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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移家南京

  雍正十一年(1733 年)传主三十三岁,到三十四岁这一两年内,吴敬梓的生活中发生了一件极其重要的变动,这就是吴敬梓怀着决绝的感情,变卖了全椒的祖产,举家迁徙到六朝故都金陵。在南京,传主结识了许多文士、诗人、画家、学者,乃至科学技术专家,以及一些普通市民,扩大了自己的眼界,增长了自己的见识,吸取了进步的思想,培植了对魏晋六朝文学的深厚感情。这对于传主此后的创作,具有不可低估的意义。

  正当传主吴敬梓准备迁徙之际,固然有不少人听之任之,甚至以这样一个"子弟戒"从此在全椒社会销声匿迹而感到庆幸。但也有一些并不理解他的心性却存心厚道的人,再三对他进行劝说,认为只要他能改掉那些"乖僻"的性格,适应全椒社会的风俗,家乡还是可以存身的,没有必要远离故土。可是每逢有人劝说时,吴敬梓总要想起早年读过的《说苑》"丛谈"卷中的这样一个故事:泉逢鸠。鸠曰:"子将安之?"枭曰"我将东徙。"鸠曰:"何故?"枭曰:"乡人皆恶我鸣,以故东徙。"鸠曰:"子能更鸣可矣。不能更鸣,东徙犹恶子之声。"他就反用其意,回答了那些并不理解他的好心人,说:"要我改变自己的心性,去适应那些世俗小人,我作不到!"后来在移居南京之后写作《移家赋》时,吴敬梓回忆起这一情景,还在赋中追记了这一经历:"枭将东徙,浑未解于更鸣。"吴敬梓既然决计离开故土迁居他乡,就需要为在他乡寄居做一些物质上的准备。然而,他这一时期的经济状况并不十分富裕,再加上前不久又续娶了叶氏,手头更是拮据,迁徙的费用从何而来呢?他不得不变卖一些祖宅。过去由于维持声色生活而变卖田产时,他正处在愤激之中,倒也没有感到十分痛惜。现在由于处境进退失据、不得不离乡背井而出卖自己居住的祖宅时,却在感情上产生了很大的波动,到底是先人所置,一时不易割舍。但出自对故乡社会的深恶痛绝,他终于毅然决然地出卖了家宅。在《移家赋》中他曾流露了这种复杂的感情:"晏婴爽垲,先君所置;烧杵掘金,任其易主。"晏婴爽垲,是指晏子不离开湫隘近市的故居而迁往高爽之处,事见《左传·昭公三年》:初,景公欲更晏子之宅,曰:"子之宅近市,湫隘嚣尘,不可以居。

  请更诸爽垲者。"辞曰:"君之先臣容焉,臣不足以嗣之,於臣侈矣。

  且小人近市,朝夕得所求,个人之利也,敢烦里旅?"公笑曰:"子近市,识贵贱乎?"对曰:"既利之,敢不识乎?"公曰:"何贵何贱?"于是景公繁于刑,有鬻踊者。故对曰:"踊贵履贱。"既已告于君,故与叔向语而称之。景公为是省于刑。君子曰:"仁人之言,其利博哉。

  晏子一言而齐侯省刑。??"及晏子如晋。公更其宅,反则成矣。既拜,乃毁之,而为里室,皆如其旧,则使宅人反之,且谚曰:"非宅是卜,唯邻是卜。二三子先卜邻矣,违卜不祥,君子不犯非礼,小人不犯不祥,古之制也,吾敢违诸乎?"卒复其旧宅。公弗许,因陈桓子以请,乃许之。

  烧杵掘金,言其祖宅地下可能埋有金银,这是借用何文的故事,见张华《列异传》:张奋者,家巨富。后暴衰,遂卖宅与黎阳程家。程入居,死病相继,转卖与邺人何文。文日暮,乃持刀上北堂中梁上坐。至二更竟,忽见一人长丈余。高冠黄衣,升堂呼问细腰,舍中何以有生人气也。答曰:无之。须臾有一高冠青衣者,次之又有高冠白衣者,问答并如前。及将曙,文乃下堂中,如向法呼之。问曰:"黄衣者谁也?曰:金也,在堂西壁下。青衣者谁也?曰:钱也,在堂前井边五步。白衣者谁也?曰:银也,在墙东北角柱下。汝谁也?曰:我杵也,在灶下。及晓,文按次掘之,得金银各五百斤,钱千余万,仍取杵焚之,宅遂清安。

  --据《太平广记》卷四百所引从传主在赋中所引用的这两个故事看来,他不考虑目前的住宅是先人所购置,也不论宅基之下是否埋有宝藏,决计变卖出去,以为迁徙之资。由此也可看出,吴敬梓对全椒世俗社会和吴氏势利小人的厌恶,又是何等深刻!他也知道南京固然是一个人文荟萃的大城市,但自己终究是异乡寄寓之人,所谓"土云信美,客终畏人",他乡并不易居,然而总因为"郁伊既久,薪纆成疾"(《移家赋》),决计离开全椒这个内地小城镇,奔赴更加厂阔的天地。

  雍正十一年癸丑(1733 年)二月,三十二岁的吴敬梓将不多的财产搬上一只虽可以行驶江河但并不轩敞的航船,偕同妻子叶氏和尚在总角之年的长子吴娘以及一二家人,举家南迁。扯起风帆,不日之间就抵达了距离故乡不过百里之遥的南京,所谓"百里驾此艋艇,一日达于白下"(《移家赋》)。不过,在奔赴南京的旅途中,传主的思想感情却没有象载着他们全家的"艋艇"那样轻快地乘风破浪前进,而是有着徘徊犹疑、跌宕起伏的曲折历程。他想到陆机在吴亡之后迁人洛阳,又想到卫玠于西晋亡后过江南行,都是由于国家变故,不得不然。而自己生在承平之世,长于阀阅世家,本无迁徙必要,但却不得不举家渡江而南,心中实在难以平静。这次由于客观态度的无形逼迫,使得他不得不携妇挈了离开故乡,尽管当时一腔愤激,故作旷达,然而内心却是感到辛酸的,即使在若干年后再行出门.回想起往年情事,还不禁悲从中来,极其沉痛而又无限伤感地写下了《小桥旅夜》五律一首:客路今宵始,茅檐梦不成。蟾光云外落,萤火水边明。早岁艰危集,穷途涕泪横。苍茫去乡国,无事不伤情。

  传主吴敬梓移家南京以后,首先要找一所住处安顿家小。如前文所述,他的先人中有不少曾经到过南京,但却没有购置房产。早在明季崇祯年间,全国范围内都爆发了农民起义,全椒周围也不平静,在所谓"流寇告警"的局势下,吴敬梓的族曾祖吴国鼎曾"奉母避地白下"(康熙《全椒志·吴国鼎传)),这当然是寄寓性质,未必购置房舍。他的另一位族曾祖吴国缙在中进士以后,"应江宁郡学博之命"来到南京,最后以七十四岁高龄"卒于官"(康熙《全椒志·吴国缙传》)。这是仕宦性质,也没有构筑房舍。他的生父吴雯延于康熙三十五年丙子(1696 年)也曾来南京读书,但却借寓在清凉山脚下,虎踞关附近的丛霄道院,又非自行购屋居住。传主的族兄吴棠也到过南京,但同样没有购置房舍,而是"也向秦淮僦舍居"(《九日约同从兄青然登高不至四首》)。倒是传主有一位曾经任过广西修仁县知县的金舅氏,在南京西南红土山附近建有五柳园。这位金舅氏很可能是传主生父雯延的妻弟,敏轩特地称其为"金舅氏",写有《过金舅氏五柳园旧居》一诗;而另一首诗《哭舅氏》所述,当指嗣父霖起的妻弟。在宗法社会中为人子即为人后,吴敬梓既然出嗣给霖起为子,霖起内弟即当为其舅,诗文中不需特他说明;而生父雯延妻弟,就必须冠以"金"姓,以示区别。正因为金舅氏是传主的亲舅。所以甥舅两人感情极好。这位金舅氏,名泽茂。传主在雍正七年(1729 年)乡试落第后的一段时日内,曾经去广西探视金舅氏。金泽茂是雍正癸卯科(元年, 1723 年)举人(见张其浚《全椒县志》卷十二"选举表"),从雍正七年(1729 年)起在广西修仁县任知县,直到雍正十年(1732年)卸职(见嘉庆十年《平乐府志》卷十"秩官",修仁隶平乐府)。敏轩在得到金舅氏的劝慰之后,心情逐渐平复,就取道湖南,沿着沉澧水路回到故乡。沅水在湘西,上游为清水江,源出贵州云雾山,从黔阳以下方称沅江,东北流经辰溪、沅陵、常德等地,注入洞庭湖。澧水在湖南西北,源出桑植,东流经大庸、慈利、石门、临澧等县人洞庭湖。沉澧二水沿岸山青水秀,风光宜人,给传主留下了极其难忘的印象,甚至到了去世前一年写作《金陵景物图诗》时,在"太平堤"一首中还回忆起二十余年前所领略的沅澧风光,并以之来比喻南京钟山附近的玄武湖景色,首联即云"澄澈蒋陵湖,神光似沅澧"。此次传主移家南京,未曾料到金舅氏故去不久,他的"亭台"就已"易主"了,传主极其伤感地写下《过金舅氏五柳园旧居》:红土山前柳色深,几年凄怆在江浔。养花天气春寒浅,易主亭台往事沉。瘴雨蛮烟悲宦况,鼄丝蜗篆尚庭阴。回思赌墅围棋日,寂寞羊昙泪满襟。

