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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文化学术的繁荣和凋敝
吴敬梓生活的时代，在文化学术领域中同样存在着朝繁荣和调敝两极发展的现象。玄烨即位之后，为了笼络知识分子，消弭敌对情绪，采取多种措施把他们网罗进来。而对那些不屑出仕清朝的有影响的文人，则用编纂图书的办法加以羁縻，又可向天下表示新朝政权也是稽古右文、崇儒兴学的。例如纂修《明史》就吸引了一批高级文士，甚至连反清十分坚决的黄宗羲，也让其子和门人参与其事。大官僚徐乾学纳贿被参，未予罪责，而令其返回故里，在太湖洞庭东山修《一统志》，从而吸引了如阎若璩、顾祖禹这样有声望的学者，他们终于也参加进来。而在所编纂的图书中，儒家经典则得到最大重视，受到福临以下历代君主的推崇，一大批"御纂""钦定"的经籍不断问世，如顺治朝有御注《孝经》，康熙朝有御纂《周易折中》、《日讲四书解义》、钦定《诗经传说汇纂》、《书经传说汇纂》、《春秋传说汇纂》，雍正朝有御纂《孝经集注》，乾隆朝有御纂《周易述义》、《诗义折中》、《春秋直解》以及钦定《周官义疏》、《仪礼义疏）、《礼记义疏》等。除儒家经典之外，其它如《康熙字典》、《佩文韵府》、《渊鉴类函》、《全唐诗）以及"三通"、"续三通"等等。不下二百余种。特别是康熙朝开始编纂直到雍正三年（1725 年）才完成的《古今图书集成》，以及乾隆朝所编辑的《四库全书》，规模最为宏大。前者由陈梦雷主持，分门别类，计六汇编、三十二典，一万卷；后者更是包罗宏丰，收图书三千四百五十七种，计七万九千零七十卷，参加编纂者有三百六十人之多，其中如纪昀、戴震、朱筠、姚鼐、翁方纲、王念孙等人均是名著一时的大学者。传主吴敬梓的友人、《文木先生传》的作者程晋芳也参加了这一工作。如前所述，清朝统治者如此大规模的编纂图籍，固然是为了表示崇儒右文的用意，也是为了笼络汉族高级士人以强化新王朝统治的目的，但是经过明末战乱之后，古代典籍也遭到浩劫，损失极大，清王朝投入巨大的财力物力，吸收广大学者从事搜集、辑录工作，使得许多珍贵古籍得以保存流传，对我国学术事业的发展和繁荣也产生了至为巨大的影响，这也是客观事实。不过，清工朝大规模修纂图书的根本目的仍在于维护自己的封建统治，每次修书时，都要全国各地大量采书进呈。经检阅后，一旦发现其中有碍新王朝统治的著作一律销毁，有些书籍虽然被保存下来，但也经过删削篡改。此种情况，不仅针对文人学者的著作，甚至官修的先朝祖宗实录，也根据当前统治的需要加以改窜。如以乾隆四年（1739 年）重修本《大宗实录》取代天聪年间所修，原刊本反成为**。鲁迅曾愤慨地指出："单看雍正乾隆两朝的对于中国人著作的手段，就足够令人惊心动魄。全毁、抽毁、剜去之类也且不说，最阴险的是删改了古书的内容。"又说："清人纂修《四库全书》而古书亡，因为他们变乱旧式，删改原文。"（《且介亭杂文集·病后杂谈之余》）据孙殿起在《清代**知见录》自序中云，乾隆朝被销毁的书籍"将近三千余种，六七万卷以上，种数几与四库现收书相埒"。由此可见，大规模修纂图书，既有集中资料繁荣学术的一面，也有篡改历史歪曲真相的一面。
清统治者为了加强对思想意识领域的控制，还采取了一方面尊崇宋学，一方面又倡导汉学的政策。宋学，即宋代程颖、程颐和朱熹所主张的理学，是新时期的儒学。和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王朝一样，清统治者对于维护封建秩序的新旧儒学都是尊崇的。在入关之前，多尔衮就曾遣官祭奠先师孔子。入关之后，顺治十四年（1657 年）又"复孔子位号日至圣先师"（《清史稿·世祖本纪））。玄烨继位后，于康熙八年（1669 年）"幸太学，释奠先师孔子，讲《周易》、《尚书》"（《清史稿·圣祖本纪》），次年又颁《圣谕十六条》，所谓：敦孝悌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
