改革、财经工作等问题。
七月七日，习仲勋又召集准备参加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的中共党员干部开会，作了《进一步做好统一战线工作》的讲话，他告诫各级党员干部，要克服过去在情况比较单纯的“小天地”中养成的比较狭隘的宗派主义作风，适应变化了的工作环境，把现已形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更加巩固和发展起来。他说：个人的某些习惯和作风必须服从党的原则和工作需要；团结党外人士不等于不提意见，提意见也不等于不团结。“要做到实际的真正的团结，首要一条就是使人家能够愿意讲出自己的意见。我们这次邀请了许多人来参加会，就是为的要他们将满腹牢骚当我们面前发泄出来，要他们将各种意见都向我们提出来”。他强调在同党外人士合作中，“必须采取诚恳谦虚的态度，检讨工作既要讲成绩，也要讲缺点；既要讲好的，也要讲坏的；正确估量和实事求是，主动地进行自我批评”，要“有负责精神，重言诺，能办到的才说能办到，办不到的就说办不到，将来可以办而暂时办不到的就讲清道理”。他说：“对党外人士光奉承不批评，是迁就主义；光斗争不团结，是关门主义。我们要摒弃这两种偏向，采取正确态度。”“我们的原则是一条：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在统一战线工作中，事无大小，都应当做政治问题看待，力求做好。” 他最后叮嘱党员干部要按时到会，按时散会，这点党外人士很重视。
在习仲勋和彭德怀等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的悉心指导下，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二次会议于七月十日在西安群众堂隆重开幕。会议以“继续巩固各族人民民主专政，发展反封建统一战线”等为指针，特别邀请了各界知名人士三十四人和各民族代表及各部门、各地方人民政府负责人一百三十六人，特约旁听者一百六十八人，“共计四百一十五人，其中回、蒙、藏、维、哈、撒（撒拉族）、乌（乌孜别克族）、土（土族）、柯（柯尔克孜族）等少数民族约占五分之一。这种广泛代表性的会议，为西北历来所没有，因此会议的情绪也显得更为紧张热烈”。
大会本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精神，在肯定五个月来工作成绩的基础上，着重检讨这一段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彭德怀、习仲勋和西北各省、各部领导人在会议的报告中，都主动地对过去的工作进行了检讨和自我批评，对今后工作提出改进意见，使与会的民主人士都认识到中国共产党“勇于接受批评，改正错误，的确是为了做好工作”。“会议进行的方法是先提出报告，再进行分组讨论（小组讨论为主要的方式，占了七天会议的一半时间），然后把意见集中到大会讨论，做出决议”。为了启发和鼓励党外人士充分发表意见，会前将甘肃省兰州市民主人士杨慎之写给西北军政委员会的一封信，原原本本地印发给各委员及列席人员。这封信反映了中共基层干部在认购公债、征税等工作中出现的偏差，时称“万言书”，其中不乏激愤之词。此信的印发“减除了许多人讲话的顾虑”。由第十八章努力把西北的事情办好（上）于这些举措，会议气氛十分民主。“有的意见大都讲出来了，有些人会前存在的一些疑虑也消释了，一致认为会议开得很民主，问题解决得很具体，领导人虚心诚恳。有的人说：‘七天会议顶上几个月学校。”
这次会议取得了极大成功，真正开成了一个实行统一战线、充分发扬民主的会议，基本实现了习仲勋在会前的设想。特别是与会代表根据各地区存在的突出问题所提出的二十一件提案，反响很大。西北军政委员会及各部门认真贯彻会议精神和研究落实这些提案，使各项工作大大前进了一步。
会上提出的二十一件提案有四件涉及工商业中贯彻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政策的问题，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十分重视，列为重点提案认真研究，八月初下发了落实意见，饬令各省根据自己的具体情况抓好落实。陕西等省根据提案建议，广泛开展职工业余教育，开办了十六个职工业余学校，参加学习的职工达三千六百余人，还成立了劳资协商会议，订立集体合同，召开工会会员代表大会，对劳资双方进行教育，“基本上扭转了部分工人片面要求福利的观点，端正了‘面向生产’的新劳动态度，教育纠正了某些资方对于新民主主义经济政策的怀疑顾虑态度，使劳资关系基本上纳入正轨”。甘肃省按照提案建议，“由点到线，由线到面地在各行业中展开广泛的学习运动”，向工商业者及工人、店员和学徒进行广泛深人的宣传，“普遍提高了劳资双方的政治觉悟，更由于工会的教育说服，纠正了部分工人的盲目翻身、单纯福利观点及报复心理。资方解除了很多顾虑，如怕清算、怕斗争、怕加税、怕没收，及由此而产生的消极、忧虑、装窘，不敢拿出资本投向生产的情绪。劳资双方对政府的‘发展生产，劳资两利’政策有了充分的了解后，资方谅解，劳方觉悟，化猜忌而为团结，双方步调逐渐趋于一致，都认识到了唯有发展生产，增加财富，才对双方有利”。兰州市半年多时间解决大小劳资纠纷二百九十余件，纠正了公私关系上存在的矛盾，确定了公私经营范围、地区范围、零售范围，并通过加工订货、贷款、组织联运联销等办法，具体扶助私营企业，稳定了社会各阶层。
西北地区的统战工作，最重要的首先是民族问题，这也是中共中央西北局领导人当时的共识。刚一解放，中共中央西北局就讨论制定了做好民族地区工作的基本方针政策。一九五〇年七月，习仲勋在中共中央西北局第二次扩大会议的讲话和传达中共七届三中全会精神时，都强调了这一问题。他说：“我要特别说到民族问题。这在西北地区来说是最大的实际问题。这也是我们这里多出的一项任务”，“因为西北是多民族的地区，必须重视民族问题，如果丢开民族问题，就是脱离西北眼前最重要的实际。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任何细节，都不应认为是技术问题，而要看做政治问题以严肃态度对待”。他指出：在民族工作中，必须使各民族都有相当数量的代表参加政府工作，并有意识地照顾人数较少的民族；大批培养少数民族干部，各省要有计划地办好民族干部学校；要正确对待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切实尊重各民族人民的宗教信仰自由；一切工作中都要照顾民族特点，“不要过分地、不适当地强调阶级矛盾，否则就是民族矛盾”。他颇有远见地说：“全世界有三亿人信仰伊斯兰教，我们工作做好了，在东方亚洲影响很大。总之，民族工作不要急”，“谨慎稳进的方针是唯一主要的方针。”
