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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重返叙利亚

  1997年9月25日:以色列特工在约旦暗杀Khaled Mechaal未遂,引发一场外交危机。

  为了换回自己的特工,以色列释放了35个巴勒斯坦犯人以及哈马斯组织的精神领袖Cheikh Ahmed Yassine,他在10月5日成功回到加沙。

  在我经常活动的那一带,形势越来越紧张。我开始担心叙利亚方面突然觉察出什么。有天下午我跑到指挥官办公室,决心把自己担心的事情和他摊开谈谈。指挥官同意马上见我,但条件是谈话必须简单扼要。他正在审看一份文件,看样子那东西令他不很愉快。我断断续续说的时候,他勉强抬眼看了我一下。

  “就算没有真凭实据,他们也随时能抓我。我参与了太多,都是他们要掩人耳目的事情。”

  “那会怎样呢?”指挥官用一种干巴巴的无动于衷的语调反问道。

  “什么,‘怎样’?虽然我知道他们都是笨蛋,可……”

  “永远不要假设你的对手是白痴。”(他说的是英文)

  我反驳他:“如果他们足够聪明,那就更糟了。我看我还是躲避一阵子比较好。”

  “不行,”他硬梆梆地把我顶了回去,“你不如干脆叛变过去更保险。”

  “那你说我该怎么办?”

  他无比干脆:“继续工作。”

  “让他们逮住我得了,这是最好的出路。”

  “哦?那就让他们逮住你好了。他们没你什么把柄,如果你不开口,他们什么都得不到,就会把你放了。”

  “你的推理有个漏洞:在被放出去之前——假设我能被放出去,很可能我要经历可恶的15分钟,我可不能保证……”

  “你说什么?”

  他要激怒我。我努力不让自己表现出恼火的样子。他提高声音,换了一副居高临下的口气,好像在和一个不肯去上学的孩子说话:“你不要杯弓蛇影的!没那么可怕,你能应付,对不对?”

  “应付什么?以防万一,可以;如果要飞蛾扑火……”

  “那又怎样?干你的活儿去,讨论到此结束。”

  这情况是我事先没有预料到的。变化证实了我的直觉:这些臭东西想把我在那一带溜达的后果和他们现在的判断做个比较。如果我毫无成效地回去,可能让他们感到放心,但我自己就丢掉了一个月来耐心播种的收获。从职业的角度看,这不划算。而不去也是同样的结果,职业生涯过失一次。

  “不管怎么样,你说的对。应该回去把工作干完。”

  指挥官头埋在文件里,赞同道:“你这回清醒了。”

  我提了个建议,并且很为自己这主意高兴:“如果派我之外的人去,一切问题将迎刃而解。”

  这回他直起身来,紧紧地盯着我:“你变傻了还是一时吓破胆了?”他一边说一边离开座椅,走过来坐到我对面桌上,一张脸和我近在咫尺。

  “嗯……再则呢,我想……”

  他突然笑了,把手放到我肩膀上,以示要我放心:“只管去,你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你能行的,你比你自己想象的要能干得多。很可能平安无事,谁知道呢?”

  他这番话所起的作用和他所希望的正好相反。他越是想让我放心,我越是明白自己担心得有理。

  回到大马士革后,我跑去阿拉伯人的市场里转悠,无非是想察言观色,感受感受气氛变化,然后和线人接头了解最新情况。有人在跟踪。我没费什么劲就查看清楚了。跟在后面的一直是同一个人,只要我从摊上看过去,他马上转过身,假装挑货,其实什么也没买。他这一出现,虽然很隐秘,还是把寻机接近我的线人吓跑了。这一趟没什么重要的事情要办,我可以随时离开,但这样会留给他们更有利的证据。我决定再逗留几天,表现安分一些,“呆在家里”。

  这天晚上,士兵敲门来了。他们等不及别人汇报我在城里的活动情况了。跟踪我并非为了监视,不过是想确定在什么地方逮捕我而已。

  对于控告我的原因,监狱里负责审问的军官看起来并不比我本人知道的多。审问只安排了一个人,他不断用坐牢来恐吓我,或者暗示自己是最强硬可怕的审讯官,乐此不疲。我假装很惊愕的样子。他不相信我,而我也不会相信他所谓的威胁。他把我关了四天,做了最后一次徒劳的审讯之后,把我放了。

  我回到“家里”。家人都被盘问过,但没有像审问我那么仔细,也没有被捕。屋外一直有人监视我。我离开大马士革,直接和真主党一班人马汇合,满腹怨气地向法利蒂讲了叙利亚人对我的所作所为。

  “真奇怪,阿布·夏杜夫有天也问起关于你的一些事。”他说了一句,不带任何感情色彩。

  阿布·夏多夫是FLP一个小头目。也可以说,是叙利亚人的一个傀儡。这时候装无辜肯定不是好的选择,于是我以攻为守:“关于我?凭什么他打听我的事情?我打听过他的事吗,这个马屁精?”

  法利蒂像是要安抚我:“嘿……因为……你知道他这个人,疑心重,略微有点偏执狂……”

  “不,我不知道!可他要是搞我的鬼,真主在上,我……”

  “‘你’,你什么也不能做!”法利蒂抢过我的话头,语气生硬:“他们不是放了你吗?还想怎么样?你受这点牢狱之灾是理所当然的。想想那些弟兄们,还被关在狗日的犹太人那儿呢!”

  “理所当然”……一般来说,只有那些未曾尝过个中滋味的人才会下此番论断。当然,我没有反驳他。

  等我回到以色列这边的大本营,听到的腔调几乎如出一辙。指挥官颔首道:“好,他们抓了你,对吧?受这几天罪没什么大不了的!想想你的同伴,在腐烂不堪的黎巴嫩监狱里关了好几个月呢。”

  在事后分析这次监禁过程的时候,有一个细节特别引起了头头们的注意:叙利亚地方部队开始信息化了,他们通过电脑系统来建立联系。我们怎么才能通过数据转换的办法搞到这方面的情报呢?显然得有这么一个人选,有能力把间谍程序装进对方的系统硬盘……掌握一定的计算机技术……能让对方无缘无故地逮捕自己然后很快又放掉……受过语言训练而且……

  “我明白了,原来如此。这三年我就一直在想,为什么你们仅仅通过一次计算机测试就挑选了我,却再没有其他的考核!”

  “这个人选还得足够聪明,这才是最重要的一点。”

  我补了一句:“很显然,这是你们第一次得到关于他们信息技术的情报。”

  “当然不是,不过这是第一次我们派去的人能够回得来。”

  “你们清不清楚要我做的是什么?我怎么进他们的电脑系统?难道我说:”对不起,能把您的键盘借我用五分钟吗?谢谢‘?“

  指挥官说:“当然不是这样,不过你会找到更巧妙接近办法的。”

  “我会找到?”

