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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新政权的逐步巩固和内部矛盾的日趋突出
康熙帝玄烨继顺治帝福临即位之后，在位凡六十一年，于政治、军事、经济乃至国防等方面，孜孜求治，进行统一全国的斗争，以巩固他们的新的王朝，为"康雍乾盛世"奠定了基础。玄烨先用八年时间平定了三藩之乱，接着又促使台湾再次回归大陆，使之隶属于福建省辖之内。对于北方沙皇俄国的觊觎，也高度重视，密切注意，任用萨布素为黑龙江将军，采取措施，加强军事防御，以抵制沙俄侵犯，终于在康熙二十八年（1689 年）七月，与沙俄签订《尼布楚条约》，稳定了边界。而蒙古族败类准噶尔部首领噶尔丹却在沙俄的唆使和支持下谋反作乱，玄烨迅即采取措施，并在康熙三十五年（1696 年）亲自率兵进讨，取得平叛战争的决定性胜利。从此，逐步统一了全中国，实现了各族人民要求统一的愿望，并为我国现在的版图奠定了基础。在这一过程中，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空前加强，君主独裁也达到极点，皇帝"乾纲独断"，拥有生杀予夺一切大权。玄烨即位之初，就从辅政大臣鳌拜手中收回军政大权，进而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权力，又将八旗旗主的权力接管过来。封建政权的全部权力乃集于皇帝一人之手。胤禛即位之后，除继续在全国范围内采取政治、军事措施加强封建统治以外，在朝廷上先后清除了隆科多、年羹尧的权力，或将其禁锢，或将其赐死，并在乃父玄烨苦心经营的基础上，进一步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和内阁的权力，并以军机处凌驾其上，皇权更是空前加强。及至乾隆朝，弘历即位后继承父祖衣钵，用宽猛相济的手段驾驭大臣，统治人民。经过玄烨、胤禛的南征北讨，天下大定，因此弘历在位六十年，尤着重于思想控制。总之，在吴敬梓生活的康、雍、乾三朝，随着多民族统一的国家的巩固和发展，封建**主义的中央集权得到加强，皇帝权力达于极点，君主独裁空前严厉。
但是，即使在"盛世"，朝廷上的政治斗争也未曾稍有停歇。而有清一代的朝政之争突出地表现为满汉之争，这与清政权的结构有关。"世祖（福临，即顺治帝）入关，因明遗制，内自阁、部以迄庶司，损益有物"，"初制内外群僚，满、汉参用，蒙古、汉军，次第分布"（《清史稿·职官志一》），意图建立满、汉地主阶级的联合政权。从表面上看，从内阁、六部等中枢机构到地方的省、道、府、县的主官，满、汉官员机会均等，但实际大权却掌握在满员手中，仍以满族亲贵为政权核心。特别是入关之初，这一情况尤为突出，所谓"康、雍两朝，西北督抚，权定满缺，领队、办事大臣，专任满员，累朝膺阃外重寄者，满臣为多"（《清史稿·职官志一》）。因此，从满族政权建立之日起，满、汉官员相互牵制的现象即已出现，刘子壮对此有极为形象的记叙："满人曰：'吾所与定天下，而汝坐其成。'汉人曰：'汝何知，非吾莫能。'??两不相能，则虽有便民之策，经国之方，相持而不能施，施之而不能左右以尽其利。"（《屺思堂文集·振纲领策二》）满、汉大臣之间为了各自利益，结成错综复杂的朋党，倾轧排挤，攻讦不休。如康熙中叶，有满人大臣明珠之党、汉族大臣徐乾学之党。及至康熙后期，玄烨诸子均觊觎皇位，各自邀结亲贵，招纳门客，窥探乃父立嗣意愿，彼此诟病，相互排斥，明争暗斗，无有休时。胤禛依靠亲贵朋党而夺得皇位，但即位之后，却"御制"《朋党论》，借驳欧阳修"君子有朋"之说，严禁朝臣树立朋党，并先后大兴年羹尧、隆科多之狱，打击异己，彻底清除年、隆徒众。乾隆朝也有满州大臣鄂尔泰之党、汉族大臣张廷玉之党。弘历为此十分忧虑，虽然他不无自信地宣称："大臣等分别门户，衣钵相传，此岂盛世所有之事？我大清朝乾纲坐揽，朕临御十有四年，事无大小，何一不出自朕衷独断？"（《东华续录》乾隆十四年十二月）但也掩饰不住他对这种局面的不满，表示不能容忍："朕为天下主，而今天下大臣，因师生而成门户，在朝则倚恃眷注，事事要被恩典，及去位而又有得意门生留星替月，此可姑容乎？"（同上）由此可见，终康、雍、乾三朝"盛世"，朋党之争从未稍歇，这就成为**主义中央集权中的离心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皇帝的权力。