  最后一联用谢安与羊昙舅甥情笃故事,比喻金舅氏对自己的爱抚,表达了自己对金舅氏谢世的悲悼。谢、羊故事见《晋书·谢安传》:时符坚强盛,疆场多虞,诸将败退相继。(谢)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应机征讨,??坚后率众,号百万,次于淮肥,京师震恐。加安征讨大都督。玄入问计,安夷然无惧色,答曰:"已别有旨。"??安遂命驾出山墅,亲朋毕集,方与玄围棋赌别墅。安常棋劣于玄,是日玄惧,便为敌手而又不胜。安顾谓其甥羊昙曰:"以墅乞汝。"??诏遣侍中慰劳,(安)遂还都。闻当舆入西州门,??怅然谓所亲曰:"??吾病殆不起乎?"??寻薨,时年六十六。??羊昙者,太山人,知名士也,为安所爱重。安薨后,辍乐弥年,行不由西州路。尝因石头大醉,扶路唱乐,不觉至州门。左右白曰:"此西州门。"昙悲感不已,以马策扣扉,诵曹子建诗曰:"生存华屋处,零落归山丘。"恸哭而去。

  敏轩面对业已易主的五柳园,想起当年受到舅氏慰藉的往事,不禁悲从中来,泪流满襟。尤其是在抛弃故土、移居他乡之际,亲人故去,回顾茫茫,无人援之以手,传主的悲凉当可想见。既然在南京的亲友没有人拥有自己的房产,吴敬梓只好自寻住处了。

  传主终于用变卖全椒祖产的赀财在南京购买了一座住屋,在《减字木兰花》词中,吴敬梓写道"秦淮十里,欲买数椽常寄此";在《移家赋》中他也写道"爱买数椽而居,遂有终焉之志"。这些诗赋,都说明南京的住房,是吴敬梓自行购置的。他所购置的房舍又在南京哪一处呢?在《买陂塘》词中他说"偶然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这首词的小序中也说"癸丑二月,自全椒移家,寄居秦淮水亭"。可见传主在南京的房舍为秦淮河岸的水亭。敏轩的水亭又在秦淮河的哪一段呢?他在《洞仙歌》词中说"我亦有闲庭两三间,在笛步青溪板桥西衅";在《青溪》一诗小序中更有具体说明:"过大中桥而北为青溪。??其流九曲,达于秦淮。??入壕而绝,所谓青溪一曲也。秦淮水亭相连??"。由此可见,吴敬梓在南京所购置的秦淮水亭在笛步、青溪一带。秦淮水亭所在处为六朝时陈朝尚书令江总宅第的遗址。传主《移家赋》中所说的"诛茅江令之宅"就是明证。而江令宅却正在秦淮、青溪两水汇流处的淮青桥附近。据陈诏线《钟南淮北区域志》:"秦淮与青溪相接处,故曰淮青矣。西为江令宅。"当传主在迁入新居秦淮水亭之际,他在全椒的一些至交前来探望,吴敬梓也设宴招待,席上大家赋诗作词以为庆贺。传主自己也填了两首《买陂塘》词,在小序中说:癸丑二月,自全椒移家,寄居秦淮水亭。诸君子高宴,各赋看新涨二截见赠。余既依韵和之,复为诗余二阕以志感焉。

  在词中,传主对自己这一段时期的生活情景,用西汉文人司马相如患有的消渴病和东汉高士张仲蔚蓬蒿绕户的贫困来比喻,说:"臣之壮也,似落魄相如,穷居仲蔚,寂寞守蓬舍。"在三十余年来的坎坷遭遇后,面对着"人世间,只有繁华易委"的冷酷现实,传主再次萌发了"身将隐矣。召阮籍、嵇康,披襟箕踞,把酒共沈醉"的念头。特别是此后大半年时期内,全椒旧友逐渐返回故乡,而南京新知相识还不多,传主就感到分外的寂寥,经常发出"相逢湖海客,乡语尽难通"(《风雨渡扬子江》)、"客久无乡梦,愁深有病魔"(《残春僧舍》)的叹息和感慨。但是,这种消沉的情绪不久就在吴敬梓身上逐渐淡薄了。他终于进入了南京的文人社会。

  传主在移家南京之后,逐渐结交了不少文人、学者,其中有科学技术专家周榘,颜李学派传人程廷祚、刘著,诗人朱卉、李葂、徐紫芝、汤懋坤、姚莹、黄河,画家王宓草、王溯山等等。此时,他的族兄、诗人吴檠以及故乡的友人章裕宗也一度来到南京。吴敬梓和他们在一起观戏、听曲、吟诗、作文,纵游名胜、切磋学问,心情逐渐好转起来。

  周榘是周荣光的儿子,他们父子二人同为传主的友人,而周榘则为吴敬梓及其长子吴娘的共同友人。荣光字怀臣,南京人,岁贡生,"雍正乙已(三年, 1725 年)保举知县"(《金陵通传》卷二十八),但未曾赴任就已经谢世。荣光之兄名邦光,字侣樵,著有《啸雪园集》;弟名龙光,字震夫,著有《研堂集》,兄弟三人齐名(《金陵通传》卷三十四)。吴敬梓移居南京之初就与他有交往。数年之后,当传主去安庆参加鸿博之试路过贵池时,曾经与他再度晤面,传主还写有《虞美人》词,回忆了"几年同作金陵客,古渡寻桃叶"的往事,同时也流露了以"孤负秦淮、箫鼓拥灯船"的生活乐趣为失计的情绪。吴敬梓初到南京不久,还和周荣光的儿子周榘一起听笙,并写有七律《笙》一首:数声鹅管绛唇乾,拨火金炉夜向阑。孺子独生伊洛想,仙娥曾共幔亭看。几时天上来青鸟,何处风前听紫鸾。最忆澄心堂里曲,小楼细雨十分寒。

  澄心堂为南唐烈祖李异居住的堂名,其子李璟(中主)、孙李煜(后主)均曾居住在澄心堂中。李璟、李煜虽贵为封建帝王,但又是文学史上著名的词人。李璟的"细雨梦回鸡塞远,小楼吹彻玉笙寒"(《摊破浣溪沙》),写梦中寻求远去的所欢,醒来只见细雨迷漾,流露出不胜怅惘的情绪;李煜的"帘外雨潺潺,春意阑珊。罗裳不耐五更寒。梦里不知身是客,一响贪欢"(《浪淘沙》),抒写远离故国后,暮春季节又逢夜雨的情绪,都是极其伤感、催人泪下的词作。吴敬梓在移家南京的当年暮春,与友人周榘共听笙歌,对中主、后主词中流露的情绪,产生了联想和共鸣,也是极为自然的事。《笙》诗中所提及的幔亭,就是周榘。榘字于平(此据袁枚《小仑山房文集》卷二十六《幔亭周君墓志铭》和陈作霖《金陵通传》卷三十四;顾云《盋山志》卷五作"子平"),号幔亭。他的家住在清凉山脚下乌龙潭附近,《盋山志》卷三有记载:幔亭(旧有额,题周幔亭先生读书处)在乌龙潭侧。邑人周氏榘所居也。

  周榘不仅是位文人,著有《阙里小志》、《清凉山志》、《幔亭诗钞》。李斗说他极"工诗,善八分书,以'松影人窗无'句,受知于公(卢见曾),折节造庐,书德馨堂额赠之,招来扬州"(《扬州画舫录》卷十);而且还懂得数天、历算之学,更擅长于制造科学仪器。袁枚对他极为称赞,说他所"造天球拳许,绘长江黄运图仅尺幅,而星经地纬,罗缕毕具"(《墓志铭》)。蒋士铨还写有《长江万里图周幔亭制》一诗,称赞这幅名画(见《忠雅堂集》卷十四)。袁枚说他还"能为传响之伎。常至其家,主人对坐,噤不发声。客有所需,但取笔管叩盎二三或十数响,则茶汤粉饵悉从内出。借盎代口,百无一差"。并将他当作"振奇人",推荐给自己和吴敬梓共同的友人程晋芳。袁枚还对程晋芳说:"大雅堂中,元儒骈列,安可无此人参错其间?"(见《小仓山房尺牍》卷一《荐周幔亭与鱼门》)周榘不仅是吴敬梓的友人,而且又与吴敬梓长子吴烺(荀叔)有交往。他曾写有《同啸村别峰碎琴再集迟荀叔钟悦不至》七律(见《所知集》卷八)一首:笑口难逢却又逢,及时谁忍负萍踪。风清月白真良夜,酒绿灯红奈个侬。凤尾齐开双椀集,蒲牢碎吼一楼钟。禅房那比巉岩上,二客何当竟不从。

  可见周榘与传主的友人李葂(啸村)及传主的长子荀叔经常在一起集会。当周榘去游西湖之际,李葂正准备去游湖北,还写诗相送:我登黄鹤楚江边,君在西湖正放船。两地遗踪皆可觅,美人原不让神仙。

  --《啸材近体诗选》卷下《送周幔亭之西湖时余将楚游》周榘的才能是多方面的,不但袁枚称他为"振奇人",顾云还将他比作张衡、祖冲之一流的学者,并且认为从周榘的才能来看,"乃"知自古以来,所为奇异不经之物,未始无能者,不仅欧罗巴新法也"。其实周榘研究学问也未曾拒绝吸收外来的成果。陈作霖就说他的学问乃是"融会中西"而成。他本人、外孙女、乃至家人婢仆都熟悉"华严字母法",懂得印度梵文。印度也有不少数学、天文学方面的学者,成就也相当高。随着隋唐以来中印文化的交流,他们的研究成果也相应地传入我国。《隋书·经籍志》中就著录了《波罗门算经》、《波罗门天文经》等专著。唐玄宗开元六年至十七年(718-729年)印度学者瞿昙悉达曾在我国任太史监,辑成《开元占经》一书。这是一部天文学著作,其中也有不少数学内容。周榘几乎全家都懂得梵文,这对他们学识的积累和眼界的开阔大有裨益。不仅他本人,连他的两个女儿斯庄、斯敬都"善天文、能制天球"。与周氏父子的交往,对传主视野的开拓无疑是产生了积极的影响的。

