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 修先贤祠
乾隆五年（1740 年）秋冬之际，传主吴敬梓以不惑之年从故乡全椒返回白下以后，到乾隆八年（1743 年）四十三岁这三、四年内虽然曾数次出游，但每次外出时间均不长久，大多时日都是住在南京秦淮水亭从事著述，并与当地名士逐日诗酒唱酬，座无虚席，文名大盛，以致被金和说成是"四方文酒之士走金陵者，胥推先生为盟主"（《儒林外史跋》）。推为"盟主"一说虽然未免有些夸美，但与南京名士诗酒集会、相互唱酬，倒是确有其事的。当然，这些文士在一起也做了一些"正经"事，修祭先贤祠就是其中重要的一项活动。
吴敬梓回南京不久，曾与诗文之士吴蒙泉、龚退庵、冯粹中、牛草衣、宋润九、涂长卿、沈瘦岑、樊圣漠、顾秋亭、戴瀚等人应励行南之召，聚会在李天泽的芦渡园中作消寒之举。这次集会，戴瀚曾写诗记叙其事，有"人于白下门边遇，酒是黄公垆上斟"、"由来此乐忘宾主，且听雄谈迈古今"、"千间厦问寒谁庇，五岳心知笑可排"、"酒力还将风力欺，高歌欲动鬼神时"、"何当共奏凌云赋，一一怜予野席攀"的诗句，从中可以想见他们不拘形迹、忘却主客，彼此痛饮畅谈、高歌吟咏的欢聚情景。此诗见于《雪村编年诗賸》卷十二《循陔集》，收入此集的诗篇作于乾隆四年己未（1739 年）至乾隆十三年戊辰（1748 年）。集中除此篇诗作以外，尚有不少诗篇记叙这些文士的集会、唱酬，如《题李蘧门板舆花径养亲图》，李蘧门即李本宣；《题程绵庄望岳图》，程绵庄即程延柞；《夜雪次吴蒙泉外史韵》，吴蒙泉即吴培源；《花朝日丽山程丈招同人燕集》，程丽山即程锦春，等等。他们或为传主知友，或为敏轩至戚，在他们每次聚会时，只要传主没有离开南京，总有他在座。吴敬粹参与这些聚会，不仅吟诗作赋，还从亲友的言谈中了解到许多人情物事，帮助他观察和体验了现实生活，从而也猎取了不少创作素材，提炼成小说中的艺术情节。例如写诗记叙他们聚会的戴瀚，其人事迹虽然未曾被传主利用，但与戴瀚有关系的人物的某些事迹，却显然被敏轩摄人到《儒林外史》中来。
戴瀚字巨川，号雪邨，上元（南京）人。自幼善诗，八岁即能成篇。从小服侍父亲在栖霞山读书，偶得佳句，即使时在半夜，也起床书写。以免遗忘。雍正元年（1723 年）乡、会试连捷，以一甲第二名即榜眼授职翰林院编修。先后典试顺天、贵州，督学福建，官至侍讲学士、南书房行走。戴巨川一度颇得胤禛宠信，受到召见，被问及家庭人事，并特令江南总督拨给二千金以养赡其母。但耐人寻味的是在雍正十三年（1735 年）"复典顺天试"时，却"坐累下刑部狱"。后被革职归里，"贫至无室可栖，而好奖进后学，休宁戴震师事之"（参见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四十、《金陵通传》卷二十九）。一度极受胤禛宠信的戴瀚，何以一败涂地？仅仅是因为科场案件所牵连？并不见得。当胤禛死后，乾隆即位之初，于雍正十三年十一月丁酉有上谕：办理天下事，务贵得其平，必是非轻重无丝毫或爽，而后可以协天理而当人心。况刑罚尤宜慎重，万不可因奉旨发审遂存迎合避嫌之心，与其失出宁为失入，而辄置人于重法也。即如戴瀚科场一案，朕因未得真情，特命王大臣会同刑部审理。今议以戴瀚闻大行皇帝（指胤禛）升遐之后，言笑自若，照忌辰演戏之例，拟斩监候具奏。戴瀚如科场舞弊果真，即宜置之重典，若场中谈笑自若，乃无实际可凭者，岂可因此入重罪乎？况比照忌辰演戏之例，更不相符。
--《东华续录》乾隆二戴瀚曾受胤禛优礼，而闻其死，居然"言笑自若"，似乎不合常情。但若了解戴瀚岳丈的情况，蛛丝马迹，就不无可寻了。他的妻子是周??之女。??字崑来，原籍河南，工画山水人物，尤善画龙马，时人侯学诗有《题周??画龙歌》（见《金陵诗征》卷二十三），高度赞扬他的画龙技艺。王应奎《柳南续笔》卷二中也叙及他的画龙故事：周??，字崑来，江宁人。善丹青。康熙中，以画龙著名。尝以所画张于黄鹤楼，标其价日一百两。有臬司某者，赏玩不置，日："诚须一百两。"??即卷赠之，日："某非必欲得百金也，聊以觇世眼耳！公能识之，是某知己也，当为知己赠。"由是遂知名。其画龙烘染云雾，几至百遍，浅深远近，隐隐隆隆，诚足悦目。或谓画龙以云胜固为得之，第烘染太过，犹非大雅所尚耳。
--"周??画龙"条从此条所记，周??擅于丹青已可知，而他为人之豪爽亦可见。在《金陵通传》卷二十九、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四十三中都有他的小传，府志小传说他的"枪法尤擅名"。这还不打紧，精于枪法而又图谋不轨，那就不能见容于封建王朝了。浙江总督李卫奏折说："江宁省城正月间，屡有盗劫之事"，其中"不轨之徒，以符咒惑人，各处煽诱，江、常、镇、苏、松等属以及浙、闽，皆有声气相通"。而这些不轨之徒的主要人物则是"甘凤池、周??来等十余人"，其中尤以甘凤池"苍猾异常"，不但"颇晓天文、兵法"，而且"武艺高强，各处闻名，声气颇广"，因而被封建统治阶级视为"江浙好事悖谬之人""莫过于现在拿获之甘凤池等各犯"了（见雍正《硃批谕旨》七年十二月初二日、八年二月初八日）。戴瀚的岳父周??既然与甘凤池等人同为"不轨之徒"的首要分子，他被借故革职自也属必然。吴敬梓在与戴瀚交游中也自然知晓在同一城市中发生这些事件的详情，对其中主要人物的活动也会有所闻。《儒林外史》中凤四老爹这一形象显然也糅合了甘凤池的某些行事，除何泽瀚《儒林外史人物本事考略》、拙作《吴敬梓研究》中所列举的材料以外，此处再选录笔记一则，可以以之与《儒林外史》中风四老爹解救贩丝客人被船家少妇所骗的情节（五十一回）相对照：甘凤池以拳术名，??尝误入盗船，佯醉偃卧，盗投诸水，缘漂木而登，拾道旁巨石遥拟，中桅覆舟，盗众尽歼。??--李伯元《南亭笔记》卷三在传主吴敬梓笔下，"盗船"显然就成为贩丝客人被骗的乘船了。
