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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 重逢刘伯坚
一 西安解围
挺秀的大雁塔、小雁塔显得愈来愈模糊了，暮色在不知不觉中合拢来，整个西安城灰蒙蒙的。
这是1926年严冬的一个傍晚。
庭院里的枯树枝被风吹得飒飒作响，窗玻璃不时也格格的发出声音。忽然，在呼呼冷风中我感觉到一种异样的声音，虽然很轻微，却叩在我的心扉上。
这是皮鞋踏地的声音，有点熟悉。啊，是他，刘伯坚！我惊喜得身子不禁颤动了一下。
西安时局大约在二三月份紧张起来，北洋军阀吴佩孚指令部下刘镇华率领12万大军进攻西安，西安城被困得水泄不通，交通断绝，粮食匮乏，百业凋零。日夜枪声不绝，时密时稀，偶尔还夹杂着隆隆的炮声。街头、庭院时有流弹飞过，窗户脚下也会有炮弹片骤然掠过，甚至偶而床底下也钻进了子弹壳。
城内人心惶恐。我把仅有的衣物行李拍卖，每天花时间到荒地去拔一些野生的黄芪嫩苗，用清水煮熟了充饥。困守在城内的20万军民，冻饿而死亡的不少于三分之一。由于军民齐心御敌，守城的国民党爱国将领杨虎城又有很高的威信，尽管警察、邮政等公务机关全被解散，而社会秩序依然有条不紊。人们都抱有信心，坚持抵抗军阀的走狗刘镇华，决不让北洋军阀吴佩孚的反动势力伸展到西北地区。这也是对当时正在进行的北伐有力的支援和配合。
现在西安终于解困了，反动军阀的围攻被粉碎了。刘伯坚来看望我了。
“还在莫斯科，就知道你被围困在这里，真是大难不死啊！”他泪潸潸地拉着我的手说。
我心潮起伏，思绪万千，热泪盈眶，家事国事不知从何说起。
还是先把西安城里的事讲给刘伯坚听吧。
西安被困时，粮食无来源，城里的财主们趁机发财。他们把地窖里可食的东西，如榨过油的渣饼，腊肉店里的腊子油，还有黄花、木耳、白糖、盐等等，都从地窖里翻出来高价出售。到最后，除了天空的飞鸟捉不到以外，凡是地面上行走的动物，如骡、马、狗、牛、羊、猫、鼠之类全都被吃光了，门板、窗格、桌椅都劈了当柴烧，连那千百年的名木古树也遭了厄运。饿死的人一天天增多，开始还有薄棺装殓，继之则用席一卷，捆上绳子送到皇城背后，埋葬在荒地里。到得后来，惟有听其自然地横倒竖歪，陈尸满街。刘镇华趁城内面临危机，派飞机散发传单，威逼诱降，并悬赏20万元购买杨虎城的首级，继而又投掷炸弹，在这炮弹掠空、全城饥荒的危机中，军民坚持守卫省城，终于等来了伯坚你们啊！
刘伯坚微笑着听我说话。我急于为革命多做工作，他说：“别着急，我们工作才开头，任务多得很呢。”
送走刘伯坚，我兴奋得久久不能入睡，脑海里不禁浮现出同他有关的一些往事。
二 初识刘伯坚
刘伯坚的家乡在四川川北平昌县龙岗寺，生于1895年正月9日。中学毕业后，到成都皇城坝高等师范学校（现迁到望江楼，改称四川大学）学习。我和刘伯坚相识于1919年五四运动高潮中。那时四川虽然偏处西隅，但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双重压迫剥削之下的人们，特别是青年学生，反帝反封建的情绪也十分高昂。
学生们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门前高悬“模范监狱”四个大字的横额，讽示此校犹如一座监狱。在学校致公堂前面的广场上，由高等师范学校学生刘砚僧、王维彻、袁诗尧，附属中学学生刘先亮、吴先优等等负责召集了各学校学生代表数千人，聚集起来商讨大计。他们游行演讲，向省军署（督军熊克武）、省公署（省长杨庶堪）请愿，通电全国各省各县共起反日救国，加强抵制“仇货”运动，并且组织了“四川学生联合会”。