  程廷祚是吴敬梓的友好"至契"(程晋芳《文术先生传》)。他原籍安徽新安(今歙县),其曾祖虞卿从新安迁居金陵。祖父名萃乐,字任之,为明朝秀才,人清以后不再应试,而去经营盐业,家道因此丰裕,倡立崇文社,以文会友;又建紫阳书院,崇祀朱熹。廷祚的父亲京萼一生未曾出仕,自此,家道逐渐中落。但京萼事父母极孝,直到双亲病故以后,他才纵游江汉,往来于滁州、宣城、淮扬各地。生平著作有《野处堂文钞》等(《金陵通传》卷二十九《程京萼》)。程廷祚生于康熙三十年(1691 年),长于传主十岁,但卒年却晚于吴敬梓十三年即乾隆三十二年(1767 年)。程廷祚初名默,字启生,号绵庄。自幼颖悟过人,不妄语言,十四岁时就能写出一千余言的《古松赋》,受到洪嘉植的赏识,劝他专攻经学,并对人说:"是子必为儒宗。"从此,廷祚"遂肆力诸经,毅然以圣贤为归,不依傍门户,而能通汉宋之症"(《金陵通传》卷二十九《程延祚》)。程廷祚早年从外舅陶甄夫那里读到颜元的《四存编》和李塨的《大学辨业),极为信服。因此在康熙五十二年(1714 年)二十三岁时写信给在北方的李塨,说自己:少好辞赋,亦为制举文,其于学术之是非真伪,未有以辨也。弱冠后,从外舅陶甄夫所得见颜习斋先生《四存编》及先生《大学辨业》,始知当世尚有力实学而缵周孔之绪于燕赵问者。盖圣学之失传久矣,数百年来,学者不入于朱,则入于陆,互起而哗。自习斋先生出,举唐虞三代学教成规,以正流失,绍复之烈,未见有如之者也。

  恕谷收到此信后,极为高兴,复信称赞廷祚的"议论辉光,肆映如伟炬烛天",认为自己的学说有了传人,"此天特生之以使周、孔之传不至堕地者也"(以上两信均见《恕谷后集》卷四)。自此以后,廷祚乃尊信颜、李之学,但也参酌黄梨洲、顾亭林的主张,广收博采而归于实用。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廷祚三十岁时,六十二岁高龄的李塨因图南迁来到金陵,师弟两人方始见面论学(见《恕谷年谱)卷五)。这一年二十岁的吴敬梓正经常往来于大江南北、安徽江苏之间,多次涉足白下。李塨既然是传主曾祖吴国对的门生,因此很有可能会见吴敬梓。至少,李塨在金陵的讲学活动,传主定当会从程廷作处有所闻及。可以想见,吴敬梓后来接受颜李学说的影响,程廷祚确为一位重要的中介人。颜李学说一个重要的内容是反对八股科举和程朱理学,程廷祚在《上李穆堂论书院书》(《青溪文集)卷九)中曾专门论述八股科举的弊病,以致姚鼐在廷祚死后所写的《程绵庄文集序》中指责他说,"盖其始厌恶科举之学,而疑世之尊程朱者,皆束于功令,未必果当于道",还责难程廷祚"好议论程朱",乃至"流于蔽陷之过而不自知"(《惜抱轩后集》卷一);并且诅咒程廷祚与李塨、戴震等人因"诋毁"、"讪笑"程朱,而至"身灭嗣绝"(《再复简斋书》,见《惜抱轩文集》卷六)。从姚鼐对他的肆意攻击中,不难看出程廷祚批判八股科举和程朱理学的猛烈;也可推知吴敬梓在与他的交往中,自必要受到他的影响。此外,程廷祚对于《诗经》美刺诗的见解,也曾对传主产生了一些影响。程廷祚著有《青溪诗说》,吴敬梓也著有《诗说》,可惜这两部著作今日都未能见到。但程廷祚对《诗经》的评论文字,在《青溪文集》卷一中仍有一些保存,从其中也可以觇知他的某些见解。廷祚认为,美和刺都符合诗教,对贤明君主,当可作诗美之,对昏乱之主,更可以诗刺之,而"诗之本教,盖在于是矣"。他更主张刺之的目的仍在于救之,说"若夫诗之有刺,非苟而已也。盖先王之遗泽,尚存于人心,而贤人君子弗忍置君国于度外,故发为吟咏,动有所关",因此"诗人自不讳刺"(《诗论》六)。传主后来创作的《儒林外史》,采取了"刺"的艺术手段,也不能说与此全无关系。当然程廷祚是一位毕生致力于经学研究的学者,除诗文集以外,著述甚丰,有《大易择言》、《易通》、《彖爻求是说》、《尚书通议》、《晚书订疑》、《青溪诗说》、《周礼说》、《噘说》、《春秋识小录》、《论语说》等等。他虽曾两次被荐举,但均不获选,而以布衣终老。程廷祚为人"志清而行醇,动止必蹈规矩"(程晋芳《绵庄先生墓志铭》,《勉行堂文集》卷六),日常起居"端静迂缓,宽博其衣,传先王语,为蕴藉焉"(《皖志列传稿》卷三),终其一生过着比较平稳安定的著述生涯。而吴敬梓却是一位极富才情的文人,更由于生活变化的急遽,从一个世家子弟降落为厕身市井的平民作家,他的思想要较廷祚为急进、开明得多。无论是在对待妇女问题上,还是对于古礼评价问题上,程廷祚显然要比传主为保守、迂腐。不过,程廷祚在某些问题上的识见,至今还少有人论及,这自不可任其湮而不彰。例如自明季以来,西洋传教士纷纷进入我国,为了顺利地进行传教活动,他们也带来一些西洋物质文明,包括科学技术在内。当时国内的一些士大夫纷纷侈谈作为"教会的恭顺的婢女"的科学技术,而忽略或未能认清传教士的侵略本质。程廷祚则不然,对传教士的活动极为忧心,写有五古一首《欧罗巴即西洋也。自古不通中华,明万历末其国人利玛窦等始来,以天文算法售于时。因召集徒众欲行其所奉天主教,识者忧之》。在这首长诗中,他认为这些传教士虽然"其人号多智,算法殊精特,外兹具淫巧,亦足惊寡识",但廷祚却怀疑他们传授技术的企图,说"此岂为人用,来意良叵测",指出他们的目的实在是"包藏实祸心,累累见蚕食"(《金陵诗征》卷十八)。这样的识见在当时是极为难得的。传主吴敬梓从十八岁前后往来于大江南北,就与他交游密切,当然获益匪浅。

  刘著,既是一位科学技术专家,又是颜李学说的信徒。吴敬梓移家南京之后,就与他有了接触和交往,著字允恭,号学稼,湖北江夏人。其"性颖悟,负奇气,不屑为举子业",早先从塨学习,后来他又认为"学以经世,天下事必求端于大时",因而"闻宣城梅文鼎以历算专家",乃"鬻产走千里,受业其门"(《刘湘煃传》,《湖北通志》卷一五二)。帅弟二人相互切磋,研讨学问,梅文鼎著《历学疑问》,允恭就为他作有《历学疑问订补》三卷;刘允恭著《五星法象编》五卷,文鼎"叹为古所未有",为他摘要成《五星纪要》一书(《畴人传》卷四十)。康熙时,无锡顾祖禹撰《读史方舆纪要》一百二十卷,刘著得见其书,校读"十余年,爱其精博而微疵其纵横,著《读史方舆纪要订》"(《郎潜纪闻》三笔卷五)三十卷。雍正六年(1728 年)十一月,刘著携带着顾氏著作来游南京,在程廷作家坐馆。顾燝闻知其事,乃潜入其寓中窃去顾祖禹所著书,并且诬陷刘著"交匪类,藏**"。总制范时绎乃于雍正七年(1729 年)十二月十日发兵包围程廷祚宅第,"取其书以去"。刘著也因此被下狱论罪,直到乾降元年(1736 年)才"得释,更名湘煃"。因之,刘允恭"客江南九载,而为燝困,前后七年,父死家破,几至刑戳"(程廷祚《纪方舆纪要始末》,《青溪文集续编》卷三)。吴敬梓移家南京时(雍正十一年),刘允恭正在狱中。因此,传主对刘氏冤案的经过详情必当十分了解。其实,刘著此次来南京并非首次游江南,吴敬梓知其人也并非全由于程廷祚。早在康熙五十九年(1720 年)吴敬梓二十岁时,刘著就在南京附近的宁国跟从梅文鼎学习。这一年十二月初,李塨到了宁国以后,"刘允恭持门生帖来视。允恭旧日门生,此时从梅定九学数也。"梅文鼎此时已八十八岁高龄,行动极不方便,转请刘允恭前往邀约时年六十二岁的李塨前来舍中晤面谈学(《恕谷年谱》卷五)。这一时期吴敬梓常来南京,对这两位学者的晤谈及其中介人刘著必当有所知闻。有此因缘,此后传主的长子吴烺从刘著学习历算之学,也就并非偶然。刘著《答全椒吴荀叔历算十问》(见《章氏遗书》卷十六所载《学稼堂存稿目录》)一文就是为吴烺而作。刘允恭无论作为"至契"程廷祚的西席,还是作为长子吴烺的业师,传主吴敬梓与他定当有十分密切的交往,并了解他的生平大节和学术造诣。

