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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部 迷途觅返
一 女参议官
1930年秋天，一个黑沉沉的深夜，忠县江边一副滑竿上悄悄地卸下一具“女尸”，又迅即被人抬到守候在那里的一条木船里。木船立刻解开缆绳向下游的“鬼城”——丰都进发，这“女尸”便是我。
当年8月，我抱病从上海回到离别12年的家乡——四川忠县。母亲见我身染沉疴，非常心疼，百般照顾，希望我补养身体，快快恢复健康。但是好景不常，风波又起。因为两年前，茅盾在日本曾给我母亲一封信，说是我和他一道去莫斯科了。这次我回来，当地的青年党徒们硬说我是莫斯科来搞“赤化”的危险分子，要把我抓起来。怎么力？我只好装死，连夜从家乡逃出。由二哥秦仲文护送，在丰都，弃木船，搭小汽轮到重庆。先是寄居在临江门的姑母家。姑母的儿子，我的表哥熊福田，思想进步，是重庆有名的“红色律师”。后来，因疾病缠身，我的堂兄秦仲高便把我接到他们家疗养。
秦仲高是国民革命军第二十一军军长刘湘的机要秘书，有文才，与刘湘的秘书长刘庸彝是同窗好友。刘湘这个四川军阀，那时政治野心很大。想独霸四川，进而统治全中国。所以他四处网罗人才，收买人心。他听说我是抗清英雄秦良玉的后裔，又参加过北伐战争中原战役，在西北军中是个头面人物。在刘庸彝的推荐下，便任命我为第十一军司令部的参议官。从此，在四川军队里出现了我这样一个惟一的女军官。1931年的春天，举行了就职仪式。仪式是在二十一军的司令部礼堂里举行的。那天，二十一军文武官员齐集，我和秦仲高胸前都挂着军官出入证，“立正！”一声口令，夹道而立的两排卫队齐举亮堂堂的五尺长枪，向我们敬礼。到了礼堂前操场边，我和秦仲高下了轿，礼堂门前已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二十一军全体文武官员——文官则长袍马褂博士帽，武官则草绿色毛料军装，笔挺挺地。将官的出入证是红色的，校官的出入证是黄色的，尉官的出入证是蓝色的。人数可真不少。秦仲高向我介绍说，那站在第一排正中穿军装的高大个子就是刘甫澄（刘湘的号），他的确与众不同，目光炯炯，气宇轩昂。刘湘身边是一个穿着西装，头戴高帽的大个子，秦仲高说，他就是海关监督。刘湘身边还有一个也是惟一的一个外交官，叫季叔平。
就职仪式之后，照了一个集体像，然后就散了。
秦仲高带领我到秘书处、军法处、副官处、政务处、财务处……这个处，那个处，一一走走。刘湘以重金聘任的顾问林润荪的接待室宽大堂皇。林顾问官是代表刘湘接待客人的，谁要想见刘湘必先通过林顾问。他也是“日理万机”，够忙的了。刘湘幕府里的人士，在就职仪式上都认识了我这个女军官。一时间，秦仲高家里便门庭若市。来客有的关心我的病情，有的串门聊天。可是我的病一天天沉重，腰痛得像被切断了似的，站立不久就想躺下去。我知道，病情与我的心情有关。我，一个共产党员，阴错阳差，失落了组织关系，像没娘的孩子一样，颠沛流离，身心交瘁。为了改变寄人篱下的状况，求得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我竟然成了军阀的参议官，虽然是出于无奈，但也是由于我政治上幼稚，走入歧途。每每想起当年我在革命队伍里意气风发的时日，总是黯然神伤。党啊！我什么时候才能回到你的怀抱呢？
当时，社会上受“三国演义”的影响，仿效桃园三结义，纷纷结拜兄弟，以便互相扶持，结成势力。在秦仲高家里，刘庸彝、林润荪、秦仲文、新蜀报总编辑王伯与、民族资本家杨典章、佛教协会秘书长陈新之等，也相约喝血洒结拜兄弟。当时有人提出：“八仙过海，应当有个何仙姑”，于是他们七人把共喝的一杯血洒的最后一口留给我，一定要我喝下，这样我也成了他们七兄弟的姑小姐了。巧在他们都没有姐妹，从此，照看我病痛的人就更多了。医药及滋补品源源不断，我的腰痛终于好转。可是我又得了俗称“鬼摆子”的恶性疟疾，忽冷忽热，冷时像掉进了冰窑里，热起来像过火焰山，汗水把衣服被褥都湿透，从傍晚到天亮一个过程，被折腾得瘫在床上不能动弹，往往一个星期后才能走动。可刚养好点，冷不防地又犯病了。这样我被折腾得筋疲力竭，拖了三年多。最后不知谁找来一个偏方，竟用蘑芋根子炖鸡吃好了。接着我又得了一种病，发高烧到42度，胡言乱语，低烧时也是三十八九度。眼见病情日益恶化，我的义兄嫂们在护理我的同时，到大梁子棺材铺里，把我的寿衣寿材都买好了。这样，一直病到1934年秋，幸逢西藏的“松蓬活佛”从南京回到沪定，路过重庆，秦仲高求他救我。活佛说：“像这样的病，我们那里很多，不要紧。”他把从西藏带来的一种土红色的药丸用冷水调散后让我吞下，我的病居然奇迹般地逐渐好转了。
