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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吴敬梓的思想 一 吴敬梓的思想渊源
传主吴敬梓的思想是比较复杂的，他出生于屡代业儒的世家，自幼接受了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但早年即沉浸在魏晋六朝的文史著作中，全身心都受到它的浸润；中年又接受了时代思潮中颜、李学说的影响，并由于交游之中颇多擅长于科技研究的文士，因而又自觉不自觉地受到自然科学学风的熏染；更由于晚年生活日趋困穷，厕身于市井小民之间，感受到劳苦群众的优秀品德，从而更促成了他的世界观中进步成份的滋长。现就其思想渊源的几个重要方面，略作探究。
（一）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
全椒吴氏自吴沛以下，以儒为业，专攻四书、五经，揣摩举业，精研时文，遂得以从科举发家。传主吴敬梓生活在诗礼传家的环境中，自幼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教育，这在他的诗文中时有反映，前文已多有叙及；在他的生平行事中也有所表现，即参与修复先贤祠借以尊崇儒学，前文也有专门介绍。此节则从他竭力抨击释、道所谓"异端"这一侧面，推寻他在作品中所表露的儒家正统思想。
在中国哲学史上，儒学一直占据统治地位。此外，我国自创的道教以及外面传入的释教，自汉代以来大为兴盛起来。在漫长的中国封建社会中，任何一个封建王朝的统治者，无论他们是否溺信，却都在利用儒、道、释三家为巩固自己的**统治服务。例如唐太宗即如此，他曾说："朕之本系，起自柱下"（《唐大诏令·道士女冠在僧尼之上诏》），好似在尊崇道教；但他又为玄奘作《三藏圣教序》（《广弘明集》卷二十二），又似在提倡释教。其实两者他都不全然信从，长孙皇后就曾说："道释异端之教，蠹国病民，皆上素不为。"（《通鉴》卷一九三）由此可知，释、道二教虽然不断被封建统治阶级所利用，但也时时受到限制和排斥，如初唐时期，傅奕从所谓"生死寿夭，由于自然"出发，极力反对佛教，但其目的却在于巩固封建君主集权制度，所谓"刑德威福，关之人主"，认为释教"窃人主之权，擅造化之力"，"于百姓无补，于国家有害"（《旧唐书·傅奕传》）。后来到了藩镇割据的中唐时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巩固封建君主制度，韩愈反对释教的态度更较傅奕为坚决，甚至主张"人其人，火其书，庐其居"（《韩昌黎集》卷十一《原道》），采取行政措施加以限制。同时他还重视民族的文化和学术传统，运用儒家的"道统"作为武器，对释教进行批判。一般说来，释教受到排斥和批驳之所以常常甚于道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由于它是由外面输入的宗教，一些学者出于夷夏之辨的思想，为了反对用夷变夏的目的，抵制尤力。同时，也由于释教的基本教义与中国传统的伦理思想十分抵触。而释、道二家为了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也常迎合儒家观点重新解释自己的教义。及至宋代，程颢、程颐、朱熹等人，虽然也反对释教，但却又吸取佛学的某些思想资料，熔入他们所建立的新的儒学--理学中去。例如二程的人性论，名为反对释教，实际上已包涵了一些释教的僧侣主义及唯心主义成份。又如朱熹，他所激烈反对的只是佛学中"以君臣父子为幻妄"（《朱子语类》卷九四）。实际上朱熹的学术思想吸收了禅宗和华严宗的不少观点，只是摒弃了释教中与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伦理关系有抵触的成分，从而更好地适应了封建统治阶级的需要。
明末清初的一些进步思想家，他们反对宋明理学，在一定程度上就因为其中包涵了释道思想。例如明代思想家黄绾就指出："宋儒之学，其入门皆由于禅。"（《明道编》卷一）明清之际的学者顾炎武也曾说："古之所谓理学，经学也。??今之所谓理学，禅学也。"（《顾亭林文集》卷三《与施愚山书》）当然，顾炎武重点批驳的是陆、王心学，但作为宋学整体来说，批判陆、王，也势必不能不涉及程、朱。及至颜元、李塨，更对程、朱、陆、王学说中所包涵的释教思想严加批驳。颜元就指出宋代理学并非儒学正传，其中夹杂佛老之说甚多，他说："宋代当举世愦愦罔所适向之时，而周子（濂溪）突出，以其传于禅僧寿涯、道士陈抟者，杂入儒道，绘图著书，创开一宗，程朱陆王皆奉之。"（《习斋记余》卷一《大学辨业序》）李塨也同样认为"宋儒学术之误，实始周子，周子尝与僧寿涯、道士陈传往来，其教二程以寻孔颜乐处，虽依附儒学，而虚中玩弄，实为二氏潜移而不之觉"（《恕谷年谱》卷二）。因而认为宋代理学是伪学而非真学，大声疾呼"宁使天下无学，不可有参杂佛老章句之学"（《存学编》）。
满州贵族统治者入关建立清王朝之初，政权尚未十分巩固。为了恢复封建统治秩序，康熙帝玄烨就极力倡导儒学、推崇程朱，他高度评价了朱熹的著作，并且认为"书生评论帝王每多苛刻，惟朱子最为公平"（《永宪录》卷一），因而大加推崇。对于释道，康熙屡加抨击，十八年颁行的上谕十六条中就有"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所谓"异端"即指释道，所谓"正学"即指儒学。玄烨特别对于历史上"崇奉佛释、溺信仙道"的"人君"表示了极大的不满，曾对群臣说："他人不知为君难，辄崇奉佛释，溺信仙道，荒缅酒色，朕自即位以来，实能绝此三者。"（《永宪录》卷一）。不过，雍正帝胤禛继位以后情况稍有变化。为了箝制朝野舆论，巩固皇位，乃大兴文字之狱，并借吕留良一案，著《大义觉迷录》以驳斥汉族知识分子尊王攘夷的议论；同时有意识地倡导禅学，刻佛经、选语录，自号圆明居士，企图以政教合一的手段用夷变夏，达到加强对汉族人民统治的目的。这是清初封建统治阶级对待儒、道、释三家不同的态度和相同的目的。
生活在康、雍、乾时期的传主吴敬梓，在其名著《儒林外史》中，在尊崇儒学的同时，也贬斥释道。小说中出现的和尚、道士，不论是作为事件的主角，还是作为陪衬的人物，作者不是加以正面斥责，就是旁敲侧击地予以贬抑。将作者所刻划的形象、所描绘的画面稍作分析，便可看出吴敬梓对释、道二教中人均无好感，很少加以褒扬，而是嬉笑怒骂，极尽讥讽之能事，点染所及，涉笔成趣，极深刻地暴露了他们的丑恶嘴脸。
《儒林外史》中的佛门子弟大都是势利小人。汶上县薛家集观音庵的和尚，对教私塾糊口的周进十分冷淡，给周进"享用"的伙食是"一碟老菜叶，一壶热水"；连王举人在庵中吃酒时"撒了一地的鸡骨头、鸭翅膀、鱼刺、瓜子壳"，也得由周进"昏头昏脑"地"扫了一早晨"。但当周进成了国子监司业后，这个和尚的态度却大不相同了，庵中"一张供桌，香炉、烛台，供着个金字牌位"，上写道"赐进士出身，广东提学御史，今升国子监司业周大老爷长生禄位"，这是"薛家集里人、观音庵僧人同供奉"的。连周进从前写的对联，也被和尚"用水揭下"准备去"裱一裱"。这种露骨的势利连旧时代的评论家也为之感叹不已，说："薛家集村野地方亦有此趋风之事！"（张文虎《儒林外史评》）其实，《儒林外史》中这些儒门弟子，不仅要趋附现任官员，即连才中举人尚未获得一官半职的范进，也尽心巴结，因为今天的举人就可能是明天的官员。范进中举发疯时，膝和尚不在庵中，未曾献得殷勤，事后懊悔不迭，再三对范进丈人胡屠户言说："前日新中的范老爷得病在庵里，那日贫僧不在家，不曾候得；多亏门口卖药的陈先生烧了这些茶水，替我做个主人。"将别人的人情硬拉到自己的殷勤帐上，真是无耻之极！但膝和尚所表示的歉意，还只是空口人情；及至闻得请他做斋，有油水可捞时，才"烧茶、下面"，给胡屠户以小小的实惠。吴敬梓细致地描绘出膝和尚前后言行的不同，就更深刻地暴露了他们的势利嘴脸。《儒林外史》中类似这样鞭笞和尚势利的描写还有一些，如乐清县大柳庄村民房屋被火，匡超人欲借和尚庵安顿一下患病的父亲，和尚执意不肯，直到潘保正出来说情，特别说明"这小二相公（指匡二）好个相貌，将来一定发达"之后，和尚才同意匡二临时搬进去住。张文虎评此一节说"和尚势利，必须以此动之"（《儒林外史评》），这颇得作者之意。萧金铉、季恬逸、诸葛天申寻寓所选书，寻到南京南门外和尚庵，当家的老和尚"铺眉蒙眼"地问了三人的"姓名、地方"，知道非达官贵人，"口气便不对路"（齐省堂本批语）他说："小房甚多，都是各位现任老爷常来做寓的。""老爷"、"现任老爷"，又是"常来"的"现任老爷"，分明不把这三个人放在眼中，因而故意刁难，抬高房租，"一口价定要三两一月"、"一厘也不肯让"；接着又对着三人之面痛骂小和尚："不扫地！明日下浮桥施御史老爷来这里摆酒，看见成什么模样！"俗话说"对着和尚骂秃子"，作者套用这一手法而有变化，让大和尚对着客人骂小和尚，从而用和尚本身的言行来暴露他们的势利嘴脸。继而传主又通过萧金铉之口，呼之日"秃驴"，真是"骂得痛快之至"（齐省堂本批语）。但吴敬梓在鞭笞他们丑恶的灵魂时并没有简单化，在作者笔下，这个势利的当家老和尚偶尔也会做点"雅事"，然而要看对象。被他刁难走的萧金铉等三人一旦成为天长阔少杜慎卿的座上客时，他的态度就大不相同了。当萧金铉三人吃酒吃得"手舞足蹈"，而杜慎卿"也颓然醉了"时，只见这个"老和尚慢慢走进来，手里拿了一个锦盒子，打开来，里面拿出一串祁门小炮，口里说道：'贫僧来替老爷醒酒。'就在席上点着，烨烨烞烞响起来。杜慎卿坐在椅子上大笑"。谁想到如此势利的"老和尚"能做出如此凑趣的"雅事"！但深入一想，这样的"雅事"由于只是对阔少做出来的，"雅事"也就不雅，而是更严重的势利了！总之，在传主的生花妙笔之下，这些佛门弟子既能以势利丑态对人，又会以清客帮闲事人；既能倨傲无礼，又能足恭谄媚，一切随着需要，随着客人的不同身份而改变。