  “听着,如果这是你唯一的顾虑,那我们会协助你的。只要你混进他们的网络,我们就能远距离操作。总之,我建议大家……应该听听工程师的意见。”

  工程师!一些令人望而生畏的家伙。虽然我也有这么一张相差无几的文凭,可工程师没给我留下过什么好印象,不过好歹得认识到一点:他们拥有一种独一无二的天分,那就是将别人尽力去简化的事情变得复杂化。身为所谓“科技间谍”的代表人物,对我等愚笨不开化的人他们是颇为蔑视的。

  于是在工程师和实战派之间,来了一场办公室里的微型战争。前者舒舒服服坐在办公室里设计了一批毫不现实的目标,而后者,从具体执行人到几个头头,都从中看不到任何可行性,于是不断地否决,打击他们的斗志……等到讨论预算的时候,这个小小的碰头会已经快要发展到了对骂。

  大家各让一步。工程师们倾向于研制一些“功能复杂”的装置。在他们看来,功能单一而有效的产品都不够完善。而实战人员,他们十二个不愿意去钻研工程师所提供的功能说明。在极小的操作可能下,如果不能立竿见影地启动,那就等于废物一堆。往往因为一些无关紧要的枝节导致第一步千难万难,于是一大部分研制成果都被束之高阁。反正到了实地操作的时候,绝不能因为处理一个技术故障而浪费宝贵的几秒钟,更不用提为此而增加的无谓压力了。

  有一个玻璃杯的笑话,是对工程师们思维方式的最好写照:下级军官看到玻璃杯中的水面在不断下落,非常着急,赶紧报告水杯已经空了一半。政治家呢,认为杯里的水基本上还是满的。工程师则会解释说,有两次水杯装水过多,所以需要把水倒掉以减轻一半负担,而在往外倒水的时候,最好先试验一下减掉四分之三容量会怎样。如果行不通,接下来再调整……

  轮到具体落实行动计划了,工程师们显然十分乐意在不挪动屁股的情况下就成功进入对手的网络。他们用两个星期的时间进行研制出了一件完整的样品,称得上是精品,但也如愿以偿的繁复,尤其是容易出毛病,因为程序实在是写的很仓促。向上级展示的日子终于到了。他们擅长的一套,无非是用挂图和美观清晰的图解来展示系统的优越性。他们获得了一堆恭维话和祝贺声。接下来是小范围的技术演示。我也被邀请参加了。干了三年的“粗活儿”之后,我身上有过的计算机“天才”痕迹已经被尽数抹去。工程师对待我的态度就像是对一个智力发育迟钝的孩子,一副不惜屈尊的样子。搞清楚他们为我准备了什么东西之后,我都快犯心脏病了:“你们真是疯了!这根本没法用。”

  “怎么会!”他们中间的一个头儿叫道:“为什么不能用?”

  “首先,这太累赘。我得带着这么个累赘东西四处游荡。另外提醒一下各位,我上次被捕的时候他们是搜过身的。第二,运行你们这个东西得花十分钟以上的时间,我耽搁不起。第三,他们肯定会发现系统里多了附加的东西,因为它不够隐秘。第四……”

  我一口气说了九条我所能找到的技术缺陷,虽然他们在做演示的时候曾对这些敏感问题有意含糊其词。这些人显然没想到碰到我这么一个对手,能如此了解他们的薄弱环节。他们叫来一个程序开发员,想进行一下技术上的辩论。可惜这人除了告诉我产品还在试验阶段之外就没词了。而他的长官补充说:“不管怎么样,总会用上的。”

  由于反驳有理有据,我得到了上级的支持。他们并不懂什么信息技术,但是当我说到在一个军营长官办公室我能独自呆上多长时间的假设时,这就在他们的理解范围之内了。他们要求工程师们为程序减负,缩短安装时间并要方便携带。我的指挥官命令他们:“重新来过,你们太急于求成了!最好是一个能直接接通的小体积东西,安装上去不易被人察觉。去吧,边做边完善。”

  对这个解决办法我并不满意。我打断他:“什么,‘边做边完善’?告诉你,为了进到地方驻军营地我得让自己被抓起来!你难道认为我可以一而再再而三吗?”

  他不容置疑地说:“对,我就是这么想的。不过马上会告诉你为什么。”

  在我努力消化摆在我面前的新任务之时,那个工程师的头儿又开口了:“改进程序需要一定的时间。为此我们得先掌握实际使用结果。这样吧,先把这套东西运行一次,让我们了解敌方的反应。如果必要,再马上着手修正。”

  “如果他们有了反应,你也不用修正了,因为本人不可能再进宫一次。”

  指挥官走到我身边,说:“你总是夸大其词。你会尽力而为的。一切都会顺利,你做得到。”

  我还在争辩,十五分钟后终于垂头丧气地选择了服从。

  既然碰上这么荒谬的事情,我决定不如自己来设计一套。接连好几天我都在潜心分析他们的程序,和开发员做技术探讨,好搞清楚他们用了什么程式语言。然后我全部重写了一遍。以我自己的方式。结果一目了然。虽然没有那么完美,但稳妥了很多。最重要的是,整个能录在一张软盘上。余下就是考虑我怎么才能带着这张软盘四处行动了,但好歹也比拖着他们准备的庞然大物要方便得多。

  现在只需要落实具体操作中的“细节”问题了。我再次找到机会和指挥官探讨,而他依然是那副神情,好像所有困扰我的问题都不足为道。

  我告诉他:“要无缘无故地让他们抓我进去并不容易,要知道我和他们是一伙的。”

  “分析一下上次他们为什么抓你不就行了。”

  “是阿布·夏杜夫举报了我。”

  “那不结了,他还会这么干的。”

  “有件事出乎我意料,法利蒂把夏杜夫对他说过的话告诉了我。你该知道这是什么意思。”

  “他会干掉夏杜夫的。要么你来替他完成这件事?”

  “不和法利蒂商量?”

  “当然不!你有点让我烦了,你,还有你的法利蒂!”

  “嫉妒吧你?”

  他伤了自尊,反击我:“完全不是这么回事,只不过你对法利蒂的忠心耿耿让我有点担心而已。有时候我都不知道你是否搞清楚了谁才是你的长官。”

  “忠心?别忘了我的目标是消灭他,每天干的活儿就是背叛他。”

  “那好,”他咕哝着,“你先回那边去,鼻子放灵敏点,试着找个法子把你自己再送进监狱。记住,一定要用最小的代价。”

  “没问题!这好办。”

  “在他们这种警察国家,当然没有问题!”

  “让自己被逮进去,这不成问题;要被放出来,那才是问题!”

  “我们能做到,”他很有信心的样子:“至少得试试。”

  “试试”。试试不需要付出代价。什么狗屁话!

  我重新回到“弟兄们”中间。我心情恶劣,也没打算藏着掖着。在这种地方,坏脾气也是有实力的表现。见我回来了,法利蒂没什么特别的表示。而我呢,也没问他什么。我每天绞尽脑汁,也没想出招来。我目前能确定的只有一个想法:阿布·夏杜夫可以成为导火索。既要和叙利亚人发生摩擦,又不能动摇我在这支队伍里的地位,唯一的办法就是在阿布·夏杜夫和法利蒂之间制造小的冲突。我酝酿了一下,然后找到法利蒂说:“你和那个爱管闲事的伙计谈过了吗?”

  他没反应过来,问我:“谁?哦,他呀……还没有。”

  “我能回家吗?也许还得冒着在监狱里关上三天的危险?”

