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 创作有成
从乾隆八年（1743 年）四十三岁起直到乾隆十四年（1749 年）四十九岁止，这段时间内，传主吴敏轩生活的主要内容是在秦淮水亭中闭户著述，偶而外出探访友人则是为了谋求生活资助。
这几年内，吴敬梓在南京的诗酒唱酬活动比前一段稀少，这不但是由于财产净尽、衣食已感困乏，无力维持欢饮的生涯，而且由于老友星散，亲人远离，聚会无人。在前几年，他的长子吴烺已远离膝下，独自谋生去了。在除夕之夜、旅店之中，吴敬梓思念之情油然而生，不禁黯然神伤。在《除夕宁国旅店忆儿烺》一诗的小序中，传主写道："儿年最幼，已自力于衣食。其东道主皆长者也，故篇未及之。"诗云：旅馆宵无寐，思儿在异乡。高斋绵雨雪，歧路炮风霜。莫诧时名著，应知客思伤。屠苏今夜酒，谁付汝先尝。
从此诗可知，吴敬梓与吴烺的父子感情极其深挚，对于年幼的吴娘自谋衣食于异乡，他则感到十分愧疚。
亲子远离，友人也各奔前程。前几年，吴敏轩在南京不但有移家后结识的一些诗人文士，终日在一起纵游畅叙，诗酒文会无虚日；而且还有南来北往路过南京的旧友新交偶然聚会，从不感到生活的岑寂。前一类友人，上文已介绍，后一类的至交也复不少，如洪月航。他在离开任职地区武昌路过南京时，曾稍事停留，便很快回到故乡仪征去了。传主此次只与他匆匆一晤，写有《赠洪别驾月航》一诗：诗学看前辈，骚坛久擅场。宦游戎马地，归及水云乡。五柳陶潜宅，千金陆贾装。琅函三万轴，流涕说仁皇。
敏轩在诗后注道："《佩文韵府》参校诸臣，月航与焉。"据有关资料考查，这位洪月航初名声，后改名元声，字宝田，江苏仪征人，道光《仪征县志》卷三十六中有小传：洪元声字宝田，号月航，弱冠能诗。康熙乙酉召试京师，奉命值内廷，恭写金莲花赋，制纪恩诗进呈。泽州陈相国延敬奏拔第一，上赐松花砚嘉之。出任泾阳县丞。著有《宝田诗稿》一卷。
康熙乙酉为四十四年（1705 年），吴敬梓方五岁，所以在诗中称之为"前辈"，而且，敏轩与洪月航尚有"世交"：将洪月航"奏拔第一"的陈廷敬，为敏轩曾祖吴国对的同榜进士，而且共事多年，当吴国对病故以后，陈廷敬还为他撰写墓志铭。洪月航初任泾阳县丞，后任武昌府通判，通判又称别驾，所以传主诗中称他为"洪别驾"。洪元声颇有诗名，《广陵诗事》卷七中摘其佳句颇多，如"湖平蚕市桥初见，柳暗渔家户半扃"；"花开暖趁鸟争树，山色青随人上楼"；"鬓边芳草杯中湿，雨后青山马上晴"；"鸦归村寺日初薄，潮到柴门风正来"；"数声柔艣青山暮，几叶短芦红藕香"；"晓风帆引西江舶，春雨人耕北岸田"；"山痕千里瘦，诗橐六年肥"；"人听烟中雨，霜飞鬓上华"等等，可见其诗风格。陈古渔在《所知集》初编卷二中曾选其诗作三首，今录《立秋》一首，以见一斑：桃笙如水印帘拢，策策高梧叶底风；萍沼漾天云破碎，豆棚筛地月玲珑。十年事在家山里，一夜秋生短发中；文字京华多不贱，江南庚信尚飘蓬。
《佩文韵府》是康熙时修纂的一部分韵编排的大型辞书，由文华殿大学士张玉书等人奉敕编纂。而陈廷敬则以经筵讲官文渊阁大学士吏部尚书身份参与并主持其事。传主吴敬梓的族祖吴烺则以翰林院侍讲身份为"纂修官"之一。洪月航是以监生资格作为"校录官生"参加这项工作的。所以敏轩诗中特地标明他曾为"参校诸臣"之一。这次吴敬梓与他聚晤时间极为短暂，分手后月航就回到地处大江、淮水、运河之间的"水云乡"仪征去了，留给传主的只有寂寞的思念而已。
特别是传主的思师上江督学郑江，在前几年离开了任所南京，而于乾隆十年（1745 年）六十四岁时谢世，更使吴敬梓伤感不已。郑江，字玑尺，又字荃若，号筠谷，浙江钱塘（今杭州）人，生于康熙二十一年（1682 年），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戊戌科三甲进土。雍正十三年（1735 年）以右赞善出任山东乡试主考，以"夫子之道"、"诚者天之"、"树艺五毅"为题考试士子（《清秘述闻》卷五）。主试完毕后，以侍讲任职安徽提督学院（《清秘述闻》卷九）。郑江来上江任督学时，极为赏识传主的文才，曾向安徽巡抚赵国麟推荐他去参加博学鸿词科试（见唐时琳《文木山房集序》）。虽然，敏轩未去京师参加廷试，但却已对他感激不已。当郑江任职届满回京述职之际，吴敬梓深情地写诗相送，在《送学使郑筠谷夫子还朝三十韵》中首先说"帝德敷文教，醇儒受主知"，赞美他为"醇儒"；然后描叙郑江"春风开绛帐，夜雪坐皋比"的教学生涯，称赞他"持衡馀奖进，取士掩瑕疵"奖掖后进的品德；再说到自己曾受其知遇，"昔岁彤廷诏，曾令蓬户窥，不才尘荐牍，授简写新诗"；最后对于自己至今依然沦落，无以报答，感到无比的惭愧，不无悔恨地感叹"知遇真难报，蹉跎尚若斯"。直到郑筠谷离开南京很久以后，传主这种感激情绪依然没有丝毫减弱，在《曹跃舟留宿南轩》一诗中，敏轩又写道：留我南轩宿，今年此再过（初夏送督学郑筠谷夫子曾寓南轩）。