在《儒林外史》中，这些势利和尚无不勾结乡绅地主、盐商典当，甚至他们本身就是地主、商人。如范进家乡的僧官慧敏就有田地、有佃户，因为一块田不肯卖给张乡绅，为其捉弄，拿送官府，后来由于举人范进说情才得以无罪开释。这就表明这些佛门弟子并不"六根清净"，而是参与世俗的财产之争的。他们不勾结这个乡绅，就要投靠那个地主，彼此狼狈为奸，沈瀣一气，作好犯科，为害群众。乡绅地主与盐商典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常常是乡绅地主兼为盐商典当。和尚、道士既然要勾结乡绅地主，也就必然要依赖盐商典当。例如南京桂花道院中新近从扬州来的道上来霞士，与寻男色的杜慎卿初次见面，知道慎卿是天长人，赶忙问道："我们桃源旗领的天长杜府的本钱，就是老爷尊府？"当慎卿答道"便是"时，"道士满脸堆下笑来，连忙足恭道：'小道不知老爷到省，就该先来拜谒，如何反劳老爷降临？'连忙叫道人快煨出新鲜茶来，捧出果碟来。"在来霞士这付势利嘴脸的背后，我们可以察知他与扬州盐商桃源旗有利害关系，而桃源旗又与天长大地主杜府有经济来往。这一方面真实地反映了清代行盐商人与封建地主经济的密不可分的特殊关系；另一方面又深刻地揭发了释道之徒之所以如此势利，常常是由于有着经济上依存关系的缘故。
在《儒林外史》中，这些释道门徒不但无一不是势利小人，而且无一不是诈骗能手。他们有的软欺，有的硬诈，花样翻新，手段巧妙，骗人诈财，无所不为。妓院虔婆原是敲诈嫖客的行家，而南京延寿庵师姑本慧居然能从她们手中讨着布施，按月收钱。不但骗钱而且骗人，当她诉说"一个二十岁的大徒弟前月死掉了"时，张文虎在批语中即指出"顶补的快来也"；齐省堂本批语也指出这一句话"带叙带伏"，果不其然，后来妓女聘娘就"剃光了头"，拜她为师"出家去了"。南京天界寺的和尚，摸透了季遐年的脾气，知道他不肯巴结权贵，要他写字偏不肯写，不要他写字却又技痒，为了替达官贵人谋得他的字，故意摆着上好的纸、墨，诱使他技痒写字。这真是十分巧妙的欺骗手段。安东县曾经审理了一件"为活杀父命事"的案子，原告是个和尚，他认定一头肥牛为父，骗到手后即转卖出去，事后又要加价找银子，勒索不遂时又去告状。这一离奇的情节，正非常有力的鞭笞了这些佛门子弟"可恶极了"的丑恶灵魂。
在传主吴敬梓笔下，这些酒肉和尚常用诈骗、剥削来的钱财吃喝玩乐，丝毫不遵守佛门的清规。僧官慧敏到佃户何美之家吃酒，被张师陆指使七、八个人闯进来当场捉住，被"精赤条条"地捆走。这里吴敬梓着意暴露的是乡绅与僧官的矛盾，以及和尚贪恋酒色的无耻行径；但在客观上也反映了佃户的悲惨境遇，为了佃得田地，被迫以妻女奉事主人。南门外萧金铉寓居的寺院僧官，不但"摆酒唱戏"，而且还好男色，与以诈骗为生的龙三颇有些"私情事"，闹得不可开交，具体情节虽然没有写出，但从字里行间却透露出这些出家人的生活**，灵魂肮脏，张文虎对之加以评说"恐是作者嫌芜秽笔墨，战略之"。至于对五河县龙兴寺隔壁和尚家"摆酒唱戏"、"细吹细唱"，"仁昌典方老六与厉太尊的公子"，"一个人搂着一个戏子，在那里顽耍"的现象，敏轩的不满与愤怒更达到极点，其后便通过虞华轩对五河县这些"伤风败俗"的现象，加以淋漓尽致的揭露和斥责。
传主在《儒林外史》中甚至将僧道视同"盗贼"，表示了他对他们的深恶痛绝，陕西同官海月禅林来了"一个挂单的和尚，那和尚便是响马贼头赵大，披着头发，两只怪眼，凶像未改。"这个赵大，当年在山东道上"抢劫"四川解京的饷银，被萧吴轩打得"抱头鼠窜""如飞的逃命去了"；而今已成为一个"吃酒、行凶、打人，无所不为"的"恶和尚"，甚至要将海月禅林方丈的脑袋劈开，用活人脑下酒。正当他的钢刀"向老和尚头顶心里劈将下来"时，却被萧吴轩之子萧云仙用飞弹打瞎眼睛。这一故事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吴敬梓对这些佛门弟子杀人吃人、无恶不作行径的斥责。
一般说来，吴敏轩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对释道门徒没有好感，极为厌恶。但也偶有例外，例如对海月禅林的"善知识"，也就是先后在芜湖县甘露庵、京师报国寺做过方丈的老和尚，却没有任何微词。传主写他的外貌是"清癯面貌，颜色慈悲"；写他的处事，极为公正无欺，郭孝子送给他"两个梨"，他却放在缸内加水捣碎，"传齐了三百多僧众，一人吃一碗水"；写他的待人，十分厚道，受人之托，忠人之事，为牛布衣经营丧事，关心郭孝子寻父结果。因而他虽遭到赵大的磨难，却终为萧云仙所救。为什么吴敬梓对他特别厚爱，极有好感？这固然是和他重视孝道的思想感情有密切关系，更与他本人的斯文沦落的生活遭遇分不开。
吴敬梓厌恶释道之徒的思想感情，不仅在他的《儒林外史》中，而且也在他的诗词中反映出来。现存的传主的诗词中涉及到释道作品的有以下一些，我们可略加探讨。《琉璃塔》诗并非赞美长干寺，而是抒写作者瞻仰康熙匾额"辉煌天语"的感叹。《灵谷寺》一诗也只是写洪武"圣明朝"的"隆礼高千古"，而非赞扬佛寺。《永庆寺》一诗，只是感叹今昔变迁，欣赏此寺环境的清静。《过丛霄道院》则是追念先人之作。《残春僧客》主要是抒发"客久无乡梦，愁深有病魔"的情绪。《夏日读书正觉庵示儿烺》，无非是希望儿子吴烺前来避暑读书。《赠真州僧宏明》乃记其"从母子"宏明的不幸遭遇。《初夏惠隐寺花屿山房食笋》则写食笋韵事。《百字令》写作者在天宁寺中看到"青然兄题壁诗"而生发的感慨。《减字木兰花》是记作者在识舟亭意外地见到故人道士王崑霞赠钱沽酒事。这些诗词，均与释道无关，既谈不上赞美，也谈不上讥讽。在《题王溯山左茅右蒋图》一诗中，通过对王溯山隐居草堂环境幽美的赞美，抒写其"雅志高怀见此贤，何须服食求神仙"的见解，这倒透露了吴敏轩极不赞成修道的思想。在吴敬梓现存的诗词中，多少能够看出与释道思想有关的作品并不多。在四十岁以前的作品中有一首《水龙吟》：木犀香满精庐，晚来受月池光浅。一龛佛火，一炉茶影，一床诗卷。旅鬓迎秋，断魂惊梦，曲阑凭遍。怅才晴又雨，重阳近也，留不住，辞巢燕。
休说琼楼玉宇，尽西河、吴刚迷恋。功名尚记，昔年知遇，依然沦贱。北固山明，南泠水美，客怀聊遣。谢多情老衲，军持净洗，把黄华荐。
词中虽有"佛火"、"老衲"等字眼.但却是与"茶影"、"诗卷"、"黄华"等连举的。全词的主要内容只是反映了传主功名不遂、羁留他乡、无可排遣、百无聊赖的情绪，谈不上有什么皈依释道的念头。至于《儒林外史》中最后一回的一首《沁园春》词，有的学人从其中看出吴敬梓和他"所仰慕的人"如王冕、虞育德、庄绍光、杜少卿以及四奇客等，有隐于释道的思想，这样的理解是可以商榷的。全词如下：记得当时，我爱秦淮，偶离故乡。向梅根冶后，几番啸傲；杏花村里，几度徜徉。凤止高梧，虫吟小树，也共时人较短长。今已矣！把衣冠蝉蜕，濯足沧浪。无聊且酌霞觞，唤几个新知醉一场。
共百年易过，底须愁闷？千秋事大，也费商量，江左烟霞，淮南耆旧，写入残编总断肠！从今后，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
这首词是传主晚年的作品，其中虽有伴经卷、礼空王的字眼，但只是表现了他在经过不断探索以后，终于明白自己提出的礼乐兵农的理想也并不能实现，从而产生的破灭虚无之感。"经卷"、"空王"，在传主作品中只是作为归隐的同义词，而并非表示真正皈隐于释道的意思。因为同是晚年的作品《雨花台》诗序中，吴敏轩曾有这样的议论："??近年冈下建仓颉庙，郡中士大夫春日以牲辁酒醴致祭庙中，奏古乐，用佾舞，每倾城往观。此殊有三代报赛风，不似笃信浮屠者，梵呗喧天，香花匝地而已也。"很明显，他是用肯定"奏古乐、用佾舞"的儒家祭祀活动来否定"梵呗喧天，香花匝地"的崇佛活动的。由此可以察知，直到晚年传主对释道并无好感，当然也就谈不上什么隐于释道了。《沁园春》词中即使表现出某些"自礼空王"之意，但也只能看做是封建文人的套语。地主阶级士大夫在仕途失意或政治上无所作为时，常常产生归隐念头，每当此际，他们常喜谈释说道。如白居易在《郡斋暇日，忆庐山草堂，兼寄二林僧社三十韵，多叙贬官己来出处之意》一诗云："谏净知无补，迁移分所当。不堪匡圣主，只合事空王。??春抛红药圃，夏忆白莲堂。??闲吟四句偈，静对一炉香。??"（《白居易集》卷十八）就表明了"只合事空王"的原因在于"不堪匡圣主"。这与吴敬梓在"千秋事大，也费商量"，理想破灭之后，表示要"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的思想发展过程，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当然，白居易与传主的时代不同，处境不同，思想状况也大不相同，特别是吴敏轩并没有象白居易晚年那样去修仙学佛。这里只是说明旧时代的文人，在自己的理想不能实现时，谈释道就成为一种时髦的避世话题：其中有的真心皈依释道，也有借谈释说道表达冷寂的心绪，并非真的是学佛修仙。传主显然属于后者。在《沁园春》词中，固然一方面表示要"伴药炉经卷，自礼空王"，但另一方面也还说"把衣冠蝉蜕，濯足沧浪"。蝉蜕只是表示解脱之意。《史记·屈原列传》云："蝉蜕于浊秽，以浮游尘埃之外，不获世之滋垢，皭然泥而不滓者也。"与释道思想毫无关系。濯足沧浪用《盂子·离娄上》中所引的孺子歌。对于孺子所歌，"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但传主吴敬梓引用此典，则是用《楚辞·渔父》中的意思，"渔父莞尔而笑，鼓枻而去"，歌此沧浪一曲，"遂去不复与言"，表示了隐居之意，同样也与释道思想毫无瓜葛。由此可以看出，吴敬梓在《买陂塘》词中流露了"身将隐矣"的情绪，但不能说一定就是皈隐于释道。特别是不能根据少数诗词中偶然出现与释道有关的字眼，就来概括他的主要作品《儒林外史》中的理想人物有"隐于佛、隐于道"的思想倾向。
这部杰出的讽刺小说，对释道之徒的嘲讽已如上述；对崇佛的迷信活动也颇有微词，例如在四十一回写南京秦淮河上中元节的景象有这样的描写：又有极大的法船，照依佛家中元地狱赦罪之说，超度这些孤魂升天，把一个南京秦淮河，变做西域天竺国。
人都说地藏菩萨一年到头都把眼闭着，只有这一夜才睁开眼，若见满城都摆的香花灯烛，他就只当是一年到头都是如此，就欢喜这些人好善，就肯保佑人。
这两段话中的讥讽语气是十分明显的。从传主吴敬梓对释道门徒的鞭笞和对崇佛活动的讥讽中我们可以肯定"对于矛盾的解决"，传主并非采取"类乎贾宝玉所采用的办法"，"走道家、释家的路子"。至于吴敬梓在诗词中偶尔涉及释道，也只是受到时代习俗的浸润而已。自道教兴起，释家传人以后，一般知识分子虽然接受的仍是传统的儒家教育，但在一定的条件下也喜谈释说道，因而在封建文人身上，同时存在三种思想也并不奇怪。当然，就某一个具体人来说，三种思想必有主次之分。在传主吴敬梓世界观中，崇儒思想占着主导地位，释道思想即使存在，也很微弱。