基于这种认识，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于七月二十一日召开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这次会议出席各族委员二十七人，各族列席者七十五人，西安各机关干部及民主党派列席者七十五人，与会委员和列席人士多为各族过去的当权者和宗教职业家（王公、贵族、千百户、阿訇、活佛、教主、起义军官、地主等），共产党员和进步分子占极少数。”彭德怀、习仲勋直接领导了这次会议，“多次接见各族委员和人士，几次莅会讲话”。习仲勋在开幕讲话中指出：随着西北各地的解放，西北各民族过去相互仇杀的历史已经转变为平等、团结、互助、友爱的新历史，我们应该珍爱这一翻天覆地的各民族新历史的开端。
会议初步检讨了解放以来的民族工作，广泛宣传了民族平等、团结互助政策，确定了西北民族工作的方针、步骤和任务，使到会的各民族人士和干部了解了工作情况，明确了如何进一步开展民族工作的任务，并适当批评了某些不正确的观点，奠定了开展民族工作的基础。会议对重大问题采取“有计划的个别深谈方式，多则谈过七八次”，“在小组会上着重届发他们发言，对正确的意见予以采纳，对不正确的意见给以及时解释，对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主动地进行了检讨”，“基本上消除了与会者各种疑虑，他们在开会之前疑虑很多，甚至恐惧，思想非常庞杂，但参加会议过程中，各种疑虑逐渐消释或大为减少，敢于大胆发言，积极提议案，并认为在大会讲话是政治地位，因而争先讲话”，“对区域自治，联合政权，宗教等主要政策都在大体上得到比较明确的一致认识。”
七月二十七日，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闭幕，习仲勋在闭幕会上讲话。他再次强调民族团结问题，指出：由各民族人士来商讨各民族的大事，是解决各民族问题的一个好办法。民族团结是一切之本，希望到会的各民族人士把西北各民族的事业办好。为了促进民族统一战线的巩固和发展，既要反对大汉族主义，又要反对地方民族主义。
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实际上是带有西北各民族代表会议性质的会议，中共中央西北局决定每半年召开一次这样的会议。习仲勋在西北工作期间，先后开了三次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一九五二年春召开第三次民族事务委员会会议时，全体委员还列席了西北军政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三次会议，习仲勋都出席并作了讲话，还分别与委员谈话，有的还进行了长时间交谈。他经常就民族工作做出指示，要求西北军政委员会民委协同各业务部门对民族工作定期检查指导。
当时，西北地区少数民族干部还没有培养起来，党的影响还比较薄弱，群众觉悟也不高；相反，由于历史原因和宗教关系，少数民族地区的王公、贵族、千百户和活佛等上层人士在群众中的影响还很大。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要求民族地区的各级干部，主动团结上层分子，在阻力较小的条件下开展群众工作。习仲勋强调：在少数民族地区“不应过早强调阶级矛盾和社会改革”。按照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确定的方针和任务，各级政府一方面在政治上广泛宣传党的民族平筹政策，一方面在组织上安置有影响的民族上层人士，发挥他们的作用，使各民族的关系日益融洽。
为了加强对统战工作的领导，习仲勋还亲自兼任中共中央西北局统战部部长。这期间，他与许多民族民主人士交往频繁，成为朋友，与他们讲形势，谈工作，建立了长期的友谊。其中，他与藏族上层人士黄正清几十年的友谊堪称楷模。
黄正清，四川顺化（今理塘）人，在藏族群众中有极大的影响。一九二。年春，他随甘肃拉卜楞寺第五世活佛嘉木样（黄正清的二弟）迁至拉卜楞寺（今甘肃省夏河县境内），后任拉卜楞寺保安司令、国民党军事参议院少将参议，一九四九年八月率部起义。他同彭德怀、贺龙、习仲勋等由相识到相知。黄正清说：“彭总、贺龙和习仲勋的高雅举止，侃侃而谈，热情友好的气氛，时时闪现在我的眼前。对比之下使我看到国民党大长官盛气凌人和我受到的鄙夷和凌辱，真是一个天上，一个地下。”特别是满口陕西关中话的习仲勋，使他更深切地感到了一种格外亲切的大西北乡情。在工作中，习仲勋对黄正清充分信任，总是给以热情鼓励，黄正清随时都能到习仲勋那里汇报工作，交流思想。习仲勋也在大的任务来临之时，当面征求黄正清的意见，并鼓励他大胆工作，帮助解决工作中遇到的困难。黄正清把习仲勋看做是“藏胞心目中的亲人”，直至习仲勋到北京工作，两人仍然保持着极为友好的关系。四十年后，黄正清撰文回忆他同习仲勋这段交往时，激动地说：“回想起在西安、甘肃和习书记一起工作的一段时间，无时不得到他的关怀，每个重大工作环节无不得到他的支持、帮助和鼓励，我真感到荣幸和快乐。工作之余，我是他家的常客，时常一起谈论形势，谈祖国建设和统一事业，也谈党的领导和工作方法，有时谈天说地，聊人生追求和家庭趣事。谈到高兴时候，我们一块儿欢笑同乐；有时我给他讲藏族人民对抗马家军阀暴虐的斗争史。当汇报藏区农牧业生产、人民生活、民族宗教工作等情况时，他是那样地认真倾听，时而还记笔记。每每说到少数民族地区如何贫穷落后的时候，他深情地说：‘是啊！共产党要民族平等，团结统一，各民族共同过好日子，民族地区太落后了，这就需要我们加快那里的经济建设。”’【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习仲勋和党外民族民主人士肝胆相照，以诚相见，体现了共产党人的伟大情怀。除黄正清外，他还结交了许多党内外朋友和知名人士，如新疆的包尔汉、赛福鼎·艾则孜，青海的尧西·古公才旦、喜饶嘉措，内蒙古阿拉善旗的达理扎雅亲王，宁夏的马震武、马腾霭、邢肇棠，陕西的杨明轩、赵寿山，甘肃的邓宝珊、马鸿宾，还有十世班禅额尔德尼·确吉坚赞和张治中等。“他们都是在习书记的关心帮助下，为党为民族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的。”邓宝珊一次同毛泽东谈到习仲勋时说：“这个同志气度大，能团结人，可以挑重担。”毛泽东非常赞同地说：“你的看法很准，这个同志最大的特点，是能团结各方面人士，胸怀博大，能负重任。”
