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天我请你吃晚饭——在我寝室里，请你在8点钟准时到达”次日晚上，黄一煌准时前往。傅索安买了一些卤菜、罐头和伏特加酒款待她的客人，桌上还有一些糕点，这是用来替代月饼的。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中的一切都是仿照当时中国的现状设置和同步运行操作的，但不知是设计者是苏联人不了解中国的风俗还是怎么的，节日只按照中国政府规定的七天国定假（元旦、春节、五一劳动节、国庆节）过，忽视了民间必不可少的端午节、中秋节。
所以，中秋节没有月饼，端午节没有粽子。这个状况，一直到1974年才得以改变，但那时傅索安已经离开这个世界了。
傅索安对黄一煌说：“欢迎你光临，来吧，让我们在异国他乡过一个没有月饼的中秋节。”
两人开始喝伏特加，边喝边聊。说了一阵，傅索安说：“这里的每一个房间都安装着窃听器，但是，今晚我这里的窃听器已经给我做过手脚了，因此，你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吧，不会有什么麻烦的。”
黄一煌胆子大了些，提出了一个问题：“你刚才说在异国他乡过中秋节，听说你早已加入苏联国籍了？”
“国籍是改了，但我的人种永远是改不了的，我是中国人。其实，苏联方面也会永远把我们这些人看作中国人，不管你是否加入苏联国籍。唔，你是怎么来苏联的？”
黄一煌把自己的情况说了一遍，最后不无忧伤地说：“我过来已经这么长时间了，可是还没见到过父母，连信都没通过，父母还不知道我已经来苏联了。”
傅索安神情幽幽地说：“照我说，你不应当逃这边来。”她简单地说了自己叛逃的情况，又说；“你的情况跟我的不同，你过来了又有什么好呢？”
黄一煌喝了几口酒，眼睛有些湿润，用沉重的语调道：“是啊这真是应了‘早知今日，何必当初’的那句话。我冒着生命危险到这边来，又吃了那么多苦头，可是永远无法修成正果——这里学会了，毕了业，马上会派回中国去活动，终日提心吊胆，等于是在刀尖上跳舞。”
傅索安说：“原来你也知道这种结果，那你为什么还异想天开和我恋爱呢？”
黄一煌被傅索安这一问，索性打开了话匣子。原来，黄一煌以前一直以为自己比其他从中国叛逃过来的学员高一等，这是因为一是父母均在苏联，二是自己智商高，三是形象英浚因此，他寻思在克格勃眼里自己是备受青睐的。但他没想到自己竟会在傅索安手里就会关禁闭，这对他绝对是一个震惊！他在禁闭室的一星期里，对自己的前途作了种种考虑，终于大彻大悟：自己不过是供克格勃使用的一件微不足道的工具，甚至还不如一条狗。并且，不管怎样，他最后肯定是在中国失风被捕，不是死刑就是无期徒刑。
这样想着，他禁不住十分悲哀，产生了“悔不当初”的想法。但世上没有后悔药可吃，他已是过了河的小卒，只有进没有退了，只能听天由命。但是，他考虑到一个问题：他是黄家推一的男丁，应当留一个后代。这事倘在别人，可能没有条件，但在他黄一煌身上，却是可以实现的——他的父母均在苏联，如果他留下一个孩子，克格勃会同意送往他父母处的。黄一煌这样想着，便开始在头脑中物色可以与他肉体结合的对象，一下子选中了傅索安。黄一煌的选择出于四个方面的考虑：一是傅索安是加入苏联国籍的。二是以她的教官身份，不会派赴中国执行任务，不会有丧命之虞。三是和傅索安恋爱乃至产生私情，并未违反校规。四是傅索安的各方面素质都属优秀。
黄一煌是个敢想敢为的角色，一出禁闭室，他便向傅索安展开进攻。最初，他是抱着让傅索安给他留下一个孩子的想法。但是，随着对傅索安的观察、了解，黄一煌渐渐动了真情，他发现自己真的从内心爱上了傅索安。也许正是有了这种爱情，他就特别注意留心和傅索安接触的男性，于是，一直动着傅索安脑筋的固田一郎进入了他的视线。黄一煌以他的直觉和细心隐隐预感到固田一郎也许会对傅索安图谋不轨，便决定挺身保护。黄一煌自有他过人的聪明之处，他想保护傅索安，不是一直盯着傅，而是悄悄盯着曹田一郎，这样，一连盯了几个月也没被人发现。他的辛劳终于有了结果，那天晚上成功地救下了傅索安。那个紧急时刻，如果固田山郎真朝黄一煌扑过去，他就真会使用毒针、子弹把那日本人杀了！
傅索安闻听之下，不禁大为感动，她喝了不少酒，失去了平时的冷静，当下便表态：“我们怎么都行，但是不能怀上孩子，因为这里不会允许生下孩子的。”
黄一煌跪了下来：“您怎么说，我就怎么做。我绝对听从您的！”说着，抱住了傅索安的腿。
傅索安抑制不住突如其来的冲动，一下子抱住了黄一煌……傅索安和黄一煌师生私通后，两人不再去酒吧喝酒，而是改在傅索安的寝室里喝酒。往往喝酒之后便发生关系。但是黄一煌从来不在傅索安那里过夜，每天晚上最晚也只待到11点30分就回学员宿舍去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有规定，学员必须在自己的宿舍里睡觉。进宿舍时间最晚不准超过12点钟。逢到星期天，黄一煌有时会在傅索安那里待上一整天。
频频的接触，并没有给博索安或者黄一煌带来特别幸福甚至一般性幸福的感觉。两人在喝酒之后，想起前途渺茫，每每总是相对无言，潜然泪下。有时，他们喝醉了酒，便在寝室里大唱中国“文化大革命”前那些电影、歌剧流行插曲，唱得隔壁宿舍的教官来看热闹，跟着学唱。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由于规定一切都“中国化”，所以唱中国歌曲不算违反校规，连餐厅里都在播放中国的样板戏录音哩。
