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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人传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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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三二

  由于聂荣臻的关心和正确的知识分子政策,在国防科技战线工作的知识分子,环境要好得多。但受全国大气候的影响,不少单位也出现了这样那样的偏差。1960年10月,聂荣臻在三座门宴请五院的部分教授、专家、工程技术人员。他是想和这些高级知识分子谈谈心,看看大家有什么问题,也想知道他们在想些什么。这天,他穿了一身浅灰色的便装,风纪扣还是一丝不苟地扣着。他找了一些老一点的科学家座谈。聂荣臻和知识分子谈话,一向都是很随便的,大家向他说了许多工作上的问题,很少有人讲到生活。

  聂荣臻知道大家有顾虑,就勉励说:不要有顾虑嘛,国防部五院就是大家的家,五院的工作就是大家的终身事业。我们希望同志们下决心在这个光荣的岗位上干一辈子,为尖端事业献出自己的一生,把祖国建设得更强大。这是万世之荣,大家有多大本事尽管发挥。既要努力学习,又红又专,技术上又要勇于负责,发扬民主,畅所欲言,科学研究不要怕失败,技术上不同意见的争论不是政治问题。既要努力工作,又要劳逸结合,尽快拿出自行设计的各型导弹来,这是最大的政治。聂荣臻一席话,说得科学家们心里热乎乎的,气氛一下子轻松了许多。于是,有些科学家就说,五院把几千名大学生抽出来,长时间参加农业劳动,还抽调几十名科技人员去西藏参加平叛等等。第二天,聂荣臻要安东去向五院党委传达,这种做法是错误的,要迅速纠正。科技人员的劳动锻炼,要结合本专业,在五院的厂、所实施。没有什么比了解、信任自己更宝贵的了。在国防科技战线工作的知识分子,就享受了这种充分的信任。聂荣臻也因此而与科学家们结下了深厚友谊,广大科技人员从心底里把他看成是知识分子的知心人。

  聂荣臻非常关心钱学森,无论是工作,还是生活,他为钱学森考虑得都很周到。聂荣臻说:钱学森是国家的宝贝。国防科委很多人听到聂荣臻说过这样评价钱学森的话。在工作上,五院领导给钱学森安排了最方便的条件,在安全上也采取了相当严格的措施。聂荣臻规定,没有他本人的批准,钱学森不得乘坐任何类型的飞机。早在1956年,筹备成立航空工业委员会,以及后来在航委的共事中,在技术问题上,聂荣臻就像学生对老师那样尊重钱学森,虚心请教。

  导弹研究院一成立,经聂荣臻向中共中央建议,钱学森被任命为这个研究院的第一任院长。在钱学森的主持下,导弹研究院形成了完整的科研体系,确定了基本任务和前景规划。但是作为院长,一些日常的行政业务也占用了他大量的精力。一次,导弹研究院为建托儿所的事,也去向钱学森汇报,连做多少板凳也要他拍板。而有些技术问题,本来应该由钱学森拍板的,而党委却要讨论决定。钱学森常为这样的事苦恼。聂荣臻知道后,就对导弹研究院的领导人说,有些技术工作提交党委讨论,党委就拍板了,这不行。党委只管大政方针政策,不要管技术,技术工作要让钱学森负责。而日常行政事务,他不擅长,就不应该去麻烦他。

  为此,1960年春天,聂荣臻在征得钱学森的同意后,向中央军委报告,建议任命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兼任导弹研究院院长;钱学森任技术副院长;任命空军副司令员王秉璋为副院长,主管行政工作。建议被批准。为了保障钱学森在技术工作上的指挥决策权,导弹研究院又建立了技术指挥线。一批老专家,像任新民、粱守槃、屠守锷、庄逢甘、蔡金涛、吴朔平,不久,也被分别任命为五院第一、二、三分院的技术副院长。聂荣臻一再强调,各级领导一定要保证技术指挥线畅通,不得以任何理由否定科学家在技术问题上的决策权。技术指挥线全部由专家组成,技术问题,由技术指挥线决定,保证了专家们的决策权。尔后,下面的各科研单位也都建立了技术指挥线,科研工作的计划、协调由专家拍板,充分发挥了科学家们的作用。

