返回国内就闹职，不甘寂寞苦待时；
攀上东条作奥援，再获重用展大志。
1940年3月20日，冈村宁次回到离别近两年的东京。
按例，领兵出征的一方统领回国后，先要进宫向天皇复命。不巧，这几天裕仁因受风寒避居深宫调养，遣宫内大臣告冈村回私邸听候召见。遵皇命，冈村回家团聚，四谷坂町自是一番热闹不提。
26日晨，宫内差人通知圣上召见。下午，冈村搭乘宫内省特别差遣的马车，经二重桥进宫。见到天皇后，冈村奉上军状，裕仁优握慰问道：“此次多多辛苦”，随即御赐银制带有皇帝纹章的大花瓶1个。接着，内大臣又带他拜谒皇后，蒙慰勉：“长时奋战，实属辛劳，祝贺凯旋，望愈加自爱奉公。”并赐银杯1个。29日，冈村又拜皇太后，蒙赐慰劳之言：“任职军司令官长期奋战战场，祝贺今日荣归。先日呈上军状，闻圣上颇为满意。战场工作谅多辛苦，甚是感激。”并于别室赐酒撰，及赐银制烟盒1个。
皇室拜谒完毕后，他到参谋总长闲院宫载仁那里报告军状，载仁代表大本营当面宣读了褒词：“前者尊官奉命任第11军司令官，从事华中征战以来，克服天然和人为障碍，果敢大胆领导作战。或于武汉，或于南昌、襄东及其他作战中，取得赫赫战果。……恭奉圣旨，谅亦为尊官之本意。当兹完成大任、阙下复命之机，得睹壮容，衷心欣慰，深感尊官之多劳。惟今正处于诸般形势愈益严重之秋，宜自珍爱，更加为邦家尽瘁，是所期望。”
从载仁的这一通官样文章里，冈村除了听到要他“宜自珍爱”的弦外之音外，没觉得有什么实质性内容。
冈村这一年已经56岁了，军事参议官这个闲差似乎是他不可能再离开的位置。可是，过那种半退役的生活挨到完全退休，他能甘心么？从天皇召见他时的言辞表情看，冈村感到这位年仅40岁的圣上对自己是尊重的，皇太后赐宴赏物更是难得的殊荣，但皇上毕竟从不过问除首相一职以外的人事安排，要重新获得重用还须等待和寻找机遇。
这两年是日本政局动荡较剧烈的时期，连续更迭了四届内阁。先是1939年8月，平沼骐一郎内阁以所谓“复杂奇怪的国际形势”和“对德苏合作予以反击”而告辞；接着上台的阿部信行内阁执政仅4个多月，就因内阁成员意见不一致而挂冠；继之的米内光政内阁上台才半年，又因被陆军省认为“消极保守”而不得不自行辞职。1940年7月22日，在军部的支持下，近卫文囗第二次登台拜相，组成新内阁。
1939年，日本国内发生罕见旱灾，粮食普遍欠收。为此，日本政府为了适应战争需要，实行居民限量购买粮食政策。另外又从国际市场购大量面粉，以补充物资短缺。日本国内，为扩大军工生产，将不少民用工厂转为军用，重要资源被统一控制，限制了近百种商品的购买。电力不足，金融不稳定，通货膨胀加剧，引起了日本国民的不满。对外关系上，日本在1939年也很不顺利，先是与苏在诺门坎发生直接军事冲突，反又与英美发生摩擦，美国宣布废除“日美通商条约”，使日本更觉得通过“南进”获取资源的重要性。
在第二次近卫内阁上台前夕，德军于1940年4月占领丹麦和挪威，5月侵占荷兰、比利时和卢森堡，攻入法国。6月，法国向德国投降，英军撤出欧洲大陆，英国本也面临着入侵的威胁。希特勒的胜利愈加刺激了日本的南进侵略**，他们看到资源富饶的南洋一带已成为英、法、荷等国无力防御的“真空地带”，是千载难遇的南进良机，叫嚷“不要误了公共汽车”，准备乘英法之危，在南洋趁火打劫。当时，日本军部估计，德国很快会进攻英国本士，欧洲战争会在短期内结束。因此，军部不少上层决策者都倾向于认为，即使在“中国事变”未得到解决之前，也应当不失时机地断然南进。东条英机就是其中的代表人物。
