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军炸死张大帅，奉命周旋去掩盖；
黄浦江畔燃战火，打点行装赴上海。
话说战前日本人挂在嘴边的三宅坂，本是东京市的一个地名，因参谋本部等日军首脑机关均坐落于此，故成为日本军部的代名词。
冈村宁次从青岛调回军部之前，关东军策划的炸死张作霖的“皇姑屯事件”，正引起军部与政府间的龌龊争斗，冈村一回来就卷人了这场矛盾漩涡之中。
“东北王”张作霖本来一直是背靠日本人的奥援发展坐大的。前面说过，他的命还是日本间谍军官井户川救下的。日本支持中国地方军阀原本就是它肢解、侵略政策的一个组成部分。但这位张大帅的民族感情并没有因此而完全泯灭，随着奉系势力的壮大，张总揽了东三省及热河、察哈尔、绥远的军政大权以后，对日本不断提出的“权益”要求，开始不满和抗争。从1925年以后，张氏对日本的种种要求往往采取拖延或拒绝的态度，特别是1927年6月他就任“中华民国陆海军大元帅”，组织“安**政府”（北京政府）之后，更不愿意像过去在关外那样迁就于日本的控制。他认为，要使北京政权稳定，光靠日本的支持是不够的，还要取得英、美等其他列强的支持。全国人民、尤其是东北人民声势浩大的反日运动也使张作霖认识到，完全听命于日本，不仅自己的宝座不会稳固，还要落下一个卖国贼的臭名。因此，张作霖对日本一些蛮横要求往往采取敷衍、拒绝的态度。
日本方面当然对张的态度极为不满。在他被炸死前一个月的一天晚上，日本驻华公使芳泽谦吉求见张作霖，提出签订“合作”修筑吉会铁路（吉林—朝鲜会宁）合同的要求，条件是日本设法阻止南军过黄河，被张作霖严词拒绝。芳泽见张不上圈套，进一步威胁说：“张宗昌的兵在济南杀死几十名日本侨民。”张作霖答本人未接到报告。芳泽竟用恫吓口吻说：“张宗昌的军队是你的部下，你对此事应负一切责任。”张听罢此言勃然大怒，由座位上站起，把手中的翡翠旱烟袋猛地一摔，声色俱厉地冲芳泽喊道：“此事一无报告，二未调查，叫我负责，他妈拉巴子的，岂有此理！”说完扔下芳泽，怒气冲冲地离开客厅。
此事发生后，张作霖与日本的关系更加紧张。张作霖时常呆坐在自己的虎皮大椅上冥思苦想对付日本人的办法，他深知奉系既要抵挡南方蒋介石军队的北伐，又要保住东北老窝不被日本人趁火打劫抄掉，确实处境艰难，他要逐个摸一摸手下几员带兵悍将的底，看看他们心底里的想法。那些天他真是食不甘味，旱烟、大烟双管齐下越抽越凶，成天整日找这个谈话，找那个聊天。几个年轻不知趣的姨太太来纠缠邀宠，也常被他骂走。据说一天傍晚，张作霖早年的绿林兄弟、现身为奉军骑兵第2军军长的马占山奉召赶到北京的大帅府邸，一进门，见各路战将刚开完会相继离去，副官轻轻关上门后，大厅里只剩下张作霖直勾勾地凝视着他。马占山这位奉军骁将不知大帅单独召见的目的何在，正要开口，只见张作霖黑着脸咬牙说：“占山，日本人欺人太甚，要图占我东北，你看怎么办？”马军长挺胸立正：“我听从指挥，大帅指到哪里，我第2军的战马冲到哪里！”
惯于虚虚实实玩激将法的张作霖黑脸变灰，慢吞吞地将话锋一转：“根据弟兄们利益的考虑，我想还是投靠日本人好，这可是出于内外压力，不得已啊。”
“既然大帅决定了，我马占山有什么办法呢，从明天起，我回家种地，或是大帅开恩放我重返黑虎山落草当绿林，不犯您的事吧”？
“说心里话？”张作霖还要夯实一下老部下的底。
“我马占山从不来虚的！”