乾隆五年（1740 年）冬季举行的消寒小集中的人物，大多与吴敏轩有交往，其中尤以吴墙源与传主关系最为密切。吴培源，字岵瞻，号蒙泉，江苏金匮（今无锡）人，乾隆二年（1737 年）丁巳科三甲赐同进士出身，授职上元县教谕（据《江苏诗征》卷十五小传、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二十二）。以进士身份而为县学教谕，得官可谓低下，培源颇有牢骚地写了两首《释褐后得教职感赋》诗：坐拥湖山化雨天，人称散吏宛如仙。君能知我才堪此，臣不如人壮已然。芹壁管弦开绎帐，杏坛霜露列青毡。腐儒通籍犹如故，只合生涯在砚田。
一曲霓裳舞大罗，众仙同日佩鸣珂。老尝蔗境甘犹少，春到梅边暖不多。已向儒林沾雨露，不教宦海落风波。郑虔本自甘樗散，好向清时乐啸歌。
--《梁溪诗钞》卷三十四但是当他来到人文荟萃之乡出任县学教谕之后，与芸芸士子接触极频，诗酒唱和，相得甚欢，多少也消除了一些抑郁之感。传主吴敬梓对他十分钦迟，金和就说敏轩"生平所至敬服者惟江宁府学教授吴蒙泉先生一人"（《儒林外文跋》）。在《文木山房集》中还保存有《赠家广文蒙泉先生》诗：吾宗宜硕大，分派衍梁溪。名字标黄阁，纶音降紫泥。清才堪禁近，课士且卑栖。系马春风暖，衔杯月影低。槐阴看觶集，柳外听乌啼。钟阜邀词藻，秦淮净品题。微吟惊候吏，奏绩付诗奚。大雅将沦落，斯文赖整齐。昔年贤使相（谓嵇相国），投分几招携。
岂合甘萧散，应难得久稽。声称盈玉殿，依旧赴金闺。
传主吴敬梓一向以泰伯后人自居，因而与无锡吴氏亦可谓同宗。所以诗中先交代此节；接着赞扬了蒙泉的才高学深，而同情其得职低卑；下面又叙述几年来他们同在钟山秦淮胜处品题的雅事；还对蒙泉"整齐"斯文的课士重任，予以莫大期望；再回忆当年蒙泉被嵇相国引为知己的往事，最后点明蒙泉将离任赴京述职一节。所谓的"嵇相国"，是指无锡（一作长洲）嵇曾筠。曾筠字松友，康熙四十五年（1706 年）进士，雍正元年（1723 年）人值南书房，兼上书房行走，五年（1727 年）兼管山东黄河堤工；七年（1729 年）授河南山东道总督，兼管运河；十一年（1733 年）授文华殿大学士，兼吏部尚书，仍总督江南河道。在吴蒙泉考中进士之前，曾被他召入幕**事，宾主十分相投。敬梓诗中所谓"昔年贤使相，投分几招携"就是指吴培源这段经历。传主于乾隆五年（1740 年）冬季与吴培源在李天泽的芦渡园中小聚以后不久，转眼过了新年。乾隆六年（1741 年）正月，再次与吴培源相聚小饮，并有联句记叙他们相会时的情景：
蟾魄出林薄（吴培源），板桥烟霭生。水纹冰已泮（吴敬梓），
云叶雨初晴。钟阜含轻碧（源），江潮荡远清。凤楼帘影动（梓），
鹿苑塔光明。香冷寻梅坞（源），宵长拥竹罂。灵辰宜刻燕（梓），
逸兴且骑鲸。节近烧灯市（源），人游不夜城。莺花催淑景（梓），
萧管奏升平。巷是乌衣旧（源）.歌翻白练轻。渡寒桃叶去（梓），
门掩柳枝横。断础缠芳草（源），丛祠长杜蘅。菜佣犹冶习（梓），
鞠部按新声。押客谁江总（源）？佯狂忆步兵。山川留我辈（梓），
风月自多情。薄宦同樗散（源），穷途爱采荣。空传贾岛佛（梓），
谁荐子虚名？且约探春侣（源），相期载酒行。青郊飞布榖（梓），
绿树听仑庚。放志还舒啸（源），闲吟喜载。今宵浑不寐（梓），
参昂烂前楹（源）。
--《辛酉正月上弦与敏轩联句》，见《会心草堂集》诗四
这首联句反映了他们两人的出处虽然各不相同，但对彼此的才情却相互推崇，同时也表示了对彼此失意的惋惜，还反映了他们一起度过的萧管夜游、钟阜探春、佯狂畅饮、闲吟新声的闲散生活。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位虽是文士，一为县学教谕，一是诗坛盟主，但他们所接触交往的人并不尽是文士，除了上面提到的为封建统治者侧目的戴瀚而外，还有不少社会下层人物诸如歌儿舞女、演员伶人。在他们诗作中留有姓名的则有王宁仲，这位垂老沦落的老伶人有时闯入这些文士的诗酒会集，兴之所至，或细声曼调歌一曲，或面施粉墨演一场，颇得这些文士的好评和同情，传主敏轩特地写下一首长诗《老伶行》赠送给他。这首长诗并不见收于传主的《文木山房集》中，倒是在吴培源的《会心草堂集》诗卷四中保存着。此诗是了解吴敬梓思想感情的一份很重要的资料：圣皇峻德如云日，赤雁歌成白麟出。游河巡洛迈唐虞，御字升平六十一。乘舆六度幸江南，贝叶三花华盖含。勾陈列宿湛卢剑，陪辇词人玳瑁簪。驻跸金陵佳丽地，旧京凭吊思明季。乐舞云门祭孝陵，行官夜半喧歌吹。中有伶工最少年，歌喉百啭圣人前。幽咽如闻陇头水，嘈切琵琶四十弦。忽然灵威歌天马，行云自止尘飞下；宫女私惊声绕梁，侍臣共见颜如赭。君王亲顾赐缠头，中使携来宠渥优。几日銮舆渡江去，从兹鞠部姓名留。鞠部从兹羡荣遇，秦青咸黑都相妒；下里喧传郢市歌，何人敢学邯郸步。本朝家法重明良，偶尔伶工一擅场，新磨安敢呼天下，幡绰焉能侍上皇。鼎湖龙去曾偷泣，当日御阶看鹄立，梦里犹闻天语呼，潦倒梨园自于邑。潦倒梨园五十年，萧萧白发暮江边，诛茅自构三间屋，种林新营二顷田。