光阴似箭，在我辗转于病榻上时，因刘庸彝大哥七十高龄的老母，身边没有女儿，就一定要我做她的干女儿。我在秦仲高夫人的陪同下到了小井巷刘公馆看望干娘，她一看见我，喜欢得简直合不拢嘴。虽然是小脚，仍喜孜孜地上楼下楼地带领我们，看看这，看看那。
刘湘的亲信当中，还有一个名叫王心卫的，也常来看我，并顺便找秦仲高摆龙门阵，摆他当年如何同刘庸彝辅佐刘湘创业的事，还闲聊刘湘夫人的逸事。他说，刘湘比夫人小几岁，是个小女婿，夫人十分泼辣，不许刘湘看中的女子进门。刘湘有一个参谋长叫郭昌明，此人四十岁才安家，和一位四川省立女子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结婚。初上任时，他带着年轻的妻子专程到回水沟刘湘家里去拜见刘湘夫人。一进门就看见一位很朴素的农村妇女在埋头洗衣服。郭的妻子上前问道：“大嫂（重庆把保姆叫做大嫂），军长夫人在家吗？”那位“大嫂”抬起头来，没有答话。进屋把围裙解下，从容地走出来，径直走到郭夫人的面前，双手拍拍身上的灰尘，拉扯拉扯衣襟，冷冷地问道：“你看看，我像个军长夫人吗？”然后又立刻尖酸地反问道：“你是哪家的小婆娘？”在刘湘的幕府里，凡是出现服装人时、年轻、漂亮的女子，她都一律把她们叫做“小婆娘”，弄得那些年轻的夫人。太太们都不愿上她家的门，见她的面。这位郭夫人可不了解这些情况，回头抓住郭参谋长大哭大闹，一口咬定郭昌明是个有妇之夫，骗了她，不然军长夫人为什么把她叫做“小婆娘”呢？
刘湘习惯召集高级官员们到他家的客厅里议事，刘夫人最喜欢做包打听。客人们趁刘湘不在的时候，你一言、我一语地专扯刘湘找小老婆的故事刺激她，惹她吃醋出洋相。大家故意高声说话，她在窗外越听越生气，怒不可遏地闯进客厅里，把茶杯、茶壶、烟盒、花瓶、古玩摆设、桌椅等等砸得稀巴烂。要是此时赶巧刘湘进来碰上了，免不了对夫人一阵拳打脚踢。可她仍旧殷殷勤勤地服侍丈夫。尽管夫人脸上还挂着眼泪，但她看见刘湘因为打她，累得大汗淋漓，就赶忙端来热水，绞出湿毛巾给丈夫擦汗，还拿来蒲扇给丈夫扇风，惹得大家捂着嘴巴鼻子忍不住地笑。
刘湘想治她，想来想去，只有在经济上卡她，家庭开支每月只给100元，想逼她自己提出经济要求，并主动退位。可是夫人也自有主意，她是要人不要钱，要权不要财。她身边有她的亲信周晓岚、刘树臣哼哈二将，二人是她的亲戚，管理着枪支、弹药，管得紧紧的，刘湘部下任何一个师长、旅长不通过这哼哈二将，就拿不到一枪一弹。而刘夫人自己极能吃苦，也不在乎钱，她在家里洗洗唰唰，缝缝补补，烧锅做饭，还要兼搞副业，喂猪喂鸡，什么都做，就是不准刘湘讨小老婆。她自己因为从事体力劳动，身体也炼得结结实实的，虽是改组的小大脚，走起路来也轻快利落。因此，刘湘始终拿她这位夫人没有办法。
王心卫颇健谈，话匣子一打开，就津津有味地谈起来，谈到刘湘的家务事、国家大事以及天下大事，谈到得意之处，这个五十来岁的武人，面红耳赤，手舞足蹈。他和秦仲高面对面地靠在鸦片烟灯盘子的两边，一谈就是半夜。
在刘湘的军队里，从刘湘开始，高级将领中弥漫着封建迷信的污浊空气，因此出现了一些荒诞可笑的事。当时有一个人自称“左教”的祖师爷，人们叫他“左老师”。他把刘湘部下的高干和夫人们都动员在他的门下练“剑仙”，说是准备将来打垮日本。他卖给每人一把剑，据说是赤足黄金，400元一把，每把剑都有个剑名，持剑人就是“剑仙”。林润荪夫妇一人一把，儿子一把，又花了400元送我一把。我的剑名叫做“遗隐道人追风剑”，字样就刻在剑上，我就当然地成了“遗隐道人”。左老师每晚饭后在林润荪的书房里教我们四人练剑。给我的口诀是“风烈烈，冷侵侵，遗隐道人不留停”。教我盘脚坐在蒲团垫上，左手拿着黄金宝剑，抱在胸前，把口诀反复念三次，把右手食指和中指向左手一推，口说：“去！”说是这样练七七四十九天，剑就会自己飞出去，天南地北，由持剑人指挥，百发百中，可以消灭日本，保卫中华。