蚁浮尊满酌，鹅素手重磨。贫贱征途久，知交离别多。感恩望霄汉，相顾叹蹉跎（跃舟亦受知于夫子）。
悔恨、感激，种种复杂之情，溢于言表。郑筠谷之所以能识拔人才、奖掖后进，与他自己的经历有关系。筠谷自幼孤贫无告，幸得同里商人张静远的资助，才得以读书。此外，他虽身为学院大人，但却没有冬烘气，教读之余，从事著述，有《春秋集义》、《诗经集诂》等著作。郑江能诗，他的《咏镜》诗"朱颜谁不惜，自发尔先知"，袁枚极为推崇地说"可谓佳矣"。正因为上江督学郑江并非官僚习气严重的学官，而是十分风雅的"醇儒"，所以敏轩才极为叹服他；对于他的知遇之恩，也怀有无限的感激。可惜在这段时间内，郑江先是赴京述职，离开了南京，不过几年之后，又一病不起。他的噩耗传来，引起了传主吴敬梓的极大悲伤。
亲友的星散，知己的谢世，家境的凋落，年华的老大，都使吴敏轩感到岁月不再、时不我遇。在伤感之余更加发奋，终日闭户著述不辍，但由于生计问题，传主又不能不时常外出，寻求赞助。在这一阶段初期，他刚从淮安归来，不几年又再度去淮安。吴敏轩数度赴淮安，主要目的是探访程晋芳。他与程晋芳实为忘年之交，两人相识时敏轩四十一岁，已过了不惑之年，而晋芳尚为二十四岁的青年士子。敏轩曾经对晋芳说："始识子时，年二十四，吾尝语子，以为子才可及，年不可及。"（程晋芳《严东有诗序》，见《勉行堂文集》卷二）据此可以推知，两人订交之日为乾隆六年（1741 年）。相识后不久，在这年冬季，程晋芳就邀请敏轩到他的淮安家中作客。在淮安，两人研讨学问，吟诗作赋，相互赠答，极其惬意。但传主应邀前往，实有求取衣食之助的用意，因而没有长久逗留，大约只住了两三个月，就在乾隆七年（1742 年）春季返回南京秦淮水亭来了。
程晋芳为敬梓至交程廷祚族孙，字鱼门，一字蕺园，生于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乾隆四十九年（1784 年）六十七岁时病死。原籍安徽新安（今徽州），高祖时才迁到扬州经营盐并以此发家。父名迁益，生子三人，鱼门排行第二。乾隆初期，极富贷财。袁枚就说在"两淮殷富"中，"程氏尤豪侈，多畜声色狗马"（袁枚《翰林院编修程君鱼门墓志铭》）。程晋芳"兄弟三人，接屋而居，食口百人，延接宾客，宴集无虚日"（翁方纲《翰林院编修程晋芳墓志铭》）。不过，尽管程晋芳生活极其富有，在三兄弟中"独愔愔好儒"，曾"罄其赀购书五万卷，招致方闻缀学之士，与共讨论，海内之略识字能握笔者，俱走下风，如龙鱼之趋大壑"（袁枚《翰林院编修程君鱼门墓志铭》）。徐书受也说他"独尚儒术，所交闻人遍 海内"（《翰林院编修程鱼门先生墓表》）。正因为鱼门好学、又喜接交，所以他虽然生长于盐商之家，一向厌恶盐典商人的吴敬梓也能与他结为忘年交。更何况鱼门为人豪爽，"性好施予"（徐书受《程鱼门墓表》），招待四方来淮学者，毫无吝色，各地学人也就乐于与之交游结识。不过，由于来访者日众，所费也不计其数，再加上他不善经营，由家人掌会计，赀财一再被侵盗，以至负券山积。程鱼门尽管已开始陷入困境，但"其豪气真挚，发于天性，嗜书籍若饥渴，视朋友如性命，救人之患，周人之急，犹不减其家全盛时也"（翁方纲《程晋芳墓志铭》）。吴敏轩于乾隆六年（1741 年）与他初相识时，他的家业还算丰有，传主也能得到他的赞助，不仅在经济上，敏轩从鱼门处受益不少；而且由于他在晋芳家中曾经生活过一段时日，因而对两淮盐商的生活起居，也有了不少的感性体验，从而为自己创作《儒林外史》积累了极为丰富的生活素材。
程晋芳直到年华老大才获得功名，成进士之后曾寄诗给袁枚说：四十年才为后辈，交游若此古来稀。头衔入手诚清绝，书局羁身未易归。老景真如冬景淡，梅花又共雪花飞。输他居士山窗鹤，镇日从容立钓矶。
--引自《随园诗话》补遗卷七鱼门中进士之后，初任职吏部文选司。不久开四库馆，被荐举为纂修；书成后改授翰林院编修。而这些都已是在传主吴敬梓身后的事了。在他与传主交往时，尚无半点功名，因而与同是功名沦落的敏轩研讨诗赋时，彼此都感到"惬意无间"（《见其所作《文木先生传》）。鱼门学识广博，袁枚称赞他"无所不窥，经史子集，天星地志，虫鱼考据，俱考究"（《程鱼门墓志铭》）；《清史槁·程晋芳传》说他"于《易》、《书》、《诗》、《礼》皆有撰述，又有《诸经答问》、《群书题跋》、《蕺园诗文集》"。袁枚还说他"尤长于诗"（《程鱼门墓志铭》），在《寄怀》一诗中，称赞鱼门"平生绝学都参遍，第一诗功海样深"。袁枚刚将此诗从南京寄出不久，晋芳已从北京寄信给袁枚，说自己"所学，惟诗自信。"袁枚极其高兴他说："不谋而合，可谓知己自知，心心相印矣。"（《随国诗话》卷十）传主吴敬梓治学虽然也涉及《诗》、《书》，但成就并不高，除《儒林外史》使其享有盛名于身后而外，能够被人稍稍称道的也唯有诗。而晋芳这位正统学者偏偏看不起"稗说"，因而他与敏轩聚晤时，也唯有"与研诗赋，相赠答"（见《文木先生传》）了。
