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01年，为了实现自己毕生的梦想，罗宾·泰戈尔在和平之乡桑地尼克坦建立起一所学校，自己也将家庭迁到那里。在和平之乡仅仅居住了不到一年时间，罗宾的妻子默勒纳利妮就身染重病，他把她送到加尔各答就医，可是不幸的事情终于发生了。1902年11月23日这一天，默勒纳利妮在加尔各答去世了。巨大的悲痛降临在泰戈尔和他的儿女们身上。
默勒纳利妮还是一个小女孩的时候，就嫁到了泰戈尔家。由于他们的婚姻是家人一手包办的，因此他们之间根本谈不上有任何感情基础。
年幼而又没有受过什么教育的她当时只有11岁，而泰戈尔已经是一位22岁的俊美热情的青年，他们两人之间的差异与差距是十分明显的。可是，默勒纳利妮在结婚以后的岁月里默默地、坚持不懈地逐渐完善自己，发展自己。心地高尚、富于自我牺牲精神的她，20多年来不遗余力地关心着丈夫的生活，支持和帮助丈夫的事业，她以纯朴而又勤恳的行动、真诚善良而又温存慈爱的心灵关怀着自己的五个儿女，热情地用她操持家务的非凡才干和精通烹调的手艺接待每一位来访的客人。生活中的她也极为朴素，几乎从没有戴过珠宝首饰。她以自身美好的心灵和爱心展现出她所特有的动人魅力。
默勒纳利妮还通过努力的学习，不仅掌握了孟加拉语，而且学会了英文和梵文，并在丈夫的严格要求之下，以孟加拉语改写了梵文简易读本——《罗摩衍那》。此外，她还曾登台演出了丈夫编写的戏剧《国王和王后》，由于她对角色的深入分析与准确把握，演出获得了圆满的成功。她以她的努力和才干赢得了丈夫的爱。
也正因为如此，泰戈尔在妻子弥留人世的最后两个月里，不分昼夜地亲自看护她，不肯让专职护士代替自己来照料妻子。那时还没有电风扇，有人曾亲眼目睹到这样的情景：泰戈尔一直坐在自己年轻妻子的床边，缓缓地为她摇着扇子。妻子辞世后，泰戈尔内心痛苦难当，他不让任何人靠近自己，通宵达旦地独自一人在阳台上踱来踱去。
妻子的故去，使泰戈尔异常悲痛，二十年来相依相守、相伴相知又相濡以沫的往事无不历历在目。年轻的妻子将自己的一切都献给了他，他却没来得及报答她的恩情。他的心中埋藏着数不清的遗憾、追悔和思念。他用诗人的笔抒写着心中情感，接连创作了27首诗歌，集为一册《追忆》，于1903年出版。诗集充溢着温柔深厚的情感，令人感慨不已。其中一首是这样写的：
在无望的希望中，我在房里的每一个角落找她；我找不到她。
我的房子很小，一旦失去了东西就永远找不回来。
但是你的房子是无边无际的，我的主，为着找她，我来到了你的面前。
我站在你薄暮金色的天穹下，向你抬起渴望的眼。
我来到了永恒的边涯，在这里万物不灭——无论是希望，是幸福，或是从泪眼中望见的人面。
呵，把我空虚的生命浸到这海洋里吧，跳进这最深的完满里吧。
让我在宇宙的完整里，感觉一次那失去温馨的接触吧。
妻子去世后没有几个月，诗人的二女儿、童年时代就成婚的莱努迦也身患重病，医生劝她到高原地区疗养，换换空气。于是，1903年，诗人带着二女儿、三女儿米拉和小儿子萨明德拉，先后到了喜马拉雅山的哈扎利公园和阿尔莫拉。他不仅要照顾生病的莱努迦，还得照看两个失去了母爱的最小的孩子。为了给失去母爱的孩子们以欢乐，他不得不强忍着自己内心深处的痛楚与哀伤，同他们一起嬉戏，注意地倾听孩子们幼稚而又充满童趣的言语。同孩子们在一起的这段日子里，诗人从孩子们的天真可爱而又浪漫的话语里汲取了许多乐趣，并受到启发，创作了很多美好纯真的儿童诗，这些动人的儿童诗后来集为一册，定名为《孩子们》，其中的大部分后来都收进了英文诗集《新月集》之中。
1903年，在自己的母亲去世九个月以后，13岁的莱努迦也因病告别了人世。生性活泼敏慧的莱努迦，是个很有自己独立见解的姑娘，她富有才华，很得父亲的器重和喜爱，认为她将来长大以后一定会是个非凡的女孩。如今，莱努迦小小的年纪便夭折了，做父亲的心中那份伤悲与惋惜是可想而知的。
就这样，在不到一年时间里，泰戈尔连连痛失亲人，可这些接连而来的打击并没有能够摧垮他的精神，他并没有将心中无限的悲痛表现在脸上，而是埋头在自己的工作中，不停地扩充自己编辑的《孟加拉观察》这一杂志的内容，增加其篇幅。同时，新作品也源源不断地从他笔底流淌出来。
或许也就是在闭门创作、工作的这段时间里，泰戈尔学会了以真正宽容平和的心态来接受死亡，他明白了死是生命的一部分，而他之所以愈发努力地劳作着，则是为了将死去的亲人们未尽的人生活得更好一些。此时，泰戈尔似乎在精神上与死神达成了和解，并从死的悲痛中看到生命那和谐的运动规律。
女儿去世后仅4个月，泰戈尔又面临着另一个悲痛的死别。他非常喜爱的萨迪什·拉易，一位年轻有为、才华横溢的诗人，突然染上了天花，不幸死去。萨迪什·拉易在桑地尼克坦学校教书，在思想上他和泰戈尔有许多共同之处，泰戈尔像对待自己亲生子女一样对待他，而且还盼望在不久的将来，他能够成为自己工作中的得力助手。可如今，命运却夺去了这个年轻的生命。