发展民族统一战线工作，重要一环是争取广大少数民族的基本群众。习仲勋在一九五。年底向毛泽东的报告中指出：“稳住各民族，把关系搞好，这是第一步。第二步就要深入各民族劳动群众中，建立直接联系，逐渐把他们发动起来。”他们认为，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主要是在政治上广泛争取和安置，对下层群众则需多从经济上想办法，“大的社会改革仍不能急，但必须着手一点一滴地帮助群众去解决需要和可能解决的切身问题。经过这些具体工作和各种各样的方式，吸引各民族劳动群众中积极分子出来参加工作。这一步更艰苦，时间也长，并且绝不能放松”。毛泽东很赞同他们的意见，很快把这份报告转发给各大区负责人参考。
针对西北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落后、群众生活困难的实际情况，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积极帮助民族地区群众恢复和发展生产，特别是发展畜牧业生产，大力开展自由贸易，在甘、宁、青、新四省陆续建立了贸易专业机构二百一十一个，先后组织了约六百五十个各种形式的流动贸易组，深入少数民族地区开展贸易活动。这些贸易机构和小组，以比较高的价格收购当地群众的皮、毛、药材等土特产品，以比较低的价格向他们大量出售茶叶、布匹等日用生活必需品，使少数民族地区工农牧产品交换比率发生了极大变化。如新疆小麦换卡叽布的比率，一九五一年比一九四九年提高到百分之四百，“青海皮、毛价格较解放前提高了十几倍到二十倍。宁夏蒙旗今年（一九五一年——编者注）五月统计驼毛换小麦的比率，较解放前增加了三十八倍！阿拉善旗的蒙民出售二斤驼毛，就可以换得一身单衣，出售二十斤驼毛，就可以换取一人全年所需的粮食”。西宁的藏族群众在解放前，用一百斤羊毛换一块砖茶；解放后，群众用同样多的羊毛可以换回十五块砖茶。藏族群众高兴地说：“毛泽东来了，羊毛值钱了！”“在他们看来，羊毛有销路，价钱高，就是政治好。发展生产，是最实际和最有内容的群众工作。”西北地区的这些做法，极大地争取了少数民族地区的群众，各族人民歌颂毛主席和共产党是“既光明又温暖的太阳”！
西北军政委员会还多次组织慰问团，分赴新疆和青海的果洛，甘肃的甘南、平凉等少数民族地区，通过放映电影、免费巡回医疗等形式慰问少数民族群众。习仲勋亲自率团到少数民族地区慰问，还多次深人到青海、甘肃和新疆等少数民族地区了解情况，帮助解决困难。
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极为重视发展少数民族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西北民族事务委员会第一次会议结束后，办公地址就由西安迁到兰州，以便更好地就近为各少数民族服务，并筹建了西北民族学院。每遇学院开学和学员毕业，习仲勋都要亲临并讲话。在一次开学典礼的讲话中，他指出：大量培养民族干部，是为各少数民族的彻底解放，为各民族的共同发展和进步，创造一个最基本的条件，是各地党组织和人民政府的迫切任务，是西北民族学院长期的奋斗目标。他强调：“在民族工作方面，没有别的事比这件事情更重要的了。”在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重视和关心下，大家都很尊重少数民族的传统文化和风俗习惯，政府也拨出相当多的经费在民族聚居地区建立中、小学校，学习本民族语言。政府还多次组织少数民族代表人物到北京、天津等地参观，利用各种形式和机会介绍少数民族的优秀文化艺术。所有这些，使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广大群众都感到共产党及人民政府是真心诚意帮助他们的，真正感受到了祖国大家庭的温暖，也为剿匪反霸和开展土地改革等各项工作创造了有利条件。
■领导剿匪反霸斗争
新中国建立后，国民党潜藏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不断与各地土匪、恶霸地主勾结，乘机组织武装叛乱，妄图颠覆新生的人民政权。西北地区匪患历来比较严重，此时国民党潜伏特务和残余分子，勾结一些民族分裂分子，利用当地残余土匪势力，散布谣言，挑拨民族关系，抢劫群众牲畜和财物，组织武装暴乱，严重危害社会秩序和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剿灭土匪、稳定社会秩序和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就成为新中国成立初期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政委员会和西北军区的首要工作，习仲勋以极大的精力组织领导了这场斗争。
习仲勋堪称“老西北”，对西北地区匪情比较了解，加上深入的调查研究，进一步掌握了土匪的详细情况及活动规律。当时，西北地区有较大的股匪四百七十多个，达十三万人，裹胁群众约九万人。这些股匪主要分布在陕西的陕南、关中，甘肃的临夏、陇东、陇南及河西，青海的大通、门源、贵德，宁夏的贺兰山区和新疆的北疆及青甘、甘川交界地区。他们自恃有一定力量，盘踞一隅，与人民为敌。这些股匪分为两类：一类是政治土匪，是国民党留在大陆的残余势力；一类是惯匪，以抢劫钱财为目的，称霸一方。两类股匪都有国民党特务把持和操纵，既相互勾结利用，也有矛盾和争斗，情况十分复杂。
早在一九四九年八月，习仲勋就提出大西北的剿匪斗争任务和战略战术。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召开的陕西关中新解放区地委书记联席会议上指出：“首先有步骤地开展反霸、剿匪、肃特等反地主阶级当权派的斗争，打倒农村里的主要敌人，树立农民的优势力量”，其中“剿匪是当务之急。剿匪要有重点地追剿股匪，普遍清剿散匪，收缴反动武装，两者结合进行。剿匪要讲究战术，不要打击溃战，而要打歼灭战。要严密侦察，充分准备，长途奔袭，包围聚歼，已击溃者，要追歼搜捕，务求消灭干净。同时剿匪还必须军政结合，剿抚兼施，并与发动广大群众反霸反匪反特的斗争结合起来”。