程晋芳极好交游，早年家居淮安时自不待言，晚年供职帝都时依然如故，所以当他身故之后，京师士子相互叹息："自竹君先生死，士无谈处；自鱼门先生死，士无走处。"（袁枚《程晋芳鱼门墓志铭》）竹君，指鱼门座师朱筠。从这里也可觇知他们师弟二人都喜欢交游、结纳士子。传主吴敬梓是在他年青时就相识的好友，招待自是周到，资助亦当不薄。自乾隆六年冬（1741年），传主应邀去淮安晋芳家中作客数月，于次年春返回秦淮水亭后，为衣食之谋，在乾隆八年（1743 年）到十四年（1749 年）之间，敏轩再度去淮安相访。但这次去淮安时，吴敬梓的经济状况更不如前，只身独住，行囊如洗，甚至连士子须臾不能离身的笔砚也付之阙如。鱼门见此状况问他何以贫窭到此地步，传主虽然无可奈何，却又自我解嘲地笑着回答："吾胸中自具笔墨，不烦是也。"（《文木先生传》）不过，敏轩虽然贫困不堪，但并没有象一般寒士那样穷斯滥矣，到处乞求。他之所以一再求援于鱼门，除了两人善于吟诗作赋之外，还山于他们意气相投，例如两人对时文都不满意，程晋芳曾经说过："时文之学，有害于古人，词曲之学，有害于诗。"（《随园诗话》卷八）而吴敬梓对时文的痛恶情绪则为晋芳所远远不及，在《文木先生传》中，程晋芳说他"独嫉时文土如仇，其尤工者，则尤嫉之。余恒以为过，然莫之能禁"。尽管有程度的差别.但两人都厌恶时文，这是他们能缔结下深厚友谊的又一共同基础。
程晋芳和他的族祖程廷祚以及诗人袁枚三人之间尽管友情不薄，但在学术问题上、特别是在对宋儒的评价问题上确实存在着不同见解。当程廷祚逝世后，程晋芳为他撰作《绵庄先生墓志铭》.在叙及两人定交及相处时，鱼门说："余之识先生也，当乾隆元年，北上过淮，执余手，孜孜勉以问学，自是三十年，先生游淮扬必主余家，余应试江宁必与先生昕夕聚首，其得稍识知，箓附于文人学士之末者，皆先生教也。"（《勉行堂文集》卷六）袁枚在他写的《程绵庄先生墓志铭》中也叙及他们三人聚首谈学的情景，说："淮安有先生族孙鱼门，恢奇多闻，每假馆余所，三人连日夜语，蝉嫣不忍别，或漏尽送先生出，则两人者重剪镫对数海内人物，必首先生。"（《小仓山房文集》卷四）程廷祚、程晋芳与袁子才三人"连日夜语"所谈者大多学问之道。程廷祚早年倾心于颜、李之学，并曾向其晚辈晋芳宣传，在《与家鱼门论学书》中说："愚近作《礼乐论》，适缘有感于此。李恕谷传注诸书，足下阅之，以为何如？其师弟亦非无所见者，正可与拙论相发明也。"接着对宋儒之学颇多抨击，认为虽然"颜李师弟言过于峻激，致生惊骇"，但"非其人亦孰与捄学术之敝耶？"最后劝告晋芳说："足下欲辨学术，惟求其归于《论语》，而无即以宋人之《论语》为《论语》，其可也。"（《青溪文集续编》卷七）但程晋芳并不同意廷祚的见解，认为"程朱不可轻议"，还说："非以其解经论学为无可是正也，其操心也纯，其制行也严，其措事也明而有伦，因是以其身为百世师，而人亦以是知二帝三王之道之可贵而可从，虽其解经论学或合或离，欲不以道统归之而谁归乎？"（《与家绵庄书》，见《勉行堂文集》卷三）程晋芳甚至认为廷祚对宋儒的批评将"获罪于天"。这却引起袁枚对鱼门的不满，随园在《与程蕺园书》中反驳程晋芳对廷祚这种指责，说："仆颇不谓然，宋儒非天也。宋儒为天，将置尧舜周孔于何地？"并且反问鱼门："足下尊宋儒，尊其名乎，尊其实乎？尊其名，非仆所敢知也。尊其实，则必求其所以可尊之故，与人所以不尊之故，两者参合而慎思之，然后圣道日明。不宜一闻异词，如闻父母之名，便掩耳而走也。"最后明确表态："足下守宋儒太狭，诋颜李太遽，窃以为不可，故布其区区。"（《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九）这三人之间的论学争议，对传主自当有一定影响。
在南京，鱼门还与年青诗人严东有一同和传主吴敬梓聚首畅游，相互唱酬，正如他自己所说"风雨晨夕，吾三人往来最密也"（《严东有诗序》）。当程晋芳来宁应试返回淮安以后，曾写诗三首《寄怀严东有》。在第三首诗中，既回忆了与传主交游的情景，又透露了传主吴敬梓对六朝故都南京的眷恋感情。敏轩青年时代就数度游览过"淮水钟山"，早已萌生了"秦淮十里，欲买数椽常寄此"（《减字木兰花》）的念头。及至三十三岁正式移家南京之初，更是大加赞美南京，说："金陵佳丽，黄旗紫气，虎踞龙盘，川流山峙，桂桨兰舟，药栏花砌，歌吹沸天，绮罗扑地，实历代之帝都，多昔人之旅寄。"（《移家赋》）住定之后，又一再表示"偶然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买陂塘》）；"移居星岁易，为爱白门山"（《春兴》）。南京不仅是历史名城，而且在当时也是东南地区的大都市，商业、手工业十分发达，经济空前繁荣，文化学术思想也极为活跃，各地学者来南京传道讲学者颇不乏人。