传主吴敬梓崇信儒家思想之所以较为强烈，如前文多次叙及，这是因为有着崇儒的家庭传统的缘故。他在《移家赋》中说其"高祖为仲雍九十九世孙"，也就是孔子所推崇的泰伯、仲雍的后人。他们的全椒吴氏一向"讲孝友于家庭，有代传之清节"：高祖吴沛"绍绝学于关闽，问心源于邹鲁"（《移家赋》），醉心于孔孟、程朱之学；曾开讲堂传道授业，从游者为数甚众，陈廷敬说他的"道德文学为东南学者宗师"（《吴国对墓志铭》）。曾祖吴国对于顺治戊戌考中探花，先后典试福建、提督顺天学政，"一时名公巨卿多出其门"，理学名臣李光地即为其弟子（《文木山房集》方嶟序）。祖父吴旦"性笃孝"、"奉继母尤谨"，能助人为学，有某生因"家贫欲徙业，乃转贷金若干以赠，劝其卒学，后竟入泮成名"（蓝学鉴《全椒志》卷十）。嗣父吴霖起，是康熙丙寅二十五年（1686 年）拔贡，做过赣榆教谕，吴敬梓在《移家赋》中赞美他"为天下之楷模，识前贤之纪载"，"时矩世范，律物正身"，是一个典型的儒者。传主格守这样的家庭传统，在《遗园》四首中说"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每念授书志，其如罔极何"；并且表示"治生儒者事，谋道古人心"。在《儒林外史》中，他虽然鞭笞了假儒，但对所谓的真儒，则是极为钦仰的。
传主吴敬梓成年以后，特别是在移居南京之后，又接受了颜元、李塨思想的影响，而颜、李是反对释道的。传主从小受到正统儒家思想的教育，成年以后又受到颜、李思想的影响，因而在《儒林外史》中对释道异端的嘲讽，就不是随手拈来的游戏笔墨，而是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
吴敬梓反对释道"异端"，还和他丰富的生活阅历有关。他一生中有机会接触到各种不同类型的释、道门徒，据有关资料可以知道，传主的生父吴受延寄寓在南京丛霄道院读书，在他移家南京以后，还曾去道院寻求遗踪，"疏窗碧暗哭遗文"，"白头道士重相访"，但这位道士当时已"年九十余矣"（《过丛霄道院》）。传主本人早年来游南京，也曾借寓在寺院（《残春僧舍》）。后来又曾读书于正觉庵（《夏日读书正觉庵示儿烺》）；作客真州时，也寄寓于"僧舍"（《雨》）。他的姊夫金绍曾曾借读于滁州琅那寺（吴烺《春华小草·琅耶寺小序》）并题诗于壁。传主的族兄吴檠也曾寓居过安庆天宁寺，同样写有题壁诗（《百字令》）。传主的友人，也有不少曾经寓居在寺院道观中，如徐紫芝一度"匿影僧楼"（吴敬梓《玉巢诗草序》），金兆燕也曾"独客卧禅关"（（甲戌仲冬送吴文木旅榇归金陵》）。他们还常去寺观探幽寻胜，如传主与其长子吴烺先后游览过南京永庆寺，并各有诗作。在扬州，传主还常和金兆燕去碧天观访问石庄上人，所谓"碧观寻髡缁"（《甲戌仲冬送吴文木旅榇归金陵》）。石庄是上元人，极善绘画，又工吹萧，交游甚众，以至"僧窝而为书画舫矣"（《扬州画舫录》卷二）。吴敬梓族人中也有"髡缁人空门"的人，如真州僧宏明，即为他的从母之子（《赠真州僧宏明》）。传主的友人中颇有与释道之徒有着瓜连的人，如樊圣谟的伯父就是有名的怀远大师，颇通文墨，著有《经颂随笔》（续纂《句容县志》卷九）。朱卉字草衣，曾依芜湖吉祥寺僧（《盋山志》卷四）。在南京，传主吴敬梓还与冶山道院的周羽士结下深厚的友谊，当周羽士死后，他还写有《早春过冶山园亭追悼周羽士》、《伤周羽士》等诗篇，有"十载知交存此地，只今寥落不胜哀"之句。在这些接触和交游过程中，他对释道门徒的精神状态和日常行事，当然会由一般的认识进而有深切的了解，对其中一些过着寄生生活的释道门徒的丑恶行径，不但熟悉，而且厌恶；对因生活所迫、不得不寄迹空门的人，却十分同情，哀其不幸；对少数品格高尚、又通文墨的释子道徒，则相互交游，彼此唱酬。这种丰富的生活阅历，使得吴敏轩对释道门徒的面目和本质，不仅具有了感性的认识，而且也具有了一定的理性认识，从而能站在当时比较进步的立场上，在《儒林外史》中嘲讽和抨击了那些厕身空门的势利小人。当然，现在还没有足够的材料可以论证小说中那些释道之徒的原型究竟为谁，但作家的塑造典型就可以广采众相，而不必拘于一人。从《减字木兰花》词作中传主曾在芜湖识舟亭阻风，幸而"喜遇""王道士崑霞"等友人，"羽客凭阑"不但为其"指点行舟杏霭间"又"解赠青铜沽浊酒"的描叙中，可以知道《儒林外史》等三十三回中，写到杜少卿在识舟亭阻风，窘迫之中遇到道士来霞士等友人的情节，确有传主自己的生活经历作为基础。由此可以推知，吴敬梓在《儒林外史》中之所以能对释道门徒的丑恶本质作了极为形象的刻划和极其有力的鞭笞，是与他在生活实践中所积累的创作素材、所形成的进步思想分不开的。
总之，从传主的家庭传统、所受的时代影响，以及他的生活实践等方面加以综合考察，再对他的作品进行全面分析，他对释道的讥讽是显然的。因而说他要"走道家释家的路子"就未免言之无据了。在他的思想中，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显然占着主导地位。
（二）追慕魏晋六朝风尚
传主吴敬梓自幼即喜爱魏晋六朝的文史著述，饱读了这一历史阶段的许多作品，前文也曾有所叙及。从他的许多作品中可以明显地看出，他的思想曾受到这一时期社会风尚和文史著述的影响很深。
传主的至交程晋芳在他所写的《文木先生传》中，就说他"其学尤精《文选》，诗赋援笔立成"；又在《寄怀严东有》一诗中说：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囊无一钱守，腹作乾雷鸣。时时坐书牖，发咏惊鹂庚。阿郎虽得官，职此贫更增。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频蜡雨中履，晨夕追良朋，孤棹驾烟水，杂花拗芳馨。惟君与独厚，过从欣频仍，酌酒破愁海，觅句搂寒冰。西窗应念我，余话秋镫青。
--《勉行堂诗集》卷五从这首五言诗中，我们可以约略窥知程晋芳所说的传主的"六代情"包括了这样几个内容：
一、"风雅慕建安，斋栗怀昭明"。《书·大禹谟》："（舜）只载见替艘，夔夔斋栗"，说舜见其父瞽瞍，态度十分敬谨恭惧。"斋栗"就是言其态度敬谨恭惧。这就是说吴敬梓以无比诚谨敬惧的态度，仰慕着魏晋六朝人物的道德和文章。
二、"酌酒破愁海，觅句镂寒冰"。象阮籍、秘康那些文人一样蔑视礼教，不拘习俗，借酒破愁，赋诗作文。
三、"频蜡雨中展，晨夕追良朋"。象阮孚那样，与友人蜡履纵游。据说当时人"或有诣阮，见自吹火蜡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箸几量屐。'"（《世说新语·雅量》）因此，阮孚蜡展之事一直作为风雅之举而被传颂。从现存的有关资料中，我们可以砚知吴敬梓"六代情"的一个重要表现，是对魏晋六朝遗迹的留连，对这一时期人物的企慕。南京是当时东南地区的大城市，又是历史上六朝故都，遗迹甚多，人文荟萃。这使得移居南京的传主经常留连遗迹，并见诸吟咏，惜以抒发思古之幽情。
吴敏轩在作品中一再表明自己的"秦淮水亭"是陈朝文人江总宅的遗址，《移家赋》中说"诛茅江令之宅，穿径谢公之墩"；《春兴八首》中也说"诛茅江令宅，蜡展谢公墩"。除江令宅以外，传主吴敬梓还对南京的其它六朝遗迹一一吟咏，写有诗作。《金陵景物图诗》中几近一半的篇什是为凭吊六朝遗迹而作，如《冶城》写"晋尚书卞壶墓"，所谓"冶山幽绝处，烟草卞公祠"，"至今严伏腊，风雨护灵旗"。《谢公墩》一诗则对南京两个谢公墩加以分辨，嘲笑王安石以自己所居的谢公墩为谢安所眺，说"直拗笑貛郎，独与昔贤争"；赞美为"谢太傅（安）所眺"的谢公墩是"地险人喧少，超然遗世情"。《凤凰台》原为讴歌以李白诗而闻名的凤凰台，但传主在诗序中又说"台下有阮籍墓"。不过，他对此并不相信，疑其为阮孝绪墓。可是，在诗中仍然流露了对阮步兵的追慕情绪，说"后先两酒人，千秋动欣慕"。《凭虚阁》一诗更抒发了传主"怅望台城外"的"怀古有余情"。《雨花台》诗则表现了吴敬梓在登聚宝山之后，想到"梁武帝时云光法师讲经于此"，又想到"晋豫章内史梅赜家于冈上，或云营于冈下"，从而"怀古寻断碣"。《桃叶渡》则是写晋王献之送其妾桃叶渡江，慨叹"世间重美人，古渡存桃叶"。传主吴敬梓在写作《天印山》一诗时，又想到"方山在六朝时，亦为用兵设险之地"。《幕府山》诗序中说"世传王导从晋元帝渡江，建幕府之所在，因以为山名"，因而在诗中推崇王导，说他"高才推管仲，重任儗萧何"。《乌衣巷》则为吟咏东晋时"王谢故居"而作。《东山》一诗写谢安"偶憩林麓间，名山夙所乐"。《文木山房集》中也有不少这类作品，如《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中的周处读书台（《世说新语·自新》），《洞仙歌》中所提到的篴步（笛步，《世说新语·任诞》），都是这一历史阶段的遗迹。从以上提及的作品中，我们可以看到吴敬梓经常徘徊在魏晋六朝遗迹之中，对之凭吊、低吟，不能自己。
吴敬梓在这些凭吊六朝遗迹的篇什中，借景抒情，寓情于景。描写六朝遗迹，是为了抒发"吊六代之英才"（《移家赋》）的感情，是为了表现"抗志慕贤达"（《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的志向。这一时期文人的道德文章、言谈行事，对传主的影响甚大。例如一些重视封建孝道的历史人物常常受到他的赞扬，敏轩对萧统孝行的钦仰，程晋芳在诗中已经说及。至于他对卞壶的忠孝，除写有《冶城》一诗予以肯定之外，还在《满江红》词中表彰卞氏的"子孝臣忠"。再如，魏晋南北朝文人的性傲自高、慎重交游的性格，对他也显然有影响。金兆燕《寄吴文木先生》一诗中说传主"有时倒著白接ǚ，秦淮酒家杯独持，乡里小儿或见之，皆言狂疾不可治"（《棕亭诗钞》卷三），对自己所看不惯的人绝不敷衍，"时贤"的"分题角胜"他也不去凑趣而是"惴惴乎谢不敏"（李本宣《文木山房集序》）。
吴敬梓受到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的影响，绝不仅仅限于旧时文人程晋芳一诗所述及的范围，魏晋六朝文士的放达任诞、愤世嫉俗的思想行为，显然是为传主所极其倾倒和仰慕的一个重要方面。从他毕生反对士人中的伪道学、赞扬不阿附权贵的隐逸人物、敢于着力鞭笞庸俗恶浊的社会风气等等作为中，不难发现他所接受的这一历史时期的风尚和文学中一些积极因素的影响。