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窝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怨以重身命。
胤禛即位后，又给这十六条"圣谕"做了解释，是为《圣谕广训》，颁发全国，广泛进行宣讲。这所谓的"圣谕"及其"广训"，集中体现了宗法社会中封建统治者对被统治者的道德训诫和政治控制，是儒家思想的典型反映，对一切非儒家思想则斥之为"异端"。在尊孔的同时，对宋元以来的儒学即程朱理学，也十分推崇。这是因为明代以来，陆九渊、王守仁的主观唯心主义心学大盛，并在阶级矛盾的新形势下开始分化，出现了朝相反方向发展的左派王学。清代初年，黄宗羲等人继承其余绪，对封建君主**思想严厉批判。玄烨继位后，为了肃清陆王心学发展变化而形成的左派王学的影响，乃大力尊崇主张维护封建秩序、讲究三纲五常的客观唯心主义的程朱理学，先后将朱熹跻于孔庙大成殿四配十哲之次，辑刊朱熹全集，认为"惟宋儒朱子，注释群经，阐发道理，凡所著作及编纂之书，皆明白精确，归于大中至正。今经五百余年，学者无敢疵议。朕以为孔孟之后，有稗斯文者。朱子之功最为弘钜"（《清圣祖圣训》卷十二），并亲为作序，大加称赞，甚至说"非此不能知天人相与之奥，非此不能治万邦于衽席，非此不能仁心仁政施于天下，非此不能外内为一家"（《御纂朱子全书序》），直把朱熹思想视为兴家安邦的重要的思想武器。在最高统治者如此推崇的影响下，学术风气大为改观，以致陆陇其断然认定"宗朱子为正学，不宗朱子即非正学"（唐鉴《国朝学案小识》卷一），以致造成"世儒习气，敢于诬孔孟，必不敢非程朱"（《清史稿·陈确传》）的局面，以至社会上一时出现大批伪道学。即以理学名臣李光地而言，他虽然得到玄烨的极度宠爱，甚至说"知光地者莫若朕，知朕者莫若光地"（《康熙政要》卷四"任贤"下），但他的言行实为人所不齿，全祖望就斥责他说："初年则卖友，中年则夺情，暮年则居然以外妇之于内归，足称三案，大儒固如是乎？"（《鲒埼亭集》外编卷四十四《答诸生问榕村学术帖子》）由此可知，当时朝野都充斥此种伪道学，甚至连尊崇儒学的玄烨，也不得不承认这一客观存在，他曾经对大臣张玉书说："自有理学名目，彼此辩论，朕见言行不相符者甚多，终日讲理学，而所行之事，全与其言背谬，岂可谓之理学？若口虽不讲，而行事皆与道理吻合，此即真理学也。"（《清圣祖圣训》卷五）因而封建统治者必然要另谋出路，采取相应对策。
其实，清朝统治者在尊崇程朱理学的同时又加以限制，根本原因并不在于社会上出现大批伪道学，而是另有缘故。对此，鲁迅曾一语破的地加以揭发："清朝虽然尊崇朱子，但止于'尊崇'，却不许'学样'。因为一学样，就要讲学，于是而有学说，于是而有门徒，于是而有门户之争，这就足为'太平盛世'之累。"（《且介亭杂文·买小学大全记》）玄烨就曾御制训饬士子文，说"招呼朋类，结社要盟"者，必为"名教不容，乡党弗齿"（《东华录》康熙四十一年六月）。
因此，在这种背景下，已经脱离了清初"经世致用"的汉学，在康熙后期又逐渐获得统治者的青睐，加以扶植倡导，及至乾隆、嘉庆之际而极盛，弘历曾"下诏，命大臣保荐经术之士，辇至都下"，"一时耆儒夙学布列朝班，而汉学始大著"（《啸亭杂录·重经学》）。当时一些读书人，就如鲁迅所说"便只好躲起来读书，校刊古书，做些古时的文章，和当时毫无关系的文章"（《三闲集·无声的中国》）。自然，汉学家中仍不乏关心时政的进步思想家，如皖派代表人物戴震。当然，也有如吴派代表人物惠栋那样，主张两汉以下之书不可读、一味崇古、白首穷经的士子，他们坚守"古训不可改也，经师不可废也"（《九经古义首说））。虽然乾、嘉汉学在中国学术史上占有重要的一页，但广大学人以此而脱离现实、不问世事、埋首故纸堆，也确为封建统治者所欢迎。