  传主吴敬梓毕竟不是科学家,而是诗人、文士,他所交结的友人仍然以诗人、文士为多。这一时期结识的文人,声名最著者有客居南京的朱卉、李葂、徐紫芝,以及南京本地诗人姚莹、黄河等。

  朱卉,初名灏,字草衣,又字夌江,自号织??山人。安徽芜湖人。四岁父亲病死,母亲改嫁,自幼依傍舅氏。不久,舅父也死去,朱卉遂去吉祥寺依僧人为生。成年后,曾为塾师。原聘之妻,因家境贫寒无力迎娶,他迫不得已亲书文约退婚。孑身一人,纵游各地,所到之处,几半天下。中年以后来南京侨居(光绪八年《江宁府志》卷四十二,顾云《盋山志》卷四)。在南京,朱卉被名士史痴翁招赘为婿,生有一女。家境依然一贫如洗,某年中秋节,朱卉曾邀请他的女婿踏月,步行至家中,随即令其女与之成婚。由此一事,也可见他的困窘程度。当时诗人陈嘉谟还以此事写有《草衣朱山人赘婿即事》一诗,夹注中说:"今草衣以中秋亦邀婿踏月,即至家,令其女与合卺"(《金陵诗征》卷十八)。朱卉极能诗,尤工近体,他的七律《由灵谷寺经孝陵》十分有名:青山无复翠华踪,古寺荒凉路几重。秋草人锄空苑地,夕阳僧打破楼钟。苍苔漠漠丰碑蚀,黄叶萧萧享殿封。宫监白头今卖酒,年来犹护几株松。

  朱卉也因此诗而被人称为"朱破楼"。身后葬于南京清凉山,袁枚题其墓曰:"清故诗人朱草衣先生之墓"(《随园诗话》卷九)。传主移家南京后不久,就与朱草衣夫妇相遇。他们住处相去不远,吴敬梓经常见到草衣夫妇二人相敬相爱,在《洞仙歌·题朱草衣白门偕隐图》词作中说"羡双仙,一种游戏情怀"。当朱卉"行年五十"之际,吴敬梓又写有词作《金缕曲·七月初五朱草衣五十初度》,一方面对朱卉"南越北燕游倦矣"仆仆风尘的生涯表示同情,另一方面又劝慰草衣"且休忧尘世无相识",最后又祝福他"长寿考,比金石"。一年深秋,吴敬梓旧病复发,回首自己多年的坎坷际遇,曾感慨万千地写下《秋病》四首,其一云:女兰香细掩窗纱,白袷单衣病里加。一缕药烟当水槛,寒蝉声断夕阳斜。

  朱卉见到此诗以后,随即和作一首:月影初临树影加,茶烟将断篆烟斜。闲凭曲录阑干立,一架秋风扁豆花。

  有一年寒冬腊月,吴敬梓深夜不眠,窗外霜月满地,邻家歌舞宴彻,在"独吟"之中"忽念朱居士",也必定在寓中"耽吟夜撚髭",于是又写下《寒夜坐月示草衣》二首,希望能坐对一搏酒,"斟酌月明时"。在这些唱酬中,显示了两人极为深笃的友情。

  李葂,字让泉,一字啸村,号皖江铁笛生,安徽怀宁人。据有关记载,啸村生性颖异,"总角应童子试,辄冠一军"(道光五年《怀宁县志·文苑》、《金陵诗征》卷四十四)乾隆丙寅(十一年, 1746 年)观补亭阁学主持上江科试,点名至啸村,笑着对他说:"久闻秀才诗名,此番考不必作四书文,作诗二 首可也。"并出题为《卖花吟》。啸村应命作诗,有"自是卖落行人手,瓦缶金尊插任君"、"自笑不如双粉蝶,相随犹得人朱门"之句,观补亭阁学赏识不已,乃"拔置一等"(《随园诗话》卷十)。但从此以后,际遇却极不佳,"落拓无所遇"。金兆燕在《喜李啸村至,即同汪琴山访晤??》诗中有"昔年壮岁且却聘",并自注云"举鸿博不应"(《棕亭诗钞》卷二),这是说李葂曾被荐举应乾隆博学鸿词科而不赴试。但《怀宁县志》的记载却是这样的:"雍正乙卯(十三年, 1735 年)试博学鸿词,两淮都转卢氏见曾以葂名荐,为学使者放归。"今复查《词科掌录》,在"举目"中所被荐举者二百余人中并无李葂;《公东征士录》"举主总目"中也无卢见曾。可见李葂被荐举应鸿博之试一节,似无其事。乾隆辛未(十六年,1751 年)弘历南巡召试,李葂却曾参加,但也许未取得任何功名,只是被"赐宫缎从内造针黹等物"(《怀宁县志》)。啸村工近体诗,卢见曾为他刊刻《啸村近体诗》三卷。还善作画,尤擅山水,兼精翎毛花卉,曾到扬州为卢见曾画虹桥揽胜图,名噪一时(《墨林今话》、《清画家诗史》、《扬州画舫录》),是"扬州八怪"之一(据《扬州画苑录》)。当传主吴敬梓移家南京之后"春雨如丝"的一天,李葂即"冲泥"去"板桥"访问。他们经常在一起吟诗论文,"水色萦窗,衣香满座,共倚河亭短烛烧"。吴敬梓对他极为倾致,比之为"佯狂李白,思原无敌",而自拟"工愁吴质,益用增劳"。但两人相聚不久,"黯然欲别魂消",啸村离开南京,传主不胜惆怅地写道"君思我,在秦淮十里,杨柳千条",还希望以后再会,"何日论文倒浊醒"(《沁园春·送别李啸村》)。别后不久,吴敬梓十分怀念与自己身世相似的李葂,又写了四首七绝寄给他,一 方面推许他的才能如同李泌、李白,"邺侯风骨谪仙狂,白 下空台咏凤凰";一方面又同情他的不幸遭遇,"飘零身世同秋雁,寂寞郊坰狎野宾";最后又予以深切的劝慰,"共君相约年年醉,世上升沉安足论"(《寄李啸村四首》)。李啸村也常至地处青溪附近的秦淮水亭闲步,并留下《青溪即事)一绝:粉墙红扫落花痕,一带楼台树影昏。雨细风斜帘未卷,纵无人在也消魂。

  --见《金陵诗征》卷四十四"纵无人在"的"人",很有可能包括他的至交密友吴敬梓在内,他既然曾经"假盖冲泥"去访问移家来宁不久的吴敏轩,那么,如今当他于"雨细风斜"之日再来青溪,却未见到故人而楼台依旧,怎不令他"消魂"不已!

  徐紫芝,字凤木,一字玉巢,安徽建德人。宣统《建德县志·人物志》"文苑传"中有他的小传,他原姓童,拔贡。平生孝事节母,潜心古学,安贫乐道。据袁枚记载,紫芝极工近体诗,武进庄念农出任建德县令,闻知紫芝诗名,前往拜访并写诗相赠,"凤木得诗喜,刻之集中"。庄念农死后十余年,诗多散失。其子宸选搜寻其父诗作而不可得,袁枚乃从紫芝集中抄出交付宸选。对于这样一件事,袁枚不禁感叹道:"鸣呼!使无凤木代为之存,则人琴俱亡矣;岂非爱才之报乎?"(《随国诗话》卷三)后因屡试不第,乃纵游各地,"南浮湘汉"、"北走燕云"。年华老大以后曾来南京作客,所谓"玉巢诗老客江东"(汪恺《题家东湖叔来刻诗》,见《金陵诗征》卷二十六)。正因为此,他与南京的一些诗人文士有了往还。当时布衣诗人陈毅辑录《所知集》,还选其诗二首,其一题为《清和朔日溪上》,诗云:昨日东风何处归,溪边春尽落花稀。白鸥情更闲于我,点破青烟不乱飞。

  他的诗集名《玉巢诗草》,北京图书馆有收藏。卷首有吴骧、郑相如和传主的三篇序。郑序中说"凤木人举场三十年矣,宏博之科今亦一与矣",但并未能博得一第。不过,他"虽屡蹶于遇",却能"不以得失介意"。吴敬梓和郑相如先后为《玉巢诗草》作序,可见郑相如也可能与吴敬梓有过交往。特别是传主的至友周荣光、周榘父子也同是郑相如的友人,据《金陵诗征》卷二十二周榘《感怀》诗之八:论定先人今盖棺,一追幽德一心酸。乞铭已累荥阳笔,佳传还劳旧史官。

  诗中周榘自注:"泾县郑相如明经为先父撰墓志铭,宁波全谢山太史为立传。"由此可知,吴敬梓、徐凤木、郑相如,和周荣光周榘父子,尽管辈份有不同,年岁也有差异,但却同为诗友,常在一起活动。吴敬梓为《玉巢诗草》作序,其时为雍正甲寅(十二年,1734 年)"重阳前三日",即传主移家南京一年半以后,从序中知道当时凤木从四方倦游归来,"秋风襆被,匿影僧楼",寄居在南京的寺院中。吴敬梓曾在秋雨之夜,邀请他来秦淮水亭相互"推敲"凤木的"新篇",直至深夜,还在"且同剪烛,仍命开樽",友情之笃,于此可见。