  聂荣臻与知识分子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他在许多极为微妙的地方,深谙知识分子的心理。有一次试验地地导弹,导弹研究院副院长王诤与钱学森都去了试验基地。试验完毕,王诤与钱学森回京向聂荣臻汇报工作。汇报时,王诤先讲开了,把主要情况介绍得很详细,然后,又讲了自己的看法。王诤讲完以后,钱学森也谈了一些具体的意见。汇报完毕,王诤与钱学森向聂荣臻告别。聂荣臻把王诤留下,诚恳地对王诤说:“王诤同志,你是专家,是我们党内的专家,也是党内的老同志,以后汇报工作是不是先让钱学森同志讲,技术方面听听他的意见。不然的话,你先讲了,钱学森同志有什么不同的意见,也不好讲了。”王诤听后笑了,以后汇报工作,王诤总让钱学森先讲。1960年,苏联专家全部撤走后,聂荣臻特别指示五院领导人:要充分发挥老专家的作用,型号设计委员会由钱学森负责,党委研究技术问题的大政方针时,请他参加,认真听取和尊重他的意见,使他有职有权。正是由于中共中央、周恩来、聂荣臻等人无微不至的关怀和信任,使钱学森得以在中国航天事业上做出杰出的贡献。

  钱学森对聂荣臻也充满了崇敬之情。1984年他回忆说:聂荣臻领导科学技术工作时,“统筹兼顾,全面调度,充分发挥了科学技术人员的聪明才干,研制工作取得了迅速的进展……我们的科学技术人员在今天回顾往事,都十分怀念那个时代,称之为中国科学技术的‘黄金时代’,也十分尊敬和爱戴我们的领导人——聂老总”。①聂荣臻也许比任何人都热切盼望国防尖端技术的每一个突破。每当新的难关被攻克,他向科技工作者们送去的是祝贺。而当有的试验失败了,他送去的是安慰,是鼓励。有时,这比胜利时的祝贺更让科技工作者感动。

  ①《聂荣臻同志和科技工作》,光明日报出版社1986年第1版,第130页。

  1962年,中国自行设计的第一枚中近程导弹进行首次飞行试验失败,聂荣臻没让追查责任,而是安慰大家,使参试人员深受感动。聂荣臻是这样地理解他们。

  任新民,这位从美国归来的导弹总体设计师,经历过无数次导弹发射试验。因为每次发射成功而感受到的喜悦太多,他已经记不清了。他说,每次试验成功,从聂荣臻那里听到的都是鼓励。如果失败了,他从不批评埋怨,而是从另一种角度给予鼓励。

  国防科委和在聂荣臻身边工作过的人,都知道聂荣臻对任新民是极为器重的。中国导弹的起步,首先是从仿制苏联近程地地导弹尔-2开始的。仿制成功后,工程技术人员对发动机部分作了一些改进,改进工程是任新民主持的。因为,原来尔-2的发动机就不怎么好,改进后虽有所加强,但一段时间里,老出问题。那个时候,有些人把任何一件事都可以上升到政治的高度去看待。火箭发动机出问题,被人作为政治问题反映上去了。聂荣臻听了这个反映,对五院领导人说:你们建院的时候,任新民、庄逢甘两位科学家在北京开会,听说五院已经成立,他们要求调到五院工作,就没有再回哈尔滨,而是到黄带子坟刚从部队接收过来的房子里,不顾条件简陋,找来两块铺板一搭,就住在那里。我叫安东去动员他们住旅馆。安东回来对我说,任新民、庄逢甘表示,“我们既是调到这里来工作的,怎么能住旅馆?”一再动员也没有去旅馆。这件事我听了极为感动,始终铭记。这么好的科学家如果不信任,还能相信谁呢?请你转告任新民一句话,“凡是最困难的时候,成功也就快了”。不是这句话哲学上的意义,而是感情上的理解,使任新民大为感动。不久,发动机技术问题就一个接一个地解决了。有一次聂荣臻了解到,火箭发动机试车时,任新民冻伤了手,他责问有关的负责人:“为什么不对任新民这样的专家多注意保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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