习仲勋十分关注人民政权建立后的剿匪斗争动态，及时指导各地工作。一九四九年底，他在总结检查关中新解放区农村工作时，进一步明确提出“以剿匪为中心，结合有重点地开展反恶霸”的方针。他说：“为什么新区农村工作在一定时期内必须以剿匪为中心呢？这就因为不但国民党反动派、特务分子仍然阴谋捣乱，农村封建恶霸势力仍然未曾摧毁，广大群众没有组织起来，而且散匪仍然继续潜伏活动，匪患仍然是新区农村的严重问题。”他认为：前一时期，陕西采取以军事清剿为主，结合政治争取瓦解和收编改造，已消灭了大股土匪。下一步要以发动群众、政治争取改造为主，配合军事清剿，肃清散匪，教育改造大批流散匪众、胁从分子，进而组织民兵，宝行自卫，巩固农村革命秩序，为进一步普遍发动群众，进行民主改革创造有利条件。他特别重视在剿匪中要发动群众，强调：只有老老实实把群众工作做好，匪患方可从根本上肃清。
这一时期，甘、宁、青、新等地都进行了大规模的军事剿匪斗争。一九五〇年春夏之交，甘肃平凉、宁夏固原等地的匪特分子（大多是国民党撤退时潜伏人员），利用回汉民族的历史隔阂和当地干部执行政策中的缺点，挑拨民族关系，于五月八日组织武装暴动，抢劫商民，破坏治安，致使当地居民无法正常生活和进行生产活动，有四五万人逃往绥西地区。西北军政委员会即召开会议，分析研究匪情，提出清剿措施。习仲勋在会上说：这次暴乱，是国民党潜伏特务和当地匪徒有计划的破坏活动，必须引起我们严重注意，所有各级干部必须有明确的敌情观念，决不能轻视这些敌人，任何麻痹疏忽都会招致祸患。他要求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立即作出具体部署，加强肃清匪特工作，同时利用各种有效办法，如慰问团、团结会等方式，深入宣传，平息骚动事件。加强民族团结，特别应注意做好干部整训工作，克服官僚主义和强迫命令作风。不久，他在中共中央西北局扩大会议上又进一步指出：“在剿匪问题上，任何性质的土匪，包括特务领导的武装暴动在内，都要当做群众问题看待。只有这样才能增强处理问题的谨慎态度和策略思想，而防止发生错误。对土匪要坚决消灭，这是原则。但应当采取怎样的步骤和办法才为正确，必须研究，否则不能达到消灭之目的。”“在新区，特别是少数民族地区，对任何土匪事件都要先防御、后进攻，先分化、后打击，先争取、后进剿，以及在必要情况下实行剿抚结合的办法。”
在平息平凉、固原匪患的过程中，根据中共中央和习仲勋的有关指示，西北军政委员会及时派出慰问团慰问群众，发放救灾款，派医疗队给群众疗伤治病。同时，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和平凉专署具体拟定了剿匪的政策和策略，首先在回汉群众中揭露匪特，解释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实行先在汉族地区剿匪，公开镇压挑拨民族仇杀的汉族匪特头子；在回民地区暂以防御为主，缓和民族矛盾，改善回汉民族关系，把群众和土匪严格区分开来，坚决保护群众、特别是少数民族群众，实行剿抚结合。在工作中，区分不同性质的问题，对官僚主义造成的问题，不要同土匪特务问题混为一谈，主动争取和团结一切可能同我们合作的人，包括地主、阿訇、喇嘛、王公、千百户等等，甚至争取已经脱离敌人组织、今天不再反对我们的敌特人员。当时所采取的这些措施，紧紧围绕着民族问题这个核心，把复杂的矛盾层层解开，集中打击了一小撮匪特。当地政府又积极“做好群众工作，大力发扬民主，诚恳地征求回汉各界人民的意见，纠正与改进过去一切工作中所发生的偏向与缺点，加强和群众联系，整顿干部作风”，迅速稳定了形势，取得了剿匪斗争的胜利。
与此同时，宁夏、青海和新疆等地的剿匪斗争也取得了重大胜利。八月二十七日，西北军区司令部致电彭德怀、习仲助，报告青海军区剿匪部队所取得的胜利。正在出席中共中央西北局常委会议的彭德怀、习仲勋十分高兴，立即复电：“我一军一部追剿恶匪马虎臣、马文英、马祯、冶青祥等，已歼其大部，甚快甚慰！该匪是互助、门源、祁连、民乐、永昌间祁连山南端最大一股政治土匪，并望一、三两军进剿部队继续努力，克服困难（进山部队带皮衣棉衣），彻底干净、一个不留的捕捉散匪。”
到一九五一年底，西北地区的剿匪斗争取得阶段性胜利，几百支大的股匪已基本消灭，只有少数漏网匪首和惯匪还在甘青新、甘青川和甘青交界的山区活动。这些土匪的匪首多是马步芳部的旧军官，同台湾国民党保持着联系，其中有的为匪数十年，杀人成性；有的是部落头人，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和既得利益，继续为匪作恶。他们挑唆民族关系，裹胁群众，与人民政府为敌。习仲勋对继续解决这部分政治土匪十分重视，西北军区有关匪情的电报，他每报必读，对一些重要的都及时作出指示，提出要求，转有关部门落实，有的还及时上报中共中央和政务院。对西吉事件和阿木去乎问题，他处置果断，措施得力，使事件尽快得以平息。
甘肃的西吉、海原、固原和隆德四个县（四县今属宁夏回族自治区），是回汉民族聚居地，数百年来民族纠纷不断。一九五〇年春平凉叛乱平息后，以马国瑗（西吉沙沟教主之于）、马国琏（隆德新店教主之子）和杨枝云（海原韭菜坪教主）为首的一部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受国民党特务分子的煽动，网罗了三百多名地主、恶霸、惯匪和国民党残留军政人员，以道堂、寺院为基地，打着“保回保教”的旗号，提出“依靠地主，团结富农，不管中农，打倒贫农”的主张，叫嚣“前方细菌战（指朝鲜战争），后方斧头干”。一九五二年四月初，他们再次煽动数千人叛乱，波及四个县的六十六个乡，裹胁群众上万人，攻打区乡政府和西吉县城，抢劫公粮一百多万斤，破坏电杆电线八十多里。
叛乱发生后，习仲勋和张治中立即指示平凉军分区和地委、专署负责人深入各县，具体领导防匪剿匪工作，在军事进剿的同时争取群众、孤立匪首。西北军政委员会再次派出慰问团，慰问在叛乱中受伤害的回汉群众，召开各界人士座谈会和群众大会，“传达军政委员会对他们的关怀与慰问”，“讲明平息匪乱的各项政策与有关救济、医疗的原则，以及人民政府的民族政策等”，迅速发放救济款，帮助群众恢复生产。习仲勋还指示中共中央西北局宣传部和中共甘肃省委及时“驳斥敌人，揭穿敌人的叛乱阴谋，用向匪区发传单及召开群众会的办法宣传之”。
武装叛乱的主力被剿匪部队击溃后，匪首马国瑗、杨枝云等带着少数残匪继续流窜，企图东山再起。少数阿訇及地主也在暗中活动，秘密开会，制造谣言，散布“大爷再有口唤，还不得不去”的言论，恫吓威胁群众。针对这种情况，习仲勋指示要充分发挥少数民族上层人士的作用来平息匪乱。他在几十年后回忆说：当时单凭“武的不行。甘肃有个大教主叫马震武，他一句话可以煽动回族群众起来叛乱，一句话也可以把这个叛乱平息下去。他能起到我们一个党员所起不到的作用”。习仲勋亲赴兰州，分别找中共甘肃省委副书记孙作宾和马震武谈话，指出：“对叛乱的民族上层分子，‘只看现在，不问过去。哪怕他昨天还拿枪和我们对抗，只要今天放下武器，投向人民，就可以宽大处理’的‘来降免死’政策。”之后，马震武同孙作宾深人西吉滩，“用党的宽大政策招降了马国瑗，其他大小匪首也随之全部投降。至此，西吉叛乱始告平息”。