  传主在为徐紫芝《玉巢诗草》写序的同一天,还应友人朱卉之请,为巢湖汤懋坤(字石臞)所作的《石臞诗集》作序。在序中称道汤石臞"家本通华,才称绮丽",自幼聪颖过人,"七龄揖客,辨座上之杨梅;五岁摊书,易赋中之枯树。"最后相信汤懋坤的诗作必当传之后世,所谓"悬之国门,自合不腔而走;肤之箧衍,仍疑破壁以飞"。至于如何评价石臞所写的诗作,姑且不论,而这篇在"雍正甲寅秋季重九前三日",传主"书于秦淮寓斋"的四六文,和他在同一天所写的《玉巢诗草序》一文一样,都充分显示了传主吴敏轩写作骈文的纯熟技巧。同时,在序言中也流露了传主对汤石臞的倾致之情。

  朱卉、李葂、徐紫芝都是原籍安徽而因各种原因流寓南京的诗人,与传主吴敬梓的生平有近似之处,他们意气相投,自然容易缔交。此时,吴敬梓还与南京本地诗人逐步建立了友谊。在他移家南京不久,就与黄河、姚莹等诗人有所往还、唱酬。传主的"秦淮水亭"与黄河的住处相去不远,所谓"衡字相望",因而两人时相过从,乃至"晨夕唱酬"。黄河称吴敬梓的诗作"如出水芙渠,娟秀欲滴",说敏轩的词作"婉而多风",都是"可传"之作。

  他曾经准备出货刊刻传主的诗词,使之"以垂不朽",后因方嶟先他"成此盛举"而告罢。但他依然为《文木山房集》写了序言。黄河字崙发,吴敬梓将他比做快上黄权(《月夜怀姚文洁、黄崙发》)。黄权字公衡,三国时四川阆中人。大将军司马宣王与诸葛亮书中说"黄公衡,快士也"(《三国志·蜀志》卷十三)。吴敬梓的诗句"掀髯唯笑傲,捧腹更从衡"(《赠黄崙发二十韵》)正勾画了"快士"黄河的形象。传主常与他"行觞一座倾"(《赠黄崙发二十韵》),而在座中还有诗人朱卉,《所知集》卷五中辑有朱破楼的《饮黄崙发斋中》五律一首:衔杯堪永夕,挥麈亦生春;老态难胜醉,清谈不厌频。一窗灯照雪,三径月迎人;揖别天街静,梅花几处新。

  从吴敬梓《赠黄崙发二十韵》中"渴骥临摹妙,捕蛇诗句清"来看,黄河不仅能诗(有《自怡集》),还能画,尤工画马。吴敬梓与他交谊很深,一度离开南京出游时,航行在月明春江之上,还曾想起他们的友情,写诗抒怀。与黄河并提的还有姚莹。《金陵通传》卷三十二中有他的小传:姚莹字文洁,号玉亭,亦辽宁人。性孝友,执亲丧,哀毁骨立,遗产尽以让兄。工诗善画,志耽山水,隐于医。著有《环溪草堂集》。

  乾隆十三年袁枚修《江宁新志》卷十七(南京图书馆藏抄本)也有他的小传:姚莹字文洁,雅志山水,不乐仕进, 工诗书,日以歌咏自娱,性孝友,执亲丧,哀毁骨立,遗产悉让兄。著有《环溪革堂集》。

  由此可知姚莹不仅是位文士,还是一位儒医。他的居处在南京城东周处读书台附近,《金陵诗征》卷十七《芮屿小传》说芮屿"居孝侯台下,与姚玉亭居相近"。他的"环溪草堂"就筑在周处台附近的青溪之畔,与传主在江总宅舍遗址上所置的秦淮水亭相去不远,芮屿的长子芮宾王(字鲁川)曾写有《环溪草堂歌》,诗云:草堂结隐青溪侧,一水萦回漾寒碧。波天晴对孝侯台,柳色阴连江令宅。架上烺烺富文史,先生日据乌皮几,胸中久贮五车书,笔底常倾三峡水。白门风雅至今存,独赖骚坛执牛耳。北窗高枕数十秋,五岳名山总卧游,衷怀淡比云间月,富贵看同水上沤。

  --《金陵诗征》卷十七这是袁枚《新志》小传中所说的"雅志山水"、"日以歌咏自娱"的形象描绘。当时南京一些名人如武进士顾国泰以及与吴敬梓友情深挚的画家王溯山等人,常在环溪草堂作客,受到主人的热情接待。草堂中"池水流涓涓,林木争相荣"的水木风光,书房中"虚堂绝尘迹,图书有余清"的宁静气氛,相聚终日"入夜犹眷恋,山月当窗明"的情投意合(顾国泰《同王溯山过姚玉亭环溪草堂》,《金陵诗征》卷十三),在在都使客人难以忘怀。而这些客人中也必然有住在附近的吴敬梓。对这位诗人而兼儒医的姚莹,传主吴敬梓即使在离开南京出游他乡时,也经常怀念起他来,还拟之以诗人姚合,说"姚合擅诗篇"(《月夜怀姚文洁黄崙发》)。姚合是唐代有名宰相姚崇的曾孙,以诗名于时,今存《姚少监集》十卷。传主既然将他比作姚合,可见姚莹极工诗。在《天台红藤杖歌为姚文洁作》一诗中,敏轩写道:??应羡山灵有夙缘,自惭尘坌无欢趣。百岁闲情非易求,得意当思五岳游。??正表现出姚莹"雅志山水"的性格。

  除了诗人、文士以外,吴敬梓还结交了一些著名的画家,加王宓草、王溯山等人。

  王蓍原籍浙江秀水,后侨居南京莫愁湖畔。蓍原名尸,字伏草,又字宓草,号湖村。据袁枚《江宁新志》卷二十二小传,他生平"不事举子业,诗学香山,善隶书、工画"。《金陵通传》卷二十四小传记载:陈鹏年知江宁府,与张武闻频过访,咨以政事。安南贡使丁默斋闻其名,造门索诗而去。

  王蓍著有《瞰浙楼集》。作为著名的画家,王蓄所作山水深得黄公望笔意,并善花卉、翎毛,兼工书法、篆刻。他的兄弟王??也是画家,两人齐名。??字安节,著有《山飞泉立草堂集》,山水学龚贤,亦善人物、花卉、翎毛。当时有人以元方、季方称其兄弟二人。元方、季方事见《世说新语·德行》:陈元方子长文有英才,与季方子孝先,各论其父功德,争之不能决,咨于太丘。太丘日:元方难为兄,季方难为弟。

  可见王蓍、王??兄弟二人才德齐名。王宓草不但年长于吴敬梓许多,而且较年岁大于吴敬梓的朱卉也年长。《金陵诗征》卷四十三中收有朱卉《呈王宓草先生》一诗:岿然身似鲁灵光,日日长吟醉一筋;八十年尤夸矍铄,五千言最核精详。诸侯问政来花径(昔年陈长沙总宪、张武闻鹺使频过访先生以政事相咨),重译求诗到草堂(安南贡使丁默斋造访求诗而去);白发天留知有意,摩挱铜狄??云霜。

  吴敬梓移家南京后不久,就结识了朱卉等诗人,由此可以推断在传主三十四、五岁时,就与这位前辈画家有了往还,并且常去这位画家隐居的三山之下、莫愁湖畔的瞰浙楼过访。"窗前野竹秀,户外汀花明"的清幽景致,给吴敬梓留下深刻的印象,特别是王蓍"高隐五十载,画苑推蓍英"的高尚人品和艺术成就,更令传主钦迟不已。

  吴敬梓移家南京之后不久,还与另一位画家王溯山结交,友谊也随着岁月的推移而日益深厚。他们曾一齐同登青溪之侧的周处台,吴敬梓为此还抒发了"工愁吴季重,深情王怕舆。抗志慕贤达,悠悠千载余"(《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的感慨,表示了自己的志向。他一方面以吴质(季重)自喻,一方面又以王廞(伯舆)推许王溯山,这是因为吴质与乡里极不和睦,与传主自身的遭遇颇有类似之处,据《三国志·魏书,王粲传》裴松之注:始(吴)质为单家,少游邀贵戚之间,盖不与乡里相沉浮。故虽已出官,本国犹不与之士名。及魏有天下,文帝征质,与车驾会洛阳。到,拜北中郎将,封列侯,使持节督幽、并,并诸军事,治信都。太和中,入朝,质自以不为本郡所饶,谓司徒董昭日:"我欲溺乡里耳。"昭曰:"君且止,我年八十,不能老为君溺攒也。"由此可见,在对故乡的厌恶方面,吴敬梓与吴质极其类似。王伯舆事见《世说新话·任诞》:王长史登茅山大恸曰:琅琊王伯舆,终当为情死。

  伯舆生平作为颇与常人异,甚至"以女为贞烈将军"以聚众响应王恭起兵进讨王国宝(见《宋书·王华传》)。这种狂放不羁的性格,自然为吴敬梓所钦敬。由传主自况吴质并以王伯舆喻王溯山,可以看出传主与这位画家的友谊极为密切,感情十分深挚。而在他们同登周处读书台时,必然相互倾诉了学习奋力除三害、折节苦读书的古人志向。王溯山原为公则人家,但却懒人名场,隐居南京城外山中作画。传主又曾将他比作唐代著名诗人和画家王维,在诗中说"平生我爱王摩诘",将王溯山所作的《左茅右蒋图》比之于王维的《辋川图》,"谁其峙者茅与蒋"(《题王溯山左茅右蒋图》)。而王溯山的"东庄幽居"也正建在蒋山(即钟山)与茅山之间,《金陵诗征》卷十三中有顾国泰《王溯山东庄幽居落成》一诗,对王溯山的性格、情操有所刻画,诗云:东南地势何茫茫,蒋山蜿蜒横青苍;陵峦气象多变幻,朝暾夕照生辉煌。茅山古来你地肺,三峰出没烟云际;餐霞饵术隐仙人,其中草木皆灵异。我有友人王溯山,诛茅筑室两山间;不为时流费揖让,独与樵牧相往还。溯山本是公卿子,懒入名场拾青紫;兴至行吟邱壑间,夜归烧烛观经史。眉宇萧疏绝点尘,胸襟廖廓无渣滓。