  法利蒂竭力想让我心平气和下来,他说:“安心回去吧。过两天我来找你。我正好要到贝鲁特去一趟,顺便绕一下。”

  这是个好机会。我决定这个周末也到贝鲁特去打一转。

  法利蒂说话算数,找阿布·夏杜夫理论去了。他在那里也就呆了不到半个小时,看来没有达成协议。我的计划还有一步。等法利蒂一走远,我就自己敲夏杜夫的大木门去了。他本人来开的门,一怔,嘟囔着:“是你?你来干什么?”

  “法利蒂忘了一件事。”我回答,声音温和。

  我强行进了屋,确认没有其他人后,给了他致命的一刀,不过特意让他不会立马死去。我需要给他留出一点时间喊人。

  几小时后,我已经到了叙利亚边境。我进到第一个村子,有一个很现代化的军营驻扎在这里,这样我比较“有把握”被抓起来。确凿的报案加上随之而来的检查,这就够了,士兵们决定“因安全原因将我扣押一段时间”。我没有受到特别恶劣的对待,只是得忍受疲劳和长时间的审讯。好在他们自己也受不了了。审问的人出去抽烟,将我独自丢在屋里,只留下一个看守的士兵,而他也一直在外面和人聊天。此时此刻,我知道机会来了。

  我慢慢地,却丝毫不迟疑地站起身来,挪到键盘前面。胆子大点就行了……不对,纠正一下,是胆大包天就行了。我飞快地操作着,一边央求我那熬了好几个晚上并经受了疲劳轰炸的脑子能超水平发挥。尽可能完整地查看一遍系统硬件和装置,确定他们使用的数据转换程式,然后装上我自己的程序,打开,运行。一切在五分钟之内搞定。

  等我重新回到座位上,神经紧张得都快崩掉了,心跳到了嗓子眼。我用我们那套方法让自己重新平静下来。我想到八百公里之外的那个工程师头目,此时一定正一把推开指挥官办公室的门,大声报告喜讯。

  但愿他们能审慎一点,在试联网之前能留出时间来,容我离开。我太了解这些人了,从某种意义上讲,他们就和急于开动新玩具的孩子一个样。

  受了两天监禁和例行殴打之后,我被放了出来。回到以色列基地,那些头头们正在分析我信息操作带来的第一批成果。

  “哈!你终于回来了!”指挥官冲着我大叫:“来得正是时候!安顿好了吗?待会儿给我们说说情况。报告写了没有?很好,我没时间看现在。过来看看这个,你会信心倍增的。这套系统的效果太令人吃惊了!”

  说到这,他回头又和其他人讨论去了,顾不上理我。我太累了,连走到会议桌边的力气都没有。这会儿,我已经无所谓结果不结果。反正我早就知道。在旁边看了他们一会儿,我转身向医务室走去,想去要点药敷敷脚板上的伤口。

  见我走出门,乌里——就是那个曾负责选拔了我的军官,一直特别关注我——从那群人里挤出来,在走道里赶上我:“还好吗?”他问:“你好像很不舒服。去哪里?”

  “找点药膏去。”

  “我陪你。路上可以聊聊。”

  “我没兴趣聊。”

  “我并不在乎你有没有兴趣。到现在你还不了解我这点吗?”

  说到这里,他巴掌向我背上拍过来,我一闪,没躲开。他觉察到了,可没有一点不自在的样子。

  “弄疼你了?”

  “你想和我说什么呢?”

  “哦,我没什么可说的!该你告诉我,为什么这系统像是那条‘鱼儿’的表达方式,而不是所谓工程师的表达方式。”

  我以为他是想说我用的转换程式不好,和其他的计算机语言不匹配。我猛地停下来,怒气冲冲:“你乱说什么?这和他们用的程式是一样的!”

  “是吗,‘程式’?你不想说几句清清楚楚的希伯莱语吗?”

  “你说这系统不好使,可它已经提供了想要的东西,我真不明白你什么意思。”

  “你搞错了,傻家伙,我从未说过这系统不好使!我只是说,它用的是‘鱼儿’的表达方式。好吧,说点你喜欢听的,它运行得太好了所以有点不像他们给你的那套东西。这下说明白了吧?”

  “我想知道,为什么你这个什么也不懂的人会给我这样的评价?”

  乌里承认:“我确实不懂计算机,但是你要知道我整个晚上都在观察工作过程。那些人,我看他们干活都快三十五年了。你还记得我们曾经讨论过思维的语法问题吗?我再对你说一遍:这套系统它是‘鱼儿’的表达方式。”他命令我:“现在,该你对我解释了。”

  “他们的程序……有点……哦,那程序太繁复了,不便携带和安装。它还过于引人注目,一启动就会拦截过多的数据。存在某些根本性的缺陷……我试过和他们说我的看法,可是没有人听……‘尽量去做’,他们就是这么回答我的。”

  这回,是乌里猛地停了下来。他立在我对面,一把抓住我胳膊,直勾勾地看得我浑身不自在:“然后呢?”

  虽然不很清楚他会怎么看,我还是决定把自己的应对策略和盘托出:“然后……然后我用自己的方式全部重写了一遍。简单说,就是没那么复杂了,更稳妥可靠。当然,效果可能差了一些……他们发现效果不如原来了吗?”

  “不如原来?”他大叫,忍不住笑了,“你真是大错特错了!事实上他们从来没有得到过这么好的效果。你完全是独自写出来的吗?”

  “对。我只是和他们聊了几次,了解他们的技术标准,好让改出来的东西能够匹配,不过我没有告诉他们我要写程序。他们无论如何不会同意的。”

  乌里点头:“很可能不会。你花了多少时间?”

  “研究他们的程序花了一个星期。写我自己的花了两天。”

  “有其他人知道这事吗?”

  “没有。我这么做让你不满意了吧?”

  “当然不。你要是用他们那套蠢东西去自取灭亡的话,我当初就不会看中你了。如果我喜欢盲目服从的人,我就不会选你这种独立特行的家伙,也不必要一个懂计算机的,你说呢?”

  “既然是这样,为什么你当时不马上告诉我,而是让我自己琢磨这么久呢?”

  “因为只有你自己做的决定,你才敢于去实施。应该说还有一个原因,就是我知道当你面对指挥官时——这边的也好,敌人的也好——你肯定勇气倍增。毫无疑问,用你自己熟悉的东西去工作要容易一些。”

  “就算是吧,可现在我想知道,为什么不干脆给我一张空白盘?这岂不更简单!害我不得不拐弯抹角,疲于应付这个那个的命令。我感觉自己在哪里都孤立无援!”

  乌里带着一丝满意的神情,附和说:“很好啊,这是正常的。对你来说这是求生的最好方式。一如既往吧。”

  “站着说话不腰疼。这可不容易!”

  “在那边,没有什么是容易的。”他很温和地表示赞同。

  “‘科技间谍’那边怎么办?我告不告诉他们程序的事情?”

  “总有一天得该告诉他们,但时机由我来选。这事我来负责。但是关于你那个程序的运行和功能,你必须私下向我说明。写个东西,附上程序目录,用信封装好,然后单独交给我。所有和你报告有关的东西,都亲自交到我手上,不要在我办公室,也不要让人看见。你不用费劲找见面机会,由我来找你。还有其他事情吗?”