在甘青川边界的剿匪中，习仲勋注意发挥藏族上层人士黄正清的作用，收到了很好的效果。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马步芳、马鸿逵的残部马良、马元祥等人，聚集在甘青川交界处夏河县南部的藏族部落阿木去乎，企图利用民族和宗教问题，把这一地区变成所谓“陆上台湾”，迎接蒋介石反攻大陆。国民党台湾当局还委任马良为“中华反共救国军第一〇三路司令”，马元祥为“第一〇二路司令”，十多次为他们空投特务和武器弹药。一九五二年四月中旬，这股反动武装纠集千余人，围攻地方政府，煽动藏民部落叛乱。
当时，许多部落头人受马良、马元祥的蒙骗和收买，与人民政府为敌。阿木去乎地域辽阔，多是树林和草原，匪特凭借这些条件猖獗活动。习仲勋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决定，先进行政治争取，即组成甘南藏区访问团，由藏族上层人士黄正清任总剧长，前往阿木去乎开展宣传和政治争取工作。有些人对任用黄正清顾虑重重，而习仲勋对黄正清充分信任，多方做解释工作。访问团临行前，习仲勋关切地对黄正清说：“你是总团长，任务繁重，相信你会圆满完成任务的！希望你大胆工作，不要有什么顾虑。有什么困难和问题，随时给我打招呼。”黄正清没有辜负习仲勋的期望，“按照习书记交待的办法”，深入甘南藏区，向头人、宗教人士和广大群众宣传党的方针政策，开展团结教育工作，使大部分藏族部落疏远了马良和马元祥。之后，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按照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的指示精神，进行较大规模的军事进剿，成立甘青剿匪指挥部，任命黄正清为第三副司令员。出发前，习仲勋为黄正清饯行，并送他一支小手枪，叮嘱说：“带上它好护身，组织相信你能完成任务”，同时授受他应对国民党特务拉拢的策略。黄正清十分感激习仲勋的关怀和信任，在剿匪中不辱使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由于方法得当，策略正确，阿木去乎叛乱很快得以平息。
到一九五三年底，西北地区共消灭各类匪特近九万人，平息武装叛乱多次，盘踞在甘青两省的马家军残部被打垮，匪患基本肃清，社会秩序明显好转。
■收服项谦
收服昂拉部落千户项谦，是习仲勋领导剿匪斗争的成功之举，体现了他“炉火纯青”的领导才略，受到毛泽东的称赞。
昂拉部落生活在青海省西宁市东南贵德县尖扎滩地区（今尖扎县），距西宁一百五十余公里，有藏民千余户，三千七百余人。这里西边和北边有黄河峡谷天险，东边和南边高山环绕，易守难攻。项谦是昂拉部落的千户，解放初还同人民政府有联系。一九五〇年八月，他再次到西宁向人民政府表示归顺和悔悟，但回到昂拉后又背信弃义。贵德、化隆、循化等地匪特及马步芳残部先后逃至尖扎滩一带，他们相互勾结，企图武装叛乱。在马步芳残匪和国民党特务挑唆下，项谦公开与人民为敌，组织“反共救国军”第二军，自任军长，武装侵扰当地和邻县人民政府与群众，甚至袭击人民解放军。他自恃拥有两千余武装，地形又十分有利，认为人民政府和解放军拿他没有办法。十世班禅、喜饶嘉措曾两次写信和派人争取，都没有效果，中共青海省委和省军区领导人对争取项谦也失去耐心。
一九五一年九月一日和七日，中共青海省委和西北军区分别向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中央请示，主张用军事手段解决项谦问题。九月十八日，中共中央电示习仲勋和中共青海省委：“应该推迟进剿时间，而加紧政治上和军事上的充分准备。”二十一日，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在多次电示中共青海省委后，又一次发电指示，要求省委、省政府领导人张仲良和赵寿山继续说服项谦，同时组织藏族上层人士给项谦写信，加强政治争取工作。但中共青海省委和省政府仍坚持军事进剿的意见，于二十五日再次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西北军区和中共中央，详细陈述军事进剿的理由。
收到电报后，习仲勋心情焦急，经过审慎思考，于三十日致电中共青海省委，严肃地指出：
九月二十五日电悉。请务必按照中央九月十八日电示：首先做好政治进攻工作。赵（赵寿山）张 （张仲良）信件是否写好发去？其他藏族人士写信是否也办好了？中央指示此项办法必须补做；做了，而未曾做得很好，必须重新做好。
现时争取和平解决于我政治上甚有利，万一和平解决不成，这样做好了才给军事进剿造成必要的条件。喜饶嘉措还主张继续争取，这点很值得注意。我们以为还应当仔细向喜饶嘉措、班禅行辕等许多藏族人士征求如何争取昂拉千户和如何提出适当条件，以及如何驳斥项谦无理的意见。过去历次所做争取工作（还有其他工作）是否都完全适当，也可以稍加总结，以便这次政治进攻办得更好。对昂拉问题，西北局一直主张政治瓦解，无效之后应当军事进剿，只是考虑到怎样才对我政治上、军事上都有利。慎重考虑问题并不等于不打项谦，而是打不打，怎样打才对我完全有利，急躁情绪是要时刻防止的。我们对牧区藏族各部工作，应当说并非已经做好了，说我们已经站稳脚也似乎过早，不但川、康（西康）、甘、青边境藏区许多地方，就是青海各地藏民部落我们也还有不少未曾走进去，甚至未拉上手的。我们顾虑的就是对这些庞大藏区的影响问题，如果我们工夫不到，且不说军事上打不好，致令流窜所生的麻烦，即使打好了，对其他藏区工作仍会有诸多不好影响，给以后增加许多困难。我们在严格警惕防范、积极准备进剿之外，从以上方面再加考虑也是十分必要的。因此，我们如果政治方面工作还未做得周到（当然还有军事上的准备），军事进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应当推迟。项谦等即使嚣张一下，恰恰使他们更加孤立。