  陶情世外乐天真,飘然麋鹿相为邻。偶尝采药崇岩下,时复垂纶溪水滨;愧予鞅掌徒碌碌,谢簪欲往青溪曲。之子栖迟清曲幽,愿将襆被从君游;更携斗酒并雷梦,醉来一弄空山秋。

  吴敬梓与他的友谊后来发展到"十日不相见",就要"相思契转深"(《雪夜怀王溯山山居二十韵》)了。王溯山不仅在经济上对传主有所帮助,而且在感情上也对吴敏轩有所慰藉。

  在这一阶段,传主吴敬梓除了结识一批新交之外,同时还与全椒的亲友故交保持着联系,仍然相互往还不断,如族兄吴檠、表兄金榘和旧友章晴川等人。

  吴檠字青然,是传主的族兄。他长于敬梓五岁,生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年),卒于乾隆十五年(1750 年)。原为吴国龙之孙吴雷焕的次子,出嗣给没有子女的叔父吴雱澍为子。在故乡时,传主的族兄很多,惟有与吴檠相友善,经常在一起饮酒作乐,吴檠以谢康乐自况,而以谢惠连比喻敏轩。在传主吴敬梓三十初度时,吴檠写诗祝贺他时就是如此称谓的:"阿连今日开酒甔。"据《宋书·谢灵运传》:与族弟惠连,??以文章赏会,??惠连幼有才悟而轻薄,不为父方明所知。(灵运)谓方明日:"阿连才悟如此,而尊作常儿遇之。"??他们用谢氏康乐、惠连族兄弟自喻,不仅是表明他们的亲属关系,同时还流露了以大小谢自诩的感情。吴敬梓迫不得已离开故乡移居南京之后,他们的情谊并未中断。当传主寓居秦淮水亭以后不久,吴檠也离开了全椒,来到南京秦淮河畔小住。在这一时期中的一个重阳佳节,吴敬梓曾经邀约吴檠一同登高,但吴檠却因故未能前来,敏轩十分怅惘,为此写有《九日约同从兄青然登高不至》四首,其二云:绿橙手孽味清嘉,黄菊枝头渐著花;独坐河亭人不到,一帘秋水读《南华》。

  其三云:吾家才子推灵运,也向秦淮僦舍居;故国莱萸从插遍,登高作赋已全虚。

  从之三一诗中,可以知道吴檠此际已在秦淮河岸赁屋寓居;从之二一诗中,可以知道吴敬梓此时对《庄子》已发生浓厚兴趣。这可能与他在离乡前夕、续娶之后这一段时期内,受到岳丈叶草窗的影响有关。草窗"平生业"正是"《周易》蝇头字,旁及老庄言。"故交中的章晴川,原就与传主关系极为迩密,吴檠在《为敏轩二十初度作》中也说"章三金大亦好友"。他们在全椒时就终日在一起悲歌扣剑,饮酒纵谈。吴敬梓移家南京于秦淮水亭安顿之初,一些亲旧故交曾集会祝贺,晴川也是与会者之一。当时在畅饮之余,他们曾步行在秦淮河岸,吟诵宋代词人贺铸的作品。但这次相聚为时不久,章晴川就返回全椒,直到半年之后吴敬梓才收到章三的书信,感到极大的慰藉,传主为此写诗两首《寄怀章裕宗》,诗云:柳烟花雨记春初,梦断江南半载余;直到东篱黄菊放,故人才寄数行书。

  香散荃芜梦觉迟,灯花影缀玉虫移;分明携手秦淮岸,共唱方回断肠词。

  这两首诗表露了传主与章三"好友"极为深切真挚的友情。

  金榘,即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一诗中所说的"金大",字其旋,号絜斋。生于康熙二十三年(1684 年),较传主吴敬梓年长十七岁,但却在吴敬梓死后八年即乾隆二十六年(1761 年)方才去世。上文已交代他是吴敬梓的表兄,二人后来又成为僚婿即俗所谓的连襟。传主的长子吴烺又曾受业于金榘;金榘的儿子金兆燕又与吴烺结成儿女姻亲,即金兆燕之子台骏娶了吴烺之女为妻。吴敬梓与金榘、金兆燕父子不仅有着这样、那样的亲谊,而且他们的性格相投,气质相近,早年在全椒就经常在一起痛饮论文、下棋消闲,乃至相互倾诉胸中的块垒,发泄心中的积愤。当吴敬梓三十初度时,吴檠作诗祝贺,长于敬梓十七岁的金榘和长于敬梓十三岁的金榘之弟金两铭都分别写诗相和。这几首诗作对传主三十年来的生活情况和思想感情都有极为真切的描绘,对吴敬梓的不幸遭遇和坎坷经历有着十分深挚的劝慰。有一年冬季,金榘曾邀 约张兰溪、吴檠和传主一同集会,但只有吴檠、吴敬梓两人如约前来,张兰溪临时有事未曾与会,第二天写来一诗,金榘即依韵和作一首,诗云:每谓人昆谁我闻?金兰相契惟三君。泥他小住晷方短,待子不来宵已分,颇诧岁时疾于电,曾愁踪迹飘如云。论文且莫厌频过,樽酒相期还乐群。

  --《冬日邀兰溪、半园、敏轩小集,而兰溪以事不至;次日诗来,依韵酬之》由此可见金榘、金两铭与吴檠、吴敬梓的友情非同寻常。在吴敬梓移家南京之初,金大可能远在异乡,忙于衣食,没有象章三那样前来秦淮相会,因而吴敬梓对他的怀念特别深切。当四月初一金大五十初度时,传主满怀激情地写了一首词作《千秋岁》寄去以表示祝贺,词云:熟梅时候,帘外薰风透。粱燕乳,庭花瘦。堆盘烹白小,洗盏呼红友。千古事,文章尽为先生寿。

  伯玉知非后,翁子穷经久。人渐老,愁依旧。弹琴看鬓影,泼墨盈怀袖。须念我,一春寂寞青溪口。

  对金榘场屋蹭蹬、老大无成的命运,表示了深挚的同情和慰藉,同时也流露了自己客居秦淮后的寂寞和思旧的心情。

  传主这几年的"论文乐友朋"(《春兴八首》之三)的生活,使得他在南京文人社会中逐渐崭露头角,从而也被南京文人、学者所接纳。正由于此,他的"失计辞乡土"(《春兴八首》之三)的情绪才得以渐渐平复下来,但并未全然消失。

  尽管吴敬梓在离开故乡前夕,充满着对全椒社会的极度厌恶,以尽早与这一社会决绝为快事。但是,及至一旦远离开家乡,告别了亲故旧友,寄寓在人地并不十分熟悉的南京,故乡之思也就油然而生,并曾一再烦扰过他。在这几年中不断陷入去乡、思乡的矛盾心情中,甚至使得他一度极为苦闷。虽然此时他已得到南京士流的接纳,但这种隐藏在心底深处的思乡之情仍然不时泛起。早在他刚刚渡江南来之际,这种情绪就有强烈的表露:几日秣陵住,扁舟东复东。浓云千树合,骤雨一江空。往事随流水,吾生类转蓬。相逢湖海客,乡语尽难通。

  --《风雨渡扬子江》移家秣陵(南京)方"几日",传主就追怀"往事",而感到与南京所遇到的"湖海客""难通""乡语"。可见一旦离开故土,强烈的思乡之情就突然爆发出来。直到"移居星岁易"即一 年之后,他这种"失计辞乡土"的感情仍不时有所流露。尽管六朝故都的名胜古迹,龙盘虎踞的青山绿水,使得他流连徘徊,眷恋不已,但"春光自明媚,客思转萧条",并不能中止他的"残灯高枕夜,梦里故山遥"(《春兴八首》)的怀乡之情,特别是在移家秦淮起初的一两年内,他还没有被南京的文入社会所全然接纳前,也还没有遇到可能识拔他的人时,这种以移居为失计的懊恨情绪就更其强烈,在《满江红》一词的下阕中就有直言不隐的表露:??岂合在他乡住?岂合被虚名误?盼故山棒莽,先人邱墓。

  已负耦耕邻父约,漫思弹铗侯门遇。再休言,得意荐相如、凌云赋。

  的确,在没有遇见杨得意一类的人物之前,他的思乡之情就在多方面表现出来;同时,对于功名,由长久失望而逐渐萌发的与之绝决的愿望也已初步有所流露。在这种心境下,传主不禁回忆起几年前在全椒山中故居的生活情景来,想象往昔夕阳之下霜枫雪红之际,看着群群归犊;在严寒的深夜之中,与邻人亲友从容闲话。钟山、秦淮的绮丽风光再也不如家乡紫翠丹青的山光水色对他有吸引力了。他怀着无限怅惘的情绪,填了一首《琐窗寒》词作:薛荔墙边,藤萝石上,自然潇C ,长松百尺,绝似虬龙高挂。

  叹三年,柴扉未开,蛛丝网遍茅檐罅。只晚驱黄犊,霜枫红映,夕阳西下。寒夜从容话,枉眷恋秦淮,水亭月榭。撇却家山,紫翠丹青如画。想泼醅春酒正浓,绿杨村店鸡豚社。儿多时,北叟南邻,定盼余归也。

  词中描写的景色、生活,当是他在全椒郊区梅花山下程家市的西墅故居。由此也可推知,尽管吴敬梓对南京的寄寓生活仍然感到生疏,尽管对故乡亲人不禁发生了思恋之情,然而他对全椒城内士绅社会的厌恶之情,并没有因此而有所消失。他怀念故乡的只是古道淳朴的乡邻和山居平静的生活。