“妈拉巴子的，有种！”张作霖从虎皮椅上一步蹿下来，拍着这位老部下的肩头：“日本人要拿了咱东三省，谁也没有好果子吃；咱弟兄们从草莽起家，经过千辛万苦才挣到今天这份局面，有银子花，有兵带，有地盘管。你们这些跟我当上了军长、师长的，要把兵带好，小日本真要干，咱中国人也不是孬种！”
由于张作霖越来越不听命于日本的摆布，日关东军强硬派军人遂决定伺机将其干掉。他们的如意算盘是：炸死张作霖，使车系群龙无首，从而引发东三省混乱，然后再以“维持满洲的治安”为名，出兵占领东三省各要地，建立一个“独立”的“自治”政权。1928年5月30日，南军占领保定。张作霖召集高级幕僚商讨对策，决定下总退却令，返回东三省。6月1日，张邀集北京外交团各国使节到居仁堂举行告别式。2日，发表“出关通电”。3日深夜，他含泪乘专车悄悄地离开北京。4日晨5时27分，当张的专车行至奉天近郊皇姑屯地方南满铁路与京奉铁路交叉点的旱桥时，砰然一声巨响，专车被炸翻起火，黑烟滚滚高达200多米。张作霖受重伤，下属将他护送回沈阳宅邸时，终因伤势过重而于上午9时半不治身死。
时任日本内阁首相的田中义一，本来是主张推行“满蒙分离政策”的，臭名昭著的《田中奏折》即是此人提出的，这个文件曾概括了日本对外扩张政策的总战略：“惟欲征服中国，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中国。”但此时他在军部看来，有些犹豫和“软弱”。田中恼恨军人们自作主张掀起了引起国际注意的轩然大波，害怕引起英美列强的严峻反应，给政府带来棘手的麻烦。特别是他与张作霖早在20多年前的日俄战争中就已相识，井户川是通过他才救下的张作霖一命，此后两人的私交也一直不错，田中本想继续利用这种“感情”，通过张作霖这个工具来使“满蒙”脱离中国政府的统治，置于日本的统治之下。他没有料到关东军真会干掉张作霖。当他听到张作霖被炸的消息，懊恼地说：“我的事业到此就算完结了。”
冈村宁次回国后被安排的职务是参谋本部国内战史课课长。这是个闲差，没有多少紧急的硬任务要处理，军部首脑之所以这样安排，其隐含的意思就是要他利用搜集整理文件的工作之便，发挥他人事关系熟、善于协调的特长，阻止政府内一部分人调查“皇姑屯事件”的要求。
“皇姑屯事件”的具体策划和执行者，是冈村宁次早先的盟兄、关东军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本来，对张作霖怀有杀机的是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他认为，“杀掉巨头张作霖，断定除此以外没有解决满洲问题的办法”。为此，村冈曾秘密指派竹下义晴少佐前往北京，与公使馆建川美次少将联络，打算策动华北驻屯军方面在张作霖撤退时相机袭击，刺杀张作霖。但是，河本大作从竹下那里得悉这个消息之后，私下对他说，华北没有真能完成这一任务可以信赖的人，北京在各国监视之下，这是不易干成的事情。他向竹下表示：“由我干吧！你到北京后，详细侦察张作霖的行动，几月几日乘火车逃往关外，把这些侦察清楚通知我。”竹下随即答应。
河本立即付诸行动。他先派遣手下人分赴山海关、锦州、新民屯等京奉铁路大站设监视哨，要他们及时通过电信报告张作霖专车路过各站的时间。同时，河本着意选择炸车地点。开始选了巨流河铁桥。因该地为奉军警备地段，不容易下手，遂另行寻查。6月1日晚，河本到皇姑屯察看南满、京奉两路交叉点，认为这里是关东军守备队警备地带，行动方便。最后选定了这个地方。河本还计划，万一炸车失败，就颠覆列车脱轨，然后乘乱让“突击队”闯过去射杀张作霖，并指定独立守备队第2大队东宫铁男大尉为现场指挥。6月2日夜，河本亲自率驻朝鲜日军第20大队藤井贞寿工兵中尉在交叉点满铁旱桥桥墩上部放置炸药，将导火线引到桥南约200米处的了望棚内，并安装好电源引爆装置。一切安排停当后，河本又令人诱骗来几个中国游民，给他们更衣洗澡，每人塞几块大洋，以备在炸车现场用“南方便衣队案犯”的名义处死。