学生们为了表示决心，砸了自己使用的洋瓷脸盆，撕烂自己身上穿的洋布衣服，学生罢课，工人罢工，把商店的“仇货”抄出来当众烧掉。成都全城的大、中、小学生万余人，游行示威。走过长街，惊天动地。
当时我是学生代表之一。行将赴法勤工俭学的肖华清、阎明钦、刘伯坚等都是五四运动高潮中的健将。在抵制“仇货”活动中，奸商收买流氓在高等师范学校的“明远楼”打我们。我被打掉一颗门牙，但最后我们学生齐心合力，还是把流氓打退了。
刘伯坚把我送回少城实业街“四川女子实业学校”。那时他是高等师范学校毕业的大学生，我还是一个中等专业学校的二年级学生。他身材适中，头上有少许白头发，英姿勃发，待人温厚热忱，知识广博，言谈动听。对我既像一位温和的师长，又像一个和蔼的兄长。我也像喜欢老师一样打心底里喜欢他。
刘伯坚的好友，从事教育革新运动的秦树枫，那时在川东教育厅工作，他和我的二哥秦仲文也是好友，曾结为同宗兄弟。他听说我在成都被打伤了，就写信托刘伯坚照应我，因而刘伯坚对我更加关切，也时时邀我一起散步、游玩。
那是何等美妙欢快的日子啊！刘伯坚和我走遍了成都的风景名胜，西南郊的杜甫草堂、诸葛武侯祠、锦江畔的望江楼、四季花香的百花潭，还有北门外的昭觉寺……都留下了我们的足迹。我们看到了传说是文成公主用自己的头发绣成的自己的像，还有供几百个和尚吃饭的一个大铜锅。我们品尝用青杠树叶烘出来的香喷喷的白米饭，锅底有很厚一层锅巴，用油炸脆了再加花椒盐，叫做椒盐酥锅巴，又香又脆。望江楼的醉虾活蹦乱跳，豆瓣鲜鱼也是令人馋涎欲滴。
我们在成都宽厚的城墙下远眺那无边无际的绿野青田，十分赏心悦目。我很喜欢爬上城墙边沿的跳蹬式的垛子上跑步，刘伯坚对此很紧张，惟恐我一脚踏空，滚下来摔坏了。于是我在高处跑，他在脚下跟，伸出双手来防范我摔下来。我笑着说，万一我摔到城墙外边去了呢，那岂不跃成肉酱。他急得头上直冒汗珠，叫我“小淘气”。
“你跳下来试试，看我接得住你不？”
我就显能干，从两米左右高的墙垛子上纵身跳下来，他一把将我擒住，才笑呵呵地松了一口气。可是从此他就不愿再带我上城墙了。
1919年中秋佳节，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第14个周年的日子。我们步行到离成都40里地的新都县桂湖游览。满园桂花树，又高又大，大多是几十年、甚至上百年的老树了。满地铺的竹蔑席，有人爬上树，用竹竿在树枝上敲敲打打，于是，像天女散花一样，桂花飘落得满席满地，清香四溢。我们走饿了，小食店有桂花汤圆、红油抄手、担担面、兔肉牛肉、烧鸡等等可餐。我们早去晚归，走起路来，我比他一步也不慢。
“你这个铁脚板，名不虚传。”刘伯坚笑呵呵地说。
我那时已剪掉长头发，扮成男装。我们常常手牵手就像兄弟俩，也像老师带学生，徜徉于大路、田间。
然而过不了多久，他要到法国勤工俭学了，他与我相约说：“你毕业后也到法国来吧，我等着你，或者有可能我们再到苏联去。”
“那真好。”我欣然赞同，“我一定到法国去找你。我也愿意到苏俄去。”
中秋节后，我送他到望江楼下上船。由成都去重庆，下水船顺江东流，三天到嘉定，再两天到重庆。
这一别直到西安解围才重逢。他问我：“你怎么不到法国来？”