  除了思念故乡之外,在这一段时日内,传主对自己半生来一事无成、未能酬报先人,也时时泛起愧悔之情,在雍正十二年(1734 年)除夕,他又填了一首词《乳燕飞》:令节穷愁里。念先人、生儿不孝,他乡留滞。风雪打窗寒彻骨,冰结秦淮之水。自昨岁、移居住此。三十诸生成底用,赚虚名、浪说攻经史。捧巵酒,泪痕滓。 家声科第从来美。叹颠狂、齐竽难合,胡琴空碎。数亩田园生计好,又把膏腴轻弃。应愧煞、榖贻孙子。倘博将来椎牛祭,总难酬、罔极深恩矣。也略解、此时耻。

  尽管吴敬梓写作此词时移家南京已经一年有余,尽管传主在南京文人社会中已获得一些名声,然而由于过去愤激不羁、卖尽房产田园,如今又未能克绍箕裘、继承父祖事业,在"他乡留滞",又逢一年将尽的除夕之夜,自不免怀念起自己的家乡来,同时有愧先人养育之恩的情绪也就勃然而发。

  当然,这种思乡之情、愧疚之感,并未成为吴敬梓这一时期思想感情的主流。这是因为他在南京结交了一些新知,感受了新的社会思潮和学术风气的薰染,并且通过自己的诗文创作获得了一定的文名,从而也得到了相应的慰藉。此外,钟山淮水的名胜古迹,也曾丰富了他的闲暇生活的内容。在移家南京的当年春季,他曾填有《买陂塘》的词作二首,其一下阕即云:??江南好,未免闲情霑惹,风光又近春社。茶铛药碓残书卷,移趁半江潮下。无广厦,听快拂、花梢燕子营巢话。香销烛灺。看丁字帘边,团团寒玉,又向板桥挂。

  其二下阕也有"偶然买宅秦淮岸,殊觉胜于乡里"的词句,可见得他对南京平静的客寓生活基本上是感到满意的。在移家一年以后写的《春兴八首》之二中更明白他说:移居星岁易,为爱白门山。笛步连花港,兰舟系柳湾。窥檐宾雀去,绕树暮鸦还。长昼茶铛沸,耽吟亦解颜。

  正表明白门(南京)的山山水水,的确使得吴敬梓留连不已,金和在《儒林外史跋》中说他"尝客金陵,为山水所痼",不是毫无根据的。

  在南京,他曾涉足冶山、红土山、清凉山一带。从他留下的吟咏这些名胜的诗作来看,吴敬梓往来于诸山之间,并非仅仅限于领略"白门山"色,而且还抒发了悼念逝者、回忆往昔的感情。冶山园亭,为传主十年前的知交道士周某的居停之所,而今已屋在人亡,吴敬梓先后写有《早春过冶山园亭追悼周羽士》、《伤周羽士》诸诗。前诗中"十载知交存此地,只今寥落不胜哀"、后诗中"月明笙鹤缑山顶,归向蓬莱第几班"等诗句,流露了他对逝去的友人的极其深挚的思念之情。清凉山下虎踞关附近的丛霄道院,传主的生父曾于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在此道院中攻读。吴敬梓移家南京以后,常来南京城西一带走动,显然有着追踪先人行迹的意念,而不是单纯地游览山水,《过丛霄道院》中"疏窗碧暗哭遗文"、"极目满山飞乱云"的诗句,就是这种思想感情的表露。据《新唐书·狄仁杰传》:"(仁杰被)荐授并州法曹参军,亲在河阳。仁杰登太行山,反顾,见白云孤飞,谓左右曰:'吾亲舍其下。'瞻怅久之。云移,乃得去。"吴敬梓诗中的"飞乱云",正是运用此典以表达对先人的思念。

  在南京,传主还游览了一些名胜古迹,如永庆寺。寺为梁朝天监年间(502年-519 年)所建,据《盋山志》卷二云,该寺"在蛾眉岭,永庆公主第也,后舍为寺","寺有浮图一(亦公主造),亚于长干之塔,然亦迥立云表,遥相拱揖云"。敏轩在游览之余,写有《永庆寺》诗作:桃花红映上方时,蜡履登临有所思。昔日主家罗绮盛,只今佛地绣繙垂。拓提夜雨寒茶灶,店舍春烟扬酒旗。尽日小楼贪习静,浮屠倒影壁间移。

  后来吴敬梓的长子吴娘来游南京,也写有《永庆寺》一首:曲径人稀半绿苔,寺门斜日对山开。绮罗散后余金地,钟磬声中上石台。茶饭不喧栖鸟静,塔灯留照老僧回。纸钱如雪棠梨道,飒飒灵风吹作灰。

  --见陈古渔《所知集》卷七永庆寺左数十步,有谢安与王羲之登临的谢公墩。寺西北稍远处则为虎踞关,丛霄道院就在附近清凉山脚下,无怪传主及其长子吴烺一再来此一带走动,并有诗词吟咏。此外,周处台也是传主常游之处。台在聚宝门(今中华门)内东侧娄湖头,又叫子隐台,一称周孝侯读书台。周处字子隐,阳羡人。自幼"不修细行,纵情肆欲,州曲患之"。他也"自知为人所恶,乃慨然有改励之志",先后除南山虎、长桥蛟,自己"乃人吴寻二陆。时机不在,见云,具以情告"。陆云劝他说:"古人贵朝闻夕改,君前涂尚可,且患志之不立,何忧名之不彰!"周处乃从此"励志好学"(《晋书·周处传》)。吴敬梓曾与友人同游周处台,并有诗《登周处台,同王溯山作》记其事:高台多春风,旭日用彼岨。揽袂试登临,怀古遥踟蹰。昔者周孝侯,奋身三恶除。家本罨画溪,折节此读书。古今同一辙,与君皆侨居。工愁吴季重,深情王伯舆。抗志慕贤达,悠悠千载余。

  在此诗中,吴敬梓借凭吊除三害的周子隐,对自己与孝侯类似的"不修细行"的往昔生活表示了一些追悔之情,并且想到自己如今也和周处一样"侨居"在秦淮河畔、青溪之侧,又流露了追慕前贤、学习贤达折节读书的意愿。的确,传主吴敬梓读书作文的念头自移家南京以来就逐步强烈起来。这与他年华逐渐老大,功名一再失望有关。二十九岁那年参加滁州科考,匍匐乞收遭到训斥;三十而立之年还是一名秀才,为此而感到"郎君乞相,新例人赀须少壮。西北长安,欲往从之行路难"(《减字木兰花·庚戌除夕客中》);三十三岁移家南京之后,更是感到功名无望,"浪说吴刚能斫桂,无由得见月中人"(《寄李啸村四首》).就流露了这种情绪;三十四岁前后写的《满江红》词中也有同样表示,"再休言,得意荐相如、凌云赋";同时在《秋病》四首中,一方面叹息"黄金市骏年来贵,换骨都无海上方",另一方面也以自己创作的诗赋自慰,"《美人》一赋堪千古,何用《子虚》与《上林》"。的确如此,在追逐功名失望之后,传主更沉潜于诗词歌赋的创作活动中。早年"便堕缔语障"(金榘《为敏轩三十初度作》)、从来"心情爱吟弄"(全两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吴敬梓,到了全椒存身不得、远走他乡之际,更是以诗词来抒发他的功名不遇、仕途坎坷的牢骚,表达他对世风浇薄、人情势利的愤慨。四十岁前写作的"有韵之文"(方嶟《文木山房集序》),有不少篇章就作于三十三岁到三十四岁之间。方嶟说他的"诗赋,力追汉唐";黄河则称赞他的诗作"如出水芙蕖,媚秀欲滴",说他的词作"婉而多风";沈宗淳更赞赏他的骈体文,说他"夙擅文雄,尤工骈体"(均见《文木山房集》序)。现在可以见到的他的骈文有两篇,都是传主三十四岁这一年所写,一篇是为友人徐紫芝《玉巢诗草》写的序,另一篇则是为另一友人汤懋坤《石臞诗集》写的序。这两篇序言,都不见于《文木山房集》,特迻录如下:《玉巢诗草序》吾友玉巢大兄,技擅雕龙,梦能吞凤。才情绮丽。人称系出容居;门第通华,学则家传新咏。弱龄染翰,搜残玉轴牙签;壮岁操觚,谱就金荃兰畹。杜陵性癖,惟佳句之是耽;奉礼苦吟,纵呕心而奚恤。柳文畅雅音未就,继以击琴;王之涣赌酒方浓,因而画壁。

  南浮湘汉,探些只之余音;北走燕云,问悲歌之遗习。虫鱼花鸟,收来斑管居多;风月江山,贮入锦囊不少。羁思旅鬓,何妨重补四愁;孤影穷途,直欲高吟五噫。二百年竟无此作,直其然乎?六一公叹能穷人,此之谓也。兹者秋风襆被,匿影僧楼;夜雨芳樽,迟君水阁。启盈箱之芍药,才是徐陵;浣满手之蔷蔽,友非吴质。新篇如许,何从重以推敲;近体尤工,宜先付之剞劂。因已唅宫嚼征,清于雏凤之音;更见棘句钩章,大有灵蛇之握。参军开府,他年与尔细论;白俗元轻,今日姑应压倒。且同剪烛,仍命开樽。雍正甲寅重阳前三日,全椒同学教弟吴敬梓书于秦淮水亭。