东条在这届近卫内阁中担任陆相。在陆军士官学校学习时，他比冈村晚一期，年龄也比冈村略小。而且他几年来一直鼓吹的“南进”主张，冈村也不以为然。所以，此前陆军省人事局长野田向他征询陆相人选意见时，冈村提出梅津美治郎是最合适的，旨在阻止东条当上陆相。但是，当东条走马上任真的成为陆相后，在闲差上寂寞难耐的冈村宁次，为获得重新出山的机会不惜抛开意见分歧、不顾学兄的身分，居然拜倒在东条的门下，真可谓有失风度了。
时至40年代初，冈村过去在军界中的靠山和奥援，早已老的老死，遭贬的遭贬。而现在的身居要职者，反倒有不少给他作梗者。他再不拉住东条英机，岂不更孤掌难鸣？
对冈村的这段窘状，有部日文版的冈村传记谈到一例：1940年初秋的一天，冈村穿着笔挺的西装，到世田谷北泽的小(口克)敏四郎家去。分别多年的盟友，对冈村的来访很冷淡。小(口克)没有一丝笑容地把他引进房内，在客厅谈了一阵，后来把他送到门口时说了一句；‘你以后不必到我家来了。’冈村本来是接受了东条陆相的旨意，想找赋闲在家的老友小(口克)跟他一起去满洲工作。而小(口克)看不惯冈村当东条的马前卒，表现了倔强的性格。冈村只好自言道：‘小(口克)还是这个脾气。’然后没趣地回家了。”
东条投桃报李，对冈村自有一番关照。1941年4月，幸运终于降临在已闲差1年多的冈村头上，他被授予大将军衔。这令他格外兴奋，在同期的士官学校学生中，他率先进入了这个令人炫目的高位，而坂垣征四郎、安藤利吉并未能和他同时晋升为大将。当冈村宁次拜受华北方面军司令官时，他们才和多田骏一起被授予此衔，在时间上已经晚了数月，区别可就很大了。这预示着大本营很快就要委他以重任。
再说近卫、东条等人执政后，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确定“南进”为日本的基本国策和新内阁的施政纲领。他们提出的《基本国策要纲》基本方针是：“以皇国为核心，建设以日满华为一环的大东亚新秩序。”“大东亚新秩序”又被表述为“大东亚共荣圈”，由该届内阁外相松冈洋右在1940年8月1日发表谈话时首次公开使用，其范围包括“西伯利亚东部、内外蒙古、满洲、中国。东南亚各国、印度及大洋洲”。这个基本国策要纲以积极准备南进为基调，已改变了将解决中国问题作为南进前提条件的立场，提出即使中日战争不能结束，只要形势有利，也要南进。松冈和东条认为“解决南方，实际上就是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新内阁还确定：外交方面要加强日、德、意三国轴心，排除英、美对日本建设“大东亚共荣圈”的阻挠，调整日苏关系；内政方面，要完成“国防国家”的体制，“建立坚强的新政治体制，以谋求一切国政的集中统一”，即加强法西斯专政。
日本要积极准备力量南进，就不得不对指导中国战场的政略、战略进行一些调整。1940年底御前会议决定的《支那事变处理要纲》规定：“除继续进行军事行动外，应用尽政治策略和战争策略上的一切手段，加强排除英、美的援蒋行动。”并提出要由政府（而不再由军方或民间）出面努力与重庆政府再进行“和平”谈判，迫使重庆政府“屈服”；如此举不能成功，则不论形势如何，都要“坚决转入长期战的战略”。还规定，一旦转入长期作战体制，“在一般形势没有重大变化时，保持长期作战体制。一方面要确保蒙疆、华北的重要地区和汉口附近到长江下游的重要地区、广东的一部分和华南沿海重要地区，经常保持用兵的机动性。另一方面要彻底整顿这些占领地区的治安状况”。这实际上是承认了中日战争已进入了战略相持阶段。