我不知从哪里说起，只能含着一眶热泪告诉他，那次别离后想不到我就遭了大祸。封建势力加给我种种罪名：闹学潮、办小报、剪发辫、女扮男装……他们认为“有伤风化”，甚至为我剪发的理发店亦被查封，理发工人也被逮到监狱去了。他们原来就恨我搞妇女剪发运动，截获了北大校长蔡元培的复信后，趁机开除了我，不准我呆在成都，我只好到了重庆。可是又遭到了人面兽心的穆济波的欺侮等等，以及后来到北京、上海、南京等地从事革命活动，加入共产党。1925年“五卅”惨案后的寒假里，组织上又派我来西安等等经历，我都一一倾诉。同时我也告诉他，穆济波像影子一样纠缠着我，加上我又怀了孕，对外无法说清，也难以启齿，所以后来勉强同居了，已有了两个孩子，但两人感情始终不好，常争吵。如今在西安，我住我的学校，他带着孩子住在他教书的学校，彼此来往不多。
刘伯坚听了，一方面为我加入了共产党而欢欣鼓舞，一方面又不禁黯然神伤。他也告诉我，他1921年参与发起和组织旅欧中国少年共产党，1922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先任旅比（比利时）党的支部书记，后又任旅欧总支部书记。1923年，被旅欧总支部选送到莫斯科东方劳动者共产主义大学学习，不久被公推为旅莫（莫斯科）支部干事会负责人。支部书记。初到时，白天到工厂做工，晚上坚持学习马克思主义，还担负着管理中国留学生和旅苏华侨的事务，安排接待党组织选派的来自国内或旅欧的留学生，非常辛苦。就在这段时间里，他抓紧时间系统地学习了马克思主义，研究苏联十月革命的经验，并结合国内革命斗争的实际，在理论水平和实际工作水平方面都有很大提高。
1926年春，统率西北军的冯玉祥将军，由于在国内军事上的失败，通电下野，接着赴苏联考察，并要求援助。共产国际决定争取冯玉祥，并委派刘伯坚参加这一工作。5月间，冯玉祥全家来到莫斯科，刘伯坚前去拜望，并畅谈了国际国内的形势。以后，刘伯坚又向冯玉祥介绍十月革命的经验，阐明必须积极推行孙中山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才能建立富强的新中国。经过苏联政府领导人、共产国际负责人和刘伯坚等人的争取，冯玉祥表示要走十月革命的道路，向苏联学习。军队一定要改组，向苏联红军学习，西北军中也要设立政治部。冯玉祥还向共产国际提出，要求派刘伯坚和他一道回中国去主持政治部的工作。这样，1926年8月，刘伯坚就同冯玉祥和苏联顾问一道回国了。
西北军原先是北洋军阀所属的一支旧军队，刘伯坚到了军中，便开始了艰巨的改造工作。1926年9月，在绥远省的五原县，冯玉祥向全国发出了由伯坚起草的参加国民革命的宣言。接着，在五原县的大校场上，召开誓师授旗典礼，冯玉祥、刘伯坚发表演说，公开宣布全军集体加入作为革命统一战线组织的中国国民党，接受国共合作的纲领，接受“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提出打倒北洋军阀政府，配合南方国民革命军北伐。官兵士气大振。冯玉祥当场宣布，改西北军为国民军联军，冯玉祥任总司令，刘伯坚任总政治部副主任、代理主任。原西北军的五色旗换成青天白日旗。全场欢声雷动，这就是有名的“五原誓师”。
为了革命事业的发展，国民军联军移师包头、银川。11月28日，国民军联军解除了直系军阀刘镇华部对西安的包围。刘伯坚这才进了西安城与我重逢。
他似乎不把我看作当年爬城墙垛子的小淘气了，而为我在革命道路上受到的锻炼高兴。