吴敬梓的至交密友中，程廷祚原籍安徽，迁居南京已有数世：李本宣原籍江都，也流寓金陵二十余年；族兄吴檠一度也曾寄寓南京，"吾家才子推灵运，也向秦淮僦舍居"（《九日约同从兄青然登高不至》）；即连程晋芳，虽然先人从安徽移家扬州，在淮安经营盐业，但他本人后来也曾经拜托袁枚为他在南京购屋，以便迁来金陵（《随国诗话》卷十）；传主的同乡、与敬梓及其长子吴烺都缔结友谊的郭肇鐄，也曾想从故乡全椒移家金陵与敬梓比邻而居，"君原工卜宅，我近欲移家"（《赠吴聘君敬梓》，见《佛香阁诗存》）。对这些文士纷纷移居金陵的现象，程廷祚有所评说："金陵大都会，人文之盛，自昔艳称之，考之于古，顾、陆、谢、王皆自他郡徙居。所谓避地衣冠尽向南者，其所致良有由哉！"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全椒吴子敏轩。慨然卜筑而居"（《文木山房集序》）。吴敬梓自从移家南京以后，他居住的秦淮水亭附近颇多魏晋六朝的遗迹，敏轩经常踯躅其间，叹息"衣冠晋代浑难问，独凭高原空夕阳"（《冶城春望》），感慨"石头城，寒潮来去，壮怀何处淘洗？??南北史，有几许，兴亡转眼成虚垒"（《买陂塘》）。更何况秦淮水亭本身就建在梁朝文人江总宅舍遗址之上，极易触发他的思古之幽情。凭吊之余还见之吟诵，其企慕建安风雅和六代风情极为深沉，甚至使得他不能自己。
程晋芳在这首《寄怀严东有》诗中，不仅反映了吴敬梓这一时期思想面貌的一个很重要的方面，而且也透露了传主这一时期经济生活已陷入极端的困境，所谓"近闻典衣尽，灶突无烟青"。由于程晋芳不止一次赞助吴敬梓生计所需，因而对传主的贫篓状况十分清楚。在乾隆八年（1743 年）到十四年（1749 年）这一阶段，由于吴敏轩的家产在前一阶段修祭先贤祠时已几乎用尽，衣食渐渐不周。有时无米下锅，则以藏书去换米；冬日苦寒，既少酒食又缺炭火，无以御寒，他只得和几个穷朋友如汪京门、樊圣谟等人，从南门乘月步行，沿着城墙绕向西南转由水西门入城，直到天色渐明，各自大笑归家，几乎夜夜如此，他们还自我解嘲地称之为"暖足会"。这件事，不仅程晋芳在《文木先生传》中有所记叙，后来顾云作《盋山志》在卷四"人物"中亦曾录入。有时在著述余暇，为解决生计问题，传主也不得不在"人稀苔草合，水近竹风凉；渔具安横槛，书声出坏墙"（严长明《过顾氏息园和敏轩丈韵》，见《归求草堂诗集》卷一）的秦淮水亭中的荒圃上种些蔬菜，以饱饥腹（见《盋山志》）。程晋芳的族祖程丽山因为与 传主有"姻连"关系，对敏轩十分关心，时常有所周济。一年深秋季节，绵绵秋雨不曾停歇，丽山在家中估猜传主大约已经是"灶突无烟青"了，吩咐他的儿子说："比日城中米奇贵，不知敏轩作何状。可持米三斗，钱二千，往视之。"丽山之子遵命前往探视，敏轩果然已"不食二日矣"（《文木先生传》）。程晋芳在乾隆十四年（1749 年）深秋写的《怀人诗》十八首，其中第十六首写的是传主吴敬梓。这首诗，就极为形象地描绘了敏轩这一时期生活极为困顿的状况，诗云：寒花无冶姿，贫士无欢颜。嗟嗟吴敏轩，短褐不得完。家世盛华缨，落魄中南迁。偶游淮海间，设帐依空园。飕飕窗纸响，械械庭树喧。山鬼忽调笑，野狐来说禅。心惊不得寐，归去澄江边。白门三日雨，灶冷囊无钱。逝将乞食去，亦且赁舂焉。《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春帆集》，见《勉行堂诗集》卷二从这首诗的描叙来看，传主的生活可谓己到了山穷水尽的地步，简直可说衣不蔽体，食不充饥，不得不到处"乞食"了。在这一段时期内，经常周济传主的主要是程丽山、程晋芳。但程晋芳经营的盐行因管理不善，已日趋败落，并渐露窘境，从此对敏轩的赞助，自然力不从心了。因而传主不得不另求门路，大约在乾隆十三年、十四年（1748-1749 年）之际，敏轩曾远赴浙江遂安，去向任遂安知县的故交吴培源请求帮助。但这种接济只能维持一个短暂的时期，不能持久。有时，传主不得不落到极其狼狈的境地，甚至如诗中所说的那样去"赁春"以换取口粮。所谓"赁春"就是受雇为人春米，《后汉书·吴祐传》记载："公沙穆来游太学，无资粮，乃变服客傭，为祐赁舂。"又《后汉书·梁鸿传》也记其曾"居底下，为人赁舂"。当然，吴敬梓"赁舂"的具体情况尚无资料可据以作更多的说明，但至少可以理解为这样一位文士，居然不得不靠自己的劳力去换取升口之资，以维持全家生计。这的确是封建社会中天才作家的悲剧。但是，就作家的创作来说，倒也并非完全不幸，正由于传主贫困到如此境地，才有可能与下层人民发生比较密切的联系，从而体验到普通群众的生活实况，感受到劳苦大众的思想感情，认识到下层群众的优秀品德。有了这样的生活实践，才能使他所创作的《儒林外史》中闪耀出下层人民光采夺目的品质和情操。