由于准备南进和将侵华战争转入所谓“长期作战体制”的战略需要，当时在华日军的整个部署和作战重心，已开始向华北、华中地区的“治安战”转移。自八路军“百团大战”震撼了日军大本营之后，日军的“治安战”就集中针对**，其目的就是要消灭**领导的抗日武装力量并摧毁其抗日根据地。
可是华北方面军司令官多田骏中将，在对付八路军方面并不成功。此人也是日军内的名将，还曾担任过参谋次长。他于1939年9月接替杉山元来华北任职，仅两个多月就创下了阿部规秀中将阵亡这项日军前所未有的纪录。阿部规秀是日军第2独立混成旅团旅团长，该旅团在日军中堪称精锐。日军旅团长一般由少将出任，师团长则是中将。但阿部规秀接任该旅团时的军衔是中将，而且是以蒙疆驻屯军司令官的身分兼任此职的，可见这个旅团在侵华日军中的地位。阿部规秀在日本军界享有盛誉，是擅长运用新战术和山地战的专家。他在率部向晋察冀边区进行扫荡时，于11月7日在河北涞源黄土岭遭受八路军伏击，阿部规秀及以下官兵900余人被击毙。阿部规秀是日军在侵华战争中被打死的第一个中将，他的死震动了日本朝野。陆军省发布了阿部规秀的阵亡公报。他的骨灰送回东京时，帝都降半旗志哀，各高级将领持吊旗致敬，各界团体和众多遗族前往迎接，可谓哀荣至极。这一切对于多田骏来说，就不仅仅是一种悲哀和不幸，而是一种明显的丢脸。日本报界一再宣扬自从皇军建立以来，中将级军官的阵亡是没有先例的。而现在这个“先例”竟由多田骏创下，自然不是他的光荣。与他私交不错的坂垣征四郎这时刚刚来南京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华北方面军名义上受南京的指导，尽管在这件事上坂垣在给东京的电报中说了多田骏的不少好话，但大本营却缄默不语，说明大本营对多田骏人主华北之初的工作并不满意。
另一件事是他上任第二年，八路军于1940年8月至12月连续4个来月发动的“百团大战”，使日伪军损失惨重。“百团大战”中大小战斗进行1824次，虽然八路军的伤亡并不小，但华北日伪军总共失掉了293个据点，大队长以上的官住阵亡19名，以下的官兵伤亡了2万多人。铁路被八路军破袭战毁掉近千里，公路3000多里，桥梁炸毁213座，火车站破坏了37个，碉堡被攻下523个。炸毁了飞机6架、火车34列、汽车近200辆、战车18辆、后勤仓库11座。正太铁路3个多月未能修复，华北日军交通一度全部陷于瘫痪状态。此战后，日军在华北控制的地盘大大缩小，其情报部门后来对各地“治安”状况的调查研究认为，截止1941年7月，在整个华北，日军与**武装力量的势力范围大致相当，即：主要城市、交通干线周围大约占华北面积10％的地区日伪统治比较巩固，是所谓“治安区”；另有约10％的面积是**的中心根据地，日军不能插手，是所谓“未治安区”；其余50％的面积则为双方势力交错的地区。也就是说日军真正能控制住的地区仅为华北总面积的1／10。
日军大本营在对付**抗日武装力量方面不能说没有失误，可以说这种失误从“七七事变”以来就已经存在了，只不过矛盾集中地暴露在多田骏面前而已。从“七七事变”到攻占武汉这近1年半时间，是日军对中国正面战场开展战略进攻的时期，此时在日本统治阶层内部，盛行速战速决一击亡华的论调。1938年以后，为了集中进行徐州会战和武汉会战，日军把华北兵力大量南调，使华北日军占领区出现了大空隙，给**领导的游击战争造成了放手发展的大好机会。