  “没了。”

  “那好,你快拿药膏去吧。我呢,回会议室为‘他们’的工作成果说几句好听的去。”

  等我回到那帮真主的疯狂追随者中间,他们对我不冷不热。我没任何表情——或者说准确点,没有表现出担心——直接去找法利蒂,他将我一顿臭骂:“哦!是你!你都干了些什么?我敢打赌,你脑子是彻底短路了!”

  我短路了!对,他说的对。这是再好不过的借口。我假装很吃惊的样子:“怎么了?”“还怎么了?我一离开你就杀死了阿布-夏杜夫,这就是为什么。你知不知道我必须对此负责?有人认为你是在执行我的命令!”“你知道的,你可以相信我的忠诚。”我有把握这句话能立刻平息他的怒气。果不其然,他不再大喊大叫,有点为难地看着我。他表示:“你的忠诚当然没问题。但是你要当心,别过于冲动。明白我的意思吗?”“我们当中容不下叛徒。”他把手放到我肩上,努力挤出一个伤感的笑容:“阿拉会宽恕你的。你有病。这没什么大碍,但不要主动攻击别人。不要不告诉我就擅自行动,好吗?”我目光呆滞,还是那句话:“我们当中容不下叛徒。”我走开了,离他们有一定距离后,就听到背后传来议论声。

  一个游击队员问: “她这是怎么了?脑子有毛病了。”法利蒂向他解释说: “她神经有问题。肯定是在被捕那段时间闹下的。她一定受了毒打,要么就是受不了监禁的压力,所以犯了病。”“让她滚蛋吗?”“不,她对我们还有用。在这样的状况下,她干什么都不怕。以前也没有什么让她怕过。她继续留在我们这里,碰到事情,肯定第一个往前冲。再说,她的偏执对我们也是一种保护。”法利蒂算计得很清楚。

  “那对叙利亚人怎么交代?为了杀死阿布-夏杜夫的事,他们可一直在找她。他们不会善罢甘休的。”“她只可能留在这儿,没什么大不了的。叙利亚人会忘记的。”我明白自己接下来要干的是什么。装疯卖傻,时不时地激烈抨击一番某个人,然后到叙利亚邻居同志们那儿晃悠几次,好让他们别把我给忘了。总之,一切顺利。

  我回去向以色列基地方面的头头们汇报了事情进展。他们对我的计划能否成功抱怀疑态度。我的指挥官强调说:“真是疯狂。当他们发现你是在戏弄人的时候,你就会受到惩罚,一切玩完。”我极力向他解释说,我觉得事情不至于此。就算他们识破我,也得他们愿意承认一帮真主的战士,大老爷们,被一个我这样的丫头片子给耍了。解释不通。等到和乌里在他办公室单独交谈的时候,我举了偷换程序那件事情为例证,那可是众目睽睽之下。

  “连在我们这种自称男女平等的地方,都没有人会想到一个女人敢来这么一手,何况他们!”他反驳我说: “没有人想到吗?我就看出了你的鬼把戏。不过,我会尽力站在你的立场。暂时我也没有更好的办法。会成功的。”说完这些动听的话,他埋头看文件去了,示意我可以走了。我磨蹭了一小会。我看着他。这个男人总有一些想法和一般的道德标准大相径庭, 而且所有的道德在他看来都无不可。他抬起头,看到我还站在面前很惊奇:“你在等什么? 还有事吗? ”“没了。”“那就走哇。 回来的时候再过来找我,聊聊情况。”我有计划地开始了一段长时间的漂移不定的生活。大部分时间我呆在法利蒂的部队里,为了伪装,偶尔会来点疯狂之举。在这种状态下,我已经很少引起他们的议论。俗话说的好: '向妓女竖起中指,吓不到她们。'其余时间,我走访了一遍联络人,重新建立联系。如果有机会,就去找新的计算机安装我的间谍程序。

  这些技术活儿都是通过例行被捕来实现的。叙利亚部队方面的演出台本一成不变: 先是关卡前发生争执,然后讯问若干个小时,在监狱里关上一天左右,这得视当地小军官的心情而定,最后在我的某个保护人施加压力后重获自由。

  明了过程并不意味着我就习之若素。每次的殴打都会给我留下累累伤痕。再说,很难保证我在头部接连遭受重击后,还能保持清醒。我很害怕,也许只有等我真的疯了,这种持续数月的事情才会告一段落。

  具体过程放到一边,每次任务的技术部分还是很有意思的。当我将某些程序装到目标机器上之后,结果从来都和事前设想的大相径庭。这很有挑战性和创造性。在我四处活动其间,我发现了许多千奇百怪的问题。比如说有两个软盘驱动器却没有硬盘配置,这种机子却能运行;内存统共只有1M0, 驱动器是XT8086,可是却没有副驱动,而 “猫” 干脆就是14400bps.我英勇地抵挡住了强烈的欲望,比如纠正一下下载方面的缺陷,在硬盘上做些许手脚,或者说干脆重装一遍系统。

  有时侯,我也会碰上个把这种军官:他对自己每天都碰到的技术故障毫无办法,故而求助于我。这会使我的任务简化很多,而且也大大改善我短期的囚徒生活。为了迷惑他们,离开的时候我会再三表示感谢。另外,这种机会也使 “即时接通”变得简单了。只要通过电子遥控制造小的技术毛病,而我又适时地在附近出现,绝对搞定。十之八九,会有士兵过来找我去解决问题。毛病多多的微软软件,真是世界人民友谊的重要一环。

  每次回到以色列,我都直奔医院。医生给我做大量的检查,而诊断往往都是各种不同类型的水肿,其中小脑水肿导致我视力模糊,恶心以及不同程度的抽搐。他们为我治疗后,病情有所好转,但是一直不稳定。反复遭受毒打留下了后遗症。有一天医生告诉我说,上个月他们所发现的单一方向眼球震颤现在变成了多向震颤。他们解释为两种不同症状的交叉,一个来自于神经方面的压迫,另一个则源于耳朵。究其根源,是颞骨创伤导致经常性出血。他们用往耳中注射冷水的方法对我进行治疗。一旦血块化开,压迫就减小了。等再次出血,他们就再行注射。一句话,家常便饭了。

  我从医院直接奔向汇报会的频率达到了最高点。每次晚上我们都很迟才散会,然后我搭乘班机去度几天病后假期,人疲惫不堪,恶心,厌烦。因为总是来不及吃饭,我常常在去机场的路上顺手啃上两三个面裹……到了机场,又是一瓶汽水和一个Schnizel1三明治……该死,这下解释得通了,为什么我两天不用一顿正餐也能增重三公斤。

  1998年4-5月:以色列建国五十年大庆。

  1998年10月23日:WYE RIVER 协议,“恐怖分子反对和平解决”。作为对巴勒斯坦方面出动警力弹压恐怖活动的回报,他们从西约旦地区复得13%的土地。

  1998年12月我“装备”的几个网点并不是随随便便选的。我的目的在于把第二个数据服务机构落地,以便得到有价值的情报。技术上都已经到位了,但收获不大。我插上一脚的这几个破村子都没有什么激动人心的情报路过。不过有一个好处,我的程序奇迹般地抹掉了所有我的被捕记录,这样一来我就不会受到注意。剩下的只是那些通过传真或者信函发送给叙利亚秘密警察的文件了。年初那段时间的报告已经足够引发他们的妄想症状了。有关杀害阿布-夏杜夫的指控,对巴勒斯坦人有限的信任度,加上他们对不可控因素的恐惧,所有这些加在一起,导致他们最终对我发布了通缉令。法利蒂得知消息后,破口大骂。他异常激动地嚷嚷:“在哪儿呢这头固执的蠢驴?真主作证,我要拆了她的骨头!叙利亚人控告她从事反叙活动,这会我可没办法救她了。”

  他的副手问他:“你呢,你相信她有可能是个反叙利亚分子吗?”