“今后我们可以并肩战斗了。”他笑呵呵地说，把“并肩战斗”说得特别重。
这话，像一股甘冽的清泉，淌过我的心头。
三 顾大局，割舍私情
西北军自从脱离北洋军阀，响应北伐，打出国民军联军大旗之后，军威大振，很快发展到20万人。武汉国民政府派郭春涛、邓飞黄、黄少谷等代表国民党来到西安，与西北军一起工作。为了配合南方北伐军继续北上，在西安，1927年春，国民军联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冯玉祥就任国民党第二集团军总司令，刘伯坚任第二集团军总政治部副部长，黄少谷为秘书处长，邓飞黄为宣传处长，郭春涛为组织处长。由莫斯科回国的一批年轻的共产党员中，陈家珍担任国民革命军驻陕总司令于右任部下史可轩的政治部主任，曾晓渊和陶金熔等分散在总政治部里的几个处里作骨干。邓小平同志那时最年轻，21岁，足智多谋，气宇不凡，是西安中山军事学校的政治教员，并在西安中山学院讲课。他才华出众，文武全才，能写会画，总是不辞细小，勤勤恳恳，不知疲倦地工作，培养军事人才和政治人才。他们当中，刘伯坚年纪最大，五岁，身着军服，长统马靴，显得十分威武。他长于演说，不用讲稿可以一口气讲几个钟头，没有重复的句子。那时党的北方局、南方局、上海局先后输送来200多共产党员，有陈延年、刘志丹、安子文、宣侠父、方仲如等。分别担任军、师一级政治部长或主任。各省党代表，如湖南汪泽阶、安徽朱蕴山等也云集西安，真是人才济济啊。我则负责女子宣传队，附属于总政治部，工作上与宣传处有紧密联系。因此，和邓飞黄时时打交道。
我们首先为饥饿已久的守城人民群众免费提供大饼。馒头。有的人饥饿已久，形同饿殍，一旦猛吃一餐，反而胀死了！这是没想到的。其次，着手整顿市容。总司令部、总政治部全体文武工作人员一齐出动，埋葬尸骸。
官兵士气十分高涨，但有时军内筹响不及，几个月都发不出饷，刘伯坚就深入到士兵中做工作。他的口才好，说话通俗易懂，鼓动性很强，往往能激励士兵在极其艰苦的情况下保持旺盛的斗志。因此，在西北军中流传着一句话：“听过刘伯坚一次演讲，胜过发三个月的饷。”
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部、总政治部都设在西安红城（原名皇城，现在叫做新城）。在红城广场上，刘伯坚和西安党组织经常一起发动群众，召开大会，组织游行，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此时我是西安市妇女协进会主席，负责妇女工作，又兼陕西省立女子模范学校校长。召开群众大会，主席台上照例需要工农商学兵及妇女代表各一人就座。总司令冯玉祥，总政治部副部长刘伯坚，苏联顾问乌斯曼诺夫等都在主席台或阅兵台上，而我则是妇女界的代表。这一抛头露面，惹得西北战场上的战友们，都认识我这个黄毛丫头了。
刘伯坚忙于全军的政治工作，白天很少见他的面。我也沉在组织群众、开会和游行里面。在大革命高潮中，妇女们思想进步了，纷纷走出家庭参加妇女协会的活动。但还有一些家庭封建思想特重，婆婆打儿媳，丈夫打老婆，胡说妇女协会是离婚协会。有的青年妇女被打得头破血流，遍体鳞伤。妇女协会成了被压迫姊妹们的诉冤堂，日夜都有受伤的青年妇女被几个姊妹抬着到妇女协会来。妇女协会像个法庭，又像是家庭纠纷调解处。先是送法院验伤，再送医院治疗，然后送回家并向她们的婆婆、丈夫作说服教育工作，说明妇女协会的工作目的，并不是提倡离婚，而是主张男女平等。因为经常是夜静更深有受重伤的姊妹被抬到协会来求援，在协会工作的同志都忙得头昏脑胀，整个冬天，我没有吃好一餐饭，睡好一夜觉。妇女协会没有经费，我只好把当校长的工资拿来补贴。后来，集团军总司令冯玉祥拨了500元给我们作经费。