但是，傅索安、黄一煌仍然逃脱不了厄运。他们两人在寻欢作乐、哭哭笑笑的时候，没有意识到正有阴影向他们逼拢来。这个阴影就是想吃天鹅肉没有吃成倒险些吃毒针、子弹的固田一郎。这个日本教官在那次被黄一煌揽了好梦后，对黄一煌恨之入骨，却又无可奈何。后来，他发现黄一煌老是往傅索安寝室里钻。便明白两人准搞上了。固田一郎一下子真是气冲斗牛，火撞顶梁，真恨不得扔一颗炸弹把傅、黄两个炸死。在“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像固田一郎这样的担任暗杀课程教官的角色，要弄一颗炸弹当然不是一桩犯难事，但炸弹爆响后，他自己也完蛋了，所以固田一郎不想干那样的傻事。作为一个老特务，要料理傅、黄两人，办法有的是。
固田一郎稍微动了动脑筋，就想到了一个不错的主意。
固田一郎有个酒友——窃听课教官亚历山大，此人是苏联秋明市人氏，原是大学讲师，因搞窃听仪器研究小有成就，被克格勃技术管理局物色去。原本是指望他进一步有所发明创造，弄几样全球一流的间谍窃听器出来。不料亚历山大是个扶不起的阿斗，进了克格勃，拿了高薪的，只顾酗酒，对技术是得过且过，不求上进。而他的周围，都是苏联最好的通讯专家，大家待在一起，难免相形见细。
于是，克格勃办事管理局把他调来“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当教官。亚历山大只有一样爱好——嗜酒，只要有酒喝，他就感到幸福；谁给他酒喝，他就和谁合得来。固田一郎抓住这点，请亚历山大喝了几顿酒，又送给他一箱中国竹叶青酒，他就答应协助固田一郎料理傅索安、黄一煌。亚历山大交给固田一郎一瓶不知名称的药液，让他乘傅索安不在的时候偷偷喷在她寝室的玻璃窗上。这药液是无色透明的，喷在玻璃上迅速挥发，在表面形成一层看不见的薄膜。当室内人说话时，声音产生的振荡波会使这层特殊薄膜散发出一种声波信号，而在附近二十米之内的接收仪器会把信号接收下来，还原成声音，留在录音带上。
1972年11月上旬的一天，固田一郎走进“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布特卡校长的办公室，把一盘录音带放在桌上，报告说这是女教官傅索安和高级班学员黄一煌的奸情实录。布特卡校长听了录音，感到震惊。使他震惊的原因倒不是男女奸情，而是这两人的身份：女教官、男学员，同是中国人，一样的知青叛逃者。如果这两人勾搭在一起，策划些其他阴谋，诸如组织中国知青学员搞什么行动，那岂不大大糟糕？
布特卡校长这样想着，便决定对傅索安、黄一煌作出严厉处罚。但博索安是教官，根据克格勃的规定，行政不属特务学校管，而属克格勃人事管理局管。于是，布特卡拿起了和莫斯科克格勃总部直通的专线保密电话的送话器，向总部报告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发生的这件丑闻。
克格勃总部很快就下达了处理决定：棒打鸳鸯，撤消傅索安的教官资格，立即派人送往莫斯科。黄一煌禁闭半月，由高级班改为中级班。
“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迅速执行克格勃总部的命令，傅索安被叫往校部，听了处理决定即被软禁。黄一煌当即被投入禁闭室，当他半个月后被解除禁闭时，傅索安早已被送往莫斯科了。
关于傅索安被送往莫斯科后的情况，将在下一章 中叙述。这里说一下黄一煌的结局：“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中级班的学期是一年，黄一煌从禁闭室出来后，在中级班里待了不到半个月就到期毕业了。“契他伊斯卡雅”特务学校毕业生不能享受去上高加索休养的待遇，只能在贝加尔湖畔的一个克格勃疗养院里休养一周到十天，然后直接接受克格勃对外谍报局第六部中国处官员的指令，或派赴中国从事谋报活动，或被分配到苏中边境城市的克格勃分局边工作边待命。
黄一煌在休养期满后，即接受指令潜赴中国，在知识青年中发展特工，对他们进行以破坏为主的训练，为可能发动的侵华战争作“敌后潜伏行动”的准备。
黄一煌在动身前，要求和在苏联的父母通电话，未获准，退而求其次要求写信，也被拒绝了。克格勃官员说等他这次完成任务从中国回来后，再考虑这些问题。1972年12月22日，黄一煌从乌苏里江的冰面上越境潜入中国，摇身一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战略情报部第一局”翻译。经过一番活动，黄一煌把原先跟他同一军垦农场的知识青年张边等七人发展为特务，组成了一个特务小组。黄一煌让张边七人利用探亲假、病假、事假等机会，分别秘赴哈尔滨、大庆、佳木斯、长春、延边等地，由他向他们传授爆破、投毒、收发报、格斗、暗杀、照相等特务技能。不久，黄一煌返回苏联。
1973年11月，黄一煌再次受派遣潜入中国东北地区进行谍报活动，被我公安机关捕获，于1974年6月被判处死刑，随即执行。黄一煌所发展的张边特务小组，也在1973年底被破获，七名成员悉数落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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