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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八章 潜伏台湾(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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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事实:
 克格勃的锁具专家,仅凭着一张照片,
就破译了具有九位数密码的美国名牌保险箱锁具,制造出一模一样的钥匙!
  丁雪猷公馆位于台北市区东南侧信义路附近的一条小巷里,附近有中山公园、孙中山纪念馆、台北医学院和国泰医院。这是一幢日本庭园式建筑物,占地面积不大,构筑得却十分精致。原是侵台日军一个高级将领的宅邸,台湾光复后被国民党政府作为敌产没收,一度曾被警方占用。1967年3月丁雪猷从美国返台湾前,由蒋经国亲赴现场察看后,下手谕让紧急修缮,以“政府”的名义赠给丁雪猷作为公馆。

  丁雪猷是个五十岁的矮个子,西装革履,戴着一副玳瑁架眼镜,看上去就像一个大学教授,模样斯文,说话英语多于汉语。他一见傅索安,就笑吟吟地叫着她的化名:“陈尘珠,不错不错!长得这么漂亮,可惜没一份好工作,真是沉落在尘土中的一颗珍珠啊!

  不过没什么,你还年轻,完全可以改变面临的现状。唔,你会说英语吗?”

  傅索安用英语说:“我能听懂,但说不好。”

  丁雪猷大为高兴,说她说得还可以,马上给她起了个英语名字:玛丽亚。从此,他一直叫傅索安“玛丽亚”,一直到后来傅索安间谍案东窗事发,台湾有关方面来调查时,他仍这样称呼这个克格勃女特工。

  丁雪猷家庭结构极为简单,就夫妻两人,一子一女全在美国华盛顿。和他们夫妇同住一起的有一个看门人,一个花匠兼杂役,一个厨娘兼佣人,两个卫士兼司机。傅索安去后,丁雪猷夫妇让她替代厨娘的一部分差使,主要是负责打扫内宅,这为傅索安进行间谍活动提供了便利。

  克格勃为了开展这项工作,专门搞了个七人小组,分布香港。

  台北,负责掩护、协助傅索安活动,传递间谍器具和情报。傅索安进入丁公馆后,立刻利用外出购物之便,把丁公馆的地形、房间分布图以及丁雪猷的一些情况作为首份情报递送给接应特工。几天后,她从接应特工那里获取了莫斯科的指示。对外谍报局要她在不暴露身份的前提下,开始注意丁雪猷的言行,从中获取有关“GV计划”方面的情报。

  一星期后,傅索安去丁公馆附近的一个超市为主人购物时,发现那里的广告栏里有一个暗号,她知道其中的意思,便去附近的中山公园“游玩”,在偏僻角落的一堆石块下顺利地取到了克格勃专为她送来的间谍器具,那是“FDⅢ”特工照相机和“K9”窃听器。这两种间谍活动器具都是克格勃技术管理局特务工厂新研制的产品,是当时世界上最先进的间谍器具。“FDⅢ”照相机的体积极小,隐藏在一块普通女式手表里,其性能极佳,可以使用微型胶卷在通常摄影有困难的光线条件下拍摄任何种类的东西,拍摄时没有任何声响。“FDⅢ”伪装得极好,即使是受过训练的海关检查员,也看不出这块手表跟别的手表有什么不同。如果不是拆开来看内部的机件,是不可能发觉这是间谍照相机的。

  “K9”窃听器的发明权并非克格勃所拥有,最初,大约在1957年,那是东德特务机关所研制的产品。1962年,克格勃的技术专家把这种微型窃听器改进成为一种“电子微型偷听器”,它的直径不到十二毫米,虽然体积极细,却具有高度性能,可以清晰地偷听一间房间里的每一种声音。甚至把它藏在一只挖空的鞋跟里,或者放在家具里,都能照样拾音。几年后,克格勃又将“K9”窃听器的体积缩小,使它的直径只有八毫米,而拾音效果却增强了一倍。