由于传主生活十分拮据，在乾隆八年（1743 年）到十四年（1749 年）这段时期内，吴敬梓参加诗酒唱酬的次数越来越稀少，离开南京外出游览访友的活动也很少见有。除了去苏北淮安拜访程晋芳、去浙江遂安访问吴培源以寻求贷助以外，几乎很少出门。在南京，他的主要活动或是闭户著述，或是与本地同好研讨学问。这在金榘于乾隆癸亥八年（1743 年）写的赠送南京词人陈希廉的一首诗可以得知。尽管吴敏轩的好友陈希廉、表兄兼僚婿金榘同时在扬州坐馆，但一向喜欢纵游山川的传主却株守在青溪附近的秦淮水亭，未曾前去相聚。此际，陈希廉与传主相识已有二十余年，那还是吴敏轩青年时代"往来江淮北复南"游历南京时期结下的友谊。青年时代的陈希廉也与吴敏轩一样，少年意气，相互倾致，每每谈到兴奋之际不禁戟手呼号，时人都把他们看作是狂颠之徒。而且，他们两人都擅长词曲，并能上场演唱。这两位年青同好相处时，自然不免要说及各自的相知。陈希廉就在这种情况下，知道吴敬梓密友中有金榘其人。不过，陈希廉始终未能与金榘谋面。岂料二十余年之后，陈希廉客居扬州，参加一位友人的宴会时金榘也在座，这两位慕名已久的文士互通起姓名来，方始识面，从此订交。但此时陈希廉即将返回南京，金榘就拜托他向敏轩致意，并请希廉转问敏轩何以"守株"南京而不来扬州聚晤，诗云：桑根山南骚人金其旋，桃叶渡头词客陈希廉，两人素昧平生无半面，各在广陵城中据一毡。不意天海浮萍时有遇，无端作合乃因吴敏轩。岁在癸亥闰四月下澣，偶于子西座上通寒暄；陈子云与吴子交最契，耳熟金子之名亦甘年。金子正有双鱼致吴子，遂烦陈子为作书邮传。从兹不厌过从太频数，得句唱酬往往飞涛笺。陈子偷声减字尤妙绝，抎场自拟元时铁笛仙。"晓风残月"堪倩红牙按，"大江东去"便可弹鹍弦。眼前词苑诸子俱压倒，当与阳羡老陈称两髯。我虽偶尔效颦还学步，捧心折腰邵得旁观怜。自夏徂冬忽已阅半载，每共论心搔首问青天。抑或醉后戟手大号叫，不顾世人惊诧呼狂颠。我今三年扬州梦已觉，行当冲风冒雪扬归鞭。君亦将辞舍馆渡江去，乘潮一舸直指钟山巅。到家拜母鞠跽进甘旨，入室笑致粉黛妆台前。有暇可就吴子相问讯：守株不来把臂胡为然？预订来秋桂花香迸日，青溪一曲好泛凉篷船。
--《九言长古赠陈大希廉即用留别并示吴大敏轩》，见《泰然斋集》卷四金榘希望敏轩来扬州"把臂"，但又知其必不可来，只好"移樽就教"，准备此后桂花盛开之日再赴白下相聚。一般说来，根据吴敬梓极喜交游的性格和经常来往江、淮的经历，眼下又有故交亲友在扬州，他正可渡江一游，前往聚首，可是偏偏没有前往。这除了传主的经济状况不佳以外，主要原由就是感到自己年华渐渐老大，来日无多，动笔多年的创作尚未完成，他不能不抓紧时间、奋力从事了。《儒林外史》的创作在传主移家南京前后就着手进行了，中途因安顿注处、出游各地、参加鸿博之试等等耽搁，时作时辍。到了这段时期，吴敬梓除了为稻粱之谋以外，主要精力就用来精心构制这部小说了。正如王又曾诗中所云："闲居日对钟山坐，赢得《儒林外史》详。"（《书吴敏轩〈文木山房诗集〉后》）与此同时，他还注视着周围发生的事件，从现实生活中摄取素材，随时充实到自己的作品中来。
当传主移家南京前后，发生了一起刘著藏书被诬下狱的冤案。吴敬梓迁入秦淮水亭以后，从他友人程廷祚以及当事人刘著处先后了解到此案的详细情况，据此加以改造，提炼成艺术情节写入作品。此外，他还从南京地区发生的一些"新闻"中采撷了不少素材，例如有关袁枚等人的一些事迹，无不被他所掇拾、筛选，从而纳入《儒林外史》中去。
袁枚，浙江钱塘人。他在乾隆元年（1736 年）博学鸿词试中以年"最少"而"署尾"（见《随园诗话》卷五），并且颇以少年功名成就而沾沾自喜。他曾以翰林院庶吉士先后任职江苏的沐阳、溧水、江宁等地知县（见先绪六年《江宁府志》卷二十二、光绪九年《课水县志》卷五等），乾隆十年（1745年），他来到江宁任知县，在他的《郴州知州曾君墓表》中有云：乾隆七年，予与曾君南村同以翰林改官江南，予知沐阳，君知芜湖。十年予调江宁，君迁知广德州。十三年予乞病，君丁内忧。
十七年秋，予丁外忧归、随乞养母不复出。
--《小仓山房文集》卷四袁枚先于乾隆十年（1745 年）知江宁县，十三年（1748 年）乞病购置随园作久居之计，此后虽曾返回故乡钱塘，养病卧休苏州，远赴陕西仕宦，但为时均不长久，最后仍归卧南京随园。吴敬梓的诗友如卢见曾、郑筠谷、程廷祚、程晋芳、金兆燕、樊明征、周幔亭、江显、朱草衣、徐紫芝、李葂、梅兆颐、陈古渔、王又曾、严冬有、涂长卿、陶蘅川等人，先后都曾与袁枚有交往，其中不少人还成为随园的座上客，相互唱酬、品评赏鉴。不过，从目前可以见及的材料中却尚未见到传主与袁枚之间有直接的接触。或以为袁枚在《答鱼门》（《小仓山房尺牍》卷二）中曾论及传主，将吴敬梓视作"大怪僻、大妄诞"一类人物；并进一步认为袁枚在《答某山人书》、《再答某山人书》中（《小仓山房文集》卷十七）大加诋毁传主。这种看法尚难以使人确信，因为传主终其一生从来没有自命为"××山人"，他的友朋中也没有以"××山人"称呼过他。而且，《再答某山人书》中，袁枚曾有"仆老矣"一类的语句，袁枚实小于敏轩十六、七岁，似不可能用这样的语气给传主写信。至于传主与袁枚之间是否发生过什么纠葛、其纠葛又是何种性质，在目前未曾见到明白的文字记载之前，还难以论定。不过，尽管他们两人之间的交往情况尚不可考知，但他们同在一城市生活，而且袁枚还是江宁知县，传主对这位"父母宫"的政事不会毫无所闻。相反，倒还是比较关心的。在他创作《儒林外史》过程中，就曾采撷与袁枚有关涉的一些"时事"写入作品中去。此处试举一、二例，以觇其一斑。