  法利蒂不再提他自己的怀疑,而是很有把握地说:“当然不相信,这怎么可能!她就是有点疯病罢了。”他又很有信心地补上一句:“事实上是,她‘和一切理性过不去’。”

  我本来可以及时离开叙利亚的,但我当时没有去见法利蒂,所以根本不知道通缉令这回事。我当时选择回了以色列。几个月后,几个游击队员给我讲述了这一幕。法利蒂关于我的最后一句话,“她和所有的理性过不去”,成了那几个月里最时髦的玩笑话。

  当时回到基地之后,我没有料到要和头头们针锋相对地辩论一番——他们若无其事地告诉我说,我必须重访一次上回被捕的那个村子。

  “这完全不可理喻!”

  我的惊呼让指挥官很不高兴。

  “你说什么?还不够清楚吗:你上次安装的程序不能运作了。这怎么回事?”

  “你怎么能指望我知道原因呢?也许是他们的硬盘满了,或者是其他类似的破毛病。”“所以你得去看看。尤其叫人生气的是,这地方是至今我们所发现的最好情报来源。”

  “可是,你们甚至连我被捕的记录都没有能够抹掉。秘密警察会发觉我曾经在那里被捕过。他们轻而易举地就能找到我。”

  “你找了一大堆借口!他们还有别的活儿要干,不会光对你这么个疯姑娘感兴趣,何况她还有游击队的头儿罩着!”

  “哦?他们还有别的事情要做吗?比如说?”

  “我哪儿知道!比如说,组织下一次大选,让声音100%地协调一致。”

  “干掉阿布-夏杜夫这件事我可能做得过分了一点,”我说,有点出神:“我当时没想到叙利亚人找个人替他有这么难。”

  指挥官还是他那副从容不迫的腔调:“不,这可能是你干得最漂亮的活儿了。好啦,讨论到此结束,你马上出发,去那儿解决问题,重装程序。”

  “直接去吗?不回去见法利蒂一面?”

  “当然不用,见什么法利蒂!战争随时可能发生,我们没有时间供你浪费在社交活动上。”

  1998年12月17日:“沙漠之狐”行动开始。

  半夜时分(以色列时间)美国向伊拉克正式开火。

  既然非去不可,那就去吧,我一路诅咒自己自杀式的盲目服从,同时又被职业意识所驱使,很想去修补好我那出了状况的程序。

  谨慎起见,我在进入叙利亚之前绕了一段路,我选了一个不常用的通道,用的是另一本护照。这些预防措施使得行程整整拖长了一天。到达目的村庄的那天晚上,正好是美国向伊拉克开火前几个小时,在调解阿拉伯国家之间的军事紧张局势方面美国可从来没有用过这一招。

  我试着和联络人联系。找不到他。我很担心,决定打听他的消息。他的一个邻居给我开了门,邀请我进去喝杯茶,“解解旅途疲乏”。我身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刚做完长途旅行。觉察到这是个圈套,我拒绝了他的邀请,继续上路。几分钟后,一辆警车追了上来,停在我前方。我迟疑了一下。是抓住这个机会就势被捕完成任务呢,还是跑为上策?跑到哪儿去呢?两秒钟的迟疑已经太长。枪顶了上来,我别无选择了。

  一到军营,我就知道情况严重了。在进口出,有几十号人,都是犯人家属或者亲友,在申辩自己无辜。士兵很不耐烦地拨开他们腾出一条路来。他们把我径直押进长官办公室,而不用通过普通的“笔录室”一关。这帮人刚刚做了一次大规模搜捕。我属于什么情况呢?是因为我本人的原因,还是因为我刚才去打听那个联络员的消息?他是因为和我有关系而抓,还是因为其他事?叙利亚军官很快就让一切真相大白。他冲着我:“你来这是个错误,没有可能再出去了。我有来自大马士革的命令。”

  “我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我并非完全撒谎。

  “我们知道你是谁,也知道你到这里来干什么。现在你明白些了吗?秘密警察要亲自审问你。我刚刚通知他们你被捕的消息。他们就快到了。”

  突然间我忧心忡忡。虽然他们没有找到我确切的罪证,但是我想摆脱是不可能了。管他呢,也许他们是在虚张声势,我不是还有巴勒斯坦保护人吗。

  “我还是不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

  “别白费劲了。不用指望你的朋友。自从我们说明了你的双重游戏,他们就不想再听人提起你!”

  一切都清楚了:我的联络员被捕,程序没有回应……肯定是最后一次报告被一帮机灵人看到了,发现了其中的奥秘。那又怎么样,我反正不承认就是了。

  “双重游戏?我吗?真主在上,这是毫无根据的诬蔑!”

  “闭上你的嘴!”军官一拳打在桌上,站起身大声喝斥我:“你欺骗那些游击队!你利用他们来干反叙利亚的活动!我们刚刚抓住了你们所有的人,所有的,你听清了吗?他们全招了。八个人都招了。”

  八个?哪八个?我熟悉他们的审讯方式,所以并不是真的很吃惊:七个受审,八个招供。

  “不可能。我在这里谁也不认识。”

  “是吗?那今晚你去敲X的门干什么?”

  “我刚到,想找个歇脚的地方。”

  “偏偏就找上他!狡辩是没用的,我们已经知道你参加了一个反叙利亚的巴勒斯坦恐怖组织。”

  原来如此!这个愚蠢的联络员——他可能也在咒骂我!——他从未对我说过这些活动。这回我是真的非常吃惊,没有装出无辜的样子。那军官发现了。

  “耍心眼是无济于事的。”

  “不是耍心眼,你搞错我的身份了。我是抵抗阵线的人,为真主党而战斗。我确实不是反叙利亚分子。”

  “如果明天早上你还这么说,我们走着瞧!”

  他向士兵做了个手势,他们把我丢进一个人满为患的监狱里。上个星期这里面只关了两个人。今晚得有五十个上下。这是要向大马士革来的人表现当地长官的工作成效。

  我被关在一个单间,里面已经有十几个犯人。抱一丝侥幸,我想找找有没有我的联络员,但他不在其中。我靠墙坐下打盹,一只耳朵还注意听着旁边人的谈话,但一无所获。第二天一早,应该说我是被粗暴地弄醒了。我被带到——说拖到比较准确——审讯室,在里面见到了我的联络员和其他七个不认识的人,全都血肉模糊的。我一跨进门檻,我的联络员就迅速否认道:“我不认识这个人。”

  “我不认识这个人”,这正是我想说的。他向我隐瞒了自己的某些活动,他经历里最关键的部分,而这令我怒火中烧。见我走近,他垂下眼睛。

  我趁机变为主动:“这是干什么?”