6月2日，在北京卧底的竹下来电报告了张作霖将在3日乘专车出发。当河本收到专车通过新民屯的情报后，立即命东宫、川越大尉等驱车前往皇姑屯。“突击队”悄悄埋伏在旱桥附近。当专车在5时许穿过旱桥时，河本亲手按动电钮，“轰隆”一声巨响，刺张的阴谋得逞了。
“皇姑屯事件”策划和执行的详细经过，冈村宁次是回到参谋本部以后，才从同僚那里探听到的。机敏的冈村内心清楚，“河本大佐的计划，不仅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而且连参谋本部荒木第一部长和小(口克)作战课长都知道。当然，若说白川义则陆相、铃木庄六参谋总长和武藤信义教育总监等陆军三长官不知道，也是站不住脚的。”但由于他们身处的地位，不便直接去反对政界官僚对事件的“调查”，更不便直接露骨地为河本说话。这样，时年44岁，具有地位不高不低大往军衔的冈村，调来后很快成为陆军抵制调查和救援河本的前台中心人物。日本军头们真可谓老谋深算。
当时，田中内阁在“皇姑屯事件”的处理上甚是为难。日本官方得知炸张为关东军军人所为，对国内封锁消息，称之为“满洲某重大事件”，企图蒙混过去。但是上海和外国报道披露了张作霖被炸的细节并传到东京。在野势力抓住这个问题，追究真相和责任，企图倒阁。如民政党众议员永井柳太郎、中野正刚在第56届议会上，以张案牵涉到日本的嫌疑，要求政府予以澄清，对田中内阁提出“不信任案”，多亏了田中义一所在的政友会通过拉拢革新俱乐部的议员，勉强拼凑成议会的多数，才使其内阁搪塞过关。但事情未完，反对党仍在酝酿新的倒阁风潮。
田中义一也不敢过分得罪军部。再说他本人还是军人出身，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不过，他的军人出身属于长州阀派系，正是冈村宁次等人在“巴登巴登盟约”中提出的革新对象。所以，他与军部那些逐渐掌权的势力存在着尖锐的矛盾。
刺张案发生后，田中曾悄悄告诉元老西园寺公望：“（凶手）好像是日本军人。”年届八旬的西园寺公望，人称“琵琶老人”，他曾是明治宪法的主要倡导和制定者，为历代天皇所倚重，并握有历届内阁首相的推荐之权，是日本主张宪政的主要代表人物。他对田中说，“如果确为日本军人，应该断然予以处罚”，以维护军纪和日本在国际上的信誉。得到了西园寺的支持，田中义一的腰板才觉得硬了一些。
辞别了琵琶老人，田中以总理大臣的身分鼓足勇气走进了用黑色花岗岩围起的宫墙，穿过了显得晦暗的林荫，由内大臣引到了御书房，向裕仁启奏：
皇姑屯炸车之后，国际上谣言四起，伦敦《泰晤士报》、美国《纽约
时报》强烈地谴责我们，南京的龚德柏写了个10万字的小册子，名叫《日
本人谋杀张作霖案》，国内在野党更以这些消息为借口，推波助澜。为了
澄清是非，内阁拟着人彻查事件原委，敢请陛下圣断。
这时摄政的裕仁还未正式登基，只见他低垂着眼皮矜持地开口道：“我不希望政府里出现不当行为，也不希望军队里有什么不轨行动。”