自明季末叶以来，西洋学术即已逐渐输入，迫至清朝康雍乾时期，我国传统的科学技术，在西洋文明不断输入的影响下发生变革，有着长足的发展，特别是在天文、数学、地理学等领域取得了显著成就。如江苏吴江人王锡阐，他对天文、历法研究有素，极有造诣，这既与他长期实践、坚持天文观测有关，也与他能汲取西学之长分不开，他治学强调"考古法之误而存其是，择西说之长而去其短"（《清史列传·王锡阐传》），生平著述有《晓庵新法》、《五星行度解》等。还有安徽宣城人梅定久，他与传主吴敬梓的先人尚有一些瓜葛（详下）。梅定九毕生从事数学、历法研究，也是一位兼采中西之长的科学家，在《堑堵测量》卷二中，他说："法有可采，何论东西；理所当明，何与新旧。"他在研究中，力求发现研究对象的客观规律，所谓"历以敬授人时，何论中西，吾取其合天者从之而已"（杭世骏《道古堂集·定九征君传》）。生平著述有八十余种，尤以《古今历法通考》最为人称道。至于蒙古族学者明安图所作《割圆密率捷法》，其成就更超过法国传教上杜德美的研究成果。地理学方面成就，当推康熙五十七年（1718 年）绘制成的全国地图《皇舆全览图》，乾隆二十五年（1760 年）又在此图基础上修补增订成《乾隆内府舆图》，较前者更为详备。其它学科也产生了不少成果，如农学方面有曹溶的《倦圃莳植记》、杨灿的《知本提纲》、方观承的《棉花图》、陈芬生的《捕蝗考》等等；水利学方面有傅泽洪的《行水金鉴》、张伯行的《居济一得》、张霭生的《河防述言》等；医药学方面有徐大椿的《医学源流论》、傅山的《傅青主女科》、赵学敏的《本草纲目拾遗》；建筑学方面，有雷发达的《工部工程做法则例》，还出现了兼采中西建筑特色的圆明园等建筑。军事工业方面，戴梓发明了"连珠铳"、"冲天炮"等等。总之，这一时期科学技术之所以有长足的发展，是我国学者在继承传统科技成果的基础上，又吸收西方文明、相互促进的结果。自然，也与封建统治者的倡导有关。玄烨即酷爱自然科学，曾聘请传教士如徐日升、白晋、张诚、安多等人人宫讲授科学知识，对他们恩宠有加。但是，统治阶级只是利用科学技术为巩固其封建统治服务，例如玄烨在西征厄鲁特、南巡江南、视察东北等活动中，常带传教土测量地形、距离与经纬度，这显然是有着政治、军事上的用意的。
因此，在康雍乾"盛世"科学技术一度出现的这一繁荣景象，仅仅被局限在少数知识分子圈子中，并未形成一支科技队伍；而少数学人的研究成果，又得不到充分的传播，以致逐步拉大我国科学技术与西方的距离，形成落后挨打的被动局面。总之，从上述几个方面不难看出，在康雍乾"盛世"的文化学术领域中，同时存在着积极和消极的因素。
四 怀柔与镇压并用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对待知识分子的态度上，实行怀柔与镇压兼施的政策，一方面广开仕进之途，诱之以利禄，一方面又屡兴文字狱、科场案，胁之以刑鞫。
满族统治者入关之初，即注意笼络与控制汉族地主阶级出身的官员及其知识分子。福临一再下谕：明朝"各衙门官员，俱照录用"（《清世祖实录）卷五），并要求地方官"凡境内隐迹贤良，逐一启荐，以凭征擢"（同上书卷八）。征聘山林隐逸的目的，在于使之出而为新朝服务，一时明朝的达官闻人如钱谦益之流纷纷向新朝俯首。
接着，又恢复科举考试，借以笼络更为广大的知识分子，消弭他们的敌视情绪。顺治二年（1645 年）七月，浙江总督张存仁有鉴于地方上对新朝敌视力量的存在，建议清王朝"速遣提学，开科取士，则读书者有出仕之望，而从逆之念自息"（《清世祖实录》卷十九），就毫不掩饰地暴露出恢复科举考试的目的在于牢笼广大知识分子，以巩固新王朝的统治。福临允其所请，同年即举行乡试，次年又实行会试。清代科举制度基本上沿袭明制，仍用八股文，从四书五经中出题，谓之制义。