竹林七贤中的阮籍和嵇康，是吴敏轩非常钦仰的人物，在传主自己的作品中一再称道他们。"阮籍之哭穷途，肆彼猖狂"的遭遇， 颇引起他的身世之感，嵇康俯仰自得的"乃送鸿而高视"（《移家赋》）的情操，又使传主极其钦羡，不但经常与友人在一起"佯狂忆步兵"（吴培源《会心草堂集·辛酉正月上弦与敏轩联句》），而且还向"嗜酒嵇中散"学习，不去"侯门""曳裾"（《春兴八首》）。他的友人也以阮籍来比拟他，金两铭诗中就说"乌衣门第皆依旧，止见阮氏判南北"（见金榘《泰然斋诗集》卷二）。阮籍、嵇康生当"天下多故"（《晋书·阮籍传》）之际，统治阶级为了维护他们以"巧取豪夺"而得来的"天位"，不得不"以孝治天下"，表面上极其"崇奉礼教"，但目的却在于"用以自利"（鲁迅《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他们自己是并不奉行的。阮、嵇二人对此极为反感，为了表示反抗，阮籍自己不但"任性不羁"，"不拘礼教"，而且"见礼俗之士"，还要"以白眼对之"（《晋书·阮籍传》）。嵇康不但一向"性意傲散"，而且还"非汤武而薄周孔"（《与山巨源绝交书》），以致"大将军闻而恶之"（《世说新语》刘孝标注引《嵇康别传》），终于取为杀害他的口实。传主生活在极为崇奉理学的康、雍、乾三朝，在最高统治者倡导之下，程朱理学享有崇高的地位，不过清王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鲁迅《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这就促使社会上出现不少伪道学。而伪道学的存在，就使得已经**的社会风气更加败坏。传主吴敬梓出生于"讲孝友于家庭，有"代传之清节"的诗礼之家，从小受到严格的封建道德教育，但自从生父雯延、嗣父霖起相继病逝之后，"君子之泽，斩于五世"，族人群起争夺遗产。这其间，他逐步认识到"宗周贵裔"已然堕落到"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的地步；族人之中也居然出现类似东海王源"贩鬻祖曾，窃资皂隶"那样败坏祖风世德的人，这颇出乎吴敬梓的意想之外。特别是他更从族人的贪婪面目进而认识到社会的恶劣风气，原来是"鬼嗤谋利之刘龙，人笑苦吟之周朴"，"谁为倒展之迎，空有溺庐之辱"（《移家赋》）。世态人情居然如此炎凉，这更使他感到无限的愤激。自此，由"外患既平家日削"而"一朝愤激谋作达"，敏轩也就象阮籍、嵇康那样，由愤世疾俗而恣情任性，或"赋诗诈人称沈约"，或"闭门嚄唶长醺酣"，由一个"涉猎群经诸史函"的"三河少年"成长为一个"迩来愤激恣豪侈"、"放达不羁如痴憨"（全榘《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礼教叛逆。这样，传主当然不会为全椒社会所容，而被"乡里传为子弟戒"（《减字木兰花》）了。
也许正由于此，吴敬梓在以阮籍、嵇康自喻的同时，又以吴质自况。吴质字季重，以文才受知于曹丕兄弟。在吴敬梓所钦慕的"贤达"之中就有"工愁吴季重"（《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这虽然因为吴质是他同姓的先贤，旧时的风气，常有以同姓古人比附的习惯，但吴敬梓确也极赞赏他的作为，在送别好友李啸村时，一方面叹息啸村如同"佯狂李白，思原无敌"，另一方面又自比做"工愁吴质，益用增劳"（《沁园春》）。为友人徐紫芝诗集作序时，在肯定作者"启盈箱之芍药，才是徐陵"的同时，又自谦"浣满手之蔷薇，友非吴质"（《玉巢诗草序》）。传主的友人十分了解他以吴质自况的情趣，也将他比作吴质，如王又曾就有"重觅秦淮十年梦，因看吴质一编诗"（《书吴敏轩文木山房集后》）之句。吴质传世的作品并不多，《文选》中收其书笺三篇。吴敬梓对他的仰慕之情，不仅仅由于他的文章而发，还包含着他们有着某些类似遭遇的内容。吴质与家乡的关系十分恶劣，而传主吴敬梓对家乡的厌恶之情也并不亚于吴质，他在全椒故乡到处碰壁，"竟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杖仆"，以致不得不怀着"逝将去汝"（《移家赋》）的愤怒心情离开故乡，前往他向往已久的六朝故都南京去定居。
在夺产到移家的过程中，吴敏轩终于体验到世态人情的炎凉冷热，识破了诗礼人家的虚假诈伪，对周围那些终日高谈八股、理学并以之为敲门砖的道貌岸然的"时文土"，产生了嫉之"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程晋芳《文木先生传》）的激烈感情，从而予以讥讽、抨击。这就更招致各方面的怨恨，如同阮籍"为礼法之士，疾之若仇"（《晋书·阮籍传》）一样，传主也被人认为"文章大好人大怪"，从而功名无望。虽然他一度"匍匐乞收"，但却"遭虠甝"（金两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不得不自嘲"郎君乞相"，叹息"家世科名、康了惟闻声"。他分明知道"西北长安，欲往从之行路难"（《减字木兰花》），因而在移家南京、未赴鸿博延试之后，功名进取思想也就日趋淡薄。
退隐与出仕，是旧时文士经常存在的矛盾。一般说来，正直之士的退隐，常常搀和着对时政不满的情绪，《论语·泰伯》篇就说："天下有道则见，无道则隐。"这种出处问题，在天下多故的魏晋时代尤为突出，表现在理论上就是"名教"和"自然"的对立，阮籍和嵇康就以"自然"对抗"名教"，以任性不羁、不拘礼俗来突破名教的束缚。这就为"名教"所不容，而为礼俗之上所嫉恨。阮籍虽"以酣醉获免"（《晋书·阮籍传》），而嵇康终因"善谈理"（《晋书·嵇康传》），并明白地标举出"越名教而任自然"（《释私论》）的主张，为"帝王者所不容"（《晋书·嵇康传》）而遭到杀害。吴敬梓移家南京以后，在愤世疾俗、发泄"灌夫骂座之气"的同时，也坚定了退隐避世、产生"庄叟物外之思"（《移家赋》）的念头。而且，他的退隐又是学习阮籍、嵇康的作为，在《买陂塘》词中宣称："身将隐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沉醉。"这里流露了对现实社会深刻不满的强烈情绪，而不同于那些身在江湖、心在魏阙的名流文士。后来，传主终于因病辞去征聘，"日惟闭门种菜"（顾云《盋山志》卷四），如同他自己所说的"亦有却聘人，灌园葆贞素"（《左伯桃墓》），表明了不和黑暗社会同流合污、永葆自己清白的志向与情操。
当然，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中这些积极因素，之所以能够对传主产生一定的影响，是和他所生活的时代思潮以及他个人的遭遇有密切关系的。这种影响更以具有传主个人的特色而在他的作品中、在他的处世中表现出来，并不是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的简单翻版。
传主仰慕建安、眷怀六代的感情，还表现在对这一阶段文学作品的热爱上。从吴敏轩现存的作品看，的确留有魏晋南北朝文学的明显影响。"其学尤精《文选》"，也不是泛泛之论。《文选》是我国现存的最早诗文选集，其中不但保存了一些秦汉时代的作家作品，而且辑录了大量魏晋南北朝时的文人诗文。历史上不少作家都从其中汲取了有益的养料，丰富了自己的创作。传主吴敬梓也不例外，对以《文选》为代表的魏晋南北朝文学，他的确是很下了一番工夫，精通"选学"，并擅长这一阶段的主要文学形式--诗、赋的写作，所以后人对他有"诗赋援笔立成"的赞誉。
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在我国文学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在这一阶段，出现了各种文学体裁，《文选》中除录有大量诗、赋以外，还收有书、论、辞、序、诏、表、令，乃至弹事、奏记、碑文、行状等等。特别是诗、赋在前一时期的基础上，又有了长足的发展。建安时期，五言诗盛极一时。南朝时更加讲究诗歌艺术形式，七言古体的规模也大体完成，齐、梁之际也己孕育着近体诗--律、绝的胚芽。这一时期的诗歌创作，已与汉代文人创作的主流--赋取得了并驾齐驱的地位并骎骎而过之。但赋的创作，也并不因此而衰竭，依然成为文人驰骋才华的一个重要领域。建安时期，如曹植的《洛神赋》、王粲的《登楼赋》等等，均为名噪一时之作。及至晋代，赋的创作又达到一个新的高峰，如左思的《三都赋》、陆机的《文赋》、潘岳的《秋兴赋》等等，也都影响很大。刘宋一代，依然名篇迭出，如鲍照的《芜城赋》、谢惠连的《雪赋》；历经宋、齐、梁三朝的江淹，更写了大量赋作，最有名的如《恨赋》、《别赋》；至于羁留北朝的庾信，创作了以《哀江南赋》为代表的许多名篇。由于受到诗、赋的影响，这一时期，散文也逐步骈偶化。这时期，一些志人、志事的小说笔记，也在前代的基础上有所发展，产生了象《世说新语》这样重要的著作。文学理论也有了系统的总结，在这一阶段出现了一些专著，除曹丕的《典论·论文》、陆机的《文赋》以外，刘勰的《文心雕龙》、钟嵘的《诗品》这两部文学批评史上的重要著作，也同时产生。
吴敏轩对建安以迄六朝时代，怀有钦慕感情，对这一阶段的文学，有着精湛的研究。以文体而论，建安以迄六朝的各种文学体裁，传主无不擅长，他能作诗、写赋，撰作骈文，著有评论，更写有小说。
《文木山房集》现存赋四篇，其中《移家赋》一篇尤为卓特。《移家赋》属对精密，用典确切，显然受到建安以迄六朝时期赋作的影响。就以用典而论，赋中运用了大量魏晋南北朝时期的人物故事，如工粲（"土云信美"）、阮籍（"阮籍之哭穷途"）、陆机（"昔陆士衡之入洛"）、任昉（"葛帔西华"）、汜腾（"汜腾财散"）、潘尼（"潘尼之诗"）、左思（"左思之赋"）、江淹（"销江淹别后之魂"）、王志（"门巷则家夸马粪"）、孙绰（"永赴遂初之约"）、侯景（"候景以儿女为奴"）、王源（"王源之姻好唯利"）、嵇康（"惧诵绝交之书"）、沈约（"识沈约梦中之路"）