裕仁的话只可意会，可以做出多种解释，这是这位陛下讲话的一贯特点。作为臣属，是不能刨根问底的。田中必须自己拿主意。裕仁既然说了两个“不希望”，可以理解为：要是这种“不希望”出现的事出现了，就要追究责任予以惩处；当然也可以有另外一种解释：陛下“不希望”有人揭出这种“不希望”的事，或者是“不希望”有这等事，有了也只好听之任之。裕仁的本意，其实恰恰是后者。
1928年11月10日，裕仁正式举行了登基典礼。在田中及各位大臣的簇拥下，裕仁走进明治天皇出生的皇宫，登上了他祖先留下的古老的金銮宝座。回到皇宫后，裕仁又到专门为迎迓天照大神降临而修筑的棚屋里，单独地、虔诚地守候着。在进行这些繁琐、隆重的仪式期间，裕仁无暇过问张作霖事件，田中也有意地把这宗案件压下去了。
但外界舆论仍然纷纷扬扬，日本政府不能老是装聋作哑。于是，田中不得不宣布由宪兵司令峰幸松组织调查小组，负责查办该案件，并向国民交待事件的真相。
军部对田中首相的这一举措十分不满。他们认为，“皇姑屯事件”是根据日本分裂“满蒙”的国策酿成的，而内阁却要陆军内部的直接关系者承担责任，这是不公平的。白川陆相公开发表意见：“对于田中首相对此事件的态度，以及政党出身的阁僚的心理，极感不愉快。”
在白川陆相的指示下，11月29日，冈村为避开舆论和内阁方面的耳目，以奉送圣驾去多摩御陵巡幸为名，跑到原宿火车站，在车站旅馆里召集分头前来的永田铁山、小吨敏四郎、东条英机、矶谷廉介等“二叶会”成员开会，商讨对付内阁的办法。会议认为，这件事不仅牵涉到几个关东军军人的处罚问题，而且因为这一事件是为贯彻国策而制造的，若发表真相的话，将给军队的威信造成国内和国际上的坏影响，因此调查结果绝对不能公开发表。会议责成冈村以军部中坚幕僚之意见申诉的形式，将上述意见强烈地向上面提出。
之后，冈村他们为扩大盟友，又组织了所谓“星期四会”，每周的这一天便聚在一起商讨对付内阁的策略。人们一般认为，昭和陆军公然与宪制政府对抗始于张作霖被刺事件。也正是以处理这个事件为契机，以冈村宁次一伙当时的军部少壮军官，在“二叶会”和“星期四会”的基础上（后来合并为“一夕会”），形成了向上层施加压力的强力集团，越来越不受政府的约束了。
就在军部与政府围绕“皇姑屯事件”的处理勾心斗角期间，日本政府与欧美列强一道在巴黎签订了《凯洛格—白里安公约》。该公约宣布以武力和武力威胁作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手段为非法。田中内阁要把自己打扮成爱和平、恶战争的内阁，天皇裕仁要体现自己的仁慈，也没有理由反对“和平”，这样，就不能不最终下决心处罚几个妨害大局的冒失鬼。
1929年6月28日，在张作霖身死一年多后，日本内阁会议才决定，以关东军对南满铁路及附属地“警备不善”的理由，给以“行政处分”：关东军司令官村冈长太郎中将“编入预备役”；高级参谋河本大作大佐“停职”；独立守备队司令官水町竹三少将和关东军参谋长斋藤恒少将给予“严重警告”。张作霖明明是被关东军军人策划炸死的，而在官方以文字形式公布上述处分时仍施了个障眼法：“关东军素与张作霖友好相处，负有保护其安全之责任。关东军参谋河本大作及有关军官，肩负保护南满路之重任，对张作霖专车安全，疏于防范，酿成此重大事件，有演职守，应予调职并受到责备。”即将主动暗杀，换成了张的专车驶经关东军警备地段时没有得到很好的“保护”，继续欺骗公众舆论。但这件事的处理，总算向议会中的反对党议员有所交待，田中内阁暂时渡过了一场倒阁风波。