莳花插竹时酣酒，往事追思曾回首。浓绿参差盼帝梧，嫩黄摇曳瞻尧柳。有时乘兴入豪家，欣看绰板间筝琶，不知匿笑缘何事，为道流诞逢麴车。今年城北花朝会，鶣拉纷无赖。四座都为失意人，老伶阑入欢声大。银烛重烧眼倍明，蹒跚两足不成行，参军邦老新装就，缓步氍毹歌一声。一声歌罢群称善，都缘曾侍瑶池宴，似从天上谪人间，屈指流年若飞电。我语老伶声勿吞，曾受君王赐予恩，才人多少凌云赋，白首何曾献至尊？酒阑烛跋笙歌歇，行到板桥珍重别，曾见当年歌舞谁，秦淮流水钟山月！
这首七言古诗大约作于乾隆七年王戌（1742 年），传主吴敬梓时年四十二岁。这年春初，他刚从淮安程晋芳家作客回南京不久，二月花朝日又与南京的一些名士吴培源等人聚会。会后特地写了这篇七言赠给这位老怜人。吴培源《会心草堂集》中题为《老伶行赠七十八叟王宁仲》，后来杨仲羲在《雪桥诗话》余集卷四中曾录入这首诗，但诗题误为《赠八十七叟王宁仲》。从诗的内容和写作时间推断，王宁仲既然在乾隆七年已有七十八岁，而潦倒梨园的生涯倒有五十年左右，那么当其"少年"时迎候"南巡"的皇上绝对不会如某些著述所说的那样是第六次南巡时的乾隆帝。诗中明白交代"御宇升平六十一"，必为圣祖康熙无疑。据《清史稿·圣祖本纪》所载，玄烨分别在二十三年十一月、二十八年二月、三十八年四月、四十二年二月、四十四年四月、四十六年三月前后六次南巡驻江宁。但明文记其祭奠明陵的只有二十三年（1684 年）、二十八年（1689 年）两次。《老伶诗》一诗写作时，王宁仲既已七十八岁（乾隆七年， 1742 年），而又说明他自从在孝陵君王之前演出以后潦倒江湖已有五十年左右，那么王宁仲的侍驾不是在康熙二十三年（下距乾隆七年已有五十八年，宁仲二十岁），就是在康熙二十八年（下距乾隆七年已有五十三年，宁仲二十五岁）。但从诗中所说"中有伶工最少年"来考虑，应在康熙二十三年，宁仲二十岁时。诗的前半篇就叙述了少年时代王宁仲在玄烨南巡祭奠孝陵之际，半夜奉召人行宫为玄烨演唱，娴熟的技巧，使得"四十弦"的琵琶如陇头流水倾泻而出，声遏行云的轻歌绕梁不绝，使得龙颜大开，宫女惊叹。而这位少年伶工也就得到内监送来的君王的赏赐，从此在南京曲坛上享有盛名。但为时不久，玄烨病死，宁仲也就潦倒不堪。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伶工"也白发萧萧，无人知晓了。他在江边经营了三间茅屋，种了一些可以酿酒的秫。在这次文士聚会时，他突然而来，在座的失意文人见到宁仲，无不欢迎，重新点燃起了银烛，请他随意演唱一番。宁仲虽已老迈，行动不便，但演出依然相当成功。这次聚会是在南京城北地区举行的，而宁仲却住在城南与秦淮水亭相距不太远的板桥附近，所以聚会散了以后，他与吴敏轩边走边谈，一直走到板桥附近才珍重道别。在这次谈话中，传主吴敬梓了解到宁仲的身世际遇，也联想到自己的坎坷不幸，在诗的最后感慨万端他说道："我语老伶声勿吞，曾受君王赐予恩。才人多少凌云赋，白首何曾献至尊。"这里，既有对王宁仲后半生潦倒江湖的同情和慰藉，也有为他前半生遭逢圣祖宠爱的庆幸和歆羡，同时还流露了传主自己这样一类的"才人"，虽然创作了多少"凌云赋"，却从未有机遇可以献给"至尊"的慨叹。显然，传主在为王宁仲一洒同情之泪中也包含着自己的泪水。从吴敏轩这首七古之中，我们也可以了解到尽管在四十岁前后，他对科举制度的弊端已有相当程度的认识，并表示自此再不从中谋求出路，然而他毕竟是封建时代的儒士，出身于累代仕宦之家，每逢念及自身报效无门时，总难免要不自觉地伤感一番。
吴敬梓这首《老伶行》写好以后，随即在友人中流传。不久之后，吴培源为之写了两首绝句《题敏轩老伶行诗后》：崔九堂前一曲歌，落花时节奈君何。白头应记升平乐，甘载江南望幸多。（原注：圣祖南巡凡六次）
零落才人献赋迟，兴酬翻出老伶诗。良辰好贳旗亭酒，赌取黄河远上词。
第一首七绝以杜甫《江南逢李龟年》诗意，比喻王宁仲曾得康熙宠爱，也如李龟年受到玄宗赏识一样。第二首七绝则称传主吴敬梓为"零落才人"，献赋不成，难免迟暮之感，同时以写作《凉州词》的王之涣比喻敏轩。杨慎在《升庵诗话》中认为"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仞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这首诗的主旨，是"言恩泽不及于边塞，所谓君门远于万里也"。吴培源以王之涣喻传主，实在是包涵了他们两人同不见重用的身世之感。
后来，在传主病故以后，他的友人王又曾还对这首《老伶行》七言古诗又作了很高的评价：一首老伶吴祭酒，几篇乐府白尚书。人间具眼定能辨，论属盖棺非面誉。
--《韦吴征君敏轩文木山房诗集后》，见《丁辛老屋集》卷十二把吴敬梓这篇七古比作清代江左三大家之一的吴伟业的诗作，因为吴梅村曾经写了不少有关艺人的诗篇，如《赠苏崑生》、《楚两生行》等；又将这篇为下层人物写照的《老伶行》比作唐代大诗人白居易的新乐府，因为新乐府中也有不少描绘社会下层的诗篇。这样的评价对于并不以诗歌见长的小说作家传主吴敬梓来说，是相当高的推崇了。实际上，在现存的吴敬梓诗词作品中，这首七古也确实是思想内容比较充实的一篇。
总之，自从吴培源来上元县任"学老师"以后，与此时仍为老生员的传主一直脱咯形迹，往来密切，相互唱酬。到了这年（乾隆七年， 1742 年）除夕，吴培源又邀请敏轩来家守岁，两人倾诉近年来遭遇，为这各自年华老大仍然或浪迹天涯或羁栖一隅而深为叹息。敬梓在除夕之夜，即席填了一首《满江红》词，此词作虽未保存下来，但吴培源《除夕和敏轩韵》的一首《满江红》却存于《会心草堂集》中：钟阜秦淮，喜坐啸六朝名郡。仿佛见：旧时王谢，风流东晋。