等等，这些人的事迹，均见于《晋书》、《宋书》、《齐书》、《梁书》以及《南史》本传。除此之外，《世说新语》中所记这一历史阶段的人物故事，《移家赋》中也大量引用。如"卫叔宝之过江"、"干时无通名之谒"、"陆氏则机云同居"、"戏鹅栏而忿深"、"闭户而学书空"、"元默以为稼穑、洪笔以为鉏耒"、"枕石漱流"等，分别见于《世说新语》言语、赏誉、忿狷、黜免、排调等篇。另外，传主吴敬梓还直接借用这一阶段的文学作品，或一字不改，或更动一二，写入《移家赋》中，如"虽浚发于巧心，终受欪于拙目"，出自陆机《文赋》"虽浚发于巧心，或受欪于拙目"；"诛茅江令之宅，穿径谢公之墩"，"黄旗紫气，虎踞龙盘"，则从庾信《哀江南赋》"诛茅宋玉之宅，穿径临江之府"，"昔之虎踞龙盘，加以黄旗紫气"化来；丘迟《与陈伯之书》中的名句"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在《移家赋》中则以"群莺乱飞、杂花生树"出现；"南邻钟磬，北里笙竿"则是从左思《咏史》"南邻击钟磬，北里吹笙竿"略去二字而来；陶潜《归去来辞》中"登东皋以舒啸，临清流而赋诗"，在《移家赋》中则简化为"登高舒啸，临流赋诗"；"每求信于尺蠖"显然是受到鲍照《尺蠖赋》"智哉尺蠖，观机而作"的影响；"向屠门而嚼肉"则是出自曹植《与吴季重书》"过屠门而大嚼"。《移家赋》中称引的作品，大都见收于《文选》。由此看来，说传主"其学尤精《文选》"，绝非过誉之词，而是十分中肯的评论。
传主的赋固然受到这一时期文学创作的影响，其诗歌创作也是如此。从《文木山房集》所收诗作来看，无论是五七言，还是古今体，他都十分擅长，黄河说他的诗"如出水芙蕖，娟秀欲滴"（《文木山房集序》）。在传主的诗歌创作中，也大量运用了建安以迄六朝的人物故事，如《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中"昔者周孝侯，奋身三恶除"，出自《世说新语·自新篇》中所记周处的故事；《丙辰除夕述怀》中"堪笑谢仁祖，转向修龄索"，也借用了《世说新语·方正篇》中所记王修龄的故事。敏轩在写诗作赋之外，还能写作极为圆熟的骈文，他为建德徐紫芝《玉巢诗草》所写的序文，对仗工稳，属对精切，用典巧实，运古如新，句调齐整，音节铿锵，的确是一篇可臻上品的骈体文。除了从事文学创作以外，传主在文学理论和学术理论方面，也颇有著述，他曾写有评论《诗经》的《诗说》一书，可惜没有流存下来。现在尚可见及的论文，有他为李本宣《玉剑缘》传奇和江昱《尚书私学》所写的两篇序文，从中可以约略窥知他对戏剧文学和今古经学的一些见解（详见下文）。总之，魏晋南北朝时期盛行的主要文学体裁，无论诗、赋、骈文、理论，传主吴敬梓无一不能写作；而且在作品中还大量引用这一时期的典故。显然，这也是他极为深厚的"六代情"的一个方面的表现。
吴敏轩虽然擅长诗、赋、骈文的写作，然而他的传世之作却是历来封建文人所瞧不起的小说《儒林外史》。传主对魏晋六朝的仰慕之情，同样也在这部作品中有强烈的表露，魏晋南北朝时期的创作和社会风尚，对《儒林外史》的创作也产生了很大的影响。
首先，在题材上，《儒林外史》就受到魏晋六朝文学的影响。《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第一部以知识分子为题材的长篇小说。传主之所以选择这样的题材来进行创作，当然是由于他自己也是一个知识分子，对同时代知识分子生活非常熟悉的缘故，但前人的创作无疑也对他产生一定影响。例如《世说新语》，对敏轩选择知识分子生活为小说题材不无借鉴。《世说新语》记录了从汉代未到东晋时期，出身于豪门贵族的大批知识分子的遗闻逸事，描写了他们许多放诞的言行，每段文字不长，却将这些名士们的俭啬、骄纵、豪爽、谗险、假谲、忿狷等等不同性格刻划得栩栩如生。传主在《儒林外史》中也塑造了大批出身于封建地主阶级的知识分子形象，有名士，有学者，有高人，有儒生，他们的身份不一，遭遇不同，思想性格也就随之而异。吴敬粹也是运用不多的文字，突出某一人物的主要特征，或记其言行不符，或写其表里不一，将他们的丑恶嘴脸，形象地表现出来。这显然是在一定程度上受到《世说新语》的启迪。当然，《世说新语》是中古时期豪门名士生活的记录，是志人事的小说，《儒林外史》则是封建未世知识分子遭遇的写照，是讽刺小说，有着不同的时代内容和表现特色，但就题材而言，两者却有相似之处。
其次，《儒林外史》的思想倾向，在某种程度上也受到魏晋六朝时期的风尚和文学的影响。传主是一个"柬身名教之内"（鲁迅《中国小说史略》）的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具有严重的正统儒家思想，对那些掮着孔孟招牌而又违背儒家教义的儒生和名士，非常厌恶，因而在小说中对他们进行辛辣的嘲讽和无情的抨击，褫去他们的伪装，揭露他们的真相。这种倾向与魏晋时代一些文人的思想有近似之处，例如阮籍"虽不拘礼教"，认为"礼岂为我设邪"（《晋书·阮藉传》），但却认为"君臣不易其位"（《乐论》）。再如嵇康，尽管钟会说他"言论放荡，非毁典谟"（《晋书·嵇康传》），其实他倒主张"君静于上，臣顺于下"（《声无哀乐论》）。正如鲁迅所说："魏晋时代，崇奉礼教的看来似乎很不错，而实在是毁坏礼教，不信礼教的，表面上毁坏礼教者，实则倒是承认礼教，太相信礼教。"（《而已集·魏晋风度及文章与药及酒之关系》）传主吴敬梓对于表面上毁坏礼教、实际上承认礼教的阮籍、嵇康，十分仰慕，因而不能不受到他们的思想影响。例如《儒林外史》中杜少卿，一手携着夫人，一手拿着酒杯，同游清凉山，使我们联想到阮籍醉酒邻妇人家，又与嫂"相见与别"（《晋书·阮籍传》、《世说新语·任诞》）的种种表现。他们"登山临水，经日忘归"的"傲然独得"（《晋书·阮籍传》）和"会其得意，忽焉忘返"的"高情远趣"（《晋书·嵇康传》），在《儒林外史》中的王冕、季遐年、荆元乃至蘧景玉等形象中，隐约可见其影响之痕迹，甚至"蘧景玉"之名，也会使读者想到"君子哉蘧伯玉！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论语·卫灵公》）。王冕的隐居会稽山、季遐年的不慕权势、荆元的"诸事都由得我"自主，等等表现，无不流露了对社会**、政治黑暗的厌恶和不满情绪；至于蘧景玉引述乃父蘧祐所说"宦海风波，实难久恋"，更是对统治阶级内部激烈争斗的揭露和批判。蘧祐的"急流勇退"与阮籍的"不与世事"（《晋书·阮籍传》）又何其相似！其它如吴质所倾泻的"欲溺乡里"的愤慨，与传主对"恶俗地方"五河县的"势利熏心"的无情挞伐，又可并举连读。上述种种，均可见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这种社会风尚和文人思想，显然对传主吴敬梓产生了一定影响。
再次，《儒林外史》中有些情节，是吴敬梓以魏晋南北朝时期一些文人故事为素材而提炼出来的。最显著的例子是传主的理想人物之一萧云仙，他在收复青枫城之后，兴水利，修农田，办义学，正当他努力实践礼乐兵农的理想之际，却被封建朝廷以"任意浮开"的罪名，"被工部核减追赔"。后来得到平少保的帮助，才了结此案，被起用为应天府江淮卫守备。在他赴任途中路过广武山，游阮公祠时见到一首七言古风《广武山怀古》，不禁"读了又读，读过几遍，不觉凄然泪下"。阮公祠是阮籍的祠堂，这里是把阮籍的故事提炼成小说的情节。阮籍曾"登广武，观楚、汉战处，叹曰：'时无英雄，使竖子成名！'登武牢山，望京邑而叹。"因为阮籍本非酒徒，而"有济世志"，只是由于当时"天下多故，名士少有全者"，才"酣饮为常"（《晋书·阮籍传》），以此避祸全身的。萧云仙登广武而泪下，是从阮籍遭遇中见到自己的厄运；而萧云仙不能实现自己的济世之志，礼乐兵农理想付之流水，也正寄寓着传主吴敬梓的慨叹和惋惜！小说中另一位理想人物杜少卿在辞去征辟时也曾说："正为走出去做不出什么事业，??所以宁可不出去的好！"就从另一角度对萧云仙必然失败的遭遇，安下了启发性的伏笔。
如前所述，传主吴敬梓眷怀六朝感情的一个表现，是对六朝故都南京怀有极大的好感，在诗赋中一再称道。程廷祚对此也有揭示，说："金陵大都会，人文之盛，自昔艳称之。考之于古，顾陆谢王，皆自他郡徙居。所谓'避地衣冠尽向南'者，其所致良有由哉。全椒吴子敏轩，慨然卜筑而居。"（《文木山房集序》）吴敬梓这种感情在《儒林外史》中也有表现，当鲍文卿回到南京时，传主用情节以外的一段插话，将南京城大大赞美一番。此外，他还将南京作为故事情节发生的主要场所，小说中的一些理想人物，虽然隶籍各地，但都先后来过南京：他们或早年入籍白下如庄绍光、迟衡山；或后来流寓南京如杜少卿、沈琼枝；或为宦而来金陵如虞育德、萧云仙；或即为南京土著如武正字、季遐年；或为寻父而路过如郭大力；或为访友而小驻如卢信侯，他们都向往南京。特别是娄太爷临死之际，还劝说杜少卿："南京是个大邦，你的才情到那里去，或者还遇着个知己，做出些事来。"所谓"事业"之一的祭泰伯祠这一活动，正是在南京进行的。传主是将它当作头等大事来写的，书中的大量人物全都出场与祭，而且影响所及，多年以后王玉辉还从徽州赶来"泰伯祠遗贤感旧"；再隔了若干年，开茶馆的盖宽又前来凭吊，叹惜"破败至此"，"令人伤感"不已。当然，吴敬梓将小说的主要场所安排在南京，是与他中年移家金陵有关，是与当时江南地区学术思想活跃、学者皆欲游历南京有关，但他眷怀六朝的感情，在创作过程中也是起了一定作用的。
此外，传主在创作讽刺小说《儒林外史》时，还从魏晋南北朝文学作品中的讽刺手法汲取养料，从而丰富了自己的讽刺艺术。这一时期的文学创作，有不少作品继承了《诗经》的美刺传统，在不同程度上运用了一些讥刺手法，讽刺艺术有了一定程度的发展和提高。如阮籍《大人先生传》对现实的弊端，就颇有讽刺之言。李善在注阮籍《咏怀》诗时就说他的作品"虽志在讥刺，而文多隐避"（《文选》卷二十三）。陆机的《豪士赋》、《吊魏武帝文》也有讥刺之辞。孔融的作品也颇有嘲讽，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他"至于杂以嘲戏，及其所善，扬、班俦也"。扬雄的《解嘲》、班固的《答宾戏》，都是嘲戏之作。这些作品，大都见收于《文选》，传主吴敬梓对此是十分熟悉的。至于这一时期的小说作品，其中运用讽刺手法的更属多见，如邯郸淳的《笑林》，鲁迅说它"举非违，显纰缪"，为"后来诽谐文字之权舆"；侯白的《启颜录》，虽然"诽谐太过，时复流于轻薄"，但其中"调谑"之处颇多（鲁迅《中国小说史略》）。这些，对《儒林外史》的讽刺艺术，无疑是起了借鉴作用的。总之，《儒林外史》在题材、情节、艺术等方面，都曾受到魏晋南北朝社会风尚和文学创作的影响。传主吴敬梓的"六代情"在这部小说中也有明显的表露。