习仲勋对项谦问题的考虑，并不是单纯局限在争取昂拉一个部落上，而是着眼于广大藏区的工作。中共青海省委仍然坚特原来的想法，十月五日又再次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要求军事讲剿。习仲勋立即给张仲良打电话，说：“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同时把中共青海省委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前后四封电报一并上报中共中央。中共中央完全同意习仲勋的意见，指出：“青海省委九月二十五日电对昂拉部落不提中央九月十八日指示电所强调的进一步采取政治斗争的办法，而只要求立即实行军事进攻，是与中央指示电的精神不符合的”，“中央同意西北局九月三十日及十月七日复电。望青海省委即与喜饶嘉措等商定适当条件。第一步先将紧张局面缓和下来。”西北军区也于十月六日指示进剿部队：“对青海贵德昂拉区之进剿，根据西北局电示及气候关系，同意今年不进行军事进剿。”
遵照中共中央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中共青海省委派统战部部长周仁山和青海省人民政府副主席喜饶嘉措及许多藏族部落头人到昂拉，多次与项谦谈判，但项谦一意孤行。一九五二年春，叛匪到处抢劫，不断袭击人民解放军，致使附近地区形势混乱，一些藏族部落头人产生动摇，带着武装前往昂拉，事态日益严重，军事进剿时机成熟。四月九日，中共青海省委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我们认为过去坚持争取是正确的，但在动员各族上层争取了十七次，依然无效，且使匪势渐大的今天，应速围剿比拖有利。”
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审时度势，反复权衡，同意了中共青海省委和青海省军区于四月下旬军事进剿的意见，并于十一日上报中央。当时习仲勋设想“一打之下，青海藏族上层右翼分子中可能有震动，黑水、阿坝等甘、青、川、康边地也可能有震动，对西藏还可能有些影响”。为此，他提出进剿时应该注意做好的工作：一、在剿土匪名义下去打，项谦如被俘，带在西宁好好相待，对项谦等昂拉部落上层人物的财产一概不动；二、进剿同时召开青海协商委员会，召集各族各方面人士，“说明我们多次争取经过，解释政策外，还要对我们过去在统战工作上、牧区工作上的一些缺点，主动做自我检讨，使他们心服，安定下来”；三、进剿前后，不但要做好当地周围群众工作，而且必须做好争取上层的工作，应争取以前几次去昂拉谈判的头人随军进去工作。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又于二十二日和二十五日两次致电中共青海省委，叮嘱做好各方面工作，指示：“在进剿中仍应力争项谦与其他特务土匪分化，只要项谦到时能转守中立，就力争他中立，这样更有利。目前继续积极经过多方面进行政治争取，仍很必要，不可放松。”习仲勋的这些指示，为争取项谦奠定了思想基础。【贺氏藏书·刘大海精校】
经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同意，进剿昂拉匪部的战斗于五月二日清晨六点半按计划打响，四个小时的战斗将各路匪徒基本击溃，项谦带少数人逃人尖扎西南七十里的深山密林。中共青海省委按照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成立昂拉安置委员会，召开群众大会，贯彻党的宽大政策，释放被俘匪首。青海省人民政府向尖扎地区拨发救济款两亿元（旧币）、救济粮八万斤，抽调大批医疗、文教、贸易、民族等方面的干部组成工作队，带着大量布匹、食盐、茶叶、药品、电影及藏文宣传品，前往昂拉部落慰问，还为两千多藏族群众疗伤治病。在军事进剿中，人民解放军模范遵守纪律，充分尊重当地风俗习惯，严格保护僧人寺院，还给卧病在床的项谦的母亲治好了病。
在军事进剿取得基本胜利的情况下，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继续作出指示，要求中共青海省委坚持争取项谦归来的方针。七月中旬，中共中央西北局在收到尖扎地区工委和中共青海省委几个报告后，认为争取项谦工作的力度不够，即指示他们：“争取项谦归来，不但利于迅速安定昂拉及其周围地区，更重要的是确实地表现我党和人民政府的政策，对争取团结青海各少数民族部落以至对进入果洛区工作和开展甘青川康边工作，打击傅秉勋等匪部都很有益。目前应当首先不动摇地耐心地坚持这条方针。”“我们过去十七次争取项谦，以至以后进剿项谦和现在又继续尽力争取项谦，都不是因项谦一人，而是为的争取更多更多的藏族头领，也就是争取更多的少数民族部落。”
在党和政府的感召下，经多方共同努力，项谦终于在七月十一日回到昂拉，向人民政府投诚。远在新疆的习仲勋得到消息后，当即致电中共中央西北局和中共青海省委：“也许项谦顾虑很大，用回来试探我们，不管真诚与否，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我想总会收到效果的。但必须知道项谦已成惊弓之鸟，稍一不慎，即有跑掉可能，不管他在什么情况下采取何种形式逃跑，我都应提高警惕，准备再纵再擒，总要做到他完全信服了我们为之。部队不可全撤，务必留下足够的防守兵力，以防意外。”第二天，习仲勋接到中共青海省委的汇报电后，又指示：“项谦已经争取回来，这对安定藏区秩序及开展藏区工作均有重大意义，请青海省委十分妥善的稳定项谦情绪，并从多方面消除顾虑，争取长期靠我。项如目前怕去西宁，可不必勉强，就让住昂拉家中，一切听其自愿，这样也许会早点出来。喜饶嘉措、周仁山等可早去一见项谦。总之，我们的一切工作都是为的打消他的疑惑，不是增加他的顾虑，望严加注意。”中共中央西北局于二十一日致电中共青海省委：“请切实执行习仲勋同志七月十七日电示各点。务请喜饶嘉措副主席和周仁山等同志早去一见项谦，从多方面消除项的顾虑，争取他长期靠过来。”
中共青海省委切实执行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指示，终于感动项谦，使他解除了顾虑j七月三十一日，项谦到达西宁，受到青海省政府主席赵寿山和副主席张仲良的接见。项谦说：“此次我回来并非是两个佛爷他二人将我争取回来，主要是政府之政策实现了，同时对我的家庭财产人口一点没有受到损失，政府并多加照顾，因此感动了我。”八月五日，青海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召开各族各界代表座谈会商讨尖扎地区工作，项谦在会上发表了感想，他说：“我现在已经完全宽心，毫无顾虑了！”同时在《青海日报》撰文说：“在共产党和人民政府伟大政策感召下，我受到感动，从而认识了匪徒们的真正面貌，便下决心回头请罪，不再跟匪徒做危害人民的事情。