他并定于某月某日清晨，100名剑仙弟子在重庆南山的南天门会合。我明知是愚昧之举，但置身官场，也只好逢场作戏了。谁知到规定的那天，100名男女剑仙弟子准时等候左老师于南山的南天门，一直等到天黑，却不见他的影儿。猛然有人传来一个消息说：“左老师犯了天规，玉皇大帝把他召去跪在南天门，希望众弟子向玉皇大帝跪下求情。”这时大家才恍然大悟，这原来是一个骗局，大家都受了愚弄。那个骗子已经带上骗取的巨款坐飞机逃之夭夭了，原来那100把剑是浙江凤祥银楼定做的，每把剑连工带料只花了80元，而他却卖了400元，一把净赚320元，共赚了32000元。这天大的骗局，酿成了刘湘幕府中的天大的笑话。
二 交换条件：不打红军
当时，红军正在长征。以贺龙为首的第二方面军经过四川酉阳县、秀山县、黔江县、彭水县。刘湘奉蒋介石之命，派遣他的心腹王心卫，以“剿东总司令”的名义堵截红军。
王心卫对林润荪说：“酉秀地区地势险要，在崇山峻岭的半山腰，只有一条羊肠小道，右边是峭崖，左边是绝壁，下面是奔腾的江水。一旦失足，只有丧命。那里雨水又多，下起雨来，地面上就滑得站不住脚，有个叫做桐油岭的地方，从地名就可以知道下雨后的路况。这么险的路，不要说行军打仗，就是空着两只手，一步一步的往前挪都够危险的。我们要是真的据险堵截，红军能过得去吗？红军也是人嘛，林大哥，你说是不是这个道理？”
林润荪和红军总司令朱德原是四川仪陇县的同乡，又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都曾当过川军的旅长。以前，刘湘曾通过林润荪拉拢朱德。他叫林写信，派专机飞向江西，空投给朱总司令，希望能与朱总司令合作反蒋，红军长征到了四川，林润荪正想和红军取得联系，听了王心卫的话，他连连点头。王心卫见状便赶忙向林润荪献计说：“我们何不向刘湘推举秦仲文为‘剿赤副司令’，授以兵权，以这为条件，争取他的姑小姐秦参议官做我的夫人。这样我们就可以通过姑小姐同红军取得联系，不是一举两得吗？”林润荪知道，王心卫劳碌奔波为辅佐刘湘创业，40岁以后才安家，不幸4年前他妻子服毒死去。王心卫就孤独一人住在通远门城墙边的“桂香阁”古庙里。如今，王心卫看上了秦德君，他知道秦德君与共产党和红军有关系，若想博得她的欢心，必须不与红军为敌。林润荪经王心卫这么一说，也不由得盘算起来。他为了辅佐刘湘实现统一四川后再进一步统一中国的野心，也想拉拢红军，把红军作为棋盘上的一步棋，所以他欣然接受了王心卫的献计，先去找了秦仲高、秦仲文兄弟商议。恰好秦仲文思想进步，倾向革命，也想跟红军一起，把西、秀、黔、彭建成红军的根据地，而且他也正想通过我去联系。（据“文革”中发现的历史材料，秦仲文原系共产党员，在国共合作期间，因首先打出青天白日旗，被地方军阀剥夺兵权，失去组织关系后，赋闲在家。）
于是，由林润荪出面召集，开了一个“四人会议”，地点是在老街83号，也就是我寄居的秦仲高家的对门陈心之家里。这“四人会议”实际上是我终身大事的判决会，但当事人却没有主宰自己命运的权力。我只是个挂名的参议官，既不算是终生的职业，又没有自己的家，寄居在兄嫂家里，不管兄嫂对我怎样好，仍然有寄人篱下之感。作为女人，我渴望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家，但是谈何容易呢？
我待在秦仲高拜佛的蒲团上，双手捧着佛珠，和观世音菩萨面对面，心里乱糟糟的。
唉，和茅盾的四年之约已过，况且他已两年不与我通信了。仲文以为我还是共产党员，可以通过我联系红军，我又没有勇气告诉他，我早已失落了组织关系。王心卫为了和我成婚，不惜作出讨好我的举动，可是我对他又有多少了解呢？会不会再次上当受骗呢？
这时，陈心之夫人、秦仲高夫人，屋里屋外，进进出出。她们俩今天是主人，招呼茶水、点心，并随时向我传递会议的有关消息。她们说：“林大哥要向‘诸葛先生’（王心卫的外号）提条件（四川的风俗习惯，和军人议婚姻是要讲条件的，否则军人妻子的权利无法得到保障。），‘诸葛先生’可很爽气地说：‘无论什么条件，要我跳崖也行。不过，我知道秦参议官——你们的姑小姐，惟一的条件，就是要我不剿红军。我呀，不但不剿红军，还愿意跟红军一道走哩！’怎么样？够格吧？咳！‘诸葛先生’这一手真厉害！林大哥是个直肠人，仲高是个书呆子，仲文是个三棒棒的两棒棒（武人），他们听他这么一说就没啥可说的了。”