虽然很忙，但由于工作关系，我每天必到红城走一趟。下班后，暮色深沉的时候，刘伯坚照例拉着我的手送我回宿舍。我们都是武装，他仍穿着苏联军用长统马靴。雪后天晴，夕阳的余辉映在戎装上，更显得我们精神抖擞。
在我身边有一个比较要好的女友，她是原陕西省女子师范学校早期毕业生，后在女师附属小学任教，名叫王淑贞（后改名为王叔振），她对我很好，我们形影不离。因此，我和伯坚携手从红城回到宿舍时，有时就变成三人行了。她一再要求我把刘伯坚约到她哥嫂家去吃陕西的名牌面食。她哥原是陕西省教育厅长，家里亭台楼阁，花园客厅都很阔气，厨师也是高手，官家习气颇浓厚，招待颇殷勤。我去过一次后，不习惯于应酬，也没时间，就不肯去了。从此她就不再总是跟着我了。
有一天，忽而接到刘伯坚的来信，信里写着他选择伴侣的八个条件：（一）身材玉立；（二）眉目清秀；（三）文理通顺；（四）不超过24岁；（五）不慕虚荣势力；（六）不要缠过脚的；（七）不要官僚地主家庭出身；（八）要有革命思想。平时，伯坚因我这里没有电话设备，便经常派人送急件给我，信中写的全是工作问题，从来没有提及私事。这封择偶条件的信倒仿佛是针对我而定的，这使我迷糊起来，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接着，多日不见的王淑贞跑来找我诉衷情，说她爱上了刘伯坚，非他不嫁，万一她和刘伯坚的婚姻成不了，她就不想活了。我这才觉悟到她不再紧跟着我，原来是把目标转移到刘伯坚身上去了。听了她的表白，我倒吓了一跳。我猛然想起，她第一次碰见刘伯坚，就问我：“刘伯坚结婚了么？”原来，她是一见倾心呀！
往后，刘伯坚仍然是下班送我口宿舍。我的宿舍在西安书院门陕西省立女子模范学校内，进校门向右转弯的一个独立小院便是。食堂就在进校门左手。回校以后，厨师早已把晚餐弄得妥妥贴贴，等待着我。1926年年末的冬天，虽然是北风凛冽，大雪纷飞，我俩踏雪而归，不但身子暖和和的，刘伯坚的手捏着我的手，手也都是暖和和的。房间里工友收拾得清洁整齐，卧房里还烧了暖炕，连心都感到热乎乎的了。
刘伯坚责怪我说：“你为什么要把我推进八阵图里去？”看来他以为我是有意识地把王淑贞介绍给他的了。怪不得他写来了择偶八个条件呢！咳，冤枉透了，我何曾想到这些呢。如果成人之美呢？我可不是圣贤，叫我如何舍得下呢！越想越为难，哎呀呀！难哪难，我想着想着，呆着木鸡，甚至伯坚在说些什么也没听见，他急得猛地把我紧紧抱在怀里，痛哭不已，在我脸上身上乱吻一阵。我理解他的心情，我不怨怪他这样的一反常态，只怨自己年轻幼稚，不懂世情，想不出怎样解决这个难题。
我爱他，他也爱我，可是当中夹个穆济波，怎能成为夫妻呢？如果我同穆济波离婚，再同刘伯坚结婚，不就名正言顺了么？伯坚也是这样考虑的，他向我求婚了。可是我顾虑重重，决断不了。当时的社会对于女子离婚是会传出种种流言蜚语的，也有可能将我羞于启齿的那一段事情宣扬开来，我觉得压力太大，更重要的是，我想到，刘伯坚在军中威信很高，如果卷进了离婚案件，有可能影响他的声誉和工作。处在封建思想的包围中，为了革命工作，我必须割舍私情，顾全大局啊！这样，在我个人的幸福伸手可及的时候，我却忍痛让它从我的手指缝里流逝了。