今后我一定要以实际行动，立功赎罪，报答毛主席、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恩典。”青海省人民政府仍然委任项谦担任昂拉千户。
八月上旬，习仲勋从新疆抵达兰州，项谦要求谒见。习仲勋高兴地接见他，并设宴款待。席间，项谦向习仲勋深深地表示忏悔，“并对人民政府长期内多次争取的宽大精神深表感激”。习仲勋向他重申了人民政府对待少数民族平等团结的政策，勉励他在青海省人民政府领导下，做好建设尖扎区的各项工作。项谦一直牢记着习仲勋的鼓励，努力工作，直到一九五八年去世。
这件事如习仲勋所料，在藏族地区头人中产生了很好的影响。三十多年后，习仲勋在与胞弟习仲凯谈话时，还提到了当年收服项谦的往事。他说：对于青海项谦的问题，那时张仲良打电话来问我怎么办？我说不能打。项谦是游牧部落的头人，你来了他就跑了，你走了他又来了，他的整个部落又都是骑兵。张仲良说要用五个团的兵力来解决问题，我说五个团也解决不了。后来叫喜饶嘉措去做工作，历史上有七擒孟获嘛，我是八九次。后来毛主席见了我说：“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一九五二年七月，习仲勋还受中共中央委派赴新疆正确处理了乌斯满事件。一九五一年春，以乌斯满为首的叛匪残余势力在新、甘、青三省交界处到处抢劫掳杀，破坏民族团结，情况相当严重。加上这时新疆工作中出现了一些不恰当的做法，使问题更加复杂，引起了中共中央和毛泽东的高度重视。
习仲勋抵达新疆后，坚持以政治争取为主，辅之以军事打击的政策，打击顽固不化的匪首，妥善安置流窜群众，迅速平息了乌斯满叛乱。他提出：在牧区镇压反革命，只在有现行活动和叛乱的首要分子中进行；对于实行武装叛乱的部落头人，要先以最大力量进行耐心的政治争取，在争取确实无效时再组织武装进剿。他要求，首先要在牧区安定社会秩序，团结上层，再通过上层进行发动群众的工作；在团结牧区全体人民发展畜牧业生产的基础上，自上而下地、有领导地组织牧民与牧主双方协商，订立自愿两利合同，逐渐实行改革，适当改善牧民生活；保护和发展畜牧业，不要轻率地发动牧民抛弃畜牧业而转向农业。习仲勋的这些意见符合当地实际，得到了群众拥护，为解决乌斯满事件提供了正确的方针和政策。当地政府认真贯彻习仲勋的意见，使乌斯满事件得以顺利解决，局势很快稳定下来。
■镇压反革命
人民政权建立后，针对大批潜伏的国民党特务和反革命分子的猖狂活动，一九五。年十月十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镇压反革命活动的指示》 在全国开展了镇压反革命运动。次年二月二十日，中央人民政府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条例》。镇反运动打击的重点对象是特务、土匪、恶霸、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头子。中央指示要求，各级党委全面执行“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对已逮捕的及尚未逮捕的反革命分子，应根据掌握的材料，经过审慎的研究，分别加以处理。对于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在解放后特别是经过宽大处理后仍继续作恶的反革命分子，当杀者，应即处以死刑；当监禁和改造者，应即逮捕监禁，予以改造。对于较轻而又愿意悔改的一般特务分子和自动坦白分子及在反对反革命的斗争中有所贡献的分子，应予以宽大的待遇，或予以适当奖励。西北地区的情况和全国一样，虽然在剿匪反霸斗争中清除了一批潜藏的国民党残余势力，但隐藏较深的国民党潜伏特务、散匪、反动党团骨干及反动会道门头子继续与人民为敌，抢劫物资、破坏机器、纵火、爆炸、盗窃、暗杀、窃取国家机密，对新生的人民政权造成极大危害，影响着西北地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特别是一九五〇年六月朝鲜战争爆发后，他们的反革命活动更加猖獗。
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十分重视镇压反革命运动，在中央通知之前，就已经开始了这项工作并且取得初步成效。据一九五〇年十月十七日《群众日报》报道，一年来，西北各地共摧毁国民党特务组织站、组、队二百零五个，破获特务案件三百六十八件（内含反革命阴谋暴动案五十件）。经过镇压，西北地区的反革命活动转向隐蔽，主要表现：一是美蒋特务勾结各地惯匪、蒋匪残余、反动军官、土豪恶霸及反动会道门头子等封建残余势力，阴谋暴动叛乱，袭击区、乡人民政府，暗杀干部，劫掠居民商旅，破坏社会秩序。二是利用西北民族复杂，和历代反动统治所造成的民族隔阂与仇视，勾结各兄弟民族内部的少数反革命分子，挑拨离间，造谣惑众，极力制造民族纠纷，破坏民族团结。三是利用西北地区落后贫困现象，制造谣言，破坏中苏友好关系，侮辱革命领袖，攻击民主人士，破坏统一战线，挑拨党、政、军、民关系，阻挠人民政府各项收策的顺利执行，并配合美帝侵略朝鲜作反动宣传，扰乱人心，造成混乱。四是反革命特务、间谍分子有计划、有重点地打入机关、部队、工厂、学校，长期潜伏，搜集情报，盗窃机密，对国家重点建设项目进行破坏。同时，在镇反的过程中很多地方片面地理解“镇压与宽大相结合”的政策，出现了“宽大无边”的问题，致使一些首要的怙恶不悛的反革命分子没有得到应有的打击。
中央指示下发后，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认真总结前一段镇反工作中的成绩和经验，针对工作中存在的问题，从三个方面加强工作。首先，提高广大干部对镇反工作的认识，着重纠正“宽大无边”的倾向。在各级干部及各族各界广大人民中，广泛深人地开展宣传教育活动。通过各种形式向干部群众宣传：镇压反革命是人民民主专政最重要的手段，对反革命不进行镇压，人民的生命财产就无法保障，人民政权就无法巩固；坚决彻底肃清反革命不会削弱统一战线，反而会使各革命阶级、各民主党派、各兄弟民族之间的团结更加巩固；一切对反革命的宽容姑息和袖手旁观，实际上是违反《共同纲领》的，是对人民不利的，是极其错误的；镇压反革命是抗美援朝的主要内容之一，肃清美蒋特务、匪徒及其他残余的反革命势力，实际上就是斩断美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魔手，是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实际行动；镇压反革命是保证土地改革、生产建设顺利进行的关键。在宣传中还集中驳斥了有意无意替反革命做掩护的言论，使干部群众对镇反运动有了深刻认识。同时，要求干部群众特别是干部认真学习中央指示，领会精神，认真纠正“宽大无边”的倾向。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领导思想上把‘宽大无边’的偏向，大体纠正过来了”。