朝争如此复杂激烈，必然促使吏治的**，终康雍乾"盛世"，贪纵之风席卷全国。顾炎武在抨击这种**现象的同时，又探究其产生根源，他说："今日贪取之风。所以胶固于人心而不可去者，以俸给之薄，而无以赡其家也。"（《日知录》卷十二"俸禄"）但其实在康、雍、乾三朝声名狼籍的大贪污犯中，绝少有仅为一己之室家升口计而收受贿赂的官员，导致席卷全国的贪纵之风的根本原因，显然在于封建朝廷及其所规定的各项制度，以及统治阶级的的剥削本质。玄烨就曾公开告谕大学士说："清官多刻，刻则下属难堪；清而宽，方为尽善。"又说："为官之人，凡所用之物，若皆取诸其家，其何以济？故朕于大臣官员，每多包容之处，不察察于细故也。人当作秀才时，负笈徒步；及登仕版，从者数人，乘马肩舆而行，岂得一一问其所从来耶？"（《东华录》康熙五十三年十二月）因此，康熙一朝虽然处置了一些贪污犯如侍郎宜昌阿、总督蔡毓荣等，但更大的贪污犯如徐乾学、高士奇之流，贪污纳贿之恶名流布甚广，一时有"四方宝物归东海（东海，指徐乾学，江南昆山人），万国金珠送澹人（高士奇字澹人，浙江钱塘人）"的谣谚流传。但玄烨并未罪责，反而亲书"光焰万丈"榜额送"物议沸腾，招摇纳贿"（《清史稿·徐乾学传》）的徐乾学荣归故里；南巡杭州时，又曾亲至高士奇的"西溪山庄"，并御书"竹窗"榜额赐之（《清史稿·高士奇传》）。胤禛即位后，一再下旨，训饬督抚以下官员，务必勤求吏治，严禁贿赂，但并未能肃清朝野，杜绝弊端，即以其宠信之田文镜而言，在其巡抚河南时，虽颇有政绩，但御史谢济世就曾"疏劾"田文镜"营私负国，贪虐不法"，但为胤禛所包庇，说"文镜秉公持正，实心治事，为督抚中所罕见者，贪赃坏法，朕保其必无"，甚至反坐谢济世，"夺济世官，下大学士、九卿、科道会鞠"（《清史稿·谢济世传》）。但弘历即位后，也不得不承认"河南自田文镜为督抚，苛刻搜求，属吏竞为剥削，河南民重受其困"（《清史稿·田文镜传》）。乾隆一朝，贪纵之风更较前朝为烈，特别是弘历数度南巡，骄奢侈逸，所费不贷，上行下效，影响所及，官贪吏纵，虽有明令饬法，亦不能抑止日愈剧烈的贪黩之风。
导致吏治败坏的另一重要原因，则是《儒林外史》中也曾叙及的"捐纳"。所谓"捐纳"制度，其实是封建朝廷公开买卖官爵的办法，这是清代最大的弊政之一。早于顺治六年（1649 年）户部以军旅繁兴，岁人不给为由，议开监生、吏典援纳。康熙十四年（1675 年）甚至公布捐纳条款，侍郎宋德宜认为此举有碍吏治，乃奏疏"请敕部限期停止，慎重名器"（《清史稿·宋德宜传》）而暂时停开。但不久因噶尔丹战事发生，又重开此例。从此终清一代，未能革除这一弊端。起始由筹集军费而设，此后却扩大为河工、赈灾、营田等等，均可以之为由兴办捐纳。京官高至郎中、外官大至道台，均可以银捐纳而得。虽然捐官者必须是贡监，但贡监资格亦可先以银捐求。而捐纳出身谋得官职后，无不刻剥百姓，正如陆陇其所谓"此辈由白丁捐纳得官，其心惟思偿其本钱，何知有皇上之百姓"（《清吏列传·陆陇其传》），因而他一再激切反对，认为"此辈白丁得官，踞民上者三年，亦已甚矣；休致在家，俨然缙绅，为荣多矣"。但遭到朝中大臣反对，以"迟误军需"之罪"请夺陇其官，发奉天安置"。玄烨心知陆陇其所言乃为封建王朝长治久安之计，乃以"陇其居官未久，不察事情，诚宜处分，但言官可贷"（《清史稿·陆陇其传））。免其远戍。而捐纳买官依然公行无阻。如盐商申大成就因捐纳而得高官。申大成原为陕西三原人，"因行盐占籍江都，捐授主事，由山东粮储道洊升贵州布政"，后因原工部右侍郎李绂有罪被逮，"上以其老成，破格用之"，遂为工部右侍郎兼顺天府尹（《永宪录续编·工部右待郎李绂有罪逮问，以左佥都御史申大成为工部右侍郎兼顺天府尹》）。此类现象之所以层出不穷，不仅为筹集款项之需，而且也有分别控制之计，胤禛直言不讳地供认："捐纳一项，向因各例人员甚多，难于铨选，故降旨停止。数年以来，将次用完，再越数年，必至无捐纳之人，而需用科目。朕近见科目之人，苟且因循，而贪赃坏法者亦复不少，至于师友同年，夤缘请托，比比皆是。若仕途尽系科目，则彼此网结，背公营私，于国计民生，为害甚巨。古圣人立贤无方，不可执一而论。且使富厚之家，叨受官职，更不希冀功名，亦是肃清科场之道。"（《永宪录续编·开云南垦田捐纳例》）胤禛这番言论，正表明封建统治者不肯捐弃此一弊政，实有着险恶的政治用心。此种政策，既为富厚之家及其子弟广开仕进之门，扩大了统治基础，又以捐纳出身的官员与科举出身的官员相互制约，便于独裁者分别控制。但此辈不绝于官场，必使吏治更趋**，而受害者乃广大劳动群众。由此观之，所谓"盛世"也绝非"圣明"之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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