乾隆十年乙丑（1745 年）袁枚莅任江宁之初，五月十日突然刮起狂风，霎时大昏地暗。南京城中一位十八岁的韩姓少女，被骤风吹至离城九十里的铜井村，村民大为惊异，送她回城。该女原已和城东李秀才有婚约。这位李秀才不信风能把人吹到九十里外，怀疑她有奸情而出外逃走，就向江宁县提出退婚要求。袁枚受理这一控案后，劝告李秀才切莫乱加怀疑，并说古时有风吹女子至六千里以外的事。李秀才不相信。袁枚随手取了元代郝经的诗文集给李秀才看，其中就有诗云："黑风当筵灭红烛，一朵仙桃落天外。梁家有子是新郎，芋氏负从钟建背。"诗又云："自说吴门六千里，仿佛不知来此地。甘心肯作梁家妇，诏起高门榜天赐。几年夫婿作相公，满眼儿孙皆朝贵。"袁枚还对李秀才说："郝文忠一代名臣，岂作诳语？但当时此女竟然嫁给了宰相，韩女恐无此福！"李秀才听后大喜，依然遵约完婚。袁枚判断这一案件，颇得时人赞扬，他的座师，两江总督尹继善就十分高兴地对袁枚说："可谓宰相必用读书人矣！"（见牛应之《雨窗消意录》卷三）尹继善夸奖袁枚所说"宰相必用读书人"，乃借用《宋史·太祖本纪》中语。吴敬梓对江宁知县袁枚判断这一公案的风流，想来也甚为钦佩。虽然他并未曾将这一故事纳入作品，但尹继善对袁枚的赞语却在他笔下出现。小说中，当萧云仙来到南京，与城中大名士相聚时，杜少卿闻知他平定青枫城的一番功劳后，极为赞扬他说："宰相须用读书人，将帅亦须用读书人。"吴敬梓如此叙写，并非偶然。《儒林外史》中与萧云仙并举的还有一位奇女沈琼枝，敏轩曾以他们两人的事迹作为同一回书的回目："萧云仙广武山赏雪，沈琼枝利涉桥卖文。"不但杜少卿赞扬萧云仙的话语与袁枚有关，而且沈琼枝的"公案"也全由袁枚经手处置，同时此事也与吴敬梓有些关涉。
沈琼枝与袁枚确有一段因缘，平步青《霞外捃屑》卷九中即云："沈琼枝即《随园诗话》卷四所称松江张宛玉。"据《随园诗话》卷四记载：古闺秀能诗者多，何至今而杳然？余宰江宁时，有松江女二人，寓居尼庵，自言"文敏公族也"。姊名宛玉，嫁与淮北程家，与夫不协，私行脱逃。山阳令行文关提。余提解时，宛玉堂上献诗云："五湖深处素馨花，误入淮北估客家。得遇江州白司马，敢将幽怨诉琵琶！"余疑其倩人作，女请面试，予指庭前枯树为题。女曰："明府既许婢子吟诗，诗人无跪礼，请假纸笔立吟可乎？"余许之。
乃倚几疾书日："独立空庭久，朝朝向太阳。何人能手植？移作后庭芳。"未几，山阳冯令来，余问张女事作何办。曰："此事不能断离。然才女嫁俗商，不称，故释其背逃之罪，且放归矣！"问何以知其才。曰："渠献诗曰：'泣请神明宰，容奴返故乡。他对化蜀鸟，衔结到君旁。'"冯故四川人也。
张宛玉自己离开夫家，这在封建时代无异是一种反叛行动。也许正因为此，传主吴敬梓对她十分钦佩，可能给她以某些支持和援助。敏轩这种作为招致了他的友人程廷祚的不满，特地写信给他。从程廷祚这封信中倒可以看出在对待妇女问题上，传主吴敬梓要比程廷祚开明得多，他的大胆行径，连他的至交程廷祚也不能理解，甚至加以劝阻，乃至责备。程廷祚《与吴敏轩书》如下：昨所谈茸城女士之事，诚可谓瑰琦俶傥，不少概见，庸夫之所疑，达士之所快心也。然处事之道，贵思其终以图其始。女士之所为固异矣，仆未见其所终也。
火得薪而能明，月近日而有光：阴必附阳，柔必倚刚。天地生物，各有其方，违其道而能济者，未之有也。以女士之聪明令淑，智岂不足以及此？今乃昧三从之古训，与中馈之正理，而孤行一意，人莫能测。反物为妖，是为邪慝。支离关塞，牢落风尘，发乱不及梳，衣敝不得纫，僦居市廛，屠沽为邻，抚岁月之悠悠，长衔悲而茹素。嘻，亦何为哉？
且彼既生于名门，嫁于旧族，岂宜一丧所天，而两家戚属，遂扫地以无余者乎？此非所以使人无疑也。以茕茕之嫠妇，而屡设机穽，以利人之所有，又非所以为名也。居可疑之地，为无名之举，衣冠巾帼，淆然杂处，窃赀以逃，追者在户，以此言之，非义之所取也。将为红拂之投药师，文君之奔相如乎？而今皆无其人矣，而猥冒冶容之戒，同狎邪之躅，驭侩盈前，奸谋反复，虽云终若脱兔，敌不及逐，而蒙面丧心，恬不为辱！夫以诈诱人者，亦常为人之所诱。吾恐强暴之徒，方设计于隐微而取之，如网罗之于飞鸟。斯时虽欲杀身以自明，刎颈以见志，勇无所用其力，智无所施其计。自经沟读，人莫之知，轻于鸿毛，其又奚悲矣。女士其知乎？
足下有矜奇好异之心，而抱义怀仁，被服名教。何不引女士以当道，令其翻然改悔，归而谋诸父母之党，择盛德之士而事之，则足下大有造于女士，而自处之道，可谓善矣。
