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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刘淮
是什么吸引我与秦德君合作撰写她的这本回忆录《火凤凰——秦德君和她的一个世纪》的呢？那是在1996年年末从友人那里看到她的一份手稿以后。我惊叹她那大起大落的人生，缠绵曲折的生死恋情，更赞美她那九死不悔的追求真理和光明的耿耿丹心，和在敌人屠刀下怒目昂首的铮铮铁骨。友人问我，是否愿意将这份手稿补充修订，整理成册，使这位在我国近百年的革命风云中颠簸沉浮的女性展现在读者面前，从而提供一些珍贵的历史资料和人生的教益。我欣然同意了。
记得我第一次走访秦德君的时候，是在她的家中。这位年逾九十的老人家，端坐在椅子上，腰板挺直，穿戴整洁雅致，精精神神的。眉眼间依稀可见当年的秀丽。我就手稿中一些不太清楚的问题向她询问，她一一回答，不回避，也不犹豫，显得十分真诚和坦率。当然，有的问题由于年代久远，记不清，费些思索。
随着访问的日渐深入，我对她的理解、同情和尊敬也日益加深。我发现，我触摸到了一个备爱创伤而又倔强的女人的灵魂。我问：“既然穆济波趁你不备对你非礼，你非常鄙视他，憎恶他，为什么后来又与他同居呢？”她回答：“不幸的是，我遭强暴以后，怀了孕，从四川来到北京，肚子一天天大起来。李大钊同志和陈愚生同志虽然十分关心我同情我，但是他们自己的生活也很清贫，哪能照顾了我一个，又照顾小的呢？再说，当时社会上封建思想很浓厚，一个单身母亲带着一个来历不明的孩子，会备受歧视，日子很不好过。而穆济波这时从四川赶到北京来找我，表示愿意与我共同生活，养家糊口，我万般无奈，只得勉强与他同居，过着毫无幸福可言的日子，又时时想从他身边逃离，唉，真是苦不堪言呐。”这真是一个女人在旧时代的悲剧啊！
“那么，在西安，你已经是个共产党员了，意气风发，从事妇女工作，后来又是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随军北伐的女子宣传队队长。这时，你五四运动时期的战友刘伯坚，也来到军中做领导工作。你们俩情投意合，难舍难分，他向你求婚，你为什么不答应？你已不是当年的小姑娘了，难道还怕穆济波吗？”“不，我不怕他了。在西安，我同穆济波已经分居两处。我很想同刘伯坚结成终生伴侣，但是我不能，我怕影响他在军中的威信。”
“能不能说具体些？”
“当时，刘伯坚身为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副部长，是组织派他去改造旧军队，扩大党的影响的。他在冯玉祥军中享有崇高的威信。我担心与他结婚必将闹得满城风雨，对他的工作不利，从而对党的事业不利。”
“情况果真那么严重吗？”
“是的。我要与他结婚，必先同穆济波分手，穆必然不干，吵吵闹闹，甚至对簿公堂，事情宣染开来，在当时封建思想浓重的旧中国，一般人把它当成桃色新闻，这自然对刘伯坚很不利。我只得忍痛顾全大局了。”
“难道你就不后悔吗？到手的幸福飞走了。”
“我后悔，我不止一次地后悔。唉，如果我早知道，不久大革命就失败了，冯玉祥把军队里的共产党员清除出去，我又有什么必要顾忌影响呢？我为什么不把幸福牢牢抓住呢？”秦德君老人凝视着窗外喃喃自语，一遍又一遍地重复，仿佛忘记了我的存在。
“在刘伯坚与你的朋友王叔振结婚以后，你和刘伯坚的关系有什么变化吗？”
“他对妻子很忠实，我们不再有儿女私情，但仍然是好朋友。进军洛阳时，我从马上摔伤，他很着急，向冯玉祥建议将我留在地方，因为那时候，他已知道我肚里怀有他的孩子，害怕母子遇不测，可是被我拒绝了，我要随着军队继续北伐。至于他心里对我怎么样，我就不得而知了，只是——”老人沉吟起来，神情黯然。停顿片刻，她举目问我：“你知道这首诗吗？”她低低吟咏：“大厦狱中将两日，移来缓署候审时——““这不是刘伯坚牺牲前写的《移狱》吗？”“是的。你还记得最后那两句吗？”我摇摇头，这可是一首长诗啊！？秦德君老人却熟练地背诵起来：“南国春事不须问，万里芳信无由传。”哦哦，正是这两句！