冈村一伙军部少壮军官，对内阁处分关东军军人十分气愤，可胳膊毕竟拧不过大腿。他们只好表面上不吭声，暗地里愈加对上层不信任，用冈村的话来说：“上层人物没有胆量，不足以信赖，只好我等来干。”这伙人对政府未能利用张作霖身亡，东北一时混乱的局面，一举出兵解决满蒙问题而感到痛惜。他们暗中拉帮结派，后来又结成“樱会”，决心今后不惜用政变来进行所谓“国家改造”。这里暂且不表。
河本大作被“停职”后，谁去关东军顶他的缺儿呢？军部首脑拟派办事更稳妥、在华经验更丰富的冈村宁次去继任，岂料他又被烦恼的家庭争吵缠住了手脚。
阿定这时已72岁了，性情本来就刚烈，上了年纪脾气就更加乖张。理枝死后，冈村把忠正扔给了老母，没黑没白地忙于自己的“事业”，对这一点阿定虽没有任何怨言，但一直劝儿子早日续弦，自己也好减轻些家务负担。应当说冈村是个孝子，对忠正也是个好父亲，他把每月的薪金、甚至包括像那次顺手牵羊从孙传芳部偷来军用地图而得到的军部奖金，都大多交给了母亲。唯有在续弦上，他与老母的想法不一致。他不想再婚，要么就接石田进门。不结婚，阿定不答应；接石田来家，阿定更是坚决反对，她总觉得儿子看上的是个不正经的女人，有导冈村家的门风。冈村从青岛回来重返三宅坂，应当说工作地点相对稳定了，阿定劝他早点找个好人家的女子成婚，可冈村就是不听。理枝死后这几年，从上海到东京，又从东京到名古屋，直到最近出征青岛调回参谋本部，冈村走到哪里，石田追到哪里。说穿了，还是两人都有意，否则石田也不会那么换而不舍。近来，为抵制内阁处分张作霖事件责任者而弄得一筹莫展的冈村，心情烦躁，每当阿定一提到他一的婚事问题，母子俩常常大吵一顿。气得阿定声言不再照管孙子了，要冈村把自己的孩子带走。
冈村家后院起火。结果，上司考虑到冈村被家务事所累，一时不能离开东京，便改派坂垣征四郎去中国东北，接替河本大作的空缺。所以，冈村宁次后来不无遗憾地说，如果他当时去了满洲，坂垣等人在两年后具体策划的“九一八事变”，将会以另一种方式进行。言外之意就是他会比坂垣一伙人干得更巧妙、更出色。其实他这次又是因祸得“福”，如果他不因家事累身而去了东北，战后审判“九一八事变”具体案犯的名单中，岂能让他又一次溜掉？坂垣、土肥原等人战后被送上绞刑架，其中具体策划“九一八事变”是他们被处以极刑的主要罪行之一。
冈村这时担任的国内战史课长职务，在参谋本部里有点儿研究“学问”的味道，所以这期间，他与民间著名的法西斯理论家大川周明来往频繁。
大川周明出身于一个农村医道世家。他中学时代打下了很好的汉学基础，大学专攻哲学。他主张“基于天皇亲政的本义，打破以党利为主的国策之下的政党政治之陋习，以期亿兆一心，实现国民理想的皇国政治”。他崇拜弱肉强食的哲学，看到印度人给英国人当上马石，感到特别喜悦，认为统治与压迫能产生真正的“快乐”。他认为大和民族的精神是“冠绝五洲”的精神，大和民族应成为世界的“主宰”。他与另一个法西斯理论家北一辉都主张日本的国界应该是北起西伯利亚，南到澳大利亚，只不过他更狂妄，声称日本要北取苏俄，中灭中国，南服澳洲，最后称霸世界。他效命于三井财阀，为其主持所谓的“东亚调查局”，经常往返于奉天、北京、上海之间，对中国形势进行实地“调查”，是个狂热的侵华分子。
冈村久闻其名，但初次见面是在1929年初春的一天。通过小矶国昭少将的介绍，冈村出席了大川调明在赤坂红叶馆的招待会，长时间交谈，自感“受益匪浅”。两人志趣相投，相见恨晚，从此接触频繁。冈村一伙需要把自己的对内对外狂想上升为“理论纲领”，大川周明也需要这帮实干的少壮军官来实现自己的“远大抱负”，双方各有所图，所以很快就勾搭在一起。大川向他推荐了一批“理论”书籍，冈村往往下了班就如醉如痴当宝贝似地去啃，害得阿定常吵吵他不管孩子。