--《青溪文集续编》卷六信中所说的葺城乃葺城之误，松江古称茸城。所以此信中所谓"葺城女士"即袁子才诗话中的"松江女"。程廷祚在信中尽管也承认她是一位"聪明令淑"、"瑰琦俶傥"的"女士"，但又责备她不遵守三从四德，一意孤行，是为妖邪。同时在信中一再告诫传主，希望敏轩将她引回正路，送她回到父母之家。由此可见，吴敬梓的确也深深卷入这一公案中去了。而袁枚在与山阳（今江苏淮安）冯知县商议之后，既不便断其离异，就听任她返回，并未追究所谓"背逃"之罪。这也不失为一种开明的处置，较之程廷祚所言也合乎情理。传主吴敬梓对待此事的态度则更为开明，将这一故事在小说中极力铺陈，塑造出有着夺目光彩的沈琼枝形象，这不能不说是吴敏轩进步思想的表露。
总之，乾隆八年（1743 年）到十四年（1749 年）这段经历，对于传主吴敏轩所从事的文学创作来说是十分重要的。由于他的老友吴培源等人业已星散四方，友朋聚晤谈学之事己不可得；早年接受的颜李学说的影响，在现实生活中已渐渐显示出其迂腐和不切实际；修祭泰伯祠以提倡礼乐的活动，未见些微成效，一般士子的精神状态也未因此而有任何振作；更由于他自己原已不多的家产已经花得净尽，生活的艰辛使得他坠落到社会下层，厮身于市井小民之中。这样的经历，使得传主对劳动群众的生活状况逐步由陌生而了解，对下层百姓的思想感情也逐步由隔膜而洞悉，并进而受到一定程度的熏染，产生了对普通群众的崇敬，同时也不得不反省自己过去寄希望于士子的失策，从而导致他对市井人物的前途萌发了一些微弱的希望，他终于在市井小民中结识了一些新的朋友。在过去，吴敬梓的相识之中虽也有下层群众，但他们与上层社会总有千丝万缕的瓜葛；而这一阶段吴敬梓所结交的市井朋友，却是另一种类型的人，这是一些懂得技艺的人，他们喜与文士结交，而不与富贵之家往还。这在续刊《江宁府志》卷十五"拾补"所引《闻见录》中有所记载：往年金陵市上，有一材一技自负者：或修琴，或补炉，或作竹扇，或鬻古书，或装字画，或刻木石、墨迹，甘与文人为知已，不肯向富贵家乞怜。
在当时文人的一些诗文中，还留有这些艺人的姓名，甚至点滴事迹。例如朱怀壁在他写的《西城三老》诗自注中云：西城有三老：梁叟魏今，善奕，天下之冠也。城南周春来亦善奕，逊二子，终身莫能与敌。吴叟官心，善琴，尝至京师贵人家，贵人延四方善琴者数辈，闻官心琴，皆下拜，称为"祖师"。官心雅不爱豪贵，居数月即归。陶叟，善吹萧，每月下发声，闻三四里。
三叟居相近，亦称"清凉三隐"。
--见《国朝金陵诗征》卷十九朱怀壁为乾隆辛未十六年（1751 年）贡生，他的生活时代正当吴敬梓晚年。诗中所说的西城，是指南京水西门、清凉山一带。《儒林外史》中最后所写的"四客"，写字的季遐年、下棋的王太、能画的盖宽、善琴的荆元，他们大都活动在南京的城西南，小说中提及的虎踞关、乌龙潭、妙意庵正在清凉山脚下。荆元虽在城南三山街开了一个裁缝铺，为人做衣服，但业余时间就弹琴写字作诗，而且经常来到极为幽静的城西清凉山脚下以灌园为业的于老者园中，一面品茗，一面操琴，而在当时身为裁缝又善于吟诗的确有人在，朱绪曾在《金陵诗征》卷二十二中曾辑录了吴亨的《莫愁湖》诗一首：湖山千秋有断霞，湖边树冷暮啼鸦。柳条攀折愁谁诉？帆影沿江几片斜。
在诗前并有"小传"，说：亨，字荆园，上元人，工八分书，隐于衣工。
或以为吴荆园即《儒林外史》中荆元的原型。至于传主吴敏轩和这些人物交往的文字记载，今虽未得见，但可以肯定吴敬梓是知悉这些人物事迹的，否则就不可能在小说中描写到类似这些人物事迹的故事情节。同时，从传主对他们的肯定描写中，也可以看出吴敬梓是十分钦敬他们的品德的。由此也可以推断出传主与他们是相识的，并且缔有友谊。在与他们的接触交往中，敏轩熟悉了他们可贵的品性、美好的气质，了解了他们高尚的生活情趣，从而也不断冲刷了自身所背负的科举世家的习气，修正了原先对于改造社会的不切实际的理想蓝图，已经朦胧地意识到将来的希望也许正在这些市井小民身上。传主吴敬梓思想中积极一面也因此而大大滋长，从而给他的创作带来了极为有利的影响。
《儒林外史》终于在这一阶段的末期完成初稿。很快，在他的朋友中就传抄开来，正如《文木先生传》中所说"人争传写之"。在阅读之余，有击节赞叹的，也有深恶痛绝的。但是任你赞赏也好，诋毁也好，都不得不承认这部小说为传主赢得了极大的声名，而《儒林外史》也将成为传世之作。在毁誉不一的舆论面前，吴敬梓的至交程晋芳在怀念传主的诗作最后却说：??《外史》纪儒林，刻画何工妍！吾为斯人悲，竟以稗说传。
