倪炯敏眼睛一亮，盯着吴荣德、刘城：“有这个可能吗？就是外来人员能否进厂？”
刘城说：“外来人员若是工作关系要进厂的，必须经国防科委批准并出具贴有照片的公函，凭公函经我厂核批后方发给‘临时通行证’。但是，若是只进入家属区，那就只需接待方登个记就行了。
当然，根据规定，那只限于本厂人员的亲属。”
倪炯敏恍然大悟：“弄了半天，原来你们是内外有别——生产区和家属区是分开实施安保的。这就好了，照小唐说的去查一查外来人员最近是否有访问研究所人员的，尤其是医务室。”
吴荣德兴奋得差点手舞足蹈：“查！查！查！立刻查！老刘，你去办一下，这里坐等回音！”
刘城立即出门，去公安处办公室往“先锋厂”通往外面的四个卡子打电话，让火速查明2月份外来人员找研究所人的名单，一会儿，他拿着一叠纸条兴冲冲地奔进来：“有门儿！有门儿！”
这“门儿”就是名单中果然有找研究所医务室的，来人是个女知青，登记本上填着名叫卞学君，贵州省榕江县九里坝公社新花大队插队知青。二十三岁。接待人是邝裕祥，系卞之舅父。2月1日抵达，2月29日离开。
倪炯敏看了那张纸条，问道：“这个邝裕祥是什么人？”
“研究所医务室主任，一个有着多年医疗经验的内科医生晤，倪老师要不要查阅档案？”
“暂时不查。我们还是先查一下那个卞学君吧！”
吴荣德说：“对！分两步查：一是马上和榕江方面联系，是否有此人。二是家属区查摸，弄清她来这里的目的及活动情况，重点是2月28日上午案发时间的行踪。”
“对！”
调查进展神速，次日中午，两项结果都已获取：一、榕江方面称确有卞学君这么一个女知青。二、邝裕祥夫妇同在“先锋厂”工作邝妻春节前去南京老家探亲，至今未归，邝一人居住，外甥女来后与他做伴，他似乎不大怎么陪她玩耍，那姑娘一直待在家里看书看电视、听留声机，2月28日的去向因不能向m调查，所以无法知晓。”
吴荣德说：“就这些，似乎不大有价值。
倪炯敏胸有成竹道：“我始终盯着曾厚望那两次‘水土不服’不放，现在冒出这个女知青来，哪有轻易放弃的道理？往下查！三管齐下——第一，派人去榕江找卞学君当面询问。第二，找诸慧丽调查给曾厚望看病是怎么回事。第三，查阅邝裕祥的档案。”
刘城副处长带了两名女刑警赴榕江去找卞学君调查。这边，小金和吴荣德找诸慧丽一调查，不禁大出意外：原来，诸慧丽在着节后临时借往“先锋厂”医院去了，到2月29日才回来，在这期间，她根本没去过研究所医务室，更谈不上开处方了。
倪炯敏亲自查阅档案，也有收获：邝裕祥，1930年出生于贵阳市的一个医生家庭。1951年，他考取上海医学院，五年后毕业，被分配到第二机械工业部工作，由于表现积极，被吸收入中国共产党组织。次年，经部人事部门决定，担任苏联援华专家组保健医生，直至1959年底。之后，一度仍调往第七机械工业部担任医务方面的工作，还借调去过北京协和医院。1965年“先锋厂”组建时，国防科委把他调来，先在厂医院担任内科主任，后来研究所组建医务室，考虑到他技术全面，并且有过当保健医生的经历，便委他担任了医务室主任。邝自参加工作以来，一贯表现积极，多次被评为“先进工作者”、“模范共产党员”。
邝妻强秀凤系“先锋厂”医院药剂师，平时表现也不错。倪炯敏把档案材料连看了几遍，临末目光停留在“1957年3月至1959年12月，担任苏联援华专家组保健医生”一行文字上，皱起的眉头使目间皮肤形成了一个“川”字。在公安部，他虽然不是搞政治保卫工作的，但对那个部门的一些材料（尤其是五六十年代即“文革”前的）并非一无所知，他听说过50年代后期至60年代中期破获的一些反革命特务案中，有的案犯就是在和苏联援华、访华人员的接触或者留学苏联时，被克格勃特工拉下水而成为出卖祖国的间谍的。因此，他产生了联想：眼前这个邝裕祥有过与苏联专家的接触，会不会被混迹其中的克格勃特工拉下水了？这个联想固执地占据着倪炯敏的思维空间，最终成为一个疑点，而被他在本子上记录了下来。
次日，转榕江调查的侦察员风尘仆仆驱车而归，带来了同样令人出乎意外的消息：榕江县九里截公社新花大队确有一个名叫卞学君的女知青，查其档案，系贵阳市人，1966届初中毕业生，1968年去榕江插队落户，她的舅舅是邝裕祥，“先锋厂”医生。但是，卞学君今年春节并未离开生产队，她那个集体户的全体知青都留在乡下和贫下中农一起过了一个“革命化春节”。侦察员还带回了一张卞学君的照片，果然和邝裕祥的邻居所说的那个“卞学君”相貌不同。
这样，事情基本上明了了：一个女特嫌分子冒卞学君的身份混进“先锋厂”家属区潜伏下来，在邝裕祥的配合下于2月28日去将军坟汽车站窃取了曹秋林所携的密件。
侦查指挥部当即决定：立即传讯邝裕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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