1929年7月底，军部首脑决定将参谋本部的国内战史课和外国战史课合并，并预定由谷寿夫大佐担任合并后的战史课长。安排冈村干什么呢？鉴于他在阻挠和抵制内阁处理“皇姑屯事件”责任者一事上，没有功劳有苦劳，军部由闲差给他调换了个肥缺，担任陆军省人事局补任课长。
这个差事权力很大，负责陆军佐尉级军官的人事调配任免，实际上也涉及到将官级的。该课与参谋本部的作战课、陆军省的军事课一起，同为军部最枢要的岗位。8月1日，冈村接到此职的正式任命后，“祝贺荣升的来信颇多，多为不认识之人，甚至有10多年不通音信的人，可见人情的冷暖”。他到下面部队出差，同级的不用说，就是军衔比他高的少将、中将们也是毕恭毕敬、阿谀奉迎，如他日记所写：“补任课长出差，对于所去的部来说，可比作阎王爷来了。”谁敢得罪这位在总部机关握有人事实权的冈村大佐呢？
他在这个职务上干了2年多，发现年轻的裕仁天皇也不喜欢军政界的长州阀势力张狂，加上他本人自幼就厌恶他们，所以关西长州一带出身的军人，在晋职晋衔时着实被他以巧妙的手段压抑了不少，这位德川幕府武士的后代总算出了一口恶气。
这期间，随着日本国内“满蒙危机”的喧嚣愈演愈烈，军部开始制定武力侵占中国东北的具体计划。参谋本部先是于1931年4月作出《昭和六年度（193年）形势判断》，接着从6月开始，由建川美次少将主持，召集参谋本部和陆军省的永田铁山、冈村宁次、重藤千秋等几个关键岗位上的课长，制定出具体的实施方案——《解决满洲问题方策大纲》。其中规定：日本“约以一年为期”对东北采取军事行动；为争取内外“谅解”，由陆相努力通过内阁会议使各大臣都知悉“满蒙情况”，并联系外务省加紧宣传，“万一出现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的事态，要各国都能谅解日本的心意”；所需兵力，与关东军商议后由参谋本部作战部上报批准调配。这就是说，日本军部希望在1932年以武力一举占领东三省。
关东军早已等不及了。1931年9月18日，随着沈阳北郊柳条湖铁路的爆炸声，关东军蓄谋已久的进攻开始了，它先取奉天、再占吉林、最后拿下黑龙江。从柳条湖炸路到哈尔滨沦陷，日军仅仅用了4个多月的时间，就攻占了山海关至黑龙江之间相当于日本列岛3倍、110万余平方公里的华夏领土。
“九一八事变”不但使中国人民掀起了新的反日怒潮，也引起了欧美列强的极大注意，怎样转移他们的视线呢？关东军在东北得手后，其高参坂垣征四郎与日本驻上海公使馆武官助理田中隆吉少佐秘密进行策划。坂垣对田中说：我们准备在明年春实行“满洲独立”、“外国人的目光很讨厌，（你）在上海搞出一些事来”，把西方列强的视线引开，使“满洲独立”顺利实现。田中接受了任务。坂垣给他2万日元，充作肇事经费。
于是，田中隆吉与姘头金壁辉（即女特务川岛芳子）马上跑到上海，又在当地日商中增筹10万日元，收买流氓，唆使他们制造一起伤害日本平民的事件，作为开启战端的口实。他们之所以选择在上海制造事端，因为上海是欧美各国在华投资集中、商业利益丰厚的都市。就当时贸易额计算，上海列为世界第6大商埠，易于收到转移国际视线的效果。
事端按照田中的预谋发生了。1932年1月18日下午，日莲宗山妙法寺僧侣天崎启升、水上秀雄和3名信徒行经马王山路，突然遭到田中隆吉雇用的无赖袭击。2人受伤，水上秀雄身亡。20日，田中又指使一批浪人纵火焚烧“三友实业社”纺织厂。接着，他煽动上海日本侨民团举行集会，向东京发通电称：“现在抗日暴行已达到极点。帝国政府应下最后决心，立即派遣陆海军，行使自卫权，坚决灭绝抗日运动。”会后，吵吵嚷嚷的日侨赴总领事馆请愿，要本国政府派兵“保护”他们。