综上所述，"敏轩生近世，而抱六代情"，并非程晋芳的空泛议论，而是对吴敬梓知之甚深的品评。循着程晋芳的这一品评，我们可以窥知传主吴敬梓情操的一个重要方面，这就是他对魏晋六朝风尚和文学的追慕。
（三）时代思潮的影响
传主吴敬梓不但自幼接受了传统的儒家正统思想的教育，年青时代又追慕六朝的社会风尚，而且还接受了时代思潮的影响。具体说来，明清之际先是盛行于北方尔后传布南方的颜、李学说，一度曾使敏轩极其倾致；研究科学技术的风尚，也使他受到熏染。这些，在他的思想和著述中都留有鲜明的印迹。
颜元（1635-1704），字习斋，生活在明末清初，是一位唯物主义思想家，他的学生李塨（1659-1733）字恕谷，继承和发展了他的思想，在学术史上被称为颜、李学派。他们时代略早于传主吴敬梓。
明代中叶以来，由于手工业和商业的逐渐繁荣，在封建经济内部已孕育着资本主义的萌芽，城市市民阶层逐步形成。随之而来，就产生了封建官僚和市民阶层之间的矛盾。农村中土地兼并也日趋严重，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不断激化。阶级矛盾不但尖锐而且复杂。同时，民族矛盾也逐步上升，满族统治者在东北地区，对明王朝的疆域蚕食鲸吞。此外，在汉族统治阶级内部，也是各派势力树党营私，相互倾轧，矛盾重重。在这样的背景下，以李自成为代表的农民起义终于推翻了明王朝。随即满族统治者武装进入关内，与汉族官僚地主相互勾结，攫夺了农民起义的胜利果实，建立了清王朝。这一段时期内，不但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激烈，思想领域内的斗争也非常尖锐。明朝统治者大力提倡宋元理学，前期是程、朱为代表的客观唯心主义理学占上风，中叶以后陆、王为代表的主观唯心主义理学又逐步得势。但不论程、朱还是陆、王，他们都是空谈心性，不务实际，无益于国计民生。在这样的形势下，以顾炎武、黄宗羲、王夫之等人为代表的进步思想家从痛定思痛、总结经验出发，或批判程、朱，或驳斥陆、王，提倡"经世致用"的学问。颜、李学说也正是这种思想的产物，他们不但批判程、朱，同时反对陆、王，对主、客观唯心主义理学一齐痛加驳斥。习斋大声疾呼："今何时哉！普地昏梦，不归程朱，则归陆王，而敢别出一派与之抗衡翻案乎？"（《寄桐城钱生晓城》，《习斋记余》卷三）恕谷也斥责宋明理学亡国祸民，说："纸上之阅历多，则世事之阅历少；笔墨之精神多，则经济之精神少。宋明之亡，此物此志也。"（《恕谷年谱》卷二）因而极力主张实践，反对浮言，讲求功利，谋取事功。颜元逝世那年还表示："思生存一日，当为生民办事一日。"（《习斋年谱》卷下）李塨则经常斥责宋明理学家不务实际的恶劣作风，说："道学不能办事，且恶人办事。"（《恕谷年谱》卷四）对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的思想，他也加以驳难，诘问哪有"用兵而不计兵之胜"、"耕田而不计田之收"（《颜氏学记》卷五）的道理。他们为了反对空疏的理学，倡导务实的学风，对于我国固有的某些自然科学以及西洋传教士带来的一些西洋文明，也十分重视，并认真学习，例如习斋在二十二岁时"学医"，三十二岁时"学习数，自'九九'以及因、乘、归除，渐学'九章'"，四十三岁时与"精西洋数学"的杨计公讨论学问，四十八岁时又从人学"天文之学"（《习斋年谱》有关各卷）。恕谷也是如此，二十三岁时"读《步天歌》"，三十三岁时学"测天法"，四十八岁时向吴子淳"问西洋三角法"，六十二岁时至安徽宁国，应当时大数学家梅定九之邀，两人晤面，切磋学问（《恕谷年谱》有关各卷）。正由于重视这些学科的学习，使得他们能够从富国强民的目的出发，在反对科举制度的同时，提出培养"经世致用"人才的一些具体意见。当然他们提出的这些主张，其最终目的仍在于挽救封建王朝的厄运，强化地主阶级的统治。但由于他们受到新兴资本主义经济萌芽的影响，加之生活道路上的升沉浮降，从而接触到农村和城市各个阶层的人士，所以在他们的思想中存在着很多的进步成份，他们的主张也在不同程度上反映了劳动人民和新兴工商业者的利益与愿望。他们思想中的进步成分和落后糟粕，都对当时及后来不同的学者产生不同的影响。
传主吴敬梓在他的《儒林外史》中受到颜、李学说的影响很大。虽然颜、李都生活在北方，但恕谷却数次渡江而南。到了传主的青年时代，颜、李学说也已流传南方。在颜、李之学广为流传的情况下，传主又是一个"涉猎群经诸史函"（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好学青年，接受这一学说是极为自然的事，特别是吴敬梓还具有特殊的个人条件。首先，全椒吴氏和恕谷有着不同一般的关系，传主的曾祖吴国对曾任顺天学政，康熙十六年（1677年）主持府院试时将十九岁的青年李塨录取为"县学生员第一名"（《恕谷年谱》卷一）。吴国对常以"敦孝悌、崇实学、正心术"（张其濬《全椒志》卷十）教导士人，对恕谷的思想也产生一定影响。他对恕谷的文章又深为喜爱，为之"开雕行世"（《恕谷年谱》卷一），扩大它的影响。传主既然十分崇敬自己的曾祖吴国对，因而对恕谷的文章、思想自然有所接触。其次，传主的长子吴烺曾从湖北江夏人刘湘煃学历算之学，刘氏《答历算十问》即为吴烺而作。刘是宣城梅定九弟子，又是恕谷的门生（《恕谷年谱》卷五），因而吴烺是恕谷的再传弟子。传主与他的儿子吴烺的关系极好，两人有如"良友"，经常讨论学问。吴敬梓当然会注意到儿子的治学思想。再次，传主的至友程廷祚也是恕谷的学生，年青时就向往颜、李学说。而传主与程廷祚友谊极深，时相过从，交流思想，讨论学问。因而，传主吴敬梓通过程廷祚而接触到颜、李学说更是理所当然的。此外，敏轩还极有可能亲聆过恕谷的讲学。恕谷晚年有南迁传学之意，曾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冬南下到江宁。这时，南京的一些学者向恕谷请教学问，恕谷也对南京学者的一些研究著作加以评价，如"观李正芳所著，正芳求为作题辞"（《恕谷年谱》卷五）。李正芳名师柏，南京人，他曾经向督学郑渔门"陈请，以习斋之学训士"。"郑渔门名钥，恕谷亦与有往来"（《颜氏师承记》卷四）。在这段时间，敏轩也经常往来大江南北。恕谷在南京的讲学盛举，吴敬梓极有可能参与其事；即使未曾与会，也当能从其亲友中知悉详情。从上述种种，可以知道传主接受颜、李学说的影响，并非偶然，而是具有一定的主、客观条件的。颜、李学说对传主的影响，首先表现在颜、李的教育思想对传主所创作的《儒林外史》的影响。
在教育与生产的关系上，颜、李都认为教育的发展要建立在经济繁荣、国家富强的基础之上，教育则是培养人才从而使得国富民强的一种手段。颜元说："如天不废予，将以七字富天下：垦荒、均田、兴水利；以六字强天下：人皆兵、官皆将；以九字安天下：举人才、正大经、兴礼乐。"（《习斋年谱》卷下）这就是他们的政治纲领，而"举人才"--也就是教育，在他们的政治纲领中占有重要的地位。至于人才的培养教育，在他们看来，首先是"养"，然后才是"教"；首先是"预养"，也就是要在"薄税敛"，从而发展生产、"以足民食"的基础上，才能进行"预教"，达到"简师儒、申孝悌、崇忠义，以保民情"的目的。所谓"教以济养，养以行教，教者养也，养者教也"（《存治编》）。将"养"和"教"相提并重，注意到生产的发展与教育的发展之间的关系，这在当时是难能可贵的。
敏轩在《儒林外史》中通过形象的描绘也表现了近似的主张。如嘉靖向庄绍光询问："只是百姓未尽温饱，士大夫亦未见能行礼乐。这教养之事，何事为先？"之后，庄绍光"便把教养的事，细细做了十策"，呈了上去。
这教养十策的具体内容，虽然小说中没有具体写出，但只要我们分析一下传主另一理想人物萧云仙的实践，就不难明白它的内容究竟是些什么。萧云仙在平定青枫城以后，首先"出榜招集流民"，"开垦田地"；接着"亲自指点百姓"兴修水利；然后"骑着马"到处劝农。这就是把恢复生产放在第一位。到了次年，生产发展了，"百姓们的日子有的过了"，他才考虑"只是这班小孩子??怎得有个先生教他们识字便好。"再三寻找，终于请到一个常州读书人沈大年来教书，把这些孩子"都养在学堂里读书"，一旦他们懂得道理、学得知识，萧云仙立刻加以抬举，"和他分庭抗礼，以示优待"。这不是在发展生产的基础上发展教育的生动反映么？《儒林外史评》对此即加以评论说："既有以养之，必思所以教之，坐言起行，方不愧儒者。"卧闲草堂本评者也同样认为，"萧云仙在青枫城能养能教，又能宣上德而达下情，乃是有体有用之才"。这些评论都肯定了萧云仙在青枫城对农民进行"养"和"教"的措施。这与孔子"富之"、"教之"（《论语·子路》篇）的主张是一致的，这也正反映了传主吴敬梓关于教育的发展必须在生产发展基础上进行的见解。
在教育与政治关系上，颜、李都认为教育应该培养能巩固封建政权的有用之才。习斋说："盖学术者，人才之本也；人才者，政事之本也；政事者，民命之本也。无学术则无人才，无人才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平、无民命。"（《未坠集序），《习斋记余》卷一）恕谷也认为"??有人才乃有政事"（《恕谷年谱》卷三）。同时，他们认为知识分子也应该有巩固封建政权的实际能力。习斋对"愧无半策匡时艰，惟余一死报君恩"的明代士人极为不满，认为"儒者不能将不能相，只会择将相"是极为可耻的，并且反问道，果然如此，则"将相皆令何人做乎"？（《存学编》卷二）恕谷也认为"我辈居官，立志为圣贤，出政效帝王，皆分内也"（《恕谷年谱》卷四）。这些言论都说明了他们对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见解，即教育应该培养人才，而这些人才则要为巩固封建统治秩序效力。