又过了一会儿，秦仲高、秦仲文也到佛堂来了，秦仲文捏着鼻子一脸滑稽相，仲高却怪声怪调地叫一声：“贤妹哪！意下如何？”
我心里明白，他们对我抱有幻想，以为通过我可以和党取得联系。但他们全不了解共产党的组织纪律，也不了解我的底细。然而，我，一个失群的孤雁，一个与母亲走散的孩子，我仍然是雁群中的一个成员，仍然自视为“布尔什维克”。如今，红军来到四川，蒋军和地方军的前后夹击，命运难以逆料，我必须挺身而出，尽我的心，尽我的力，帮助他们，任何牺牲在所不惜。这个纯属政治交易，而没有爱情的婚姻的苦果，我就吞下去吧！唉，谁能理解我的苦衷呢？我又能向谁诉说呢？我忍住辛酸的泪水含含糊糊地低声回答：“我没有意见，你们认为应该怎么办，就怎么办吧！”
于是，王心卫立即包下大梁子的“永年春”大饭店全楼，连夜发请柬举行订婚典礼。事情的进展竟如此神速，出乎我的意料。我呆若木鸡，听人摆布，身不由己了。
订婚仪式后，王心卫立即率领卫队先到西、秀、黔、彭去作一些必要的安排，这个期间，我的结拜嫂子们，都积极地为我办嫁妆。她们不断地出入于百货公司、银楼、珠宝店。绸缎庄、家具店、绣花店……忙得不可开交。
结婚得有房子。原四川境内，在刘湘执政以前公地很多，私人不得动用，到了刘湘当政时代，许多地方都化公为私了。例如重庆整个南温泉全归了刘湘的嫡系师长唐式遵所有，通远门外一望无垠的官山，除了马路，地皮全归刘湘的另一个嫡系师长潘文华所有。上行下效，下面凡是有门路的也都想方设法抢占地皮。我虽然不会搞抢占一套，但也在储奇门内买得一小块地皮。由王心卫的部下，一个姓黄的总务科长操办，他很积极地找来建筑工程师，迅速修建起了一幢三层楼的房子，楼房矗立在半山坡上，没有门牌号码，房檐是绿色的，大家就把它叫做“绿房子”。潘文华很快从广东买来一套红木雕花家具，运到重庆就搬进了“绿房子”，作为贺礼。
万事俱备，只欠东风。王心卫从西秀地区回来了。他立即找林润荪、秦仲高、秦仲文商量，并选择了秋高气爽的黄道吉日——十月十日（国民党“双十节”）那天，在“永年春”大饭店举行结婚典礼。
结婚仪式，极尽豪奢，既古又新，古则在于迎亲仪式，由军乐队护送新郎到老街83号秦仲文家，向屋里供的“秦氏历代昭穆之神位”点燃三住大香，一对大蜡烛，向秦氏祖先三跪九叩，向众兄嫂一跪三叩，又转向天地三跪九叩。礼毕，一对青年女傧相，扶出技纱顶戴的新娘拜天地，拜祖宗，辞兄嫂，然后上了花轿。这花轿的表面缀满了鲜花，就像一个五彩缤纷的大花篮。花轿正面贴的是双喜字，背面贴的是“爱”字，顶上是站在百花丛中的一只“凤”。一对轿杆是把白兰花用小铁丝吊起来缠绕装饰起来的，活像一对小白龙。当轿杆在抬轿人肩上闪动的时候，两条小白龙也上下窜动，招来了许多看热闹的人。
花轿一路飘香，从老街出发，穿过重庆市中心最繁华的都邮街，直达后寺坡“永年春”大饭店。军乐队开路，不停地吹吹打打。新娘花轿，新郎彩轿，仪仗卫队，男傧相，女傧相，端印盘的，牵纱的，提花篮的，介绍人夫妇，证婚人夫妇，主婚人夫妇，诸兄嫂，还有亲朋好友……这数不清的人，数不清的轿，依秩序行进着，我在轿中隐隐约约听到人们七嘴八舌地议论，嗬！好排场，好威风！看，多漂亮，多阔气！然而，这一切是为了我吗？不！这一切实质上是“四人协议”的一盘棋，我只不过是这棋局中任人摆布的一枚棋子而已。我觉得好像是在演戏，我扮演的是一个强颜欢笑的花旦。
因为是双十节，各机关照例放假，“永年春”饭店里宾客已经济济一堂。礼堂倒很宽敞，主席台上有证婚人刘湘，介绍人林润荪，结拜兄弟七人推举刘庸彝大哥作主婚人。
婚礼按程序进行。轮到主婚人刘庸彝致词时，他先诉说王心卫扶持刘市公创业如何艰辛，劳碌，奔波，到40岁以后才结婚安家，颇有褒扬之意。不想话锋一转，他又数落到王心卫不仁不义，如此这般的逼死前妻的种种罪恶行径来了。越说越激动，说得简直透不过气来，全场为之愕然。我原先对这个新家还抱有一点不切实际的幻想，以为总算有个稳定的属于自己的家了。如今，他的话把我的最后一点希望都打破了，我顿时泪流满面，难以控制，原来我嫁的是这样的人呐！当刘庸彝发现在我在哭泣时，竟一口气喘不过来，口吐鲜血昏倒了。
刘庸彝为什么有这样奇怪的举动呢？别人告诉我，当初是他想娶我为妻，托王心卫从中撮合，不料想，王心卫耍了计谋，将他甩开，自己却捷足先登了，因此刘庸彝气恼不过，当众揭穿他的丑恶行为。