刘伯坚知道，穆济波和我从感情上已彻底破裂，在生活上也已分居。他住他教书的那个学院，我住我的女子模范学校，彼此很少来往。原因要回溯到1920年在南京发生的事情。在南京，我上东南大学的时候，因为生第二个孩子时，曾一度辍学，我的女同学就常来看我，其中有一位姑娘和我非常要好，她因病，暂时住在我家。那时穆济波是东南大学附中的教员，他垂涎这姑娘的俊美，竟然背着我用暴力把她奸污了。这位女同学含着羞辱离开了我家，去给一个做官的人家当家庭教师。哪知她再次遭受凌辱，因而饮恨自杀。当我知道她自杀的真相以后，深受刺激，同穆济波大闹一场，决心离他而去。这样，我奉党组织命令，西出潼关，到西安，是独自一人离家出走的。但不久，穆济波又带着孩子追到西安，当了一个学院的教员，我们关系冷淡。但是，要同刘伯坚结合，却是云遮雾拦，关山重重啊！
我郁郁寡欢，伯坚也是愁肠满肚，一连三天他都是下班后奔到我的宿舍里来，好在我住的是一个单独三间房的小院，院前有小天井，夜来很清静，他的愁闷情态，使我不忍心让他在寒风凛冽的黑夜里，再孤独伶仃地回红城总司令部他的宿舍去。
伯坚在我这里住了三个夜晚了。我们都想到，长此以往，会出乱子。我想，万一王淑贞想不开，悬了梁，那就更会影响伯坚的政治声誉，政治上的损失，是难以补偿的。我要以革命前途为重，而不能只顾儿女私情。不过，这叫我又如何割舍得下呢？左思右想，我还是违心地拒绝了他的求婚。这时，于右任、冯玉祥又来作媒，介绍王淑贞给刘伯坚。为了统一战线的工作需要，刘伯坚勉强同意了，这铸成我终生的遗恨。
不觉已是严冬过去，桃红柳绿的时候了。我们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配合北伐，提出“出兵潼关，会师中原”的口号，要进潼关，展开消灭奉系军阀张作霖和北洋军阀吴佩孚的两大战役。我满怀欢欣，盼望着就这样鸿雁南飞，在革命的凯歌声中，轰轰烈烈地和从武汉南来的北伐大军会师于中原。总政治部同志的担子更重了，刘伯坚、邓小平同志等因此也更加紧张忙碌了。
刘伯坚找我商量，他要我在出师前的动员大会上作鼓励将士勇气的演讲，表示我愿为革命胜利而效命沙场。他说这是总司令的意思。并说，总司令还要我在大会上提出组织女子宣传队，随军北伐的建议。果然，冯玉祥在全军将领面前将我的军，把我说成是300年前的抗清英雄秦良玉第二，他说：“女同志也要上战场消灭敌人，男子汉应该怎么样呢？想想看！”为此，冯玉祥当场拨1200元给我们作为组建女子宣传队的经费。
总政治部宣传处陶金熔设计做了一面“国民革命军第二集团军女子宣传队”的红旗，旗帜一打出去，妇女们纷纷要求参加。当时有规定，国民革命军不能携带家眷，因而军事头目们的夫人、小姐都来报名，还有女教员、女护士、女医生、女学生等等，组成了娘子军队伍，浩浩荡荡地随军出发了。
在出发前夕举行了一次婚礼，新郎是刘伯坚，新娘是王淑贞，时间是1927年4月。她的哥哥嫂子催促着她赶快办喜事，她本人也急不可待地一再恳求。再加上队伍就要出发了，时间紧迫，刘伯坚无可奈何接受了新嫁娘，也不谈他择偶的八个条件了。
队伍开拔前，新嫁娘王淑贞也主动报名，加入了女子宣传队。
娘子军欢欣鼓舞地高唱国际歌随军前进。路过临潼休息之便，娘子军们都跳进“贵妃池”沐浴，简直是满池子的美人鱼，惟有我坐在池边洗脚。大家都叫我脱衣服下水凑热闹，新嫁娘则讥笑我封建脑袋，而我有口难言。因为在出发前的动员大会后，我参加文艺表演跳舞时，就已经觉得身体有些沉重了，若是随大家一道下水，她们岂不发现我的肚子不正常了吗？在临潼，我私下里告诉刘伯坚，我已怀了他的孩子。
