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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二〇

  1966年1月,中国科学院成立卫星设计院,开始了“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的论证设计工作。“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为了减少尖端科学技术研究事业的损失,聂荣臻于1967年提议,在中国科学院卫星设计院的基础上组建空间技术研究院,获得中共中央批准。1968年2月,空间技术研究院正式成立,并列入军队编制,从而保证了卫星研制工作能基本正常进行。

  1970年4月24日,重量达173公斤的“东方红一号”卫星首发成功。

  通过这颗卫星,歌颂毛泽东的《东方红》乐曲响彻了中国大地,也传向了世界的四面八方。

  1959年12月30日,中央军委第9次常委会议讨论了国防科委关于组建无线电电子研究院、航空研究院和舰船研究院的建议。聂荣臻出席了这次会议。会议原则同意组建这3个研究院。

  当时聂荣臻向国防科委领导人提出,空军飞机、海军舰艇的研制,任务很重,工作极为复杂,也需要集中力量才行。军事装备方面,几乎都离不开电子设备,这从导弹研究工作中看得很清楚。因此,在中国经济和科技力量都比较薄弱的情况下,根据五院建设的经验,应该把各有关工业部和军队的科技力量适当集中起来,形成拳头,才能使有限的人力、物力和财力充分发挥作用。根据聂荣臻的意图,经过近一年的酝酿,1960年10月,张爱萍奉命召集有关部门负责人开会,研究了组建3个研究院的方案。同年12月20日,中央正式批准军委关于建立航空、舰船、无线电电子研究院的报告,由唐延杰、刘华清、孙俊人分别担任3个研究院的首任院长,建制属国防部,业务由国防科委领导。

  至此,军事系统科研方面组建机构、组织队伍的主要构架已大体完成,使“两弹一星”的研究和空军、海军、无线电技术方面主要武器装备的研究,在60年代奠定了坚实的基础,并走上了迅速发展的道路。

  ※第六十四章 为科学研究事业奠基(二)

  聂荣臻负责领导全国科学研究工作以后,深感近代科学技术的极端复杂性,无论军队还是地方,都必须把全国的科技力量组织起来,贯彻全国一盘棋的大协作精神,才能取得积极成果。这同战争年代组织大兵团作战,集中优势兵力打歼灭战的思想是一个道理。因此,他除了军事系统而外,也十分重视地方科技方面组建机构、组织队伍的工作。

  1956年在制定12年科学规划的过程中,对科研领导机构的设置问题,科学家们就曾经展开过争论。陈毅、李富春、聂荣臻在同年10月29日的报告中说:“关于高级协调机构问题,争论最大。在8月份的讨论中,少数同志曾有不同意见,但出席会议的中国科学家(包括郭沫若院长)和大多数有关单位负责干部,一致主张建立一个常设的高级协调机构。因为科学规划是全国规模的,而执行时必须分为三个系统,即(中国)科学院、高等学校、产业部门,另外还有原子能委员会和航空工业委员会。对这几个系统实施科学规划的情况,应该有一个机构经常加以监督。同时怎样使这几个系统明确分工,密切合作,协调地执行规划,是一个很重要很复杂的问题。各方面不协调,会产生有些任务落空,有些任务重复等现象,妨碍科学的发展。”

  因此,聂荣臻等在报告中提出:“把科学规划委员会保留下来,并设一个精干办公机构担负上述任务,是一个比较妥当的办法。”11月份,周恩来、邓小平等批准了陈、李、聂的报告。国务院科学规划委员会保留下来了,由聂荣臻任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书记。科学规划委员会党组的成员有:宋任穷、黄敬、赵尔陆、刘杰、张劲夫、范长江、张玺、黄松龄、于光远、谷牧。秘书长范长江、副秘书长武衡。

  当时科学规划委员会的委员大多是科学家,没有专职办事机构。聂荣臻认为,这种状况难以开展工作。于是,他与张劲夫商量,调中国科学院副秘书长武衡到科学规划委员会从事专职工作。武衡调来后,经过半年多的筹建,设立了一个20多人的专职办事机构。

  1957年5月12日,国务院批准科学规划委员会由聂荣臻兼任主任,郭沫若、林枫、李四光、黄敬、杨秀峰为副主任。委员106人,大部分仍是科学家。秘书长范长江,副秘书长武衡、李强、安东、姜君辰。科学规划委员会的主要任务,是对科学事业进行规划计划、组织协调、科技干部的培养分配、安排解决科学工作的保障条件和开展国际合作等。

  聂荣臻主管科学规划委员会以后,不久就遇到了所谓“二黄一张”之争。

  1956年1月,周恩来在《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中提出:要“用极大的力量来加强中国科学院,使它成为领导全国提高科学水平、培养新生力量的火车头”。①这使科学家们很受鼓舞。一时,工业部门和高等院校的专家、教授们纷纷要求调中国科学院工作。这引起了代表工业部门的国家技术委员会主任黄敬,代表高等院校的高等教育部副部长黄松龄,与当时的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党组书记张劲夫的争论。黄敬要求中国科学院将有关工农业生产的研究人员和机构划归产业部门。黄松龄则主张科学院将有关基础理论研究的人员和机构划归高等院校。

  ①《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第1版,第185页。

  中国科学院是根据苏联的经验逐步建设加强的。当时苏联科学技术的发展与资本主义国家比,速度要快得多,其基本原因就是集中了众多的优秀科学家,集智攻关。而资本主义国家的“皇家学会”、“国家科学院”等组织,只是少数知名科学家的荣誉组织,除了有时开开会,出版些刊物,授予荣誉称号等活动外,对科学研究不起直接的组织领导作用。有鉴于此,张劲夫当然要据理力争。

  三方矛盾难以解决。聂荣臻要武衡了解情况,居间调停,但收效甚微。

  三方争论愈演愈烈,一直闹到毛泽东那里。有一次,毛泽东在见到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和高等教育部部长杨秀峰时说:你们两个有意见,不要吵了,划个“三八线”嘛!

  聂荣臻听说后感到问题严重,报告了周恩来,建议开会讨论解决。1957年6月,周恩来召集聂荣臻、黄敬、张劲夫、黄松龄、范长江、武衡等人开会。开始时会场沉默,谁也不讲话。周恩来要聂荣臻先讲讲。

  聂荣臻在讲话中说,中国科学院这个“火车头”不能削弱,应该加强,我认为苏联组织科学院的经验是可取的,但要再调很多科学家进来,现在看不大可能,只能逐步加强。工业部门和教育部门也不应该挖科学院的墙脚。

  大家都不要有本位主义,现在总的说是人才太少,国防科研方面也碰到了人才奇缺的困难,为了国家和人民的利益,我们还是应该强调互相协作,充分发挥各方面的积极性为好。

  聂荣臻讲完后,周恩来要大家发表意见。张劲夫、黄敬、黄松龄发言都表示拥护聂荣臻的意见。周恩来最后讲话说,他也同意聂荣臻的意见,大家都要克服本位主义,顾全大局,以推动中国科技事业的发展。“二黄一张”之争,至此方告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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