王心卫只是呆呆地站着，一言不发。
尽管如此，婚礼仍然照常进行。婚礼过后，一些人回到“绿房子”新居，在二层楼的中堂挂着一幅刘湘送的对联：“鹤氅闲披，君赋才华原辅相；……（原句忘了），人夸眷属是神仙”，上款是“心卫学长新婚之喜”，下款是“学弟刘湘敬贺”。在这幅贺联之下设一对太师椅，由新郎新娘端坐着，再由王心卫的部属、子侄等人向我们行跪拜礼而后散去。
王心卫一身酒气，得意洋洋地哼唱着“不要江山要美人”来到洞房。他虽仪表堂堂，然而一想起他逼死前妻的恶劣行为，我就不由得愤慨厌恶，深感上当受骗。他丝毫没有察觉，为了讨好我，反而连连问我道：“跟你找红军去，跟他们走，好吗？”我想，你哪是这种角色呢？答道：“谁要你跟红军走？别随便乱说，惹人误会。你究竟打算怎么办，对红军？”“我？不要江山要美人。”他又摇头晃脑地唱起来了。这样，我心里有底了，对于红军，他起码能做到不留难，不阻击，这也就够了。
不久，刘庸彝称病，离开了刘湘。
岁月蹉跎，到1935年春天，长征的红军已全部平平安安地经过了西、秀、黔、彭，王心卫与秦仲文“堵截”红军的任务也已完成，他们不发一枪一弹，但“四人会议”的“宏图”——与红军取得联系——并未实现。渐渐地，刘湘也知道了王心卫和秦仲高放红军过境的事情了。
刘湘这时业已称霸四川，把他的叔叔，另一个四川军阀赶往西康去了。接着，刘湘调秦仲文回重庆，表面上要他保护诺拉活佛回西藏，实际任务是消灭刘文辉的势力。
秦仲文信以为真，他一到西康，就把刘文辉仅有的两个团主力全部缴械了，专电向刘湘请示机宜，刘湘却没有回复。秦仲文又派专人到成都向刘湘当面请示。（这时，刘湘的小朝廷已搬到成都，我们都随之而去了。）秦仲文哪里知道，刘湘已改变了初衷。刘湘认为，“肥水不流外人田”，与其把西康交给秦仲文搞赤化，不如扶持自己的叔叔刘文辉，他俩毕竟是一家人。于是，刘湘又与刘文辉勾结，设计暗害秦仲文。刘湘一方面打电报调秦仲文只身回成都，说是要“面授机宜”，另一方面，又将武器发给已被秦仲文缴了械的刘文辉的亲信、团长张行让他们率领部队埋伏在雅安郊外的丛林里。这是秦仲文回成都时的必经之地。果然，秦仲文和他的一个秘书、一个勤务员走到此处时，假扮土匪的张行一伙人冲出来，用乱枪把秦仲文打死。后来，虽然刘湘也假惺惺大张旗鼓地捉拿凶犯，可是并无下文。
三 装神弄鬼，乌烟瘴气
1935年，我们随刘湘的小朝廷迁往成都以后，由于放走了红军，刘湘对王心卫已不那么信任了。取而代之的是刘崇云，人称“活神仙”。刘湘把他奉为“真命人主”，要他的亲信要员和军政头目都拜在刘神仙的门下。参拜的仪式是跪一炷香，就是把一根香插在香炉里，参拜者跪在地上，目不斜视地等待一根香燃尽，才算是真心实意地归顺了刘神仙。但跪香者不得见神仙的面，不得听到神仙一句话。只有拜在刘神仙门下，刘湘才可能给以培养、重用和提拔，真是荒唐之至。
王心卫也不甘落后地去跪了一炷香，他要求同刘神仙见一面，并与之说上几句话，但未能如愿。为此，王心卫曾在我面前大发牢骚：“什么狗屁神仙！他不敢在人前露面说话，很可能是个不会说中国话的鬼东西。哼！只要让我看上一眼，我就能判断他是个什么玩艺儿！只要听他一句话，我就能判断他是不是个中国人！”
从此，王心卫就朝朝暮暮和刘芷唐通天教主的高足弟子张神仙泡在一起，钻研神仙、鬼怪，盘腿打坐，有时也很有兴趣地到祠堂街“努力餐”去和餐馆老板车耀先摆摆龙门阵，车是地下党员，自然我们当时不知道。
刘庸彝脱离刘湘回乡近两年了，后来他住在成都西胜街12号，和我们家对门。（我这时已有一座公馆在西胜街16号。）
王心卫、刘庸彝毕竟戎马生涯，共同创业几十年，而今分离将近两年又重逢，彼此你来我往，抚今思昔，颇多感慨。但每到彼此都稍有醉意之时，就不免你一句我一句地顶撞起来，双方面红耳赤，怒气冲冲，不欢而散。虽然如此，仍然每晚相聚，从不间断。终于，刘庸彝吐血病复发病倒了。王心卫和我常陪伴于刘的床前到三更。终于在一天凌晨，我们被黄副官的喊声叫醒，黄副官请王心卫去见刘庸彝最后一面。王心卫一出门，黄副官便从袖筒里取出一把檀香木折扇送给我说：“秘书长（即刘庸彝）请你保存。”折扇上一面是他机要秘书马天榘画的南宋派的山水画，一面是贴金的扇面上由刘庸彝自编自写的一篇悼文。悼文中凭吊一男一女，男的是唐郓州刺史姚阎本，女的是蜀中孝女叔先雄。我知道这是刘庸彝留给我的纪念品，不禁黯然。