程晋芳尽管承认《儒林外史》的描写"穷极文士情态"（《文木先生传》），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并且也相信这部小说将使他的友人盛名永传。然而，出自封建文士的偏见，对吴敬梓竟然依靠"稗说"而获得名声却感到由衷的惋惜。但我们却为吴敬梓庆幸，如果他未曾创作出这部传之久远的讽刺小说，几百年来又有谁知道在我们的国土上曾经产生过这样一位伟大的讽刺作家呢？世界各国进步人类又何以能够知道在莫里哀之后、巴尔扎克之前，中国文学史上也曾经产生过塑造了与这些文学大师笔下同样栩栩如生的悭吝人形象的文学巨匠呢？唐时琳在序《文木山房集》中认为科名上得意之士，不一定能久享盛名，所谓"且土得与于甲乙之科，沾沾得意以终其身者，徒以文章一日之知耳"。而"古人不得志于今，必有所传于后"，劝慰传主说："虽久困草茅，窃恐庙堂珥笔之君子，有不及子之著名者矣。"不能不说唐时琳确有眼识，与传主吴敬梓同时参加科岁考、同与鸿博之试的"博雅君子"，在今日能与传主同享盛名的怕也不多几人吧！也正如唐时琳所说："由此言之，未可谓之不遇也！"吴敬梓为我们留下这份珍贵的讽刺文学遗产，丰富了我国文学史的内容。然而，传主在做出如此巨大贡献的同时，却经历了极大的不幸。经济生活的艰辛自不必说，他是在极其孤独悲伤的境遇中完成这部小说的创作的。当时，他的长子吴烺出外谋生，只有幼子蘅叔依偎膝下，次子藜叔又正在此时病故。尽管境况极为悲惨，他却仍不停笔。对于次子的病故，敏轩是十分伤心的，遗憾的是传主有关伤子的诗词，连一首也没有留下来。倒是他的长子吴娘在乾隆戊辰十三年（1748 年）写有《梦与亡弟藜叔共饮觉而有作》：一恸今原百种哀，谁教抱恨向泉台？为言病骨经秋冷，强慰愁心借酒开。觉后泪痕珠颗颗，帘前霜气白皑皑。剧伤踪迹如萍梗，偏有精魂觅我来。
--《杉亭集》卷三可见传主次子因病而逝，从当时吴敬梓的经济状况来看，藜叔肯定没有能得到较好的医治和休养，以致"抱恨向泉台"。对于亲子过早病逝，敏轩的悲哀和伤痛是可想而知的。吴烺在伤次弟病逝的同时，对三弟蘅叔就分外思念，同年又写了《忆三弟蘅叔》诗：日落寒江暮霭生，登楼不见石头城。梦投远处离离黑，卧数残更点点清。客路依人惟有泪，他乡忆尔最关情。不如归去荒斋里，一局围棋对月明。
--《杉亭集》卷三这是为衣食之谋客居异乡时，对于生活在南京城内的三弟吴煐（蘅叔）的怀念，甚至希望立即回到秦淮水亭中去与乃弟对月奕棋。从吴娘这种心情，我们也可以推知其父吴敬梓这一时期的情绪。但传主并未被这种悲伤情绪所击倒，仍然在坚持创作。可以说，敏轩为了写成这部凝注自己心血的《儒林外史》，忍受了巨大的悲痛！
在丧子之后不久，传主嗣父的侧室程氏也病死在故乡全椒，吴敬梓也未能亲去奔丧、料理后事。这位程氏，虽为吴霖起侧室，但实在大有恩于吴敬梓。当传主前妻陶氏病故之后，他的长子吴烺正在幼年，是程氏一手抚养成人的。敏轩移家南京时，程氏虽然并未随他渡江而南，仍然独居在家乡，但与程氏有兄弟（或同宗兄弟）关系的程丽山是南京一位颇饶赀财的商人，经常在自己豪华的宅第中邀请一些知名文士举行花朝盛会。正因为程氏的关系，吴敬梓和其长子吴烺也才先后参与其会，并且在传主生活发生困难之际，也才经常得到程丽山的周济。正如程晋芳《文木先生传》中所说："余族伯祖丽山，先生（敏轩）与有姻连，时周之。"由此可见，程氏对吴敬梓的恩德可谓厚矣。但在她病逝故里时，传主没有亲往，而由长子吴烺前去料理一切。之所以如此，正是由于吴敬梓正当创作《儒林外史》的紧张关头，全书即将结束，实在无法分身，只得吩咐.吴烺前往奔丧。后事料理之后，吴烺写有《哭程媪》四首，时在乾隆十四年己巳（1749 年）。诗前小序云：媪，先王父广文公侧室也。烺幼失慈恃，养于媪，恩谊最笃。
雍正癸丑，大人挈家迂金陵，媪独留里中，败屋三楹，长斋绣佛，如老尼师焉。烺往来江上，每一相见，辄涕下交颐。今年六十有一岁矣，倏无疾而逝。烺闻凶耗，仓卒归里，为营丧葬，而悲痛无已。
用成长句，歌以当哭云尔。
其诗四首：苦节坚持三十春，岁寒始觉有松筠。繁华短梦萧凉境，贝叶寒香老病身。秋尽楼中霜月夜，恨长泉下白头人。一朝撒手悬崖畔，真向西来了净因。
曾记春朝就道时，临风老泪尚丝丝。为言后会在何日,且属前途休去迟。深巷依门添怅望，荒山策蹇动愁思。谁知此际匆匆别，便是平生永诀期。
闻赴江皋心欲摧，片帆如马渡江来。一棺已了百年事，双泪难倾千古哀。尘暗灵堂饥鼠窜，苔深坏砌野花开。盈盈月照魂衣上，谁把椒浆奠一杯。
报德难酬拊畜恩，此生饮恨竟何言。灯枯不作寒宵梦，幔卷空归永夜魂。故宅萧条看易主，前和潦草葬荒原。空箱检点遗留物，重见儿时犊鼻裈。
--《杉亭集》卷三这几首诗写得的确情感深挚，催人泪下。想来传主也不会没，有诗词以悼念如此有恩德于他的程氏的。可惜的是，敏轩四十岁以后的诗、词、文章大都散佚。但从乃子吴烺因程媪之丧而产生的极大悲痛中，也可以窥知吴敬梓的悲痛也定当同样深沉！而他却未亲往故乡经营程氏之丧，无疑是因为这部传世之作的《儒林外史》正在杀青之际。在这几年中，传主给我们贡献了这样一部不朽之作，而自己却忍受着丧失亲人的无限悲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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