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首页 > 传记文学 > 一个狗娘养的自白 > 第五章 人们告诉你说某件事情办不到时,你已经有了胜算的机会 再创报纸:实现梦想(3)

  再创报纸:实现梦想(3)

  博闻则多学

  无论去哪里,我都带着自己创办全国性报纸的使命,但这样的使命只潜藏在自己心里。

  我听得多,说得少。我反复接到的消息是,报业同仁认为自己办的报纸比读者所想的好得多。我也看那些报纸,一看就是几百份。我的喷汽式飞机里装满了各地的报纸,无论去哪里,只要搞得到的报纸我都拿上。

  有些报纸的确是糟糕透顶,但也有许多报纸相当不错,还有一些报纸出类拔萃。但是,没有一家报纸是报纸编辑所认为的那么好,更没有一家报纸能够为读者提供他们真正寻找的满足感。

  除开仔细阅读各地报纸外,我还到处找《华尔街日报》和《纽约时报》的全国版。对于这两份颇有声望的全国性出版物,我形成了以下几点结论:

  ►《华尔街日报》在全美国有极复杂的发行系统。在中等城市和许多大都会中心地区的有钱人当中,这份报纸很受欢迎。但是,该报无法伸及美国各地无数的小城镇。《华尔街日报》内容极其专业,对于任何地方的普通读者来说是无法产生兴趣的。

  ►《纽约时报》的全国版销量极少,这令人奇怪,本书写作的时候,该版发行量仍然只有181,000份。一些大城市里数量有限的思想领导者,或者那些想成为此类人物的人看这份报纸,或者假装看这份报纸。但是,这份报纸办得极死板,贝托克里克和博伊西以及贝顿鲁基的读者根本不可能看这样的报纸,面对这样一个枯燥无聊和头发灰白的老太太,他们还有什么兴趣呢。

  另外,全国发行的《纽约时报》其实根本就算不上是全国版。它是纽约城都会版的一个缩微版,把里面最有趣味的一些广告扔掉了,同时又收集了很多新闻。

  到1979年夏天,我已经看到、听到和读到足够的材料,让我相信的确存在一个真空,的确有可能创办一家适合普通读者看的全国性日报。

  而且在我看来相当清楚的一件事情是,没有任何一个人或公司有加内特公司这样的优势来进行这样的举措。

  ►我们比别的任何公司在更多的州里有更多的印刷厂。

  ►我们在全美有一个很大的记者网络,一共3,000多名新闻从业人员。

  ►我们有极深的口袋,加内特公司的年收入已经达到10亿美元。

  ►我们的长处是,我曾在创办《南达体育》的时候失败过,因此能够提醒我哪些事情不要去做。

  哪怕如此,我还是知道,这个想法极其大胆,在公司内外都会遇到很大困难。

  我决定采取用茶匙小口喂的简单策略。我希望稳定地赢得支持,哪怕速度稍慢一些。从推广较为容易的地方着手,我希望列出支持者的名单,让他们帮助我解决推广中比较困难的问题。

  结果有用。两年之后,当加内特公司董事会投票支持启动《今日美国》计划时,美国国家广播公司的前任主席朱利安·古德曼董事说:“一个理想自有其积蓄感染力的方式,尤其是当这个理想是由董事长提出来的时候。”

  我的家人最早得到消息,而且也是最早列入支持者名单的。之后是加内特公司里面的几位密友,再后慢慢发展到更为广泛的公司同仁,后来才是公司的董事会成员们,最后是我的评论人。到末了,潜在的消费者也接受了。

  拖上家人

  我的家人必须知道正在发生什么事情,这一点相当重要。如果启动《今日美国》项目,那将意味着我的全部时间和精力绝对会投入其中,而且要持续多年。而且我知道自己会成为国人嘲笑的对象,评论者也会冷嘲热讽。家人必须要明白,而且能够处理这些事情。

  我相当走运,因为我的两个孩子以前都经历过类似的事情。他们明白,父亲受煎熬的时候,自己应该保持冷静。他们准备好了接受新一轮的冒险,当然也准备好了接受人们的虐待。

  当时,丹已经26岁,并且成为一名新闻教育工作者。他十几岁的时候经历过很多动荡不安的人际关系变化,我和他已经成为好朋友。

  简当时24岁,在范得比尔特大学学法律。她在佛罗里达大学研究过足球队员及其兄弟会,之后就成为一名正儿八经的学者了。对父亲的冒险活动,她是支持的,也能从中得到满足。

  当时是我与佛罗里达参议员罗里·威尔逊的婚姻生活的最后一年。哪怕两人之间的浪漫感情已经消失,但仍然能够理解彼此在职业上的计划。她头脑敏锐,对我把握《今日美国》的宗旨是极有帮助的。`

  由于家人都知情,也跟我站在一边,接下来我就去加内特公司内部找自己的心腹至交。按照下面的这个顺序,但方法却彼此完全不同:

  ►约翰·奎因,当时他有53岁,是首席新闻执行官。奎因为人跟我差不多。是我派去专门看管财务人员的,那些财务人员不断施压,总想把收益放在产品之前。他成为我们公司的良知所在。

  ►约翰·赫塞尔顿,当时59岁,是负责报业事务的总裁。他是个中规中矩的人,做事不张扬,脚踏实地,善于妥协。

  ►道格拉斯·麦柯金戴尔,当时40岁,是首席财务官和法律事务主管。在财务和法律事务方面,他是一位了不起的战略家。

  我和这三个人都是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成员,办公室是我组建的,也由我本人充当主席。多年以来,这个三人小组为我各种各样的行动提供了相当稳定的支持。

  奎因:有远见,有前瞻能力,很贪婪,但又很有人情味,充满激情。

  麦柯金戴尔:为人谨慎,有些守旧,冷酷,没有激情。

  赫塞尔顿:是一位沉闷的妥协者。

  每一个大型机构的高层管理人员都应该有这样的人员组合。

  任何一家公司的首席执行官都不应该假定自己能够唱独角戏,这一点相当重要。同样重要的是,他不能让自己的左右全都围满思想与行为风格一样的人。

  正是这个原因,我的三驾马车对我的用处如此之大。任何时候我都可以指望他们强行推进,或者悬崖勒马,或保持中间状态。

  后来,在《今日美国》处在形成阶段的时候,我又往首席执行官办公室里加进了一个人,是玛德琳·简宁斯,当时已经46岁,是标准品牌公司人际关系部的部长。我请她来当主管人事的副总裁和首席执行官办公室的成员。她成为一名得力助手,也提供了一个以女性眼光看事的角度,对全部由男性构成的顾问圈子形成了强大的弥补作用。

  我让奎因和麦柯金戴尔彼此相左,很喜欢他们这样,并且从中受益,无论是在公开场合还是在私人事务中,他们也很喜欢这样。他们两个人意见相左,这样可以刺激新思想的产生,对无论大小的各种事务都是更加详细的审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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