在此后较长时期中，日本在观念上对中国国共两党的认识不断变化，呈现出较大的复杂性。占领南京后，日本政府声称不以国民政府为对手。这表现出日本对中国国民政府的轻蔑。但在以后一系列政治军事政策中，又都以中国国民政府溃灭或屈服为其主要目标，表现出对国民党有比较重视的一面。多田骏反复思考，日军在华北的被动局面难道仅仅是自己的责任吗？不过，他承认上任以后尽管一定程度上重视**、八路军，但是在情报搜集方面还是很不够的。情报的主要来源是依靠各部队审查缴获的文件以及检查邮件，这是很有限的，不能完全正确地掌握对方的实际情况。之所以这样，看来还是自己没有充分重视**的力量，只把他们看成是日军占领区域内残存的与潜在的抗日匪团，迟早要被扫荡尽，而予以了轻视。
**的武装分散游击，来无影、去无踪，多田骏开始重视**，可又找不到与八路军主力决战的机会。于是，为急于将功补过和表现自己，他于1941年5月发起了中条山战役。是役，日军以3万余人的兵力，打垮了卫立煌指挥的20个师约10万余人部队，中**队阵亡4万余、被俘2万余，卫立煌还因此被蒋介石革去了上将军衔。但是，多田骏在中条山战役的“辉煌”战绩，并没有得到大本营的赞赏，反而受到了指责。因为他把部分主力抽去打国民党，结果又让**武装钻了空隙、趁机渗透，使日军在华北面临的形势反而恶化了。
华北方面军司令官这顶乌纱，多田骏无论如何是戴不久了。谁来接任呢？大权在握的东条英机陆相自然首先想到了冈村宁次。
“此人是个将才，又是中国通，早年在北京青木总顾问手下干过多年，对华北的情况也是熟悉的。几次大会战指挥得也不错，特别是刚刚晋升了大将，会到华北去露一手的。”东条把起用冈村的想法，跟近卫首相和上任不久的杉山元参谋总长一说，两人均表示同意，事情就这样定下来了。话说回来了，如果前不久闲院宫载仁不因年老多病退下来，还在参谋总长的位子上，冈村不要说能晋升为陆军大将，恐怕也永无机缘去做独当一面的领兵大员了。载仁心胸不阔，一点小事、一次小小的冒犯，他也要记恨你一辈子。
那么怎样让两人顺利地交接班呢？多田骏也是日军老资格名将，要让他体面地下台才不致引起其手下将领兔死狐悲之感，更不能给外界造成日本在中国华北出现麻烦的印象。于是，近卫、东条和杉山元三位军政巨头，想出了一个不失多田骏面子的办法。
1941年7月7日，多田骏突然接到大本营的通知，授予他陆军大将军衔。大将军衔，这可是多田骏梦寐以求、朝思暮盼的幸事。不过，这一辉煌的头衔，他认为早在一年前或是两年前就应该授子他了，比他在陆士晚一届毕业的冈村宁次，在半年前就得到这一头衔了。当然，尽管晚些时间授予，他也是心花怒放，觉得内心平衡了许多。两天后的7月9日下午，大本营来电通知他立即回国，转任军事参议官，所遗司令官一职由冈村宁次接任。他和冈村正好调换了位置，这决不是偶然的巧合。多田骏心里明白了，他的军衔晋升和方面军司令官职务的免去几乎是同时进行的，这是内阁和大本营对他这位有苦劳也有大过的老资格将领，给予的体面下场。同时，也是为了防止自己手下几个亲近的师团长、旅团长，对接任的新司令官产生抵触情绪。大本营的用心良苦啊。
多田骏这个双手沾满中国人民鲜血、给中国人民带来无数灾难的日本将军，从这天起，其军事生涯实际上画了个句号。回国以后，他过起了几乎与外界隔绝的淡泊生活，直到1948年病死，人们也似乎忘掉了这位曾显赫一时的人物。
实际上在多田骏接到免职电令的前两天，1941年7月7日，即日军发动声沟桥事变4周年纪念日这一天，东京三坂宅陆军省小礼堂内已举行了冈村宁次的任命仪式。任命仪式的主持人是东条英机，他的简短讲话，被热烈的掌声打断了数次。冈村身着笔挺的大将军服，胸前的勋章闪耀着光彩，他直直地站立在那里，心里充满了被重新起用的喜悦。至于东条在讲些什么，他并没有怎么在意去听，反正新位子到手，怎么去干他有一定之规。