前线士气高涨，战士一鼓作气攻下豫西25个县。刘伯坚告诉我说，总司令叫我去当洛阳县长。我知道，这是刘伯坚的主意，他是担心我腹中的孩子，不愿意我在前线奔波。可是对于旧社会无官不贪的弊害，我深恶痛绝，我说：“革命者不做贪官污吏！”当时我这个21岁的黄毛丫头心眼太直了，也太幼稚了。虽然朝会上冯玉祥批评了我的看法，说是“治理好一个县，就能够做国家元首”。但我还是拒绝当县长，一心要随大军前进。
我们在潼关驻扎半个月，每天清晨4点起床，和总司令部的秘书长何其巩、总参谋长石敬亭、参谋长李兴中等，以及总政治部刘伯坚、邓小平、郭春涛、邓飞黄、黄少谷、曾晓渊、陶金熔等，大伙儿齐集城隍庙参会朝会，听冯玉祥讲话。20分钟后，我们就分成两队，骑马到黄河边演习南北会师。一队往南，一队向北，先到的南队，在黄河边广场高呼：“国民革命成功万岁！”北队从黄河边浅水滩踩水过河来和南队会合，又一齐高呼：“南北会师万岁！”
演习毕，我们原队回到城墙上，练习射击。每天都把张作霖、吴佩孚的头像打得稀巴烂，伯坚还教我一些普通军事常识，例如炮声隆隆中嘴不要闭紧，嘴唇微开就不会震聋耳朵。
此外的时间，我们主要向群众和士兵做宣传工作，和战士们一块儿吃饭，同甘共苦。纯朴的战士们都很热情地对待我们，他们很激动地说：“你们女同志也来参加革命，和我们一起上战场，打倒卖国军阀，打倒帝国主义。我们男子汉更应该上前线杀敌，死也甘心。”他们看见我们没有碗筷，都争先拿自己腰间挂的一双竹筷，夹起他们吃的盐水菜连同黑面馒头给我们吃，还把自己仅有的一个搪瓷碗盛热水给我们喝。
两周以后，我、谢葆真等一队娘子军，跟总政治部的同志们由黄河乘木船开往前线。经过陕州，先到一个大庙里。这是一个临时伤兵医院，收容有2800名受伤士兵。庙门内的地上横摆着一副白木薄棺材，旁边躺着一个十五六岁的战士，他的前额右边突出着一个紫黑色的小包，据说里面有一颗尚未取出的子弹。大殿两廊的禅堂、饭堂里里外外遍地挤着伤残士兵。后殿两廊，也躺满了受伤的人，有四个伤兵看见我们来送慰劳品，就挪动身体将他们自己盖的被单扯来蒙住头。和他们躺在一起的战士说：“他们四个是敌人的伤兵，军阀的帮凶。他们把我们打伤了，还在我们这里享受医疗，要是再享受我们的慰劳品，想必不好意思喽！他妈的！”我们揭开蒙头伤兵的被单，问他们为什么打仗？为谁打谁？他们难为情地说：“我们原是庄稼人，是拉壮丁拉来的，不跟他们走就要被打死。……”说着哽哽咽咽地哭起来了。在正殿那十八罗汉包围着的大泥塑像夹道中间，摆满了木板条，上面躺着重伤战友，一看见我们，有的就伸出手来拦住我们说：“好同志，好姊姊，又看到你们了。”我们往里走过手术室，窗前碰着我们娘子军里的女同志，她双手捧着搪瓷盆，当外科大夫的助手。她是因医院人手不够，临时借调来帮忙的。我们一连去了五个临时伤兵医院进行慰问。都是大庙宇，设备太简陋。此后一想到那些伤兵的苦难，我就忍不住热泪盈眶，这是帝国主义、军阀走狗造下的罪孽啊！
四 暮云深，别离愁
半个月后，我们继续向洛阳前进。战争中铁路已经被破坏。我们行军，除了步行，只有骑马。我骑的是郭春涛牵来的一匹蒙古高头大马，我骑在它背上，显得特别神气。当骑到洛阳不远的途中，这匹高头大马忽然发疯般地兴奋起来直往前奔。眼看就到洛阳城下了，我们部队的战友们，以为我是在和他们竞赛，争取先进洛阳城，大家就你一鞭、他一鞭炮打在我骑的马屁股上，为我助威加油，邓小平也兴高采烈地挥鞭催征。烈马狂奔猛跳，简直前蹄朝天，马缰也松脱了。我已气尽力竭，不由得滚到洛阳城下路旁的石沟里。从此我就成了伤兵，躺在洛阳城天主教堂里，左腿血糊糊的。