从正月21日开始，日本第1遣外舰队的舰只和陆战队向上海集结。28日，该舰队司令官盐泽幸一少将，在11时25分通过日领事向上海市政府发出通牒：帝国海军鉴于日侨多数居住闸北，特决定在该地区“配备兵力”，中**队务必从速撤离闸北。未等详细答复，半小时后，11时50分日军即向问北一带发起进攻。“一二八事变”爆发了。
骄狂的盐泽开战前曾宣称：上海战事只要4个小时，即可了事。但19路军英勇奋战使他的狂言落空。由于作战不力，东京方面将其免职返国，换上了海军中将野村吉三郎，因为“陆军在满洲大显了身手，这次在南边该轮到海军了”。无奈，这位海军中将在中**民的奋勇抵抗面前仍是豆腐一块，军部只好搬陆军上场，派植田谦吉陆军中将接替野村担任统帅，又把久留米旅团和第9师团运到上海登陆，大有一口吞掉19路军的架势。
国民政府方面本不想扩大淞沪战事，但面对民意舆情沸腾、日本又来援兵，遂决定派张治中率新编第5军于2月15日开往上海。双方军队作战呈胶着状态，日本陆军一个半师团在上海陷入泥沼，国际舆论非难日本者日增，东京认为“上海事变”以速决为有利。2月23日，犬养毅内阁采纳陆相荒木的提议，决定向上海再增派两个师团——第11师团、第14师团，组成“上海派遣军”，任命陆军大将白川义则为司令官。企图以第4次易帅和大量增兵的手段，迅速扭转被动局面。
上海派遣军司令部成立后，参谋长由田代皖一郎少将担任，而爵参谋长一职空缺。派谁担任此职呢？军部幕僚层内部有意见分歧。冈村的“陆士”16期好友小(口克)认为，为了更好地指挥作战，应起用在上海长期工作过的冈村宁次，因为他对那一带非常熟悉。而比他俩低一期的东条英机与之意见相反，认为这次上海派遣军指挥机构的组建，原则规定是以参谋本部的编制动员课和作战课为中心的，再说其他地方也有合适的人选，不应由当陆军省人事局补任课长的冈村去任派遣军副参谋长，弦外之音就是他可以胜任该职，应当由他去才合适。
冈村宁次听到炮声心里就发痒，而且干好了又是一次晋升的机会。他觉得“奔赴战场是军人的本来愿望，但负责人事工作的自己的调动，却要由除自己之外的别人去争执决定，心里颇感难过”。但是，东条英机他是惹不起的，这家伙虽比冈村他们“三羽鸟”在军中的资历浅，但靠着有一个老中将爸爸东条英教的萌荫，在军界元老中颇有奥援，他不敢和东条英机撕破脸皮，暗地里却多次找派遣军司令官白川大将替他到上面说话。
2月25日，还不知能否当上派遣军副参谋长的冈村宁次，惴惴不安地于“下午6时，参加了在上野公园精养轩军部三长官有白川大将举行的送别宴会，我在一旁作陪。席间，白川大将再次向陆相及次长恳请要我担任副参谋长，酒酣耳热之际，陆相和次长瞧着邻桌作陪的我，终于答应了下来。饭后，我立即用电话告诉了老母，老母也大喜，回家后三更就寝”。
次日上午，冈村接到了上海派遣军副参谋长的正式任命，“愉快之至，赶忙准备行装，极忙。正午，去东京火车站给先期出发的白川大将送行，我被留下来安排完司令部动员工作之后再出发”。翌日晚，同僚好友们为他开了壮行酒会，冈村宁次对之“感谢厚意”，此时“已闻街上运送出征军队之卡车声”。欲知冈村抵上海后淞沪战事结果如何，且听下章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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