其次，广泛地发动群众。习仲勋认为，镇压反革命，已经做了一些工作，但并不是做得很好了。虽然领导思想上把“宽大无边”的偏向大体纠正过来了，但是工作还不深人，尤其是对广大群众进行宣传，发动广大群众起来镇压反革命，还做得不够。他要求，必须总结镇压反革命的经验，采取展览会、座谈会、控诉与坦白相结合的办法，动员大家一起动手，掀起一个普遍的、深入的镇压反革命活动的群众运动。凡是反革命活动已遭到打击的地方，他们的活动也愈加隐蔽和疯狂，如果那里群众发动不足，那里就可能成为他们的防空洞，因此必须把群众广泛地发动起来。由于西北地区各级党委和政府深入细致的工作，广大人民群众迅速行动起来了，积极检举揭发和协助政府追捕反革命分子。
再次，正确执行政策。西北地区民族宗教问题比较复杂，正确掌握政策十分重要。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从实际出发，正确贯彻“镇压和宽大相结合”的方针，收到很好的效果。习仲勋说：“只要我们在领导思想上贯彻两条就可不犯错误。一条是严厉镇压，坚决执行惩治反革命条例，没有这一条，镇压反革命的工作就推动不开；再一条是严格控制，没有这一条就会搞错、搞乱。也只有这两条相结合的指导思想，才可以把镇压反革命工作做好。”西北军政委员会公安部按照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要求，正确掌握政策，把杀、关、管具体化：只要敢于和人民为敌，破坏人民政权，破坏人民资财，勾结帝国主义，出卖国家利益，怙恶不悛，都应受到镇压；“自动向人民政府真诚自首悔改者”、“被反革命分子胁迫、欺骗、确非志愿者”、“在解放前反革命罪行并不重大，解放后确已悔改并与反革命组织断绝来往者”都可宽大处理，需要管制的由人民群众监督管制。对被管制的也实行了区别对待的政策，以反革命罪恶大小、主次、立功大小、自首悔过是否真诚等为尺度来确定。
习仲勋历来主张少杀人、慎杀人，特别是在群众发动起来以后，他反复强调要严格掌握政策，反对过火的行为和做法。有两件事在干部群众中很有影响：一件是陕西省旬邑县的姚春桂，解放前曾任旬邑县国民党民团团长，但被共产党争取过来，经常为党组织传送情报，使中共关中特委对旬邑县职田镇一带国民党人员的动态、兵力部署掌握得一清二楚。由于姚春桂为共产党做事只有极少数人知道，镇反中姚春桂被旬邑县人民政府逮捕，并决定将其镇压，当时公审的布告也已经写好。习仲勋了解姚春桂为共产党所做的工作，得知后指示刀下留人，保护了为党和人民做过有益工作的姚春桂。另一件是宁夏的王含章，早年留学日本，获得博士学位。一九四九年在国共和谈时，他呼吁国民党接受和谈条件，和谈破裂后他联络西北籍国民党立法委员、监察委员十余人在香港《大公报》发表声明，宣布脱离国民党。解放后经董必武介绍回到宁夏参加工作。镇反运动中，宁夏省未经请示错判错杀了王含章。习仲勋得知后，十分生气，认为这是违反统战政策的无组织无纪律行为，要求予以追究，宁夏省受到通报批评，直接责任人受到党纪处分。为了弥补错杀王含章的过错，习仲勋关心、安排王含章的女儿王权华到大连工学院学习，并多次帮助她解决生活上的困难。
由于西北地区在镇反中严格把握政策界限，杀人相对较少，感化了一批反动分子主动向人民政府投诚。据《群众日报》报道，一九五一年三月至五月仅两个多月时间，西安、迪化（今乌鲁木齐）、西宁、银川等地的特务反革命分子在人民政府政策的感召下，自动交出长短枪一百二十九支，子弹三千一百三十五发，手榴弹八枚，证件四百六十三本，反动书籍一百八十三册，电话机八部，收发报机九部及其他炮弹、军用佩剑等武器。
在镇反中，习仲勋还正确处理了一些重大事件，对稳定西北地区的社会起了很重要的作用。西安大华纱厂是当时西北地区最大的纺织企业，职工三千多人，主要生产“雁塔牌”白布。西安解放前夕，大华纱厂资方的高管南逃时有意大幅提高了工人薪酬，导致企业成本急剧增加，生产难以为继。解放后，军管会接管该厂，为了尽快恢复企业正常生产，采取了适当减少工人薪酬、降低生产成本等措施。潜伏的敌特分子乘机煽动工人闹事，围困军管会，抢夺枪支，向人民政府施压。在这种情况下，有人主张武力平息事态，习仲勋得知后指示军管会说，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绝不能向工人动武，要耐心做工人群众的工作。按照习仲勋的指示，军管会人员深入到工人群众中宣讲政策，讲明原委，使工人明白了道理，事态得以平息。之后，群众很快发动起来，挖出了潜藏的敌特分子，教育了资方和职工群众，生产秩序迅速得到恢复。
在习仲勋和中共中央西北局的正确领导下，西北地区镇反工作深入开展，收效明显。到一九五一年五月，破获“中国新社会革命党”、“冀豫陕民族正义军”等反革命阴谋叛乱案件数百起，搜捕了美帝武装间谍乌斯满、乌拉孜伯、李鹏飞及皮革命地下军正副司令、总指挥等匪徒数千名，并开始大力清理积案，先后处决了一批首恶分子，打击了反革命的嚣张气焰。西安及洋县破获反革命阴谋暴动案三起，捕获首犯及匪特一百四十九名。西安、黄龙、朝邑等地公安机关，相互协同破获了反革命潜伏组织“中国人民反共救国军秦晋豫边区指挥部”，逮捕指挥孔庆兆等四十七名匪特，收缴多种武器。洋县，破获了“西安绥靖公署爱国复兴总队”案，捕获总队长胡彦云等案犯七十六名，缴获各种武器、弹药、证件等。华县破获了“忠义军独立第一师”阴谋暴动案，逮捕匪首王尊道等土匪残部七十余名。
一九五二年底，西北地区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基本结束。镇反运动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安定了社会秩序，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生产积极性大大提高，为抗美援朝、土地改革、恢复经济扫除了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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