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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白眼的注视下

  在黑暗中摸索着上板台,再一个个纵身跃下……在与国家队同时训练而受到来的白眼,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世态炎凉、无地自容。

  1991年12月,在家结束了一个月的假期之后,我们再次开始了训练,不过这次,训练地点改在了北京。这也是短时间内,我们换的第三个训练场地。

  火车将我们甩到北京站,然后的士又将我们拉到当时的国家体委,如今的体育总局附近一个破旧的地方,昏黄的灯光下印着四个大字——惠龙旅馆。

  这是我们抵达北京后的第一个驿站。除了能记起早饭油饼的味道还不错外,这个又贵又吃不饱饭的地方,实在没能给我留下任何印象。

  不久,我们搬到了北京队四块玉训练基地的平房里。别看附近胡同深深,但却是人才辈出,聂卫平的围棋道场就驻扎在这里。陕西队在这里租了三间房,张练夫妇一间,4名男队员一间,3名女队员一间。

  四块玉,成了我们“张家军”的根据地,而张练夫妇,也是“革命工作一肩挑”,身兼教练、厨师、保姆等多项职务。

  最先需要解决的是交通工具。从驻地到体育总局后面的跳水馆,走路需15分钟,而骑车则只要5分钟。对我们来说,10分钟非常可贵。

  张练他们到附近的旧车市场买了旧自行车,大约100块左右。但对于每周生活费只有5块钱的我来说(当时我们名义上虽然有工资了,但没有及时兑现,每周从张练那里领5块钱生活费),二手自行车的价格实在是太高了。于是,我跑到隔壁修理工叔叔家里,问他是否能给我弄到便宜的自行车。

  两天后,他居然弄来一辆锈迹斑斑的26自行车,要价20元。真奇怪,他从哪里找来的这辆破车,只有车的轮。一个主架、一根链条和两个轱辘,当场根本没法骑。但这个价格很有诱惑力,于是我为车配置了把手、铃铛、脚蹬、锁、内外胎,又花了20元。

  这辆40元的组合车,也是我人生的第二辆自行车。第一辆是陪伴我多年的儿童自行车,它曾激活了我的运动细胞。如今,这辆成人自行车,载着我驶向事业的起点。

  我喜欢上了这辆车。每天清早,我起来后的第一件事就是用毛巾擦拭我的宝贝车。我还从修理工叔叔那里借来机油,将铁锈去掉。然后,我们每人一辆自行车,训练时一个车队骑过去,浩浩荡荡,场面煞为壮观。

  这时候,我已经真正意识到,跳水已经成为我的事业,而不是求生的手段。但是真正练起来,可不像骑车这么轻松,有的时候,跳水甚至让我们感觉卑微。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那时候,我们借用国家队的训练馆,但必须错开国家队的训练时间,如果国家队是早上训练,不用器械,我们就得赶紧用器械。而如果国家队上午练陆上,我们就练习水上。等国家队进行水上训练时,我们就进行压腿等陆上训练。而如果国家队哪个队员提前练完了水上课,我们会顾不上热身,赶紧往前冲。

  由于是借用的别人的场地,遭受冷落、刁难在所难免。馆里的照明灯没有经过改造,一开灯特别费电。国家队训练当然要保证光线,轮到我们训练时,人家为了节约用电就关灯,这对跳水运动员来说是个忌讳:无法在空中寻找目标,眼睛也容易出问题。但我们根本就不知道危险,没有安全防范意识,再说也没有其它选择,只能在黑暗中摸索着上板台,再一个个纵身跃下……。

  如果说客观环境还可以克服的话,那么在与国家队同时训练而受到来的白眼,更让我们感受到了世态炎凉、无地自容。

  1992年上半年,正值巴塞罗那奥运会前夕,熊倪、孙淑伟、伏明霞等明星也在跳水馆里进行着最后的冲刺,紧张的气氛让人感觉到压抑。能近距离观摩明星的训练,让我们又兴奋又激动。以前,小朋友只要说,“我在电视上看到谁谁了,”感觉特神奇,这次,我可是见到真人了。

  见到这些明星后,我从来不敢向前靠近他们,只能偷偷地观看。人家走过来的时候,我赶紧低头,不敢和他们对望。当然,这些国家队大腕们,从来不会将高傲的眼睛投向在角落里张望着的我们。最糟糕的是,有时候,明明还是你的训练时间,但由于他们来早了,出现了“撞车”的情况,他们用责怪、埋怨的眼神望着你,好像你犯下了天大的错误似的。

  那种不屑一顾、藐视的目光,深深地刺痛了我。

  那时候,教练也给我们看洛加尼斯、熊倪等的比赛录像,但我们也仅仅认为是技术录像,不知道崇拜谁。或许,明星们离我们太远了,即使是天天在一个馆里训练,但他们却生活在另外一个世界,高不可攀。

  这就是技不如人、低人一等啊!

  生活在这种刺激的环境里,坚定乐我的决心:一定要好好训练,成为国家队的一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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