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机把傅索安送到市里后，果然驾车走了。傅索安站在饭店那高高的台阶下面，望着熠熠生辉的霓虹灯，这才想起不知道克格勃为她准备了什么证件。她打开皮包，发现里面有一大叠卢布和两个信封，信封上分别写着“旅行证件”和“报到证件”。傅索安打开写有“旅行证件”的那个信封，里面装着一个贴有她照片的、写着“金艳玲”名字的护照，注明是香港人，1948年出生。一份香港政府出具的“访亲旅游”证明。一个香港大学的学生证。一份苏联莫斯科刑事侦察局外国人出入境管理署出具的允许“金艳玲”在苏联逗留到1970年2月28日的证明。傅索安望着护照、学生证上自己的照片，顿时惊呆了：在她的记忆中，自己在特维尔谍报学校根本没有拍过这种标标准准的证件照，但证件上的照片却明明白白是她的！尽管她已经学过间谍摄影技术，但仍无法理解克格勃偷拍得如此清晰真切的奥秘。
饭店门口站着的一个保安见傅索安一副不知所措的样子，可能感到奇怪，往这边走来。傅索安察觉了，马上收起证件，走上台阶，踏进了大堂。她用英语向服务台说明意图后，对方让她出示证件。办过登记手续后，傅索安被安排住进了七楼的一个单人房间。
晚饭后，傅索安洗了个澡，然后下楼出门，去对面的车站广场散步。一路上，她运用在特维尔谍报学校所学的反跟踪技能，悄悄观察是否有人跟踪自己，绕了好几个圈子都未发现异常，她心头涌起一阵轻松感。傅索安逛了几家商店，最后走进了火车站的售票楼，购买了一张次日去莫斯科的软卧车票。
这一夜，是傅索安踏上叛国之路后的第一个自由之夜，但她却无法熟睡——她沉浸在对今后有可能会被派遣去中国进行间谍活动的恐惧中。她是中国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太了解中国反间谍卫士的能量了，实在无法相信自己若去中国活动会出现不落网的奇迹。
傅索安记不清自己做了多少个恶梦，她在床上的十几个小时都是在断断续续的梦境或者幻觉中度过的，以至于当她在次日中午起床时，头脑里竟是一片昏晕。火车是下午3点零5分开的，傅索安去餐厅用餐后，又洗了个澡，这才结账离开饭店，去对面车站上车。
2月份不是旅游季节，列车上旅客不多。傅索安所待的软卧席厢里，四个铺只有两个旅客，另一个是波兰中年妇女，沉默寡言，听上去基本上不懂俄语。傅索安跟她无法交流，就翻阅列车员送来的画报、报刊。
天黑以后，傅索安去餐车用餐。她想让自己睡个好觉，便要了一杯烈酒。酒精果然有催眠作用，餐后不久，傅索安就睡着了。不知睡了多久，她突然被人推醒了，迷迷糊糊睁眼一看，面前竟站着两个苏联警察！
“请出示你的证件！”
傅索安把证件递给对方时，才发现列车已经停下了。警察看了证件，问道：“你叫金艳玲？”
傅索安揉揉眼睛：“是的。”
“你被捕了！”
“什么？！”
“你被捕了！”
几乎是同时，一副手铐扣上了傅索安的手腕。警察把她扯到地下，往外便推：“下车！”
傅索安大惊：这是怎么回事？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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