三载羁栖同浪迹，一官落拓空霜髩。觉年来，冲淡是襟期，无悲愤。
团子妇，陈椒酝；盘苜蓿，传清韵。望故园春色，碧山云近。老我不才宜懒慢，任他捷足夸神骏。拟一江烟水赋归来，甘肥遁。
吴蒙泉在这首词中，既推崇了敏轩深厚的才情，也抒发了自己赋归的愿望。尽管从字面看似"无悲愤"，其实正反映了他们的悲愤已到极点，只不过是以类似辛弃疾词作"而今识尽愁滋味，欲说还休"的表达方式将彼此的感情表露出来罢了。这次彻夜长谈，已全然泯灭了他们两人一为"学老师"一为"生员"的形迹，如同彼此深刻了解的老友一样，相互抒发心中的耿耿不平，较之去年正月上弦两人联句中所反映的彼此关系已更为密切。虽然他们今后也还经常相聚，但象这次通宵达旦的促膝深谈，在此后的日子中也很少有了。不过，从此两人已洞晓彼此肺腑，并不在乎形式了。大约在乾隆十一年（1746年）秋冬之季，吴培源在任上元教谕整整八年之后人京述职候选，传主和戴瀚以及南京一些其他名士为他饯行，并有诗赠别，戴瀚还以左手书写送别之作，在《雪村诗賸编年》卷十二《循陔集》中有《李西眉目诗索余左手分书依韵答之》三首之二：病骨三年未易亲，曾于惜别致谆谆。何当燕市金台路，传看阳关而浥尘。
雪村自注：丙寅冬日，吴蒙泉外史入都，立索送别之作，急就左书，京师旧游，竟相传赏，真不虞之誊也。
"丙寅"，即乾隆十一年。在《会心草堂集》中，吴培源也有《丙寅秋季余将入都门，雪村学士暨诸君子招饮顾生惕园亭，分赋赠别，余得紫微调》、《丙寅十月入都赴调??》等诗作，可见吴培源确在此年离开南京赴京候选。《循陔集》所收诗作起自乾隆四年，止于乾隆十三年。在此首之前，雪村诗作中还多次提及与吴培源等人燕集的情景，在此诗之后却很少见有。传主吴敬梓也为吴培源人京写有《送家广文先生俸满人都谒选》一诗：清江帆重秋烟起，君令北上长安市。长安卿相交相称，卓鲁龚黄执鞭箠。君行何匆匆，别意临西风。邮亭一祖送，感激心忧忡。
金陵八载欢相聚，诗筒酒盏无朝暮；桃叶轻阴泛小船，梅花香霭吟新句。君之爱才久益坚，有如铁纲罗深渊；独惭小子苦窳器，何幸大匠亲陶甄。人皆贱我虞翻骨，惟君顾之神发越；人皆笑我原宪贫，惟君姁之回阳春。人生知己不易得，何况情深骨肉同天亲。歌亦不能长，泪亦不能堕。梦魂泪随千里遥，云山万叠愁中过。君不见，邻家失母儿，暂时不见涕交颐。亦知后会应不远，无奈尊前离别悲，从今踯躅宫墙外，忍见墙头桃李枝。
吴培源因任职上元教谕而移家金陵之事，大约在乾隆三年（1738 年）。在任一段时间后，方才与传主敏轩相识，并有所往还，冉进而诗酒唱酬，到乾隆十一年（1746 年）恰恰八年，所以诗中说"金陵八载欢相聚"。但此诗却被误收入传主长子吴烺的《杉亭集》中，周德恒在《读〈杉亭集〉札记》一文中，将之归还原作者吴敬梓，考证颇为精详可信。此处再为周说略作补充：诗中的"人皆贱我虞翻骨"，与吴敬梓在《秋病》四首中所述"屯贱谁怜虞仲翔"是一致的。既然传主以虞翻自拟，乃子吴烺似不会再以虞仲翔自拟。虞翻字仲翔，《三国志·吴书》有传，由于吴敬梓的生平为人与他颇多类似之处，所以常自比为虞仲翔。如虞翻为浙东余姚人，吴敬梓在《移家赋》中也说明自己先世"久发轫于东浙"，虞翻不就曹操征辟，吴敬梓也未应鸿博廷试；吴敬梓被迫离开故乡全椒，虞翻也曾被徙交州；虞翻"性不习俗，多见谤毁"，而吴敬梓也有"灌夫骂座之气"，以至"竟有造请而不报，或至对宾而杖仆"（《移家赋》）；吴敬梓晚年"治经"（程晋芳《文木先生传》），著有《诗说》，而虞翻则是有名的经学家，著有《易注》，等等。由此看来，此诗确为传主吴敬梓所作无疑。这一年培源已为五十九岁，而敬梓则为四十六岁；同时吴培源身为县学教谕，而敬梓则为普通生员，因而诗中有"情深骨肉同大亲"、"忍见墙头桃李枝"的叙写，正符合这两人的身份和感情，确实介乎师友之间、类似父子之亲。在诗中，吴敬梓对自己屡遭世人白眼惟受培源赏识的感激之情，溢于言表；对这样一位陶冶自己的师友的别去，则黯然神伤。吴培源赴京述职不久，在乾隆十二年（1747 年）被派浙江任余姚县令，次年即乾隆十二年（1748 年）又调为遂安县令，在遂安任职大约五年左右，于乾隆十七年（1752 年）六十五岁时就告老退休，直接回故乡无锡去了。当培源返乡后两年左右即乾隆十九年（1754 年），传主吴敬梓就病逝扬州。在吴培源任职遂安时，吴敬梓曾去浙江拜访他，旅途中曾游览了杭州，并写有《西湖归舟有感》一诗：满地霜华满舵风，桑阴零落稻粱空。浓沾两袖西湖雨，洒向烟波月色中。
此诗虽未见收于四卷本的《文木山房集》，但陈古渔的《所知集》、朱绪曾的《国朝金陵诗征》、张泰枫的《国朝千家诗》等均已收入，唯个别字词有所不同。从吴敬梓一生行迹、晚年的经济窘迫以及他和培源的交谊来考察，此次浙江之行，除了探访故交叙旧以外，还有请求充任知县的吴培源赀助生活费用的用意。
这一时期内，与传主在南京唱酬交往的文士还有朱卉（已见上文）以及顾秋亭、樊圣谟等人。顾秋亭与涂长卿都是南京本地诗人（涂长卿，见下文）。顾秋亭名国泰，上元人，康熙五十年（1711 年）辛卯科武举人，五十二年（1713年）癸已科武进士，官侍卫，后以武科改授文职，为光禄寺少卿，著有《乐易堂集》。当吴敬梓另一友人王溯山东庄幽居落成之际，他曾写有长诗，赞美王溯山不慕荣利的澹泊性格，也曾和王溯山一同到离敏轩秦淮水亭不远处的环溪草堂聚会，而环溪草堂主人则是吴敬梓移家不久后就结识的另一位诗友姚莹。至于在李天泽芦渡园消寒小集中出现的滁州冯粹中，名祚泰，他虽不是南京土著学人，但却长期寄寓在金陵钟山书院。冯粹中和吴敬梓及其长子吴烺两代均有交往，在他中举前，每逢科岁考，总要回滁州参加，又大都与吴烺一同从南京出发，乘夜船直抵滁州。在他逝世后十三年，吴烺还有诗回忆这一段经历：老辈难忘冯敬通，鞭驴夹策逐秋风。小船一叶当中坐，望见乌衣夕照红。