刘庸彝死后，王心卫也倍感凄凉、寂寞，更沉醉于同张神仙鬼混之中，张神仙说他身边有妖怪，务必大做法事，才可消灾免祸。于是由张神仙摆布，邀请了几百个道士到圣寿寺杀猪宰羊，吹吹打打地念了七七四十九天皇经，焚烧了纸钱超度众界亡魂。那时我心情苦闷忧伤，常常病得卧床不起。王心卫在家里每日清晨必定跪在神台前焚香，为我念观音经，求观音菩萨保我平安长寿。20分钟以后，又急急地赶到圣寿寺参加集体的祈祷活动。他不管我喜不喜欢，相不相信他的这一套，就这么荒唐滑稽地搞下去，越陷越深，后来连他自己也搞得神不神，鬼不鬼的了。我越来越感到受不了了。
七七四十九天的皇经念完了，张神仙又说到我家来“谢土”，为我保平安。几十个道士到我的家里来，杀猪宰羊，吹吹打打，嘴里叽哩咕噜地念经。接着又扎一个纸人，给纸人身上穿起我的衣服，在笙箫鼓乐声中架起火来焚烧，搞得满院乌烟瘴气，一派恐怖景象，还说这叫做“生人遗殓”，可以给我消灾消难。到了“谢士”仪式的最后一天，又在正中间大花园内搭起法坛，摆起香案、祭品，大宴宾客。
张神仙盘腿坐在法坛上，左手托起一碗水，嘴里念念有词，右手在水碗上面划来划去。道士们也合掌念经。众宾客都在聚精会神地看热闹。王家有个侄儿媳妇站在我的身边，她好心地凑近我的耳朵说：“婶婶，你知道今天收的这个妖怪是谁吗？”我摇摇头回答：“不知道。”她很着急地说：“就是你老人家呀！”我问他：“你叔叔知道吗？”她说：“他不点头谁敢这样做？”又说：“很可能，张神仙那碗里有砒霜，当心哪！你喝不得的呀！”
我听了此话，思之再三，猛然意识到了，哦，原来如此，这一切是冲着我来的呀！不给他们一个下马威，是对付不了的。拿定主意之后，我沉住气，轻轻走到张神仙背后，逮住他盘着的一条腿，使劲一拖，他一下子就从法坛上滚到地上。我又迅速地把摆供的三牲，以及所有的供品，什么古瓶古碗等等一齐掀倒，稀里哗啦摔了一地，演了一场“河东狮吼”。趁众人还没有回过神来，我又转身冲进卧室，从枕头底下拿出手枪，当着在场所有的人指着王心卫说：“你的道高一尺，我的魔高一丈，当年你不要江山要美人，是你自愿的，谁强迫你了？今天你不得志，就要来害我，我跟你拼了！”王心卫吓得拔腿就跑，我把枪口对着他紧追不舍，众宾客以及道士们都一哄而散。张神仙没有走，黄参谋长没有走，王心卫被我追得团团转。这时黄参谋长出面劝解，他对张神仙说：“千万别让王心卫重演逼死前妻的悲剧。”然后又问王心卫，张神仙为什么要这样做。王说：“张神仙在北门外有50亩洼田，连年遭水灾，颗粒无收，不过是想敲我5000元，我一时糊涂，相信了他的鬼话。”其实我也不想真的闹出什么人命来，于是我说：“要钱还不好办？我出钱给他地买过来不就行了，只是今后他不许再踏我的门坎！”一场闹剧就这么收场了。但我对这里的生活越来越感到窒息。唉，我，一个共产党员，当日驰骋沙场，如今怎么误人了歧途。
四 刘湘之死
1936年，郭春涛由刘湘的高级顾问马叙伦介绍到四川来策动反蒋活动。郭春涛是国民党左派，是周恩来留法时的同学、好友，他一向反对蒋介石，与共产党关系密切，思想进步。在大革命北伐时期，我们同在冯玉祥的西北军，他是国民党武汉政府派去的，我是共产党方面的，是国共合作两个方面的人。而今时过境迁，我们又成为反蒋抗日的同路人了。他希望我帮助他了解地方上的一些情况，并和一些人建立关系，我很乐意这样做。
郭春涛去见刘湘，凭他的才识与辞令，说得刘湘五体投地，请他做秘书长，还请他再找几个笔杆子，与刘湘的枪杆子相配合，好跟蒋介石争霸。
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发生了，成都掀起了轰轰烈烈的抗日救亡运动，我也积极参加了，并且想方设法寻找上前线杀敌的机会。成都的《华西日报》第一版发表消息：“秦德君请缨杀敌。”我也曾资助一些青年，由郭春涛写信给周恩来和林伯渠，介绍他们去延安。
此时，郭春涛积极策动刘湘出兵抗日。刘湘任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郭春涛为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委员会主席。
刘湘奉蒋介石之命出川作战。可是，刘湘在对白的作战中惨遭失败，1937年冬，从南京撤退到武汉。刘湘在南京饮食不当，得了肠胃炎。