传主关于教育与政治关系的见解，也在《儒林外史》中通过所塑造的形象有所表现。例如他的理想人物迟衡山就认为教育的目的即在于"成就出些人才，也可助一助政教"，"替朝廷做些正经事"。杜少卿也认为"宰相须用读书人，将帅亦须用读书人"。在敏轩看来，教育培养的人才，既要能做宰相，又要能当将帅。做宰相，就要使得百姓能获得"温饱"，引导士大夫"能行礼乐"。为将帅，则要象萧云仙那样能平定叛乱，或者象汤镇台那样能剿灭"目无法纪"的逆贼，维护"朝廷体统"。对于当时一些"地方官办事"，"件件都是 虚应故事"以致"盗贼横行"，敏轩是十分不满的，通过庄绍光之口斥责他们"全不肯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对于念念不忘"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南昌太守王惠，传主也极力加以辛辣的讽刺。至于以举业为做官的敲门砖，如马二先生这一类的知识分子，传主也根据他们的不同情况予以不同程度的嘲讽。马纯上的读书做官思想，就是通过他自己一段言论表现出来的，他认为"就是夫子在而今，也要念文章，做举业"，否则"那个给你官做"？对这种读书为了做官而不是为了有助政教的人士，吴敬梓是十分不满的，并加以讽刺、鞭挞。从对这两类人物一正一反的描写中，我们就可以看出他实际上也是认为教育应该培养有助封建政权巩固的人才，与颜、李的主张仍然一致。
在教育内容方面，颜、李反对以八股举业为教育内容。习斋说："八股行而天下无学术，无学术则无政事，无政事则无治功，无治功则无升平矣！"（《颜习斋言行录》）恕谷也认为用这样内容培养出来的人才只是谋取功名的禄蠹，而非谋求事功的干臣。他指出用八股举业对士人进行教育所造成的恶果是"所学非所用，所用非所学，且学正坏其所用，用正背其所学，以致天下无办事之官，庙堂少经济之臣"（《平书订》卷六）。在他们看来，应该以"六艺"作为教育的内容，颜元就说："古者学从六艺人。"（《存性编》卷一）李塨也认为"教士之道，不外六德六行六艺"（《平书订》卷六）。他们说的"六艺"，也就是《周礼》所谓的礼、乐、射、御、书、数。其中就包括了社会科学和某些自然科学。例如六艺中的"数"就是中国古代数学的萌芽。不过，李塨心目中的"数"，还包含了西洋输入的内容，他曾说："吾人行习六艺，必考古准今。??数本于古，而可参以近日西洋诸法者也。"（《恕谷年谱》卷三）他们认为这些都是有裨实用的学问，因而颜元主张教育内容应该包括"??数、天文、地理"等自然科学和"水学、火学、工学、象数"等技术科学，以至"黄帝、太公以及孙吴五子兵法井攻守营阵、陆水诸战法、射、御、技击"等军事科学在内（《漳南书院记》，《习斋记余》卷二）。对这些学科的具体内容，恕谷还有进一步的阐说，如对于水学、火学应该包括哪些内容，他就作了具体说明："??言水则凡沟洫、漕挽、治河、防海、水战、藏冰、醝榷诸事统之矣；言火则凡焚山、烧荒、火器、火战，与夫禁火、改火诸燮理之法统之矣。??"（《瘳忘编》）。
这些主张对传主吴敬梓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他的理想人物迟衡山就认为"这举业二字原是无凭的"；但在反面人物鲁编修看来，只有做八股文的举业才是"一鞭一条痕，一掴一掌血"的实实在在的"学问"。因而迟衡山愤怒地指责当时一般士子终日只知"揣摩"时文，不务实际，他说："而今读书的朋友，只不过讲个举业。若会做两句诗赋，就算雅极的了，放着经史上礼乐兵农的事，全然不问！"用这些八股举业教育出来的又是些什么样人呢？举人张静斋把赵普与张士减的事胡扯在一起当做典故，进士范进不知苏拭为何人。他们有什么"德政"呢？张静斋居乡时，"没脊骨的事"就做得不少；到高要县打秋风，又替知县汤奉出主意把回民老师夫枷死，激起"众回子心里不服，一时聚众数百人，鸣锣罢市，闹到县前来"。范进才做了山东学道，为了报答老师周进的"高厚栽培"，主持生童考试时就意图徇私录取荀玫。但传主的理想人物却个个象虞育德那样"不耐烦做时文"，重视有裨实用的自然科学、技术科学和某些社会科学。王冕年青时就把"天文、地理、经史上的大学问，无一不贯通"；虞华轩也精通"一切兵、农、礼、乐、工、虞、水、火之事"；杜少卿"祖上几十代行医"；虞育德也准备教儿子在"读书之余""学个医"。由此可见，吴敬梓和颜、李一样，在教育内容方面，都反对空言无益的八股举业，都提倡有裨实用的实际学问。这样的主张，在当时无疑是很进步的。
此外，对于选士之法，颜、李反对科举考试，主张乡举里选，认为这样才能成就人才，有助政事。习斋主张："治道不必文武分途，亦不必举人进士，只乡里选举秀才。秀才长于文德者，充乡约耆德之职；长于武略者，充保长职；其显有功德者，擢大乡长；??以至三公皆通为一体，或次或递，或超擢。"（《颜习斋言行录》）他认为科举取士弊病太多，"今之制艺，递相袭窃，通不知梅枣，便自言酸甜。不特士以此欺人，取士者亦以自欺"，应该变更这一陈法，"窃尝谋所以代之，莫若古乡举里选之法"（《存治编》）。恕谷也认为八股取士的结果，将造成"朝庙无一可倚之臣，天下无复办事之官"，"以致天下鱼烂河决、生民涂毒"（《与方灵皋书》，《恕谷后集》卷四）的局面，也主张"??不行乡举里选、小学大学之法，不足以得人才。而不废科举，不能行乡举里选、小学大学之法"（《平书订》卷六）。他们自己也知道，乡举里选其实也不是最好的办法，但在当时历史条件下还提不出更好的办法。颜元就说："选举即不能无弊，而所取为有用之才；科举即使之无弊，而所得多无用之士。"（《颜习斋言行录》）两相比较，他们还是认为"选举"优于"科举"。这正表明他们不理解政教制度只是经济基础上的上层建筑，无论科举考试还是乡举里选，同样都是封建经济的上层建筑，以此代彼，并不能根本改变封建秩序走向没落的轨道。
传主吴敬梓对科举弊端的讽刺、揭露是通过形象地描绘表现出来的，例如主试大人的不学无术，应试士人的愚蠢无知；考试过程中买卖关节，贿赂公行，猜测试题，寻找枪手；取得功名以后出则为贪官酷吏，处则为恶霸劣绅，上不能定国，下不能安民。总之，在敏轩笔下，科举取士之法，弊端丛生，积重难返。这与颜、李用政论语言的揭露是一致的。但对于乡举里选的取士之法，虽然小说中两次写到，却没有象颜、李那样不遗余力地鼓吹倡导。作品中先写安徽巡抚荐举杜少卿，杜以病辞。再写浙江巡抚荐举庄绍光，受到皇帝两次召见。在传主笔下，廷对时气氛庄严肃穆，敏轩也不禁大声赞美"真乃旷典"！但吴敬梓毕竟是忠于现实的作家，庄绍光虽然廷对称旨，也仍然被放归乡里，一事无成。这就通过形象的描绘，从客观上暴露出所谓"乡举里选"、"征辟"、"选举"的主张，同样不能改变现实的黑暗。不过，传主在小说中对此却没有作过多的讽刺、否定，这也说明即使在这一问题上，吴敬梓也受到颜、李思想的一些影响。
总之，无论在教育与生产的关系、教育与政治的关系、教育的内容和取士的方法等方面，吴敬梓受到颜、李教育思想的影响是十分明显的。当然，在《儒林外史》里，这种影响是通过敏轩所塑造的人物形象和情节的发展自然流露出来的。
颜、李都是封建时代的思想家，他们的世界观中虽然有进步的因素，但也存在很多的糟粕，有着明显的剥削阶级烙印。他们提出的一些政治思想以及教育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与大地主阶级的经济利益、政治措施和思想统治有着矛盾的一面，但从根本上说，它们又都是为了挽救统治阶级日趋没落的命运、为巩固封建地主阶级的统治服务的。他们倡导的礼乐兵农，其实质也就在于此。颜元讲得很清楚："朝廷设官分职以为万民长，立法定律以防万民欲，人虽贤智，只得遵朝廷法律而行，所谓'虽有其德，苟无其位，亦不敢做礼乐也'。"（《存人编》卷一）制礼作乐如此，兵农合一更是如此，所谓"有事则兵，无事则民"，"突然有事，随地即兵"（《存治编》），大都还是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雍正朝观察使黄世发就把颜、李学说推崇为"周孔正传"（《恕谷年谱》卷五），不是没有根据的。
传主毕竟出生于封建地主阶级家庭，他的思想意识中也不能不存在着地主阶级的烙印。颜、李学说中这些落后保守的观点，也自然的符合了吴敬梓思想中落后的一面。例如，他虽然对封建社会的某些黑暗面有所指责、揭露和批判，但其出发点却在于挽救它的颓运，是"恨铁不成钢"式的诅咒。并不是意图推翻这一"吃人的筵席"，正如前人所指出是"醒世"，而非"骂世"（黄安谨《儒林外史评序》）。因而在小说中对以暴力反抗封建统治的行为，传主是极为深恶痛绝的。并且大加挞伐。如对彭泽县知县缉拿抢盐的"凶神也似的人"不力，他即予以辛辣的讽刺；另一方面又通过庄绍光之口，斥责地方官不讲究一个"弭'盗'安民"的良法，也就是镇压暴力反抗的方法。这种对比描写正表现了传主的地主阶级立场。其它如郭孝子劝说萧云仙"出来替朝廷效力"，"博得个纣妻荫子"，更是鼓吹读书人应该为加强封建统治效命。特别是对待敢于抢劫统治阶级"饷银"的赵大，吴敬梓先让他在山东道上被萧昊轩打得"抱头鼠窜"，还不放过，又让他在成都府被昊轩之子萧云仙打瞎双眼。这一情节的先后发展，正是传主地主阶级立场的表现。此外，对敢于不顾上下尊卑的等级制度，自由穿戴衣着的演员如钱麻子、黄老爹等，不但通过鲍文卿之口对他们进行讽刺，还直斥为"老畜生"，可见传主的封建等级意识即使在日常生活中也时有流露。
传主吴敬梓虽然受了颜、李学说的影响，但他的见解并不全同于颜、李思想。这是因为颜、李学说只是影响了敏轩思想的一个方面，他还接受了其它方面的影响，例如上文所曾叙及的魏晋六朝时代的风尚等等。但更重要的还是他的生活道路，也就是他的社会实践所使然。仕途蹭蹬、不赴鸿博廷试、中年破产、移家南京，以至沦落民间，终生潦倒，从而接触到更多的下层人民，受到他们思想品德的薰染，使得敏轩的思想能够随着时代前进的脚步而有所发展，他对一些问题的认识，许多方面已超出了颜、李学说的樊篱，较之颜、李的一些观点表现出更大的进步性。例如关于礼乐兵农的理想，尽管小说中曾着力描写祭泰伯祠、平青枫城，但也写出了它们失败的结局。作品中这些形象的描绘，表明时代已经变迁，这些迂阔无当的理想并不能治疗当时社会的痼疾。迟衡山就说"前代后代，亦时有变迁的"；盖宽更把祭泰伯祠一举称之为"古事"，可见它们已不符合时代的需要。这也就在一定程度上表明敏轩对礼乐兵农这些理想是否能改变黑暗现实的怀疑，这显然比坚持这些理想的颜、李前进了一步。
又如在对待下层人民的态度上，传主虽然也时常流露出地主阶级的偏见，但在某些方面也能表彰下层人民的一些优良品德，表现了一定的平等态度。对市井小民的才能也加以肯定，如季遐年的书法，王太的棋艺，荆元的弹琴，盖宽的作画，肯定他们的自食其力和一技之长。这与颜、李的主张就有所不同。颜、李虽然也主张教育可以培养博学的通儒，也可以训练一技之长的专门人才，但无论通儒或专才均是士人的事，与老百姓无关。他们认为老百姓只"宜耕田凿井以养父母，以受天子之法制"（《存人编》卷一），甚至肯定"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愚民政策，习斋认为这"是孔子明言千圣百王持世成法，守之则易简而有功，失之徒繁难而寡效"（《存学编》卷一），恕谷也加以肯定，说"此诚先王谕民之道"（《恕谷年谱》卷五）。在这方面，吴敏轩也比他们前进了一步。