“我认为，这就是说，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仍在想念我和我们的女儿秋燕。”老人说得如此肯定，我不便再说什么，也许她比别人更了解烈士的心意。
这时，我又换了一个话题，一个敏感的话题。我小心翼翼地提出，能否谈谈有关茅盾的情况。秦德君老人微微一笑：“事情都过去近七十年了，谈谈可以。我知道社会上传闻很多，议论也很多。作为文化巨匠，他的贡献很大，但是他也是人，有七情六欲，有优点，也有缺点。我只谈事实，我亲身经历耳闻目睹的事实，其余由他人去做分析判断吧。”
“茅盾在日本东京同你相爱，你知道他有妻室儿女吗？”
“知道，但是他告诉我，他的婚姻是母亲一手包办的，他不满意。再加上我们俩在日本举目无亲，前途渺茫，同是天涯沦落人，互相慰藉，逐渐产生了爱情。”
“你同茅盾共同生活的时候，你感到幸福吗？”“很幸福。他脾气好，对我体贴温柔，我对他生活上百般照顾，还提供他写作资料，帮他抄稿。我们花前月下，海誓山盟……”老人的眼里闪烁着点点星光。
“我冒昧问一句，假如时光倒转，你还愿意和茅盾重过那样的日子吗？”老人眼神立刻暗淡了，断然答道：“不愿意！”
“为什么？”
“这是一个注定没有希望的爱情，尽管茅盾对我立下誓言，我们回到上海，在他母亲的干预下，我们还是分手了。分手以后，我大病一场，感到自己在政治上和生活上都没有出路，只得回老家去了。我受到的伤害是难以形容的。”老人的神情使我不忍心就这个话题再谈下去了，于是我又换了一个话题。
“秦老，你抱病回到四川。作为一个革命的女性，你怎么会到四川军阀刘湘帐下当参议官呢？更令人费解的是，怎么会同他手下的大将王心卫结婚呢？”
“我回到老家心力交瘁，万念俱灰。本想在母亲的照料下先养养病，但嫂嫂不容，且当地又有人说，我是从莫斯科回来的，扬言要抓我，我便从家乡跑到重庆，依靠亲友过活。刘湘慕名招我去当参议官，我总算有个立足之地了。后来王心卫向我求婚，我并不爱他，但是作为一个女人，漂泊半生，我想有个家，属于我自己的家，而不是寄人篱下。”
“秦老，你不是还提了一个条件吗？”
“是的。我知道王心卫当时任刘湘的‘讨赤司令’，凡是进入四川境内的红军，由他带兵‘清剿’。我虽然一时软弱糊涂，迷失了政治方向，误人歧途，但内心深处，对党的感情还是很深很深，而我惟一能做的事，便是利用这个机会，阻止王心卫打红军。这是我提出答应结婚的先决条件，他答应了。”
“1934年，贺龙将军率红军路过四川时，王心卫派兵围追堵截了吗？”
“没有，确实没有。”
“你怎么知道的呢？”
“有文字为凭。”
秦老随即让她的女儿秋燕从里屋拿出一封信递给我看。原来是中共四川涪陵地委党史研究室的工作人员白同伦1994年2月24日写给秦老的信，里面提到他自己多年研究贺龙元帅在涪陵、黔江率领红军征战的革命经历。他发现，1934年，贺龙率红三军在酉阳一带活动的时候，不但没有遭到国民党地方部队的袭击，对方甚至将部队撤出酉阳县城，使红军得以顺利通过。这事在白同伦的心中始终是个谜团，直到他看到《射洪党史资料》才知道是秦老和她的哥哥秦仲文做工作的结果。于是，他写信给泰老，想进一步了解情况。
原来如此！我看罢信喉头硬塞，几乎说不出话来。一个身处逆境的弱女子，她没有向对方要金银财宝，在她看来，红军的生命比任何东西都珍贵啊！这就不难解释为什么抗日战争开始，她便逃离了锦衣玉食的王心卫的家，从成都到重庆，在共产党的领导下，从事统一战线的工作，以及后来被国民党特务逮捕，为了保守地下党组织的秘密，保护同志，宁愿粉身碎骨，表现出大无畏的气概；也就能够理解1975年她从秦城监狱出来以后，仍然矢志不移，再次要求恢复党籍，尽管她那时已年届古稀。她胸中始终有一团理想之火在燃烧，即便在迷失路途的时候，这团火也在指引她拨正方向，重上征途。
这是一位令人同情的女子，更是一位令人尊敬的革命老人，我在同她合作撰写回忆录时，感悟人生，颇受教益！在此特向她老人家致以深深的谢意。
1998年12月5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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