由于担心学校里其他师生也会受到天花的传染，所以泰戈尔便决定将桑地尼克坦的整个学校都一起搬迁到什拉依德赫父亲的家附近。过了一些日子，学校的经济再度面临拮据的境况。为了继续将学校维持下去，泰戈尔不得不被迫以2000卢比的低廉价格，把自己所有作品的有限版权拍卖给了利益出版社。
生活一再地将不幸与悲痛带给诗人，仿佛是有意在考验他的心理忍耐和承受能力，锤锻与磨炼他的意志。可是这噩梦并未就此终结，在痛失爱妻及爱女之后不到3年，1905年1月19日，又一个不幸降至了泰戈尔的头上，他尊敬和热爱的父亲——大圣人代温德拉纳特·泰戈尔在88岁的高龄上逝世了。对于罗宾来说，他既是慈父，又是严师。也正是这位卓绝非凡的人——代温德拉纳特·泰戈尔为印度的社会生活设定了新的道德与思想的美好理想，他还用自己实际的改革行动，为印度历史带来了一个宗教和文化的复兴时代，从而指明了印度政治觉醒的道路。这个伟人的逝世给整个印度造成了不可估量和无法弥补的损失。
同一年，在大圣人去世的前后，孟加拉在政治和社会生活中均经历了巨大的动乱：发生了自治运动。这一运动最初仅起于对寇松勋爵分割孟加拉阴谋的抗议，但到后来则迅速发展成为一场席卷全国的轰轰烈烈的自治运动。
让我们先回溯一下历史：在20世纪初，印度和自己的殖民主国——英国之间的矛盾就开始日趋激化了，这表明印度民族独立意识在觉醒，而印度民族解放运动也已走向成熟。
当时，担任印度总督的寇松勋爵是一个狂妄顽固的殖民主义分子。
他在任英国驻印度殖民属国总督的期间，丝毫不顾印度人民的民族感情，肆意采取一系列严厉举措来加强对印度国家和人民的压制与欺诈，不遗余力地推行殖民主义的剥削政策。在他任职期间的最后一年，即1905年，他竟然一手遮天地颁布了全孟加拉分治的法律。
原来的孟加拉邦囊括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三个邦，统有人口7800万，其中约有4100万是孟加拉人。而在这些孟加拉人中，一半信仰印度教，另一半则信仰伊斯兰教。他们中的伊斯兰教徒大多居住于东孟加拉，而印度教徒则主要分布在西孟加拉、比哈尔和奥里萨。可现在，英国驻印度的殖民政府却有意将东孟加拉加上阿萨姆邦划分成为新的一帮——名为东孟加拉与阿萨姆邦，让其余部分仍保持原称——孟加拉邦。这样一来，新成立的一帮中有三分之二强为伊斯兰教徒；同时，重新划分的孟加拉邦中的孟加拉人比以往严重下降，还不足三分之一。十分明显，宣告孟加拉分治的新法律的目的，就在于分裂孟加拉民族，煽动宗教仇恨，从而造成民族分裂，削弱印度民族解放的战斗力量。
险恶的寇松勋爵颁布的这一分治法律，立即引起印度举国上下的愤怒与强烈的反对。也正是因为这一阴谋最终得逞，印度国内的印度教和伊斯兰教两派之间真的出现了裂痕，而恰是这个裂痕最后导致了1942年之后国家的分裂，并且造成了印度历史上前所未有的恐怖行动及大肆屠杀的惨剧。诗人泰戈尔在很早以前，就曾以他的如炬慧眼预见到了这一切，并在那时候就向同胞们发出了警惕这一凶险阴谋的号召。
压迫必然引起反抗。全国人民的民族情绪沸腾了。这场自治运动在一定程度上是一场政治运动，目的在于反对英国政府有意违背民族意愿、分割孟加拉以削弱其力量的阴谋；而与此同时，这场自治运动在某种层面上又带有经济运动的性质，人们希望藉此振兴印度民族工业，以抵制英国及其他外国的产品。
英国政府万万没有料到，分治的法律如一石激起千层浪，它不仅引起孟加拉和全印度各阶层人民的义愤，更加速了印度民族觉醒的进程。
印度第一个民族解放运动的**终于来临了。
怒火燃着了整个印度的国土，悲愤交加的孟加拉人将1905年10月16日这一天，即分治决议生效的那天，定名为志哀日。也就是在这一天的清晨，在加尔各答街头，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有组织的大游行、大示威发生了。情绪激昂的人民高声呼喊着爱国口号，大声齐唱着爱国的歌曲，毫无惧色地向恒河之畔挺进。与此同时，为着配合这场大游行，加尔各答全城的市民们也同心协力，商店一致歇业，居民们也不生烟火。
到了傍晚时分，还召开了盛大的群众集会，抗议自治法律的颁布，当时的与会者多达数万人，声势颇为浩大，情景蔚为壮观。
加尔各答的率先行动带动了全国各地的人民。自此以后，反抗运动的地域范围逐渐拓宽，并迅速波至全国。而且随着自治运动的扩大和深入开展，运动提倡的口号亦由原先的“重新合并孟加拉”，逐渐转至提出“民族自治”与“提倡国货”。于是，社会上便掀起了抵制英货运动。
此时，运动的表现方式也从起先的和平游行示威发展到采取罢工等比较激烈的措施和手段。
民族解放运动的烽火已经四起，面对祖国母亲的和平团结受到严重威胁的这一情势，在书斋中辛勤创作的诗人泰戈尔在做些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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