再如在对妇女的态度上，颜、李也是十分保守的。他们一方面承认男女之情是合乎情理的，说"故男女者，人之大欲也，亦人之真情至性也"（《存人编》卷一），但又极为重视三纲五常，认为"修道立教"，要"使民率由乎三纲五常之路"，并且要"使家喻户晓之"（《颜氏学记》卷五）。恕谷还"作禁上妇女人庙焚香、当街看戏示"（《恕谷年谱》卷四）。敏轩的见解要比他们开明得多，如杜少卿反对娶妾、夫妇同游，沈琼枝敢于逃离夫家。在这些描写中虽然仍有保守思想的一些局限，但基本态度是肯定和赞扬的。从以上几个方面看，传主吴敬梓虽然受到颜、李学说的影响很大，但并不全然相同。
传主吴敬梓不但接受了当时哲学思潮中颜、李学说的影响，还受到明季以来一些士人研究科学技术学风的薰染。就目前所可见及的资料来看，虽然还没有发现有关传主本人钻研科学技术的记载，但在他的亲友中却有不少人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他们与传主有着亲疏不等的交往，对敏轩的思想或多或少地产生过一些良好的影响，而这种影响也就构成传主著作中的积极因素。因为科学和哲学结合的结果就是唯物主义。
众所周知，科学的产生和发展从一开始就是由生产决定的。传主吴敬梓生活的时代，由于生产力的发展，也促进了科学技术的新的繁荣。特别是康熙帝玄烨不但自己向国内的一些学者以及西洋传教士如张诚、自晋之流学习天文、历算、测量、物理等学问，还鼓励士人学习自然科学，称赞学有成就的知识分子。他曾经召见当时有名的历算学者梅文鼎，讨论学问，奖慰有加，并且对李光他说："历家算法，朕最留心，此学今鲜知者，如文鼎真仅见也。"还"特赐"文鼎"积学参微四大字"（《清史稿·梅文鼎传》）。康熙十七年（1678 年）为网罗高级知识分子而特设的博学鸿词科，考试时赋题为《璿玑玉衡赋》，在以四书、五经为考试内容的科举时代，而以天文仪器方面的问题作为试题，是极为难得也极为罕见的。据沈括《梦溪笔谈》卷七记载，宋仁宗朝礼部试，也曾出过类似题目。玄烨以此命题，也可窥知其意旨所在，而最高统治者从巩固政权、发展生产的目的出发，采取了一些重视科学技术的措施，也促使了不少知识分子竟相钻研自然科学，象以梅文鼎为代表的自然科学家固不必说，就连一些思想家也十分重视自然科学的学习，经学家阎若璩也曾钻研过历算之学，并以之作为研究《尚书》的一种手段。阮元说他"通时宪及授时法，尝据算术以证古文《尚书》之伪"（《畴人传》卷四十）。在当时，一些著名的自然科学家和社会科学家还常在一起讨论学问，如李塨曾经去安徽宁国拜访梅文鼎。
传主的亲友中就有一些科技人才，例如他的长子吴烺就是数学家。吴烺字荀叔，号杉亭，乾隆十六年（1751 年）南巡召试举人，授官内阁中书。他在赋诗填词（有《杉亭集》）、研究音韵（有《学宋斋词韵》、《五音反切图说》）之外，还曾向大科学家梅文鼎的弟子刘湘煃学习天文、历算，因而颇"通历象章算音韵"（姚鼐《吴荀叔杉亭集序》，《惜抱轩文集》卷四）、"工勾股旁要之学"（《金陵通传》卷三十三），"著有《周髀算经图注》，以西法补证古经，尤有裨实用。乾隆戊子（1768 年）刊成，松江沈大成曾为序行之。更有《勾股算法》??行世"（张其濬《全椒志》卷十）。吴烺与其父敬梓二人经常在一起讨论创作，研究学术，例如《儒林外史》中严监生为两茎灯草不肯咽气的情节即为吴烺所提供（见阮葵生《茶余容话》卷十五），因而吴烺及其友人对自然科学的研究活动，自不能不引起传主的重视。
李塨的"门生"刘著，是梅文鼎弟子，又是吴烺的老师。不仅如此，传主吴敬梓还可能与他有直接交往。因此，刘著的科研活动及其学术成就，自当为敏轩所知晓。
传主移家南京以后，与南京的学士文人交接更多，其中也有一些在科学技术上颇有建树的学者。据陈作霖所记："天文书术六艺之一耳。金陵工此者梅瑴成、严长明、??周榘??，类皆通经生家言，融会中西，而非仅以算博士传者耳。"（《上元江宁乡土合志》卷五）这三人与传主及其子吴烺均有深浅不同的关系。梅瑴成（1681-1763）是梅文鼎之孙，吴烺是文鼎的再传弟子，在封建时代，有此关系就并非泛泛之交。梅毅成致仕以后改籍江宁（见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四十二），其子釴更在江宁建立家祠（《上元江宁乡土合志》卷四），遂世为南京人。梅瑴成与其祖文鼎一样，也是精通中西数学的专家，曾任《数理精蕴》、《历象考成》诸书的分纂，著有《增删算法统宗》等书（《畴人传》卷三十九）。周榘也是一位自然科学家，他不仅懂得数、历之学，而且擅长制造科学仪器，袁枚对他极力称赞，已如前述。严长明治学范围也很广，在数学、天文学方面颇有著述，又通晓蒙古托忒唐古特文字，这就使得他在治学时不会囿于传统载籍的科学技术，而能接受多方面的学术成果。总之，在传主吴敬梓的周围，他的亲友中已有不少人从事自然科学的研究。这就表明，他所结交的"文十"绝不限于吟诗作赋的文人，也不限于从事哲学研究的思想家，而且还有不少科技工作者，这就开拓了他的眼界，增长了他的知识，对于他的思想和创作也无疑会起一些积极作用。
我们知道，人们的一切法律、政治、哲学、宗教等等观念，归根结蒂都是从他们的经济生活条件、从他们的生产方式和产品交换方式中引导出来的。科学既然是生产力，它的发展必然是对某种生产方式的一定突破，是对旧的思想意识的有力冲击。当时蓬勃开展的科学研究活动，也自然成为促使传主吴敬梓思想发展的一个（不是唯一）重要因素。他所受到的这种积极影响又是以朴素的唯物主义和初步的民主思想表现在《儒林外史》中的。
传主吴敬梓在这部杰出的讽刺小说中，对唯心主义的理学作了有力的批判。在《儒林外史》中留下了诸如范进母丧守制、荀玫谋求夺情、王蕴勉女殉夫等鞭辟入里而又惊心动魄的描写，从而暴露了理学的虚伪和残忍。
吴敏轩在《儒林外史》中，还对唯心主义与神学的混合物--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了批判。哲学领域中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斗争，常常是与自然科学和神学的斗争分不开的。在《儒林外史》中，传主对于梦寐与现实、命运与人事关系的种种荒唐无稽的言行，常常予以无情的揭露和辛辣的嘲讽，如王惠中举的文章有"神道"相助，荀玫中进士后的扶乩算命、施御史的迁葬母坟，等等。不过，吴敬梓这种科学的态度和进步的主张，由于受着历史条件和阶级意识的局限，自然不可能十分彻底，他笔下的正面人物也难免存在着这种落后的言行，虞育德在做秀才时替人选地葬坟"用心用意"，这虽然是传主为了表现虞育德后来发迹并非偶然、而是平昔积累阴德的结果，但同时也暴露了吴敬梓未能将堪舆与地理（迷信和科学）完全区别开来的思想局限。同样，懂得天文的王冕，仰天而砚，看到"贯索犯文昌"，就说"一代文人有厄"；看到百十颗小星坠下，就说这些"星君去维持文运"，这虽然是为了预示情节发展的需要，但同时也表明传主未能完全将天文学和占星术区别开来的认识局限。这正说明传主吴敬梓虽然受到一些自然科学的积极影响，但由于时代的局限，他还不能完全将其上升到哲学高度来认识客观世界。但对于生活在二百多年以前的传主来说，他能对宗教迷信思想进行一 些批判，也就十分难能可贵。这也表明吴敬梓的自然观受到当时自然科学研究活动的积极影响，也是分明的事实。
在《儒林外史》中，还表现了传主吴敬梓对待历史有一定的发展变化观念。他曾把"礼乐兵农"作为政治理想予以宣扬，希望用它来救弊补偏。但是，生产力的增长、社会关系的破坏、思想的产生都是不断变动的。历史发展到传主这一时代，具有浓厚复古色采的"礼乐兵农"的主张，已经充分暴露出它的迂阔无当、不切实际。吴敬梓当然不可能象现代马克思主义一样，运用历史唯物主义和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去观察人类历史、研究社会现象。然而，他毕竟是忠于现实的作家，他以极其冷静的科学态度，观察现实的变化、历史的发展，从而对自己一度热衷的礼乐兵农的社会理想进行自我否定，正表明了他的科学态度和思想变化。当然，传主吴敬梓在否定了自己先前的社会理想以后，并未能提出一种替代的新的理想，然而他的眼光已开始深入市井下层。尽管他的新的探索尚不明确，但这是由于当时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局限。而传主这种根据现实发展不断否定先前的理想、不断向前探索的精神，不能不说是一种朴素的唯物史观。
敏轩在《儒林外史》中批判了以四书、五经作为教育内容的同时，还十分重视某些有裨实用的自然科学和技术科学，认为这些学问也是"士人"所应该了解的。小说中的一些正面人物都通晓天文、地理、工、虞、水、火之学，而且还努力付诸实际。
总之，仅从以上几个方面就可以看出，当时科学研究活动和学术成果，对传主吴敬梓的世界观是产生了一些积极影响的。当然，从当时的科学家来说，他们中大多数人的世界观中占主导地位的基本上还是唯心主义；同时他们还不能把自己所从事的科研活动的实践上升到哲学理论，这样就不能从根本上将科学和神学区分开来。无论是古代的还是西洋的科学，其中毕竟存在着符合客观规律的内容，这就在一定程度上破除了唯心史观，发展了朴素的唯物史观。应该说，科学技术的研究活动及其取得的成果，必然对社会科学者和思想家产生积极的影响，开拓他们的眼界，大有助于他们发展唯物主义和民主主义思想。而从事文学艺术创作的作家、艺术家，又不能完全不受当时社会思潮的制约。生活在这一时代的吴敬梓，他的思想也必然会受到这种潮流的薰染，从而在作品中有所反映。尽管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也应予以充分肯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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