蒋介石表示关心，指示刘湘身边的崇蒋人物，劝刘湘住进了武汉的“德国医院”治疗，为他选了专门的医生，还选择了一位年轻漂亮的特别护士陶小姐陪伴。据说这位陶小姐很乖巧，刘湘对她颇喜爱，把贴身副官、侍从、马弁一一从身边赶走，朝朝暮蓦地同陶小姐厮混在一起。随从们乐得清闲，也一个个在武汉寻各自的快乐去了。如是几月，刘湘病势渐沉。
在成都的亲信将领们闻讯，立即召开紧急会议，决定由我这个国民革命军第七战区司令部的参议官陪同刘湘夫人飞武汉，“抢救”刘湘回四川。我心里明白，此事责任重大，非同小可。一则刘夫人醋劲大，一旦发现刘湘身边有了美娇娃，定会不顾体面，大吵大闹，难以收场，我就得从中调解，大事化小，小事化无；二来刘夫人从不参加社交活动，又只能讲大邑县的土话，我还得给她当参谋和翻译。将领他们知道刘湘夫人动不动就把部属的年轻夫人称做“小婆娘”，她们都不愿接近她，因此嘱咐她必须对我有礼貌。这样我才答应陪她去武汉。
刘夫人并不了解刘湘已经生命垂危，出川前先回到大邑县去和刘湘的三弟扯家务事，拖延了两个星期。俟启程之时，刘湘的死讯已经传来，大家决定先不告诉刘夫人，仍然由我陪她飞往武汉奔丧，我们俩在飞机场才见面。
那一天，寒风凛冽，雨雪纷飞。刘夫人在飞机上昏晕呕吐，她叫我帮她把狐皮大衣脱下来，挂在衣钩上，惟恐弄脏了。而要我把我的貂皮大衣脱下来给她盖上御寒。那个年代的飞机没有空调设备，再加上那一次又偏偏把航线飞错了，竟然飞到甘肃兰州，然后又折回到西安飞机场加油，冷得我直哆嗦，好不容易才熬到武汉飞机场。一下飞机就看见前来迎接我们的人胸前都戴着一朵白花，臂上缠着一圈黑纱，刘夫人并不知道这一切意味着什么，对来人的问候她听不懂，也不在意。车子一直开到刘湘治丧处——当时的武汉第六小学校。门前笙箫鼓乐，吹吹打打迎接前来吊唁的客人，从大门外的两边就摆满花圈、挽联，一直连接到礼堂。礼堂的正中间，放着刘湘安眠的棺材。礼堂的左角有一个小房间，房间里有一张单人木板床，床上放着刘湘生前用的被褥，朱红色绣花被面，乡里乡气的。床前有个两屉木桌，桌上有笔筒、墨盒等文具，床头有两把木椅子和一个木茶几。我们被带到这间小屋子，刘夫人一进门就四下张望，然后指着被褥问“甫公（刘湘）呢？”李副官的夫人指着礼堂正中间的棺材说：“在那儿。”我心里顿时紧张起来。没想到刘夫人倒是态度从容，心平气和地问我：“你知道吗？”我只好点头回答：“知道。”她埋怨说：“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说：“我们是在飞机场才见面的，叫我怎么说得出口呢？”她沉默了一会儿，改变了“我是君来你是臣”的高傲态度，恳切地说：“甫公没有姊妹，你就当是市公的亲妹子吧，你要同我一起披麻戴孝呀！”她立刻叫来了李副官，给我们量尺寸做孝衣。待她把这些交代清楚了，她就向刘湘的棺材走去。走到离棺材大约有一丈左右，她猛地向棺材扑去，我赶快抢前一步，把她拦住。有人立即拿来一把藤椅放在她身后，我把她放在藤椅上，然后用双手撑住藤椅的扶手，不让她动弹。四周马上围了一圈的人。她虽然从藤椅上蹦不出来，但一边哭嚎，一边用穿着黑牛皮的尖头皮鞋的小脚向我乱踢，踢得我一双腿又青又紫，又红又肿，差点不能迈步。
刘夫人闹着要我陪她去找蒋介石拼命，说是：“亲日派成功，逼死我的抗日英雄！”可是谁也不敢给她开车。那几天武汉市雨雪横飞，我和她都不识路，上哪儿去找蒋介石呢？她气不过就打人，见人就随手抓起东西向人家砸过去，什么茶杯、茶碗、笔筒、笔墨等等，茶几、椅子也全都砸得稀烂，弄得人们都躲得远远的，不敢见她。这样一来，她更生气，说什么“人情淡薄，世态炎凉。甫公在世时，一呼百应，而今甫公不在了，就没有人理我了”，说着说着就呜咽起来。我看她已慢慢平静下来了，就对她说，不是大家不理她，而是怕挨打，只要她不再打人，我就去把人给她叫来，而且建议最先找陶小姐，了解刘湘得的什么病，是怎么死的。
我们在比较秘密的情况下，找来了陶小姐。陶小姐说刘甫公是饿死的，也是累死的。医生说刘甫公不能吃任何东西，连水都不能喝，每天只靠打针、输液维持生命。打的是什么针药，护士不能过问，护士只能听医生的。可打针输液不但没有治好刘甫公的病，病反而越来越严重。再加上何应钦每天晚上都要来找甫公谈什么国防问题，常常搞得精疲力竭。临终时，甫公双手只是乱抓，其状至为悲惨！陶小姐说到此已经泣不成声，刘夫人则是恨得咬牙切齿。最后，陶小姐说：“我的家乡是安徽宣城，市公说他也是早年从安徽宣城迁往四川大邑县的。他将来要叶落归根，回宣城去。他还说等他病好了就保送我去美国留学，等我学成回国，我们就生活在一起。”