  《石臞诗集序》纤河皎洁,应无不死之丹;缑岭迢遥,讵有返魂之草。由来慧业,定属天生,遂使斯人,永焉辞世。盖镂心呕血,既经抉摘以无余,而吁眼拗肠,自弃喧嚣而欲去,如草衣朱山人所传汤子石臞其人也。家本通华,才称绮丽,七龄揖客,辨座上之杨梅,五岁摊书,易赋中之《枯树》。兄为灵运,感新句于西堂;弟是少游,寄闲情于下泽。正好邺侯珊架,探来玳瑁千函;常使奉礼锦囊,贮就葡萄一箧。熏炉茗椀,微吟于花明日丽之时;棐几湘帘,晏坐于月白风清之候。赤文绿字,应虎气之难埋;玉轴牙签,有龙宾之常守。胡为邓禹封侯之岁,已弃人间;乃以祢衡被荐之年,遽归泉路。霓旌绛节,遨游于十洲三岛之间;赤鲤青螭,出没于八石九丹之侧。正使修文座上,得遇颜回;亦令奎宿宫中,相逢苏轼。金茎瑶草,共毛颖以敷荣;玉液琼浆,染隃麋而沾酒。应叹此间之乐,转嗟浩劫之劳。独有故人,难忘往事。倘叩镮于华屋,定尔**;如听笛于邻家,居然流涕。理残编而太息,可泣鬼神;开散帙而校雠,长留天地。竟以寿之剞劂,直可被之管弦。绣列锦铺,护持应多神物;膏残馥剩,沾丐犹及后人。悬以国门,自合不胫而走;胠之箧衍,仍疑破壁以飞。雍正甲寅季秋重九前三日,全椒吴敬梓书于秦淮寓斋。

  这两篇序言,都是绝佳的骈体文,对仗工稳,用典巧实,句调齐整,音节铿锵,如"羁愁旅鬓,何妨重补四愁;孤影穷途,直欲高吟五嗜";又如"启盈箱之芍药,才是徐陵;浣满手之蔷薇,友非吴质";再如"兄为灵运,感新句于西堂;弟是少游,寄闲情于下泽"等等,真可谓属对精切,运古如新。大约也是在三十四岁时,传主吴敬梓移家南京已经一年,在他领略了白下的"花明"、"日丽"、"风清"、"雪霁"的春夏秋冬四景之后,创作了一篇长达三千余言的极为卓特的《移家赋》,历叙家世生平、移家原由、寄寓南京之后的思想感情,表达了传主对此后生活的意愿。这是了解吴敬梓家世、生平、思想感情的一篇极为重要的第一手材料;特别是这一篇赋文是在传主生活发生激变、思想有所转进的关键时期所作,更值得我们充分重视。《移家赋》既有汉代大赋铺采摛文的特点,又吸收了六朝骈赋对仗工稳的长处,的确是篇可臻上品的佳制。首有五百七十二字的序言,叙述了在"承平之世"何以要变卖"先君所置"的祖宅移家南京的缘故;接着又诉说了移家金陵之后"故交零落"、"叹老嗟卑"、"聊自适于琴书"的寂寞心情;最后又描写了自己"笙簧六艺,渔猎百家"的攻读生涯;并表明自己虽无任何技艺但却能为文,因而"追为此赋"以抒发自己的"悲切怨愤"。

  赋的正文二千五百二十九字,共分五个部分,从"我之宗周贵裔"到"擅海内之文章"为第一部分,历叙远祖、高祖,曾祖、父辈的事迹,记叙了从"隶淮南为编氓,勤西畴以耕耨"到"五十年中,家门鼎盛"的发家史。第二部分从"吾父于是仰而思"到"仙翁则惟遗笙鹤"止,表彰父亲的孝道德行,克尽教职,以及叙述丢官归里、辞世的经过。第三部分以"于是君子之泽"到"遇斯人而怏怏",说明父死之后,家道中落,族中出现败坏世德祖风、攀结暴发新贵之人,谴责他们贻羞先人的行为。从"梓少有六甲之诵"到"困穷途而瑟缩"为第四部分,这一部分着重叙述自己早年的遭遇,在家族中备受歧视,在社会上遭到冷遇,因而不得不怀着"逝将去汝"的愤慨离乡背井。最后一部分从"金陵佳丽"到"听则悲生不已"是描写移家金陵后的生活情景,传主对"金陵佳丽,黄旗紫气,虎踞龙盘,川流山峙,桂桨兰舟,药栏花砌,歌吹沸天,绮罗扑地"的六朝故都极为赞赏,并进而表示了"爱买数椽而居,遂有终焉之志"的决心。从赋中我们知道传主在南京出而与文人学士相互往返,吟诗作文,讨论学问,所谓"青钱学土,白衣尚书,私拟七子,相推六儒";退而与叶氏享受偕隐之乐,所谓"况复回文织锦,故人织素,鬓影春风,缟衣茹藘,垂露华于石井,弹绿绮而佳趣。"同时,早年纵游秦淮时结识的歌儿舞女,如今传主也继续与他们交往,所谓"别有何戡白首,车子青春,红红小妓,黑黑故人。寄闲情于丝竹,消壮怀于风尘"。这表明吴敬梓移家南京之初,除了与南京的知识分子有所交往,还与乐工伶人保持了一定友谊。这样,他早年与"左史妠"厮混在一起而培养起来的"香词唱满吴儿口,旗亭法曲传江潭"(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戏曲艺术才能,于移家南京之后又有了进一步施展的机会。因而,在最后一部分,他对自己的创作才能自许为"妙曲唱于旗亭,绝调歌于郢市"。

  的确,《移家赋》不但从内容来看,是我们了解到吴敬梓的家世生平、思想感情的一篇极为重要的资料;即使从艺术表现来看,也让我们了解到吴敬梓高度的文学素养。如前所述,青少年时代的吴敬梓,除了尊奉父师之训攻读四书、五经、八股制艺之外,还偷偷地阅读了大量的戏曲、小说作品,在《移家赋》中也曾引用了许多笔记小说,如《神异经》、《说苑》、《唐摭言》、《朝野佥载》、《列异传》等等。到了而立之年,已经在友朋中享有"文章大好"(金两铭《为敏轩三十初度作》)的声誉,特别是"迩年诗律倍绮密,僻书奇字来稽参"(吴檠《为敏轩三十初度作》),形成了自己的文章风格。这在他为徐紫芝《玉巢诗草》和汤懋坤《石臞诗集》写的序中可以窥知;而《移家赋》中更有许多为一般作者很少使用的"僻书奇字"。这种文风大约与这一时期吴敬梓愤世嫉俗、放达不羁的性格有关。他这种不苟同世俗的性格,不仅在他擅长的辞赋中以运用"僻书奇字"的形式表现出来,而且还于喜爱和创作一般正统文人不屑写作的文艺形式--小说、戏曲表现出来。程晋芳在《哭吴敏轩》诗的夹注中就说"君好为稗说"。吴敬梓虽然没有戏曲作品传世,但却为友人的传奇写过序,而他的长篇讽刺小说《儒林外史》大约在移家南京之后不久,就开始执笔写作了。这从《春兴八首》之五中可以觇知,诗云:兴来凭水槛,岂是好楼居。嗜酒嵇中散,窥园董舒。闲情时有作,消渴病难除。一事差堪喜,侯门未曳裾。

  这就表明,尽管传主身罹消渴病,但仍象嵇康那样嗜酒;尽管经常"窥园",与友人纵游白门山水,但并不妨碍自己象董仲舒那样勤于著作,时有作品脱稿。这些作品,绝不限于《文木山房集》中的《闲情四首》,也不限于类似陶渊明《闲情赋》那样的《移家赋》,还在于更重要的作品,也就是他的传世之作《儒林外史》已于这一时期酝酿成熟,并已开始执笔写作了。

  传主吴敬梓愤世嫉俗、放达不羁的性格,不仅通过他的创作表现出来,而且在他的行事处世中也有表现。"一事差堪喜,侯门未曳据",正是这种性格的极为可贵的表露。在故乡全椒,吴氏家族本身就是"侯门",谈不上有什么寄食王门的事发生,可是到了移家南京之初,虽然还不至于囊空如洗,但他所继承的祖产已所剩无几,应该说经济状况还是比较拮据的。而在这样的境遇中,却能保持自己的独立人格,不向豪门贵族低眉折腰,这正是他之所以能成为一位现实主义大师的缘故。传主吴敬梓这种可贵性格的形成,当然主要是由于生活磨炼所致。在他经历了从"家世盛华缨"到"落魄中南迁"(《春帆集·怀人诗》,见程晋芳《勉行堂诗集》卷二)的由盛而衰的过程以后,他并没有被这种庸俗势利的风气所浸染,相反,却被这种风气所激怒,专门与被豪门贵族所瞧不起的伶人乐工相交往,从而使得他熟悉了社会下层的生活实况,也丰富了他的创作内容。这种羞于曳裾侯门的性格,还和他继承先人的道德修养有关。如前所述,他的高祖吴沛,曾经拒绝宛陵太守关骥的延致,认为大丈夫应该"自树勋业",不能依傍他人曳裾侯门。这一行为自然给予极为祟仰先人的传主以十分深刻的影响,从而在自己的处世行事中仿效。

  总之,传主吴敬梓在怀着对全椒社会和吴氏族人的无比愤慨心情移家南京之初,结识了不少进步的思想家、科学家、文人、画家乃至乐工伶人,开扩了眼界;游赏了白门的钟山淮水,领略了六代豪华的遗迹,逐渐平复了一度发生的思乡之情。在南京最初几年的生活,传主仍然未能在仕途上寻到出路,因而决心充分发挥自己的文学才能,除了创作传统形式的诗、词、歌、赋作品之外,还要以正统文人所瞧不起的"稗说"形式来创作反映自己周围人物活动的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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