回到西安的第三天，也就是十一月二日，那天下午我正躺在床上，瞪着眼睛望窗外，忽然有敲门声，走进来同院的两个孩子。我很诧异，因为平时我与他们没什么来往。
“大姐姐，给你的信。”我更惊奇了，我刚刚从北京回来，姥姥姐姐的信不会这么快就到。我接过来一看，信封上确实写的是我的名字。但字迹却相当陌生。地址是对的，可门牌号数不对，我们院是一一八号，信封上写的是五十号。信封的右下角发信人地址处仅有两个字：西安。我简直糊涂了，两个孩子一走，我就急忙打开信飞快地看了起来。抬头是：“肖华同学，你好……”，接着就是那个时代的特定语言，“祝毛主席万寿无疆！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之类的话，我迅速把这些都跳了过去，急忙寻找信末的署名。上面赫然写着：同学张诒谋。我的心一震，他的形象仍从遥远的地方迅速扑来。越来越清晰，越来越具体。学校的生活画面在一瞬间又展现在我的脑海里……，这是我第一次收到张艺谋的信。
他给我写信？在班上我见过他的字，似乎不是这样的。他给我写信有什么事呢？我就迫不及待地读下去。
信的内容大致是这样的：肖华同学，当前社会上和学校里都动员我们上山下乡，大家都不了解情况，不知道上面的政策是什么？是必须全部下，还是部分下，我们到处打听情况也没有结果。听说你父母在有关部门工作，所以托你了解一下情况，告诉我们，我们好做准备……不管打听到与否，都请给我回信……
看完信后我的心一下子更加混乱了，除了为自己的命运着急外，同时也为他的前途担起忧来。同窗生活使我对他产生了好感，也了解他是一个好强的人，不到万不得已他是不会麻烦别人的。他给我写信，让我去了解情况使我明显地感觉到他需要我的帮助，虽然我的能力是极为有限的。我的父母只是在一般机关单位工作，对上山下乡政策方面的事不可能很清楚。尽管如此，我还是郑重其事地向他们打听了这方面的情况，结果当然是一无所获。
第二天父母一去上班，我立刻给他回了信。告诉他我家的情况，请他原谅。同时，告诉他我自己刚刚从北京回来，也很想知道这方面的情况……。
信发出去后，我总觉着纳闷，他怎么知道我家的地址呢？况且门牌号数不对，而我竟然能收到信？我来到大门口一看，真是活见鬼，大门上的门牌真的变成了五十号。我去北京前还是一一八号呢，怎么现在就变了？一问才知道，原来新门牌是一个月前换的。后来张艺谋给我说，有一次他在街上看见我在前面走，就尾随着直到我走进院落大门。他写这第一封信的前一天，还特地跑到我家大门口看了一下门牌号数。
回过信后的那两天，我心绪不安，总觉得他还会给我来信。我想去看看信箱里有没有他来的信，可又胆怯得不成，好像周围有无数双眼睛在盯着我的一举一动。为了掩人耳目，我就自己给自己找各种各样的借口，一趟又一趟地去打水、洗衣服（我家那时住的是平房，水池在院子里）、买菜，一次又一次地在信箱旁停留。在家里的小厨房中，我意外地发现透过窗户能够看见信箱。距离虽然远了点，但有信没信是完全能看清的。看见有信，再找借口跑过去，这样就可以减少许多空跑与失望，我为自己找到这个方法而高兴。
张艺谋的信很快来了。这次省去了那套“祝……祝”的格式，开门见山、非常简洁地追述我们在学校的同窗友情：“在明亮的教室里，我们曾一起听课，一起作习题，一起制作计算尺；在课余时间里，一起办壁报，打篮球……”一些平平常常的事，经他这么一提，一描述马上又重新闪现在我的眼前显得特别清晰，特别值得回忆。我的感情一下子掀起了波澜，我感激他对我的好感，感激他一直记着我。我何尝不是这样呢？！我脸红心跳，不知道如何回信如何平静我的心。
我还没给他写回信，他的第三封信就又到了我的手中。信中说，我们第一批上山下乡的地方是省内宝鸡地区的千阳县，报名人数已满；第二批是富平、乾县，马上就要开始报名。还听说下一批就是麟游、黄龙等地，而这些地方有地方病。到底该怎么办，去哪里，有什么打算很想与我当面谈，信中约我到他家去。
他所讲的一切都是我最关心的事情，第二天我就按照他在信中所写的地址去找他。他在信中告诉我，他家的家门与众不同，贴了许多画。当我找到他家时，果然看见门上的每块玻璃都贴着毛主席的头像。在那个年月，毛主席的像几乎无处不有，似乎很平常，但这些头像却十分脱俗，笔法近乎木刻与剪纸之间，线条道劲有力，隐隐地透出一种大气，非常吸引人。我没有马上去敲门，心想两年没有见面了，他现在是个什么样呢？见面后相互感觉还会像以前那么好么？我突然觉得自己十分可笑，怎么能这么轻率地到一个男同学家里来？这在别人眼里将意味什么呢？继而又想，自己不是来了解上山下乡的情况吗？他又不是什么坏人，了解完情况就走，有什么了不起的。我静了静心，抖了抖精神，把车子锁好，上前举起手来准备敲门，可手还没触到门上，门竟然开了，他迎了出来。
他没有变，还是学校时的那个样子，只是略比以前清瘦了些，或者就是长高了一些。他的衣着相当朴素，这朴素中看不出贫气，反而给人一种舒服的感觉。从他的表情上看，我大概与从前没有多少变化，也是他预料中的我。见面的气氛相当自然，我们两个很快就放松了，毫无拘谨之感。我问他：“我还没敲门，你怎么就来开门了？他笑笑说：“你的车子一到我就听见了，而且从窗户里看到了你，看见你伸手敲门时，我就赶紧把门打开。”我听了心里热乎乎的，原来他在屋里已经偷看我半天了。我突然想起了学校里的那次大扫除，我从玻璃的反射里偷看他的事，我暗暗地笑了，这也算一报还一报吧，这件事我始终没好意思告诉过他。在这以前我还从来没有和他一起坐得这么近谈话，而且只有我们俩，心底里泛起阵阵的欣喜。我看他也一样，他始终微笑着，看得出这笑发自内心，不是装出来的。在学校里，我似乎从来没有见到他这种令人感到亲切的笑容。
这天我们谈得很高兴。海阔天空，他没说几句关于下乡的话，我也没有介意，似乎上山下乡与我们无关。仅仅是作为见面的借口而已。
他们住的这间房子很小，是他母亲在单位的一间休息室，大约只有七、八平方米的样子。一横一竖放着两张单人床，还有一张桌子一把椅子，门后摞着两个箱子，除此之外再没有什么了，就这么简单。他告诉我，平常他和他母亲在这里住，星期天和节假日才回奶奶爸爸家去。
从那次起，我每隔三、五日去他家一趟，听他给我讲从学校和社会上打听到的各种各样消息，讲的最多的当然是我们最关心的上山下乡的事。从此，我们不再用信联系，这次见面就约好下次见面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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