刘伯坚看见我的狼狈相，愁眉双锁，叹息说：“同志们的玩笑开得太厉害了！原来想加鞭让你先进洛阳城，想不到跌坏了你的腿，咳！”
到了郑州，我们总政治部仍然和总司令部一起，驻扎在基督教的福音堂里。当地老百姓好奇地在我们住处周围绕来绕去。他们说，想瞧瞧女革命军。并且传说“西北进关来的女革命军多么厉害啊！胜仗都是她们打出来的”。
敌人的飞机在黎明时来投炸弹，落在我们驻扎地的围墙以外的菜市场，把我们的玻璃窗震坏了，在这样的情况下，刘伯坚让把我送进医院。他天天来看望我，带给我一些关于时局的消息。一次他带来的一份报纸上，刊登了军阀张作霖在北京杀害李大钊以及京津地区的共产党人和国民党左派等消息，我趴在病床上紧紧抓住枕巾，痛不欲生，伯坚也泣不成声。
这时，形势已急剧变化，蒋介石发动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冯玉祥发生动摇，倒向了蒋介石。他将刘伯坚、邓小平等200多位共产党人“礼送出境”，发给路费，提供了一个闷罐车皮，拉走了。这些人大部分到了武汉，我也是这样去了武汉。冯玉祥离开了革命，离开了共产党，后来在事实的教育下，他又积极抗日，再度与共产党合作，反对独裁。1948年9月，他应共产党的邀请，从国外回来准备参加新政治协商会议的筹备工作，不幸中途因轮船失火而遇难。这是后话，暂且不提。
再说我们这些被“礼送出境”的共产党员，随着轰隆隆的火车到了国共合作时期的赤都武汉。
在武汉，我因腰伤，行走艰难，暂留武汉原中央军校政治部主任施存统处疗养，自此与刘伯坚分手。后来他去了上海，又被派往苏联学习军事。
不久，武汉亦演出白色恐怖，幸而我的腿伤已逐渐好转起来，于1927年11月平安地生下我和伯坚的女儿“秋燕”。我又由武汉而南昌，而南京，把女儿秋燕留在一个老船夫家里抚养，由老师汤用彤的夫人张敬平代管。我则到上海去找党。
世事沧桑，若干年后，我才得知，1934年10月，红军主力开始长征后，刘伯坚被派往赣南军区任政治部主任，同时也在中央分局军委工作。1935年3月4日，在突围的战斗中，刘伯坚身中数弹，左腿负伤不幸被俘。他坚贞不屈，严词拒绝敌人的威胁利诱，拒绝出卖革命同志，于1935年3月21日牺牲于江西大庾。我和刘伯坚于1919年相识，大革命高潮以来，戎马倥偬，一直战斗在一起，不想武汉一别，竟成了永诀。此恨绵绵无绝期，我心头的创痛永生永世再也不能平复了。
几十年的风风雨雨过去了。而今江西大庾县的金莲山岗，“刘伯坚烈士之墓”的石碑上，刻写着他的绝笔诗：
带镣行
带镣长街行，蹒跚复蹒跚。
市人争瞩目，我心无愧作。
带镣长街行，镣声何铿锵。
市人皆惊讶，我心自安祥。
带镣长街行，志气愈轩昂。
拼作阶下囚，工农齐解放。
这是他被捕后由大庾县监狱移到绥靖公署候审室，在移狱的路上，有感而发后写成的。
读着这掷地有声的诗句，我的眼前模糊起来，朦胧中仿佛又看见共产主义战士，无产阶级革命家，我挚爱的刘伯坚面带微笑的身影正一步一步向我迎面走来……我仿佛又听见他牺牲前写给我和秋燕的诗句：“南国春事不须问，万里芳信无由传。”（摘自《移狱》长诗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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