  “你和他们是一伙的!”那个军官指着我说。

  “没有的事!”

  我被扔到地上,随即皮棍披头盖脸地打了过来。我几乎没有经历过这种打法……不,可以肯定地说,我从未受过这般毒打。等勉强苏醒过来,已经只有我一个人了。走道的另外一头传来惨叫声。我忍着头晕,想尽量坐起来。可完全没了平衡感:那最狠的一击使我内耳鼓膜错位了。我一直被认为是这样一种人,就是在遭受意外猛击之后,能够凭自己的力量调整过来……都什么情况了……动都动不了我能怎么办……“他们的办法一点都不管用……”等回去以后我得告诉多夫……如果我回去了……别想远了,现在首要问题是从这里出去。

  我试着扶墙站起来。完全站不住,我瘫倒在地。听到声音,一个当兵的走了进来,问怎么回事。我尽量告诉他,为了把鼓膜复位我得怎么怎么着。他搞不懂,叫来一个下级军官。那人懂了,他也有过这种经历。在当兵的帮助下,他把我扶起来然后重新重重地丢到一边。我的头撞到墙上,又失去了知觉。

  等醒过来,轻微的恶心感觉没了,代之以晕眩和脖子扭痛。但大体上平衡找回来了。我终于站了起来,向着一扇打开的门走过去。走廊尽头的喊叫声已经停止。几个正在聊天的士兵转过身来看见了我。想偷偷遛出去是没戏了。当兵的过去敲门,通知他们我醒了。一个军官探出头来:“很好,把他带进来。”

  这是我第一次进刑讯室。在受训期间听人说起过,也让我看过当事人的证词和报告,还对我进行过模拟训练,非常痛苦。但所有这些都没法和这里所弥漫着的恐怖气氛相提并论。里面八个疑犯,有几个在昏迷状态,另外几个涕泗横流。我的联络人显得比较坚强,没其他人那么恐惧。不管怎么说,我没有选错人。看见他倒在地上却目光无畏,我不再记得和他之间的嫌隙。好歹我们面对的是共同的敌人。如果我能让我们两个都从这里出去,他将是一个最可靠的联络员。角落里挤了七个人,那第八个人在哪呢?我转过身,看见了,那人四仰八叉躺在一张桌子上,四个人围在旁边,刚刚对他用完酷刑。不由自主地我一阵恶心,差点背过气去。

  “坐下来会好受点。”联络员小声对我说,上气不接下气。

  我照他说的做了,觉得又有了力气:“没事了。”

  他看着我。如果不是那张脸已经又肿又烂不成人形,我敢担保他是想努力笑一笑的。

  桌上那个人昏过去了。他们把他丢回躺在墙脚的同伴中间,又去整治下一个。时间过的很慢。太漫长了。

  轮到我了,在联络员前面。审问的人中间,有两个自称是秘密警察。我再一次声明自己是冤枉的,并且说了一通我的履历。谁知道有没有用……

  毒打,灌水,电刑。我惊诧于他们如此精于此道,很担心自己会和其他人一样撑不下来。受训的成果这时候显出来了。我挺了过来,并且在到达忍受极限之前做出了不行的样子。我假装昏了过去。幸运的是他们没有识破,把我丢到其他人中间。我的头重重撞在水泥地上,真的昏过去了。

  在令人窒息的冷水泼浇之下我苏醒过来。有几秒钟我脑子一片空白。然后我看到了联络员,他站在离我不远的地方。终于想起来了。我感到精疲力竭,极度敏感,全身火辣辣地痛,心脏狂跳一阵,然后好一阵子又好象停止了跳动。

  这间房子和开始那间一样,惨兮兮的,一面墙空着,对着军营的后院。天花板上挂了一个简陋的绞架。八个被关进来的人,有五个躺在地上,明显已经没气了。其他人泪流满面。我想知道发生了什么事情。几个当兵的把我拎起来,带到他们长官和那两个特派员跟前。

  “你还是坚持原来的供词吗?”

  我能有什么供词呢?但愿我什么也没说过。肯定没有。突然又是一阵巨痛……一个当兵的把我打倒在地,我点头表示不改口供。

  “到了这个地步,如果你不为他做点什么,那就没办法了,他将作为叛徒而付出代价。不是吗?”

  我被突如其来的一击惊呆了,没有任何反应。联络员被带到绞架下。一个士兵让他站到脚凳上,我感觉那凳子矮得可笑。他们把绞索套到他的脖子上。另一个士兵把我带到近处。我以为这一幕无非是要吓唬我。其他还有知觉的犯人开始哀求。我还是呆呆的,难以置信。

  从大马士革来的官员里有一个问我:“怎么样?改主意了吗?如果你招供,可以把你的死罪改成监禁。我们并非针对你个人;我们要做的是禁止一切在我们国家所进行的反叙利亚活动。在我看来这非常合情合理。”

  “我为真主而战,为了巴勒斯坦……还有叙利亚。我的上级可以作证。我从来没有什么阴谋,我也不认识这些人。”

  我的声音沙哑虚弱,连我自己都不认识了。我两眼一直盯在联络员身上。他也看着我。在他的目光里,找不到一丝希冀和祈求。有的只是仇恨和疲惫。忽然间,我发现他是如此年轻。

  “很好,”那个叙利亚人说:“是你亲手判了他死刑。”

  他向士兵做了个手势。

  我不相信。

  十几秒钟后,他碎裂的喉骨发出极其痛苦的声音,绝望的挣扎,人在最后的求生欲望和痛苦之中惊跳了一下……

  我条件反射地冲向他,几个士兵将我拦住。眼看着他还有一丝动静我极力想挣脱。他就在两米之外,就两米。我根本不相信他们到最后一刻还不救下他。两秒钟长得就像永恒,他的身体沉重地摇摆着,断了气。

  我的责任。我的罪过。

  如果我配合,说些什么,随便什么,他可能还活着……他可能还活着吗?是的,他可能还活着……

  我必须振作起来,确认并非我的沉默置他于死地而是那个当兵的一脚踢掉了他的脚凳。和他们力图让我相信的恰恰相反,不是我杀死了他。不,不是我。可是多年以后,那恐怖的声音,那场景,从未离开过我。为什么你要这样存在于我的生活之中呢?

  拷打持续了一整天。我崩溃了,开始像其他人一样哭泣。但我依然坚持自己的那套说词不松口。另外几个人里面,有两个相继招了供。对他们的供词那些军官显得很满意,但是秘密警察并不这样想。他们想要把贝鲁特的联络点也一网打尽。

  夜幕降临,两个士兵把我带到楼上一间办公室。几个人把我放在椅子上就出去了。疼痛,发抖,神经跟撕裂了一般。我竭力让自己恢复常态,至少积聚一点想问题的力气。进来一个副官。他走到办公桌后面,面对着我,开始摆弄电脑。

  奇迹般的效果。

  电脑启动时那熟悉悦耳的声响让我安定下来,使我进入一个较少痛苦的境界,面对另一种挑战。一串短促的劈啪声显示主控面板的运行有问题。这正是我的程序无法正常工作的原因所在!因为鼠标听起来工作正常,所以问题出在那个并行的端口,也就是连接打印机的端口,它的失效导致我没办法控制打印,从而全部受阻。我真够蠢的,本该早就预料到这类故障。我努力想看清楚一些机器,好判断它的年代以及所用控制面板的型号。为了看一眼我得付出超乎寻常的痛苦。我决定从中士那里借一臂之力。

  “是386的,对吧?”