而四书五经又大都采用宋儒注疏，如"《四书》主朱子《集注》，《易》主程《传》、朱子《本义》，《书》主蔡《传》，《诗》主朱子《集传》，《春秋》主胡安国《传》，《礼记》主陈澔《集说》"（《清史稿·选举志三》）。规定应试生员必须以固定格式的八股文"代圣贤立言"，不许自出机杼，明代洪武年间颁行的卧碑文，第一条即规定："国家明经取士，说书者以宋儒传注为宗，行文者以典实纯正为尚，??其有剽窃异端邪说、炫奇立异者，文虽工弗录。"清代科举制度既然承袭明制，此项规定依然有效。这就把广大士子的精力引向顾炎武所说的"既非经传，复非子史，展转相承，皆在撰无根之语"的制义上（《日知录》卷十六《经义论策》），"他书一切不观"（同上书卷十六《十八房》），因而"学问由此而衰，心术由此而坏"（同上书卷十六《三场》）。广大知识分子毕全身精力沉溺其中，而得以登第者不过少数人而已。但一旦中式，即成为封建统治阶级的帮闲、甚或帮凶，所谓"一举于乡，即以营求关说为治生之计。于是在州里则无人非势豪，适四方则无地非游客"（同上书卷十六《经义论策》），"游说干谒，靡所不为"（同上书卷十六《举人》）。如果说科举考试只能引诱一般士子，那么博学鸿词科则为网罗高级士人而设。入关之初，清统治者为了收拾人心，多方延揽人才，但"海内大师宿儒，以名节相高，或廷臣交章论荐，疆吏备礼敦促，坚卧不起，如孙奇逢、李颙、黄宗羲辈，天子知不可致，为叹息不置"（《清史稿·选举志四》）。玄烨即位后，特设制科，以罗致著名学者。有清一代，鸿博之试原拟举行三次，但实际仅举行二次：一次为康熙十八年（1679 年），一次为乾隆元年（1736年）。玄烨在康熙十七年（1678 年）曾下诏云："??我朝定鼎以来，崇儒重道，培养人才。四海之广，岂无奇才硕彦、学问渊通、文藻瑰丽、追踪前哲者？"因而要求"在京三品以上及科、道官，在外督、抚、布、按，各举所知""学行兼优、文词卓越之人"，以供他"亲试录用"（《清史稿·选举志四》）。次年三月于体仁阁召试，被荐举者一百四十三人，录取一、二等共五十人，一时名流如彭孙遹、陈维崧、朱彝尊、施闰章、徐釚、尤侗、毛奇龄、严绳孙等均被网罗。即使赴试而未被录取的文士，亦"皆赐制科出身"（《清史稿·选举志四》）即所谓的"征君"。以此，玄烨终于在一定程度上达到其牢笼名流、巩固统治的目的。而其影响所及，一些士子也竞相驰逐，据王应奎《柳南随笔》卷四记载："康熙丁巳、戊午间，人赀得官者甚众。继复荐举博学鸿儒，于是隐逸之士亦争趋辇毂，惟恐不与。"胤禛、弘历继位后，也仿效其父祖所为，先是雍正十一年（1733 年），胤禛下诏"特修旷典，嘉予旁求"，再度举行博学鸿词科。但因"中外大吏，以事关旷典，相顾迟回"。不久，弘历继立，于乾隆元年（1736 年）九月，方始"召试百七十六人于保和殿"，取一等五人、二等十人，杭世骏、齐召南等名流皆入选。次年又"补试体仁阁"，取万松龄等四人（《清史稿·选举志四》）。乾隆鸿博之试与康熙所行颇有不同，较之康熙之试，乾隆之试应试者众而录取者少。此乃因时至雍、乾，天下大定，统治者行此所谓"旷典"，只是延揽右文虚誉，无复玄烨稳定政局之用意。传主吴敬梓于是科亦有被荐举之议（详下），其后终于逐步认清这种荐举的真相。
清统治者一方面广开仕途，以笼络汉族士子为其所用，另一方面又屡兴科场案、文字狱借以威胁广大文士。如顺治十四年（1657 年）丁酉科顺天、江南乡试，即因发生行关节、营贿赂之事而被统治者借以迫害广大士子。北闱顺天乡试正副主考为曹本荣、宋之绳，同考官有李振邺、张我朴、蔡元禧等十四人。因李振邺等人收受贿赂，榜发后，落第士子大哗。经刑讯结案，正副主考降级，李振邺等同考官处斩。南闱江南乡试正副主考为方猷、钱开宗，也因有以贿中举的士子，因而舆论哗然。福临借此又兴大狱，正副主考及十八同考官全部处死，妻小家产籍没入官，甚至有行贿之嫌者也被流放宁古塔，"是役也，师生牵连就逮，或就立械，或于数千里外锒铛提锁，家业化为灰尘，妻子流离，更波及二三大臣，皆居间者，血肉狼籍，长流万里"（娄东无名氏《研堂见闻杂记》），处分更较北闱为严厉。