  到了60年代末期,随着电子技术突飞猛进的发展,克格勃又把“K9”窃听器缩成比大头针略粗一点的体积。改进后的针状窃听器由于超短波辐射波的限度,发射电波的范围只能达到四百米左右。对外谍报局担心在丁公馆附近的接应特工不能在这个范围内收听、录音或者虽然能听但声音不清晰,又给她配备了刚从技术管理局的研究室里制造出来的“K9R”微型接受器,这种接受器只有一支圆珠笔大小,它收取针型拾音器的传播后,能立即自动增强发射,使收听者能在较远的地方收听和录音。

  最初,傅索安凭着“Kg”窃听器听到了丁雪猷夫妇在卧室里的谈话中对于她的评价。她了解到丁雪猷对她毫无戒心,并且认为她很勤快,表示如果她不想离开,可以让她长期待在公馆里。而丁雪猷的妻子则担心丈夫被傅索安的姿色所吸引,多次婉转地提醒丈夫注意。傅索安由此认为自己可以利用女主人的这一心理进行自己的活动,藉以牵制丁雪锁,后来她果然达到了目的。

  丁雪猷虽然是“国防部”的“中将副局长”,但他从来不穿军服,只在他的卧室里挂了一套将军服。平时基本上也不去“国防部”上班,而总是在公馆里看书、用英文写作(他是军事评论家,在美国好几家报刊辟有专栏)或者接待客人。再不,就去美军驻台司令部进行半公半私的聊天,由于他和美国的那种关系,他向来被美军驻台司令部奉为上宾,有时他甚至就住在司令部里,一住就是二三天。

  丁雪猷的公事,基本上就在家里办的。丁公馆后院那间三十多平方米的书房,就是丁雪猷的办公室。美军驻台司令部赠送给丁雪猷一个一米高的保险箱,让他用来盛放机密文件。丁雪猷另外还有一个从美国带来的保险箱,放在卧室里,用以存放他们夫妇的私人贵重物品。

  傅索安根据上述情况,判断到10月份美国方面通过美军驻台司令部向台湾方面支付“GV计划”所规定的首批技术资料时,极有可能把丁雪猷召往司令部,当面交付。之后,丁雪猷会先把资料带回家里,次日再送往“国防部”。于是,傅索安意识到若要窃取资料,必须掌握书房那口保险箱的钥匙。

  最初,傅索安想从丁雪猷那里获取保险箱印模,但观察下来发现难度极大。因为了雪猷从小受的是美国教育,性格中形成了一种讲究认真的成分。他认为保险箱钥匙应当永不离身,所以便专门制作了一根粗粗的金项链,把钥匙挂在上面,寸身不离,即使洗澡也不拿下来。傅索安从窃听器传来的对话中了解到,丁雪猷晚上睡觉时也不把钥匙取下来,只有和妻子过性生活时,才取下放在一边,过后即重新系上。

  傅索安思来想去,认为只有一个办法,即以色相勾引对方,伺机获取印模。她想凭自己的容貌,以及在特务学校所学的勾引男性的手段,把这个国民党中将引上床榻还是办得到的,况且必要时还可以使用克格勃特制的春药。问题是在具体实施前必须把丁雪猷的妻子调开,看来此事得依靠接应特工去实施了。

  傅索安用密写药水写了一份“计划”,通过接应特工传往莫斯科。对外谍报局对这个方案进行了研究,肯定了傅索安关于技术资料会先拿到丁公馆的推测,但是不同意她所想出的办法。特工专家们认为,傅索安在台湾潜伏,应当不留下任何可能会引起怀疑的蛛丝马迹,以女色勾引了雪猷而获取钥匙印模的办法是一种“下策”,不到万不得已不宜使用。因此,他们指示傅索安:作好从保险箱获取资料的准备,至于钥匙,由他们去解决,只要求傅索安提供一张该保险箱的正面照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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