--《归里杂感》之四，见《杉亭集》卷九冯粹中读书钟山书院时，曾经自携干粮，步行考察淮河、黄河流经的地区，探究治理淮、黄二水的办法，著有《治河前后策》四卷，前策三十篇，详细叙述历代迁徙情况并评说其得失；后策十一篇，则条分缕析地论述当前存在的利弊。直到乾隆十七年（1752 年）王申科，他在北闱乡试中才考取顺天举人，授职正白旗官学教习。但不久之后就病死都下。冯粹中与吴敬梓的交往，虽然没有在《文木山房集》中留下痕迹，但传主在创作《儒林外史》时却采撷了不少他的经历，例如马纯上游西湖遇"神仙"的情节，显然是根据冯粹中的一段遭遇而改制，在他死后，程晋芳的挽诗中就曾提及此事：春园杏压鬓鬅鬙，谁料承尘鹏示征？海上松期方本幻，家中文字焰犹腾。贫深旅次丧无主，病入残春鬼可憎。谁遣余魂慰邱首？
黄河冰色晓凌兢。
--《闻滁州冯粹中没于京邸，诗以哭之，并告诸友谋归其丧》，见《勉行堂诗集》卷六"海上松期方本幻"句后，程晋芳有注说："冯曾遇假仙于浙水。"由此可见小说中有关马二先生的某些情节，的确是从冯粹中的经历中提炼出来的。传主与这些诗文之士经常聚会，在吟诗作赋、饮酒畅谈之中，也就增进了友谊，加深了了解。他们的遭遇见闻，为敏轩创作《儒林外史》提供了大量的素材。同时，他们的生活意趣和学术思想，乃至对社会现实的认识和评价，相互之间也产生了程度不等的影响。戴雪村诗中写到的樊圣谟，就曾对传主的思想产生比较大的影响。
樊圣谟名明徵，字轸亭，原籍江苏句容。父名长梿。明徵伯父早年在南京普德寺出家为僧，但颇通文墨，著有《经颂随笔》，被时人称为"怀远大师"。明徵在句容时已是贡生，由于伯父怀远大师的因缘，得以侨居金陵，并且能与南京的一些名士交往唱酬（参见续纂《句容县志》卷九）。明徵极为博学，除对古礼有深湛的研究以外，还擅长金石之学，书法也极精，曾得到袁枚的赏识，称赞他"博学好古，尤精篆隶之学"。袁枚所藏的两汉金石文字，大都为明徵所赠。当明微故后，袁枚曾写有挽联："地下又添高士伴，生前原当古人看。"（《随园诗话》卷一）。袁枚还把他和敏轩另一友人周榘同视为金陵"二贤"（《慢亭周君墓志铭》，见《小仓山房续文集》卷二十六）。传主吴敬梓晚年所作《金陵景物图诗》二十三首，就由樊圣谟在乾隆十八年（1753 年）前后分别用二十三种碑帖字体写录。而这二十三首诗并不见于四卷本的《文木山房集》，幸赖明徵的写录才得以保存下来。他和传主吴敬梓，以及敬梓极为钦佩的友人程廷祚三人经常在一起研究学术，讨论礼制。即使一时不相晤面，也有书信往还，彼此交换意见，相互切磋。南京谈姓人家有丧事，樊圣谟变革古礼，在谈家丧事祭奠之际，居然"为奏声乐"，而且还邀同吴敏轩一同参加这次革新礼制的活动。传主吴敬梓更置古礼于不顾，作了一篇《大招》，为死者招魂。圣谟和敏轩"制礼作乐"的革新措施，却招致了程廷祚的反对，他在《与友人樊某书》、《答友人樊某书》（见《青溪文集》续编卷四）中一再劝诫圣谟切勿作此种尝试，他担心"倘一旦而议者以足下所行之丧礼，遂与僧道之经醮、梨园之搬演并讥失礼；则既累足下，又累古礼，此仆之所大惧也。故敢冒渎，伏冀垂察改正。"他还请圣谟转告敏轩："《大招》之作，乃楚之累臣创为之以述悲哀者，岂丧礼所可用而云古有是事乎？"程廷祚还说："敏轩所作《大招》，亦近游戏，古无其礼。"从这些学术信札中，我们完全可以知悉传主敏轩曾与圣谟一起对丧礼进行某些改革，但并没有与程廷祚取得一致的意见。但是，在有些问题上，他们三人的见解还是相同的，这就是修复先贤祠并开展祭祀活动。
吴敬梓的先人屡有修建学宫的善举，这对传主自有其不可忽视的影响。
他的族曾祖吴国缙出任江宁府学教授时，曾捐赀兴修江宁府学；他的嗣父吴霖起出任赣榆县学教谕时，也曾以俸银增修赣榆县学，而且其时敬梓也正在赣榆，亲睹其事。如今传主移家金陵，身为一名普通生员，在一般情况下，当然无从参与修建学宫一类的活动。但南京不少学人此时正在酝酿、倡议修复先贤祠，于是吴敏轩就参与其事了。关于传主参加修复先贤祠的活动，在有关资料中都有记载：??先生（谓敬梓）又鸠同志诸君，筑先贤祠于雨花山之麓，把泰伯以下名贤凡二百三十余人，宇宦极宏丽，工费甚钜，先生售所居屋以成之。
--金和《儒林外史跋》??江宁雨花台，明所建先贤祠在焉，祀吴泰伯以下五百余人，岁久，圮矣。征君（谓敬梓）与同志议复其旧，赀弗继，则独鬻全椒老屋成之。
--顾云《盋山志》卷四??江宁雨花台有先贤祠祀吴泰伯以下五百余人，祠圮久，敬梓倡捐复其旧，赀馨则鬻江北老屋成之。
--张其濬《全椒县志》卷十这些记载都表明传主吴敬梓确实参加了这一活动。
传主之所以参加修复先贤祠并进行祭祀活动，是具有一定的思想基础的。
从学术思潮来看，由于明清之际释道势力曾一度有所扩张，当时一些进步的思想家对这种现象十分不安，也极为不满，进而痛加批评，不断抨击。尽管他们的出发点并不完全一致，但在反击释、道势力这一点上却有相同的表现。无论黄绾、顾炎武、颜元、李塨，他们对释道异端是深为不满的，特别是颜元、李塨反对尤力。颜元在《存治篇》中专门写有"靖异端"一节，提出绝由、去依、安业、清蘖、防后、杜源、化尤、易正、明法等九种措施清除佛老左道，主张"明先王之道以教之"，从而使"风淑俗美，仁倡义明"。在《存人编》中又写有"唤迷途"一节，对受惑不深、受惑渐深、西城番僧、名儒心佛、教门左道等五种不同对象，分别晓以利害。惊醒迷途，唤其回头。他们之所以反对理学，在相当程度上就是因为程朱理学已"为佛氏所染，为世人恶习所混"（《存性编》卷一）。李塨更指斥理学"实为二氏（佛老）潜移而不之觉"（《恕谷年谱》卷二）。这些思想言论，对传主吴敬梓自当产生巨大的影响。但是将这种对释道异端的思想批判，转化为崇敬儒学正宗的修祠祭祀活动的倡导，而又对传主产生巨大影响的却是吴敏轩的至友程廷祚及其父程京萼。