陶小姐的话道出了刘湘的死因，是累死的，饿死的。然而麻烦的是陶小姐的另一番表白。她哭着对刘夫人说：“夫人，我没有亲人，让我跟你回去，服侍少爷小姐一辈子吧！”这个问题怎么了结呢？就连如此泼辣的刘夫人也被难住了。后来还是由选派陶小姐做刘湘特别护士的人出面，给了陶小姐一笔钱才把刘湘这笔风流债一笔勾销了。
刘夫人余怒未息。当时武汉负责刘湘善后事务的人，要我想办法把刘夫人骗回四川，免得她再闹事。为抗日大局着想，我劝刘夫人赶快给刘湘办完丧事，回四川挂帅，统率甫公的军队稳定四川的政局要紧，不然夜长梦多。刘夫人同意了我的意见，尤其是听说她可以像秦良玉那样以夫人的身份挂帅，就立刻同意迅速办完刘湘丧事，马上回成都。
刘湘的追悼会场就设在武汉第六小学治丧处。前来悼念的人都胸戴白花，臂缠黑纱。刘夫人穿戴未亡人的孝服，而我这个假妹子却头戴麻冠，身穿长到脚跟的孝衣，腰捆麻绳，头技长孝帕，这真是逢场作戏，身不由己。
蒋介石率领文武官员，整整齐齐地排列在刘湘的灵前。翁文灏个子颇矮小，额头上有个大疤，站在第一排从右数起的第一位。旁边的孔祥熙显得又高又大，目光闪闪，这一高一矮，颇引人注目。追悼会按程序举行。刘湘的遗嘱是郭春涛秘书长仿照孙中山总理遗嘱的笔调写成的。最后是悼念的人向死者亲属表示哀悼，他们行的三鞠躬礼，而刘夫人和我这个临时的妹子回行的却是跪拜礼，低头弯腰的跪在灵前不能抬头。俗话说得好，孝子的头等于狗儿头，我这个女参议员，当了狗头，可真有点令人哭笑不得。
追悼会仪式举行完毕，我扶刘夫人到礼堂前右边小房间里会见蒋介石。一进门刘夫人便双膝“呼”的一声跪下，接着一个震耳欲聋的响头，随后就放声大哭起来。蒋介石知道刘夫人曾经要找他拼命，颇为尴尬地拉着我的胳膊说：“刘姑奶奶，请赶快扶刘嫂子回去休息吧！”矮而胖的刘夫人是个健壮的劳动妇女，颇有一把子力气。她的怒气没有发泄够，是拉她不动的，要是硬拉，说不定把她惹急了，还会出麻烦。再说我也想借此吓唬蒋介石一番，便对蒋介石的话不予理会，由得刘夫人大喊大叫：“亲日派成功，逼死抗日英雄！”蒋介石急得额头上直冒汗珠，抓住我的胳膊不放，结结巴巴地直叫我“刘姑奶奶”，求我扶刘夫人去休息。
等到刘夫人哭累了，声音也哑了，想下台阶的时候，我顺手一扶，她便从地上站了起来。蒋介石赶紧说：“嫂子，对甫澄兄的后事以及子女问题，兄弟负全权责任，保证对得起嫂子全家。”于是刘夫人这才准备返回成都去。
启程那天，由何应钦执绋送刘湘灵板上长江轮船以便运回四川安葬。我扶着刘夫人跟在何应钦的背后，刘夫人一边走一边哀嚎，“亲日派成功了，逼死我的抗日英雄喽。”一路上雨雪纷飞，她反复哭喊着，直至灵柜上了轮船为止。回头来，我同她乘上飞机回四川，日本飞机跟踪我们的飞机。我机飞行人员十分机智勇敢，左弯右拐地飞到重庆降落，又由重庆换乘小飞机回到成都。
刘夫人在成都真的自行挂帅，统领全军。她今天扬言要杀这个对刘湘不忠的，明天扬言要杀那个对刘湘不义的。闹得不可开交。这样一来我家倒热闹起来了，都委托我劝刘夫人指定刘湘的继承人。
刘夫人喜欢打麻将，因为她脾气大，把年轻的太太们叫做“小婆娘”，因此就没有人敢接近她，只有她身边的两个保姆陪着她。她们打牌时，三缺一，就常把我请去凑一角。她的规矩是五块底，每人面前摆五块钱，她只能赢，不能输，五块钱完了就收场。她赢了就满心欢喜，把什么好吃的东西都拿出来请我们吃，把什么好玩的都拿给我们玩。她若是输了，就面红耳赤，又吵又闹，甚至把牌桌都掀了。我深知她的脾气，故意输给她，在她心满意足的时候，我就很关切地向她提出，光杆司令不行，还是要决定甫公的继承人才是。后经将领们考虑再三，终于公推出了潘文华作刘湘的继承人。潘文华委任我为二十九集团军参议官。
刘湘死后，郭春涛失业，到重庆去了。刘夫人叫我办遗属学校，我谢绝了她的要求，背着王心卫弃家出走，乘小飞机到重庆另觅我的新路，自然参议官的职务也随着结束了。我终于逃出了军阀的营垒，准备在抗日的大潮中，尽我的一份心，一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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