此乃因江南地区最后才被征服，广大士子中颇多抗清义士，清统治者正借此案加以镇压威逼。此后，历经康、雍、乾"盛世"，科场案仍时有发生，如康熙三十八年（1699年）顺天乡试、康熙五十年（1711 年）江南乡试、雍正十三年（1735 年）顺天乡试、乾隆十六年（1751 年）会试，均有考官考生因关节败露而受到不同处分。自然，封建统治者予行贿官员、士子以多种惩罚，是有整肃贪污的用意，原无可厚非。但也不可讳言，新王朝也借此对汉族广大士人威之以刑法，显示予夺生杀、俱属操持的权势。其用心之险恶，实有揭擿之必要。
在大兴科场案同时，清统治者又屡兴文字狱，几乎"盛世"三朝无朝无之。约略统计，康熙朝有十余起，雍正在位仅十三年，却增至二十余起，乾隆朝却多至八十余起，累计"盛世"三朝的文字狱案当在百起之上，越到"盛世"后期越趋频繁。弘历虽自诩"朕不以语言文字罪人"（《清史稿·谢济世传》），偏偏其在位期间文字狱案次数最多，真可谓欲盖弥彰了。康熙朝最大的文字狱案当推庄廷（明史》案和戴名世《南山集）案。《明史》案发生于康熙二年（1663 年），因庄廷将明末朱国桢所撰《明史》攘为己有，召集名士予以增损，书中从清太祖天命元年（1616 年）至太宗崇德八年（1643年）均不书清朝年号，补写之崇桢朝和南明史事，又奉南明弘光、隆武、永历正朔，被人告发，酿成大狱。据陈康祺《郎潜纪闻》卷十一所载，因此案"名士伏法者二百二十二人"，其实"此二百余人中，多半不与编纂之役"，乃是庄氏借他们"以自重"而被牵累。《南山集》案发生于康熙五十年（1711年），戴名世于集中引用方孝标《滇黔纪闻）议论南明史事，因用南明年号，触犯忌讳而获罪，最后处置虽不太严厉，但牵连极广，除戴名世、方孝标两姓族人以外，作序、刊刻、贩卖者均被逮，甚至连享有盛名的方苞亦一时被罪。此后如雍正三年（1725 年）汪景祺《西征随笔》案、四年（1726 年）查嗣庭试题案、六年（1728 年）吕留良文选案、八年（1730 年）屈大均诗文案；至于乾隆一朝，在传主吴敬梓生前发生的重大案件则有乾隆六年（1741 年）谢济世注《大学》案、七年（1742 年）陆生柟史论案、十六年（1751 年）王肇基献诗案等等。每兴一案，株连极广，刑讯穷鞫，经年累月，方始结案，使得广大士人噤若寒蝉，慄慄危惧，全国上下，一片恐怖。如将康、雍、乾三朝文字狱案作一宏观考察，不难发现康熙朝文字狱案重点在于消灭反清复明思想，而雍正朝文字狱已由此而渐渐转向为统治阶级内部斗争工具，迨至乾隆朝更是将打击面扩大至下层文士，此际反清复明思想已不如清代初期那样强烈，文字狱受害者的著作中也少见有反清复明思想的流露，纯属封建统治者捕风捉影，深文周纳，以显示帝王权威而滥杀无辜。直到乾隆后期，全国范围内武装反抗活动有此起彼伏趋势时，封建统治者已无暇顾及以文字罪人，方始有所放松。然而其后果则是广大士子心怀余悸，为文之前必先"望风觇景"，"畏避太甚"而消"刚正之气"长"柔媚之风"，"于世道人心，实有关系"（李祖陶《迈堂文略》卷一《与杨蓉诸明府书》），社会上充斥挟怨诬告之风，士林中多埋首故纸堆之人，封建统治者终于达到他们威胁士子的反动目的。
总之，在吴敬梓生活的时代，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还是在文化学术上、知识分子政策上，都存在着许多向两极发展的现象，这是一个充满矛盾的时代。而如此众多的矛盾现象的存在，无疑是对所谓的"康雍乾盛世"的极大讽刺。正是由于社会生活中充斥着如此众多的矛盾现象，才为传主吴敬梓创作以公心讽世的杰作《儒林外史》提供了无比丰富的题材，没有这样的土壤，任何天才也不能凭空创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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