程京萼生于顺治二年（1645 年），康熙五十四年（1715 年）七十一岁时卒。京萼字韦华，号祓斋，原籍安徽新安（今徽州）。京萼的祖父虞卿迁居金陵，遂为上元人。父莘乐，字任之，原为明朝生员，入清以后未再出任，而去浙江经营盐业，以此饶有家财。不过，莘乐虽为盐商，但极重斯文，曾组织崇文社，以文会友；还倡建紫阳书院，崇祀朱熹。当京萼出生之后，家道开始中落。京萼成人以后，竭力奉事双亲，不令甘旨有缺。曾有人荐举京萼人京为官，他以不能远离膝下坚决辞去。他的母亲病故时，京萼已近五十，才开始纵游山水，江汉、滁宣、淮扬等地都曾涉足。程京萼为人鲠直，敢于面斥人过。嗜于览读，擅长作文，尤精书法。友朋中有贫困无以为生者，他则每月写几幅字相赠，让他们鬻售以维持生计。为此，曾有人以重金请他伪作董其昌墨迹，他却严词拒绝："吾生平不解作伪！"江宁织造曹寅曾经想罗致他，他亦拒不前往（参见《青溪文集》卷十二《先考祓斋府君行状》、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三十六、《金陵通传》卷二十九）。袁枚曾为他的《野处堂文钞》作序（见《随园文集》卷十一）。程京萼一向主张为泰伯立祠并予祭祀，他在《金陵祀典议》一文中说：夫国有淫祠而弗禁，与古先圣贤当祀而废弗举者，均失礼也。
迩年以来，吾目所见旱干水溢饥荒凶札民间所祷祠报赛者，未必皆正其当祀之神，而庙宇众多，一方以数十计，则黩祀也。黩祀虽正而亦淫也。淫与黩交争则当祀而弗克举者，敢谓其无哉！吾金陵于古为扬州之城，禹迹所至，睹江山之奠丽而叹。禹之明德远矣。二帝三王之泽皆在中原；江左僻处荆蛮，自泰伯窜居而后风气日开，文明渐著。万世之学，以孔子为宗；而孔氏之门，惟子游为吴人，志谓上元县东二十余里有子游里。大禹有平成天地之功，泰伯作君作师，子游以文学衍圣人之传，议祀典于金陵，舍二圣一贤，其谁先之？??在这篇文章的后半，他批评了"六朝崇尚佛老，未足与议"；南宋建先贤祠，又"未遑详考，以泰伯降与后世往来游宦者同列"；"明太祖创基金陵，制礼作乐"，却也未曾议及此二圣一贤，认为"当时议礼之臣何其陋与"。因而，程京萼竭力主张为大禹、泰伯、子游等"圣贤"立祠祭祀。他的主张，其子廷祚必当为之宣扬，因而敏轩自必受到影响。
在学术界对释道势力扩张以致侵凌到儒学正统地位表示了极其不满、并且大力尊崇儒学以与之对抗的同时，清王朝统治者为了维护封建统治秩序，也一方面采取了尊孔读经的措施，以笼络广大士人。顺治元年（1644 年）封孔子六十五代孙孔允植为"衍圣公"；九年（1652 年）福临亲临国子监"释典先师孔子"（王先谦《东华录》顺治十八），推崇六经是"帝王修身治人之道"（《清世祖实录》卷十五）。康熙继位之后，对于维护君君臣臣秩序极为有利的程朱理学更大加肯定，认为"古今讲道学者甚众"，只有"朱子洵称大儒"（《清圣祖圣训》卷五），宣称朱熹之学是"集大成而绪千百年绝传之学，开愚蒙而立亿万世一定之规"（《御制朱子全书序》）。另一方面，又对释道势力一再加以限制。康熙十八年（1679 年）颁行上谕十六条，其中就有"黜异端以崇正学"一条。所谓"异端"，主要就是指释道而言；所谓"正学"，就是指孔孟、程朱之学。康熙二十五年（1686 年）"诏毁天下淫祠"（《清史稿·圣祖本纪》），次年（1687 年）又有禁止僧道邪教之谕：至于僧道邪教，素悖礼法，其惑世诬民尤甚，愚人遇方术之士，闻其虚诞之言，辄以为有道，敬之如神，殊堪嗤笑。俱应严行禁止。
--王先谦《东华录》康熙四十康熙四十二年（1703 年）严禁喇嘛"取民地以广庙字，有碍民生，其永行禁止"（《清史稿·圣祖本纪》）。胤禛继位以后，情况稍有变化，一度有意识地倡导禅学，刻佛经，选语录，自号圆明居士，企图以政教合一的手段用夷变夏，达到加强对汉族人民统治的目的。但为时不久，弘历即位之初又痛斥释道势力，在雍正十三年（1735 年）十一月辛丑上谕中说：夫一夫不耕，或受之饥；一女不织，或受之寒。多一僧道，即少一农民。乃若辈不惟不耕而食，且食必精良，不惟不织而衣，且衣必细美；室庐器用，玩好百物，争取华靡；计上农夫三，肉袒深耕，尚不足以给僧道一人，不亦悖乎？
--王先谦《东华录》雍正二十六当然，清王朝采取这些政策是出自维护和加强他们封建统治的目的，但在客观上与当时学术界中批判释道、尊崇儒学的思潮也有一致之处。
南京的先贤祠原在青溪之东，为宋代开庆元年（1259 年）制使马光祖所建，数代以后渐渐颓毁。明代焦竑向大学士李廷机、叶向高建议修复，朝廷乃命祠部祭郎葛寅亮于普德山后建先贤祠。不久之后再度圮坏，境地又极幽僻，乃成为宵小之徒藏身之处。因而某县丞索性将所剩的砖瓦梁柱取去修理廨舍，先贤祠更废为平地（参见乾隆十二年《江宁新志》卷十、光绪六年《江宁府志》卷十三、《金陵待征录》卷二）。与传主吴敬梓一起曾经研讨过古礼的樊圣谟此时正寄寓在普德寺中，此寺与先贤祠同在普德山上。《金陵梵刹志》卷三十八有如下的记载：普德寺在都门外南城地，东去所统报恩寺一里，东北去聚宝门一里半。??前后山苍翠环逼，松林茂深，时坠秀色，旁接雨花之胜。