  “不清楚,但肯定有问题。我们在这边录你的口供,然后到另一台电脑上去打印。”

  “是这样……我能修好它。我就是干这个的。”

  “真的吗?但拆开机器可不行。”

  不拆开机子怎么弄?真是个糊涂家伙!即使拆了,没有配件我也没办法兴风作浪。没所谓,唯一关键的是我必须能够到键盘那边去。我赶快向他保证:“不用拆开,我通过键盘操作就能行。”

  “真的?”

  “我来告诉你怎么做,你自己就能操作。懂英语吗?不懂?那好,看着,你能行的……”

  我拼尽最后一点力气站了起来,走到办公室另一边去。坐在键盘跟前,揉巴揉巴手,我调出自己的程序开始修正。中士什么也不懂,甚至都懒得看。等我完成程序修改,我试了一下:连接重新建立了。我转身对着中士,面带愁容地向他承认没搞好。

  “不行,真对不起,什么也没弄好。控制面板整个都受损了。”

  “没什么。回去坐下吧。他们就快来录你的口供了。”

  整整十五分钟过去了。没人来。中士耐心地在屋里踱步。

  “他们到底什么时候来?”

  “再过一会。现在正吃饭呢。”

  现在正是斋月期间。他们自然不高兴吃三明治。如果他们都忙着吃,显然是机会尝试做点什么。

  “到处都一个样,当官的大吃大喝,当兵的只能看着。”

  他没有回应我的抱怨,但也没有表示异议。

  “好了,我受够了……你要不要我给你口供?我们至少可以先开始。或许,这样你可以有点提前完成任务?”

  “你愿意现在就说?改变主意了?”

  “好像我有选择似的!你以为我还能怎样?大马士革那帮家伙想揭了我的皮。”

  “这就对了。好吧,我先开始……稍等……”

  他打开文本软件花了足有五分钟时间。我有点耐不住了,我必须在其他人吃饭期间把一切搞定。他准备好了,我把履历又背了一遍,特别强调了几个保护我的头目的名字。我看他受到震动的样子,于是嘎然而止。

  “就这些,没了。”

  “怎么,就这些?这不是口供,你什么也没说!”

  “没什么。我的头头付了你们指挥官一笔钱。确实是我杀了阿布-夏杜夫,所以那些特派员不放过我。他们不是战士,而是官员。他们从不战斗,他们干的是背叛和拷打的勾当。阿布-夏杜夫就是个叛徒。而你,你是一个战士,你知道人的真正价值何在,你的指挥官也知道。他们人模狗样,拿着高薪,而你被当成奴才一样对待。”

  最后这段话起了作用。中士很有兴趣地看着我,但还是把着门,有点担心。我说了一个数目。

  “我不能这样做。”他拒绝了,但显然言不由衷。

  “别担心,我发誓没有人会知道。我知道事情真相,既然你的指挥官能这样做,你也可以!再说,他委托你看守,就是因为他看重你,希望你也能从中央到地方得到好处。”

  “是吗?”

  好了,我马屁可能拍得有点过了。我调整了一下自己的说话套路,让它更切中实际利益:“很明显,你分享了这个秘密,保持沉默就行了。两种结果:如果你拒绝,对他来说你就是个威胁,在这样的情况下……”

  我连连摇头,神情仿佛在说他绝对没有好果子吃。

  “走吧,给你手铐钥匙。就这样了。”

  “就这样了?你会做到不让他们知道真相吧?”

  “我保证。”

  他比我还要紧张,把钥匙搁在办公室的一个角落里,自己跑到门边监视走廊里的动静。我解开手铐,然后轻轻走到他旁边。他一直背对着我。我干净利落地勒死了他。

  “我喜欢遵守诺言。瞧瞧,你不会有任何麻烦了。”

  我拿起他的枪,穿过空无一人的走廊。少数几个没去吃饭的士兵正急切地等着自己那一轮,根本没注意到我。我畅通无阻地走到外面,登上一辆车,发动上路。

  计划成功,夜晚的清新空气,都令我陶醉。我向前开,一直循着通往边境的路线走。这么晚边境肯定关闭了。为了不惊动卫兵,我开向一个难民营,那里有我的线人。车没油了。真倒霉!走着去那个村子实在太远了。就算走上整整一个星期,也难得碰到前面有一个人。可眼下唯一能做的,就是朝着边境线不停地走,但愿能在警报发出之前到达。天亮前几个小时,我精疲力竭地倒在洼地里。

  一阵小卡车的噪音把我从恶梦连连的睡眠中惊醒。我起来后发觉自己正在高烧,全身酸痛,都是前一天晚上被毒打的后遗症,加上夜间潮湿所至。身体极其沉重,猛然间像是支撑不起来了。卡车司机见我坐了起来,向我打招呼:“你在那干嘛?发生了什么事情?”

  我害怕他出卖我,一直背对着他,示意他不用管我,走就是了。他不听,反而停住车下来了。

  “没什么。你先走吧。走吧。”

  他不肯走:“你是想过边境线吧?有证件吗?没有证件,嗯?上车吧,我会帮你通过的。”

  我狐疑地看着他。

  “真的,我也是巴勒斯坦人,我明白是怎么回事。别担心,我不会出卖你的,真主做证!上来!快点。我停车是为了检查轮胎……左前轮,”他说着,踢了一脚车轴:“总是瘪的,这坐前胎……总是!拿着,你的护照……这是我老婆的,她从不离开家门,根本用不上身份证,可她为了要这本东西把我都烦死了。‘我得有本护照’,她老这么说。等拿到手了,她又总担心丢了,对我说:”拉穆斯,你帮我收好‘。是啊,真主是伟大的,而这护照也是有用的。看到签证了吗?“

  我翻开一页,看到一个清晰的印章。

  “你不是第一个被我从这地方带过去的,真主慈悲,你看吧,一切肯定顺利。”

  我们无惊无险地过了边境线。

  “三十年了,我每天经过这里去黎巴嫩工作。每天我都顺利通过!就算是打仗或者碰上其他麻烦,我也能通过!我老婆她说:”拉穆斯,为什么我们不干脆定居黎巴嫩呢?‘可到了黎巴嫩,还是会有其他麻烦……你说呢?好几百年了,总归有麻烦!我的孩子们都是叙利亚人,这好一点。可是我,我还是巴勒斯坦人,他们的边境线我无所谓。我能过去。“