任命仪式之后，军政界高层官员纷纷退去，东条英机留下冈村单独谈话，“除理所当然地指出我在华北的主要任务是维持治安，清剿作战——即对**军的讨伐战外，还向我介绍已经开始的阎锡山工作”。
这事让冈村感到吃惊，作为军方上层人物中的一员，他对这项秘密工作竟然不曾风闻。东条看出了他的这种表情，解释说：
“非常抱歉，关于这项工作的内容，只有指定的首脑人物了解，在陆军省内也只限于少数有关人员知道。”
因为一无所知，冈村听得格外认真。
“从谋略工作的特点来看，这也不足为奇。”东条英机接着说，“我们对阎锡山进行的怀柔招抚工作，在分裂瓦解重庆将领工作中是有可能的，而且对其他方面的影响很大。陆军省、兴亚院以及中国派遣军对之极为重视，都曾抱有希望。你赴任之后，此项工作将是你整个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一定要领导好。”
冈村点点头。他知道日军所从事的各项谋略计划都是有代号的，便问：
“这项工作，代号叫什么？”
“叫伯工作。”东条英机说。
“伯工作？”冈村宁次有些不解。
“对。”东条英机说，“伯工作的名称是这样来的，阎锡山的侄子阎宜亭在此事初期与我方进行联系时，称阎锡山为伯父，因此就以‘伯’字作为阎锡山的代称，而由中国派遣军总参谋长坂垣征四郎命名为‘伯工作’。”
冈村宁次心想：坂垣真是非我族类，这种事竟然没有向他透露过一点信息，好在4个月前坂垣已从南京调到了朝鲜，遗缺由后宫淳中将接替，畑俊六大将也再次来华，代替西尾寿造担任中国派遣军总司令。大本营为了理顺关系，想得周到啊。
“负责该工作的是华北方面军。”东条继续说，“实际执行的是驻太原的第1军，特别是第1军司令官岩松义雄中将和参谋长花谷正少将，他们灵活运用丰富的对华谋略经验，以极大的热情努力推动工作。”
冈村知道，自八路军发动“百团大战”之后，原第1军司令官筱(土冢)义男作为第一责任者，而退出了现役。华北方面军参谋长笠原幸雄中将，也被降职到关东军任一个新编师团的师团长。大本营将原第13军第15师团长岩松义雄提升为第1军司令官，把第37师团长安达二十三提升为华北方面军参谋长，成为自己的新助手。对于岩松义雄和安达二十三，冈村都是了解的，“七七事变”时，他们还都是大佐级军官，短短4年工夫，他们都已成为日军的高级将领了。“时势造英雄啊！”冈村心里思忖，自己岂不也是随着对华战争的逐步扩大而步步升迁的吗？只不过他觉得凭自己的资历和能力受之无愧罢了。
东条英机还分析说：山西军拥有10几万兵力，但苦于给养不足，士气消沉，缺乏战斗力，受到重庆中央军严厉的督战监视；另一方面又不断受到**方面的蚕食，对日军则采取避我锋芒，保持不即不离的态度。因此，阎在没有战斗力的情况下，一旦发表独立宣言，怕遭到重庆军的打击，给其全军招来危险。现在阎表面上的理由是，为了日华合作，首先必须依靠日本来充实战斗力，要我供饷供械并减少军事压力。但我们还不能判明阎的真意，此人非常狡猾，你赴任华北后，在向八路军进攻的同时，还要摸清阎锡山的底牌。如能把阎争取过来，就可带动支那为数不少的反蒋将领归顺我们，从而打开重庆政府崩溃的缺口，同时以此向中外进行宣传，以期有利于促进中国事变的解决。
冈村宁次对东条英机的交待，心领神会。在谈完关于阎锡山的工作后，东条还给他一项秘密指示：
“你在重庆那方面也有不少熟人，可能的话，要对重庆进行和平工作。你不要担心别人说三道四，这事遇机会我将向首相禀告。”
