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于追捕组来说，认为这个回答是准确的，于是排除了傅索安等人是天津“横空出世”成员的可能，另辟蹊径开展侦查。他们分析了傅索安等人脱逃时的种种情况，认为极有可能是兜远路从呼和浩特那里离开内蒙古的，于是立刻派员赴呼和浩特调查。
侦杏人员抵达呼和浩特后，先去了火车站，公安找公安，他们找了车站派出所。派出所方面听他们一说情况，有个民警突然想起几天前曾有六个学生模样的男女向他们打听过车站军代表办公室在哪里。他一说，侦查人员大喜，连忙让他回忆那六位的相貌特征。那个民警没有过目不忘的本领，当然不可能记得六人的全部相貌，但还是说出了其中一二个的主要特征。侦查人员跟逃犯特征一对，基本吻合！于是马上去拜访车站军代表。
这次拜访真是大有收获，侦查人员获得了至关重要的线索——那纸“横空出世造反总部”的介绍信。至此，他们确定逃犯必和“横空出世”有瓜葛，应当去找“横空出世”要人。经用长途电话向额尔古纳左旗公安处请示，处领导命令侦查人员火速赴天津缉拿逃犯。这样，五名侦查人员就踏上了赴天津的列车。
这时，傅索安、李白波、金国安、费磊、王慧珍、陈冬芳六人已经在位于天津南侧市郊结合部的“东方红”电镀厂落下了脚。“东方红”电镀厂是一家只有一百多人的镇办厂，用当时天津人的说法，这家工厂百分之八十以上人员是“社会渣滓”，即都是有历史问题或者现行问题的原社会闲散人员，家庭出身是“黑五类”的子女。
这些人自己知道底牌不硬，所以“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不敢造反，都老老实实地待在厂里劳动生产。所以，“东方红”电镀厂是天津地区极少数没有造反派组织的单位之一。这种单位见造反派最怵，所以，傅索安想去那里暂时落脚，果然一说就行，无人敢说二话。
博索安几个在“东方红”电镀厂占了两间宿舍，卧具都由厂里提供，吃饭也是厂里供应。他们生怕和人多接触把话说豁边了会露出马脚，就很少和工厂接触，而是包下了该厂的大批判专栏，专门出专栏墙报，该厂正缺乏这种人才，倒也用得着，双方颇有相得益彰之感。
这样过了几天，傅索安想想“梁园虽好，却不是久恋之家”，长蹲在“东方红”电镀厂总不是件事情，既无前途，并且说不定哪天会暴露落网，还是滑脚溜掉为好。她一说，几个伙伴都有同感，于是悄悄计议了几次，决定去太行山区再次安家落户。这个行动需要若干经费，他们便决定各人去自己家里走一趟，能拿多少算多少，拿了就走。
傅索安毕竟年轻，缺乏经验，低估了公安机关的侦查能力，她想了又想，认为自己一行没露出过什么马脚，连奇玛村的干娘郭菊花也不清楚她的确凿住址，因此，估计内蒙古警方一时还不至于把侦查触角伸到天津来，所以此刻出其不意回一趟家是可行的，麻烦的倒是“张厚石事件”，不知目前情况如何，天津公安机关是不是还管着这个案子，这要弄弄清楚。因此，为稳妥起见，还是宜先派一个人去探探风声。
这个探风声的合适人选，自然是刑警之女陈冬芳。傅索安一说，陈冬芳自无二言，拔腿就走。走时是下午3点多钟，说好晚上8点钟之前准定回来。
陈冬芳踏进家门时，正是5点钟家人下班返家的时候，父母都刚回来，陈冬芳的突然出现使他们吃惊不小，她的母亲是医院护士，见离家出走将近两月的女儿突然回家了，吃惊之后自是欢喜，搂着女儿问长问短。她的父亲陈明忠却欢喜不起来。陈明忠是刑警，当时被领导指定为“张厚石事件”的调查人员，因为不知陈冬芳涉及该事件而口无遮拦泄了密，导致陈冬芳通风报信，六名当事人全部畏罪潜逃。公安机关往下查，陈明忠自然逃脱不了责任，立刻被卸去警眼，隔离审查。幸亏张厚石后来被抢救过来，押送北京，该事件不了了之了，陈明忠才刚解除审查，被通知准备调离公安战线。这事别说在“文化大革命”了，就是放在三十年后的现在，也不见得是一件光彩的事情。因此陈明忠的心情自是可想而知，此刻见陈冬芳突然冒出来，难免大怒，一个箭步跃上前去，把女儿从母亲怀抱里一把拽出来，抡起来就是两巴掌。打过之后，二话不说，拉着陈冬芳就往外去：“走！”
去哪里？公安分局。
公安分局已经接到内蒙古赶来的追捕人员的情况通报，正准备组织布控，见陈明忠把女儿带来了，不禁大喜，立刻把陈冬芳扣了起来，并火速通知下榻在市公安局招待所的内蒙古追捕人员。
那几位闻讯，自是喜出望外，马上赶往分局，就地审讯。陈冬芳哪见过这等阵势，惊惧交加，早已乱了方寸，对方稍稍一问便招架不住，来了个和盘托出。
警方当即出动警车，风驰电掣般地驶往“东方红”电镀厂，把傅索安、金国安、李白波、费磊、王慧珍五人一网打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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