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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智者千虑,必有一失”

  1983年过了元旦不久,学校就放了寒假。这时我已有了七个月的身孕,行动很不方便,我没有自己的家,回西安只好住在妈妈那里。那时在家里爸爸妈妈什么也不让我干,我唯一的乐趣就是给张艺谋写信,盼他的回信。我不好意思对父母直说心曲,只是每天催着父亲去收发室拿报纸,因为取报纸的同时就能看到来信。有一次,我很长时间没接到张艺谋的信,心里直发毛,整天掐着指头算日子,越猜想,越不安,怀疑他病了,出事了,最后实在忍不住了,就借口户外活动对胎儿有好处,把父亲取报纸的钥匙要过来,每天几趟跑去开报箱,但每次都很失望。我几乎支撑不住了,不想吃饭,不想睡觉,父母也陪着我着急。有一天收发室分信件的人问我父亲:“肖老师,您知道不知道肖华是谁?”原来张艺谋把寄到我父亲单位的信,在封面上写了我的名字,收发室的同志不知道是谁差点要退回去。这真是人们常说的“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再精细的人也有疏忽的时候。

  张艺谋在广西厂也很忙,厂里当时有个《凝视》摄制组(这部电影后来改了名),张艺谋为了早点工作,积极要求参加这个组,做摄影助理。这个组的导演是广西厂从北影借来的。张艺谋说那导演已快五十岁了,还没有独立拍过片子,北影僧多粥少总轮不到他,像他这样被窝了一辈子的人不在少数。

  据说,那个导演由于长时间不能发挥自己的才能,精神上的创伤极深,越急越办不好事,说要在白桦树上找一个像眼睛一样的树疤,全组人一齐出动,折腾了一个下午,也没找到满意的。还有许多相类似的情况,造成了时间、财力上的浪费。广西厂领导痛心地说:“我们再不能花钱让别人练手,一定要培养自己的导演。”

  张艺谋对此非常感慨,生怕自己也这样被耽误了。他说要被这样窝了十年八年,他也就完蛋了,他时时刻刻准备投入到工作中去。

  没过多久,他毅然退出了这个摄制组,回到厂里和同学张军钊、肖风、何群一起四处游说,成立青年摄制组自己干。筹备的就是那部著名的影片《一个和八个》。

  在离开《凝视》组返南宁的途中,他绕道回西安来看我。接到他的电报,我高兴极了,几乎是一分一秒地计算着时间。火车是晚上八点钟到,刚吃完饭我就坐不住了,借口说出去散步,就挤上了公共汽车。这时正值下班高峰,汽车里挤得满满的,我挺着大肚子也不在乎。

  到了火车站,我才想起不知道他乘坐的车厢。张艺谋知道我行动不便,不想让我去接,所以电报上没写车厢号。我顺着火车从前往后找,每个窗口都注意看看。当我把全部车厢看完,还没见到他时,我急了。又折转身子从后向前找了遍,还是没有。我仍不甘心,眼睛一个劲地在人群中来回搜寻,直到车站上彻底没人了,我才失望地出了站,坐汽车回家。

  一进大门,我就发现妈妈正站在大操场上往这边张望。见了我急切地问:“你是不是去火车站接张艺谋了?”我拼命地克制着自己,点了点头。

  “哎呀呀!”妈妈着急地说,“张艺谋回来了,见你不在,我们分析你可能是去了火车站,他把东西一放,又去找你了。你看看,两个人找来找去,你在家里等着多好!”

  “他回来了?”我一下子高兴起来,对妈妈说了声“我去找他,”就直奔汽车站而去。

  我家在两个车站之间,不知道他去了哪个站,我没有犹豫,任意向前走。先到了一个车站,不见人,又转身向另一个车站跑去。老远我就望见了他,他也看见了我,飞跑过来,一把抓住我的手说:“谁让你跑出来接站呢?我一回来见你不在,听说可能去火车站了,只怕你出事。再等不到你,就又要去火车站了。你以后可再不能干这种冒险事了,太叫人担心……”

  我顺从地点了点头,那一刻我只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张艺谋在家只住了几天就又回了广西。但这短短的几天,给我带来了幸福和充实,使我不再感到孤单和忧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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