这一次谈话很长。似乎是预感，这是他俩最后一次面对面地交谈。因为冈村这次离开日本赴华北上任后，直到1949年2月被“无罪释放”回国，将近8年再没有回过日本，而东条英机在他归来之前，便已于1948年12月23日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处以绞刑。
谈话结束后，已是夜幕低垂。冈村回到四谷坂町私邸，想到今天任命仪式上的荣耀和今后要肩负的重任，躺在床上怎么也睡不着，于是索性起身，叫专属副官铃木去邀请住对门的邻居片山严来下几盘围棋，一来排遣一下兴奋不安的情绪，二来也赌一赌今后的吉凶兆头。他是很迷信的。
后来，片山严还专门写了一篇“对奔记”发表在报纸上，文中追述道：“7月7日晚，突有对门冈村将军宅内差使来称，今夜想试作乌鹭（谕围棋黑白子）之战。近一周来，将军宅内军靴声响，进出频繁，使人觉得有些异样，或许接受了某种大的使命，正在猜测之中，今见遣使来邀对弃，似乎完全非我所料，于是欣然应诺，遣人回复即去迎战。“将军像往常一样穿着朴素的和服，见我只‘喂’了一声，立即走向棋盘。前次对弈我以二子惨败，今天定要捞回三子。于是我暗自鼓足勇气，极力拼杀。不料一再失利，每局都遭到惨败，终于三战皆北。夏夜渐深，将军提出再战一局，我予以拜辞。于是，将军稍微欠身，一面收拾棋子，一面微笑着说：‘这次拜受华北最高指挥官之重任，将要再次踏上征途，后天就启程。舍下请多关照。’我说：‘衷心恭贺受此殊荣，对您再度出征感激之辞一时不知从何说起。行前繁忙时节，我如此久坐，实在抱歉。’将军笑道：‘不，确实准备就给了，所以今夜要和你较量一番。’此时确有邻居远行的那种惜别之情。他谦恭和蔼地把我送到大门，我步出门外，还觉得将军站在背后目送我离去。将军在出征前的棋战中大获全胜，这真是吉祥之兆，我忘掉了输棋的沮丧，心中满怀喜悦。第三天，我到东京车站给将军送行。东条陆相和其他陆海将领以下达官显贵竟有数百人之多参加送行。将军身着陆军大将戎装，胸佩彩色略授，率众幕僚，俨然屹立在了望车的外廊上，英姿凛然，和对弃时的将军判若两人。这凛凛威风正是皇军永不败退决心的象征……”
冈村踌躇满志踏上了驶往宇品军港的专列。因东京无港口，日军高级将领出征或回国的迎送仪式一般都在东京火车站举行。他这次赴任华北，本来选择空路最好，几个小时之后便可飞抵北平。但是，冈村还是选择了海路前往。“这是因为我适应乘船，在航海中遇到风浪，旅客不去食堂时，我也常有独自去食堂与船员一起用餐的经验，对在海上航行感到十分愉快。”在船上，他可以一边享受着航海之乐，一边在旅途中悠然自得地思考着未来的重任。每次渡海，几乎都是到中国去，所以他的一些亲朋给他起了个绰号叫“黄桥”，意思是说，冈村是架在黄海上的一座桥梁，连接着日本在中国的“事业”。这一称谓，自然使他高兴，“桥”的两边，也确实给他留下了不少兴奋和悲伤。
海浪滔滔，年已57岁的冈村宁次激情不减当年，“我戴上崭新少尉军衔时，正值日俄战争末期，随即出征桦太接受炮火洗礼。从那时算起，这是第8次离开本土出征”。每次出征他的官衔职务几乎都提升一次，从小队长、参谋、领事馆武官、到副参谋长、师团长和军司令官，这次终以一个方面军大将司令官的身分去为帝国的利益效劳。正是：卸下闲差赴新任，人主华北逞凶狂。欲知后事如何，且看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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