樊圣漠朝夕目睹倾圮已久的先贤祠，因而在士人中发动修复此祠。吴敏轩闻讯以后，十分积极地参与其事，甚至不惜卖去全椒老屋以赀助修建。
当时的学术思潮和朝廷功令，对吴敬梓自当产生一定影响已如上述。何况，全椒吴氏还有着崇信儒家思想的家庭传统，而且传主又以这种传统为足自豪。在《移家赋》中就说自己"高祖为仲雍九十九世孙"，也就是说是孔子所推崇的泰伯的后人。他的高祖吴沛曾致力于孔孟、程朱之学，传主怀有深情地赞美他能"绍绝学于关闽，问心源于邹鲁"。其后，敏轩的历代先人也都是以儒为业、遵循儒家传统行事的。传主本人也一再表示要恪守这样的传统，在《遗园》四首中一再表示："辛苦青箱业，传家只赐书"；"每念授书志，其如罔极何"；"治生儒者事，谋道古人心"。因而，一旦他的友人提出修复先贤祠祭祀泰伯等贤人，以之与释道势力相抗拒，他自然乐于参加是举了。此外，传主的曾祖吴国对的至交、诗人施闰章在康熙九年（1670年）曾写有《金陵先贤祠堂歌》，历叙先贤祠兴废的历史。这对一向尊崇先人的吴敏轩，自当产生一定影响。这首长诗云：崇把杰阁南山前，问谁祀者惟先贤。在宋开庆实肇始，旧基结构青溪边。泰伯以还人四十，封爵 姓氏人题镌。欲延血食垂香火，供祭土田维七千。重典何时遂湮废，南郊再祀神宗年。议复维焦与李叶，祠祭经营分俸钱。朱堂冠山下俯寺，长于塔影檐端悬。书屋茅亭次罗列，灿然气象联星躔。丹非徒耀耳目，荐蘋酹酒皆留连。
廉顽立懦此风好，百年芜秽成荒烟。狐狸所家蛇豕涵，颓墙败棘相钩缠。存者遗墟半浸没，父老吞声多涕涟。倔强魏生与张子，吊古抗言相后先，佛老精庐塞天下，忍没先贤无数椽。陈侯磊落能好事，刮磨位置重熏湔，踵旧增新五十四，日采舆论无陂偏。神呵鬼护此正直，孤松独立龙蜿蜒，百年废绪一朝举，丰碑伟咏千秋传。於乎前贤诞河岳，上者骑箕魂在天，缥缈岂应争俎豆，尚德崇功古所虔。
丈夫慷慨追往烈，后有来者其比肩，不然盛事委草莽，恐使白日昏虞渊。
--《愚山诗集》卷二十在这首长诗中，施闰章叙写了南京先贤词的兴废史，宋代开庆年间所建的先贤祠，原在青溪之畔；到了明朝神宗时，由于焦竑、李廷机、叶向高、葛寅亮等人倡议和经营，方在南山（即聚宝门外一带山峦）重建；此后又渐渐颓圮，衰败不堪，以致无人过问。但"佛老精庐"也就是释道二教美仑美奂的寺院，却到处充斥。这种现象引起了广大士子的不满和愤慨，群起而奋力修复南山先贤祠，以之与释道势力抗衡。但这些土子的力量毕竟有限，修复工程可能极为草草，不到二十年，又渐渐衰败如故。康熙三十二年（1694 年）到三十七年（1698 年）之际，范承勋总督江南，又将先贤祠改建于国学之西，但也不过维持了四五十年，到了乾隆初叶又再次颓败，以致南京的一些学者文士又有修复之举。先贤祠虽一再败落，一再修复，但释道的迷信活动，即使在吴敬梓参与的这次修复先贤祠之际，依然十分猖獗，传主晚年所写的《雨花台》一诗的小序中就说：??近年冈下建仓颉庙，郡中士大夫春日以牲酒醴致祭庙中，奏古乐，用佾舞，每倾城往观。此殊有三代报赛风，不似笃信浮屠者，梵呗喧天，香花匝地已也。
有人认为《儒林外史》中所描写的泰伯祠，实即仓颉庙，揆以当时情势，当属可能，金鳌《金陵诗征录》卷二有记云："仓圣庙，??在府治西??国朝张允升拟建，未遂。后乃迁雨花山傅制军祠祀之。祠成，樊明微求古乐，率弟子肄习之??。"即令不全然指实，而采撷其中某些细节亦属必然。从这篇小序中，也可看出传主吴敬梓对"梵呗喧天，香花匝地"的释教活动是持否定态度的。这也正反映出他参与修复先贤祠，实与当时尊崇儒学抑制释道的学术思潮汲汲相关。
吴敬梓热衷于修复先贤祠的活动，多少还和当时朝廷中夺位之争、全椒吴氏家族中夺产之争对他的影响有些关系。玄烨在康熙十四年（1675 年）十二月立允礽为太子，康熙四十七年（1708 年）十一月废；次年即四十八年（1709年）三月又复立为太子；三年之后即五十一年（1712 年）十月再度废黜。至此，终其在位之年，始终未曾立定太子，这就为诸皇子争帝位埋下祸根。当胤禛继位之后，朝野之间盛传他在亲承末命时，将父皇玄烨"传十四皇子"之语改为"传于四皇子"。因而，胤禛在即位之后颁行的《大义觉迷录》中曾痛斥此说：??现据广西巡抚金拱奏报，有造作逆语之凶犯数人、陆续解到，讯据叛贼耿精忠之孙耿六格供称：伊先充发在三姓地方，时于八宝家中，有太监于义、何玉柱向八宝女人谈论圣祖皇帝原传十四阿哥允禵天下，皇上将"十"字改为"于"字。??尽管胤禛引用此说后又加辟清，但反使此说更为流传开去。传主吴敬梓生于康熙四十年（1701 年），胤禛继位时，敏轩己是二十二、三岁的青年秀才，对朝廷中这件大事当然会有所闻。
正当此际，吴敬梓的生父雯延和嗣父霖起先后谢世不久，传主吴敏轩的族兄弟乃至一些叔伯都觊觎他所承继的财产，颇想染指，终于爆发了一场遗产之争。这种"兄弟参商、宗族诟谇"（《移家赋》）的现实，给传主以极大的刺激。他在极端愤怒的同时，又对族人的贪婪恶性无可奈何。而当他移家南京十年之后，业已过了不惑之年，此时有人倡议修复先贤柯以祭祀泰伯等先贤，吴敬梓自然会从先辈口中知道当年玄烨南巡江南各地时曾于康熙四十四年（1705 年）四月御书"至德无名"额悬于泰伯祠的盛事。泰伯是孔子极为赞美的贤人，在《论语·泰伯》中说："泰伯其可谓至德也已矣，三以天下让，民无得而称焉。"熟读四书、五经的吴敬梓，自然会认为如果臣民都能像泰伯那样谦让行事，无论朝廷、家族都不会发生你争我夺的丑事。因此，当他的友人提出修祠动议时，敏轩自然乐意资助以襄其成了。传主这样的思想认识，在他的作品中也有一些表露。例如在《移家赋》中说"谦以称物而平施，忍以含容而成德"；还大力赞扬先人让德，说他的"远祖以永乐时从龙"有功，被"赐千户之实封，邑**而剖符"，数代以后，"追转弟而让袭，历数叶而迁居"。当传主病故九年之后，他的长子吴烺于乾隆二十八年（1763 年）还写有《过惠山寺憩听松庵同蒙泉、爱棠作》一诗：到门先觉桂香浓，树抄微风送晚钟。三度时巡留睿藻，千秋让德仰姬宗。（自注：爱棠新构泰伯庙于寺中）