  他把我在第一个村子里放下来。我偷了一点钱,坐上公共汽车继续往前走。到南部地区得花上两天时间。我越来越虚弱,难受。

  我和一个联络员见了面,要了点药和证件。在他那儿,我通知我的上司“我将穿过花园”过来,盼着他们能帮我返回基地。不可能从合法关卡过境,那里的边境线每天上午都对工作人员开放。如果法利蒂的战士在排队等候过境的人里看到我,那我的末日就快到了。一般情况下,我会到希腊或者土耳其转一圈再回来,可这次我没这份力气了。暂时没有等到他们的回音,我向那个倒霉的联络员借了一辆车,朝着法利蒂控制的那块区域开去。

  我在路边把车丢下,开始步行。到了一个我比较熟悉的阵地,因为这里视野开阔我一直挺喜欢的,我坐下来,等着天黑。真主党从这里向以色列发动进攻是惯常的招数,哪怕是斋月的晚上。应该说,特别是在斋月的晚上。

  将暮未暮时分,我发现前面走过一队人马。我尾随了他们大约有二十分钟路程,而他们“接纳了我”。我坚持着,继续往前走。这挺不容易。我烧得厉害,好几处伤口已经感染,全身酸痛得不行,每走一步都牵动全身上下。我熟悉游击队的行军路线。只要在他们突然折回的时候我能隐蔽好自己就行了。但愿上司们能把我发出的消息当回事,派突击队来帮我……他们肯定能救我于水火。

  我听到在远处,大约是我的右面,传来直升机开火的声音。如果我前面是真主党的突击队,它向谁射击呢?

  我们继续前进。夜幕降临了。周围伸手不见五指。我不断跌到,一边走一边睡。终于疲惫之极,一头栽倒在荆棘丛中。

  自动步枪的交火声……几声喊叫……有人在跑……有人摇晃我……在我腿上打了一针……把我扛到背上去的时候,把我的肩膀给弄脱臼了……他不能用这种方式,我得教教他……对……我得教教他……他的脖子有香皂的气息……我已经很长时间没有闻到这种干净的味道了……肯定是以色列人。我完全失去了意识。

  当阿米尔——带队去救我的指挥员——第二天一早去做汇报的时候,被他自己的长官和我的长官劈头盖脸训了一通。这是他后来告诉我的。

  “你疯了!谁给你权利开枪打死那几个人的?”他的长官大声斥责:“这就是你所说的秘密救援吗?而且是在斋月期间。”

  阿米尔生硬地反驳他:“难道要我说对不起吗?我们自己的直升机从空中向我开火,而你说这么多就只是要指责我们不该对这些鲁莽的家伙进行还击?”

  “我对你们说过:不要惹事生非!这已经说得很清楚了,不是吗?”

  “我们尽力而为了,”阿米尔为自己辩护:“最重要的是,我把我的人完完整整地带了回来!”

  “你的人和那条‘鱼儿’!”我的指挥官纠正了一句。

  “她,她当时已经是一堆散件,那种装上电池或电板就能使用的组装货。”

  “正经点!”

  他的长官截过话头:“看报纸了吗你?‘以色列昨夜空袭安全区域:六人死亡,其中一个年轻死者是为他祖母送斋月晚餐。’这是不可避免的吗?”

  阿米尔怒气冲冲:“我无法相信这种新闻。我们把那个已经七零八落的‘鱼儿’给你带回来了,你却因为这种小红帽的故事来和我大动肝火?什么给祖母送过节圣饼!我再说一遍,他们从空中用枪口指着我们头顶!”

  “你快点歇着去吧。就像你说的,这种故事留给下次监察委员会的人开会吵吵去。谢谢你的礼物!以后如果有人告诉你行动要隐秘,你应该理解成:不要在安全区杀死任何人。这样说你听明白了吧?”

  “不可理喻。难道让他们扫射不成?”

  “我问你听明白了没有?”

  “是,长官,非常清楚!”阿米尔不情愿地回答。

  1998年12月23日:真主党轰炸以色列北部地区,共发射卡秋莎导弹三十余枚。

  都是些痛苦的回忆。我在医院里呆了一个星期,两天处于半昏迷状态,五天病后恢复,出来后真想把一切都忘记得干干净净才好,可是我必须写一份报告。

  于是我动身去看望我最忠实的朋友,永远那么耐心,永远那么热情,永远给我以安慰:大海。这是世界上唯一能带来平静的所在。她懂得我,理解我。漫长岁月她一直在那里,作为我们的记忆。她了解一切,目睹一切,倾听一切。她看到了那些商店和精品屋。她听凭那些驾着帆船踩着滑板的游人替代了静默的钓鱼人。在这里,传统和现代互不干扰地并行。她消化了时间的流逝。她使一切都变得相对。

  临走前我去看了大海。她接纳了我,没有偏见也没有评说,好像什么都不曾发生过。她用无边无际的广阔淹没了我生命里的这个章节。

  我去找艾尔戴德,他的办公室里能看见海。可是这些空调化的现代办公大楼里没办法打开窗户。今天晚上,光见一下我这个老友可不行。我需要他陪着我,听我倾诉,和我说话。看我像笼中猛兽似的来回转圈,艾尔戴德痛苦不堪。

  “你要干嘛?我的上帝!你快走吧,要还这个样子你令我情绪低落,根本没办法工作!”

  “你没在工作。”

  “那我也没办法休息!你让我神经紧张!”

  “我想听海而已。”

  “好啊,去沙滩啊。”

  “我得做这份报告。”

  “哦,你是陷入困境了。等着。”

  他再回来的时候拿了一个方方正正的袋子,很重。

  “一台手提,还有电池。我每次去闭塞的偏远乡村都会带上它。或者是我需要坐到海边去写报告的时候,几乎每天都有这么一次。在海边的时候我常常会自言自语:”瞧瞧,今晚我要在海边写出一份报告来。‘享受去吧,晚上空气清新。“

  “知不知道,你的建议有违常规?”

  “我都不敢相信这些话是从你嘴里说出来的,真的。现在是你在和我谈论规矩问题吗?”

  我正想谢谢他,这个唠唠叨叨的家伙又耸起肩来:“别啰唆了!走吧!总是有人会产生一些愚蠢的想法!”

  他不停地说,不停地说,但还是陪我走了出去。

  他指给我看一片美丽的海滩,那是星期五晚上年轻人最爱去的地方。我向角落里一个餐馆老板解释了两句,他的两个儿子立刻在沙滩上放上一张小桌子和两把椅子。为什么是两把椅子呢?因为我们是在先知的国度。始终多备一把椅子,这是合乎习俗的。这里从来没有谁是独自一人。不那么浪漫的,只要有人从身边经过,也会提议对方坐下歇歇脚。

  我已经舒舒服服地安顿好了。桌子上有电脑,煤油灯,暖瓶,以及一顿名副其实的大餐,盛在各种不同类型的小保温器皿里。

  其中的一个儿子把他的手机放在我旁边。极其真诚,非常郑重,近乎高雅。我能感受到这个举动的内涵,有点激动。

  “你可以给想通话的人打打电话,国际长途也没关系。如果你需要什么,按下这个键叫我。不会忘了吧?看到了吗?就是这个。我今晚不会睡觉的,会时不时过来看看。就是这个键。别怕打搅我。这儿,这个。看到了?”

  他每过一个小时就过来看看是否一切都正常。没有一次是空着手来的。

  这天晚上,我在海滩上完成了我的报告。确实,风非常清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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