人寻小径穿苍藓，僧煮寒泉泛紫茸。坐久忽闻涛韵细，夕阳楼外几株松。
--《杉亭集》卷八从此诗中可以看出，吴娘将"让德"与"泰伯"直接联系在一起。无疑，这也在一定程度上，继承了乃父敬粹的思想。这在传主所创作的《儒林外史》中也可看出，小说中径直将先贤祠改为泰伯祠就是明证。尽管先贤伺中是祭祀自泰伯以下 的先贤，但无论是程京萼的《金陵祀典议》、施闰章的《金陵先贤祠堂歌》，还是金和的《儒林外史跋》、顾云的《盋山志》、张其濬的《全椒县志·吴敬梓传》中都只说"先贤祠"，而没有象敏轩在《儒林外史》中那样称作"泰伯祠"的。天目山樵（张文虎）曾对这种情况有如下的解释：据金跋，雨花台祠凡祀先贤二百三十人。而此独举泰伯者，泰伯青宫冢嗣而潜逃避位，如弃敝展，其于功名富贵无介意。《儒林外史》除虞、庄、杜、迟诸人，皆不免切切于此，此番大祭亦居然系名其间，得无文不对题？亦作者寓意所在也。
--《儒林外史评》张文虎的分析，大体上是符合吴敬梓的主观意图的。但小说中之所以有这样的改动，其含意还不限于天目山樵所指出的这一层用意，同时还流露出了传主自诩门第的意识。吴敬梓曾在《移家赋》中说"我之宗周贵裔，久发韧于东浙"，并自注道"按族谱，高祖为仲雍九十九世孙"。仲雍为泰伯之弟，因此传主也自认为泰伯后人。而表彰祖风世德，这是封建社会中一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所乐于作为的，吴敬梓也不例外。因之，在小说《儒林外史》中，传主极尽铺扬之能事，细细叙写祭泰伯祠的前前后后。在他的笔下，首先让迟衡山批评"我本朝太祖定了天下，大功不差似汤武，却全然不曾制礼作乐"。这与程京萼在《金陵祀典议》中所指责的"明太祖创基金陵，制礼作乐，??而未闻及二圣一贤，当时议礼之臣，何其陋与"如出一辙。然后复由迟衡山阐明修复泰伯祠的目的，在于"春秋两仲，用古礼古乐致祭。借此大家习学礼乐，成就出些人才，也可以助一助政教"。迟衡山的倡议，得到南京许多大名士的响应，纷纷解囊，襄助修祠费用。接着又写迟衡山偕同杜少卿去专访"南京累代的读书人家"、"名满一时"的庄绍光，请教祭祠的礼乐制度，庄绍光表示这是"千秋大事"，"自当赞助效劳"。经过一段时间的考究，庄绍光终于"将泰伯祠所行的礼乐商订的端端正正，交与迟衡山拿去了"。修祠费用筹集周全，祭祠礼乐商订完备，由谁主祭，这又是一件大事。传主因而又"特起立传"（天目山樵评语）地写了虞育德这一"真儒"，将他推上主祭位置。此后就是用"堂哉，皇哉"（卧闲草堂本评语）的大手笔描叙祭祠经过：大典订于四月一日，迟衡山邀集了与祭的诸位名士于三月二十九日先行出了南门，进了"泰伯之祠"预为准备，主祭虞育德也先行一日"来到祠中斋戒一宿，以便行礼"。及至四月一日五鼓，祠门大开，热闹非凡地进行祭祀之礼。礼毕，传主又在小说中充满热忱地写道，只"见两边百姓，扶老携幼，挨挤着来看，欢声雷动"。当马二先生问他们何以如此，传主还借这些百姓之口说道："我们生长在南京，也有活了七八十岁的，从不曾看见这样的礼体，这样的吹打。老年人都说这位主祭的老爷是一位神圣临凡，所以都争着出来看。"听了百姓这样的话，与祭的"众人都欢喜，一齐进城去了"。敏轩这些描写，自然引起我们联想到颜、李学派的主张。颜元就曾说"吾辈若复孔门之学，习礼则周旋跪拜，习乐则文舞武舞，??"（《颜刁斋言行录》卷上）。李塨也认为"礼乐愈备，习之既久，天下无不文以礼乐之士矣"（《平书订）卷一四）。颜、李学说在当时士人中是产生了一些影响的，包括敏轩在内，他们的确相信只要倡导孔孟先贤的礼乐、泰伯三以天下让的至德，就能挽颓风干既倒。然而，就在传主赞美这一盛举的描叙中，也已透露了这种社会理想的迂腐和不切实际，南京的老百姓就不知道这样的"礼体"，这正是修祠的大名士的可悲之处。十余年之后，当王玉辉来到南京，在邓质夫陪同下前往瞻仰泰伯祠时，虽然当年"迟衡山贴的祭祀议注单和派的执事单还在壁上"，但已积满灰尘，非拂拭已不可看清了；所有的乐器、祭器也都锁在大柜中，已不再有人举行祭祀典礼了。再隔二十余年，到了小说中假托的万历二十三年（1595）盖宽来游时，"泰伯祠的大殿，屋山头倒了半边"，"两扇大门倒了一扇，睡在地下"。"大殿上槅子都没了"，"五间楼直桶桶的，楼板都没有一片"。目睹这种残破景象，盖宽叹息道："这样名胜的所在，而今破败至此，就没有一个人来修理。多少有钱的，拿着整千的银子去盖僧房道院，那一个肯来修理圣贤的祠宇！"盖宽的感慨，与施闰章在《金陵先贤祠堂歌》中"佛老精庐塞天下，忍没先贤无数椽"的愤慨正相似。而盖宽的叹息，也正是传主吴敬梓的叹息。至此，我们的传主终于明白先前一度热衷的理想是不可实现的，修复泰伯祠也并不能挽救颓靡的世风。他在作品后半形象地描绘了泰伯祠的残破景象，无疑地显示了传主自己也已认识到这一理想的不切实际。但是，他仅有的一些赀财大都用来修建此祠，随着泰伯祠的破败，他的家产也净尽了，从此陷入更大的困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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