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企图以七年战争中普鲁士军队对付道思及其军队的办法来对付拿破仑及其军队，那是愚蠢的。为什么呢？因为拿破仑非常清楚地知道，一切都取决于战术成果，并且确信能取得战术成果，而道恩却不是如此。因此，我们认为应该指出：任何战略计谋都只能以战术成果为基础，通过流血的途径解决问题时和通过不流血的途径解决问题时，战术成果都是决定胜负的真正的根本原因。只有对胜负决定已不必担心时( 不论这是由于敌人的特点或敌人的情况，还是由于双方军队的精神的和物质的均势，甚至是由于我军占有优势的缘故)，才可以指望从战略计谋本身得到利益。
从全部战史中我们可以看到在很多战局中进攻者没有进行流血决战就放弃了进攻，因而，可以说战略计谋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可能使人认为，至少这些战略计谋本身就有巨大的力量，而且当进攻者在战术成果方面不占有显著的决定性的优势时，战略计谋就大多可以单独解决问题。
对这一点，我们必须回答说，即使上面所谈的现象其原因存在于战场上，也就是说它属于战争本身的现象，这一观点也是错误的；许多进攻所以没有发挥作用，其原因存在于战争的较高的关系中，即存在于战争的政治关系中。
产生战争因而也形成战争的基础的总的关系也决定着战争的特点，关于这一点我们在以后研究战争计划时还要详细阐述。这些总的关系使大多数战争变成半真半假的战争，在这种战争中原来的敌对感情由于必须迂回曲折地通过各种错综复杂的关系，以致变成只是非常微弱的因素，这一点在采取积极行动的进攻的一方当然表现得更为明显，更为突出。因此，只要稍加压力，软弱无力的进攻就会停止下来，这自然是不足为奇的。对付一个脆弱的、为重重顾虑所削弱了的、几乎已不存在的决心，往往只要作出抵抗的样子就够了。
因此，防御者所以能用不流血的方法多次取得成功，并不是由于存在着坚不可摧的阵地(这是到处都有的) ，并不是由于横贯在战区的林木茂密的山脉和穿过战区的宽阔的江河令人感到可怕，也不是通过某些战斗组合他真能轻而易举地瓦解敌人用以攻击他的力量，原因不在这里，而在于进攻者意志薄弱，踌躇不前。
我们可以而且必须考虑上述这些抵抗力量，但是必须恰如其分地认识它们的作用，并且不应该把这里所谈的其他事物的作用归之于它们的身上。我们不能不强调指出，如果批判者不站在正确的立足点上，那么战史关于这方面的叙述就会很容易成为不真实的和带有欺骗性的记载。
现在我们来看一看许多没有采用流血的方式进行的失败的进攻战局通常是怎样的。
进攻者进入敌国，迫使敌人的军队后退一段距离，但对进行一次决定性会战却顾虑重重；于是他在敌人面前停下来，好象他已经完成了占领的目的，除掉掩护已占领的地方以外就没有什么其他任务了。好象寻求会战是敌人的事情，好象他自己每天都愿意进行会战似的。这一切都是虚伪的借口，统帅借以欺骗他的部下、宫廷、世界、甚至他自己。真正的原因是他发现敌人过于强大。我们这里说的不是指这样一种情况：进攻者放弃进攻是因为他不能利用已取得的胜利，是因为他在进攻路程的终点已经没有足够的力量来开始一次新的进攻。这样的情况是以有一次成功的进攻，即真正的占领为前提的。但我们这里指的则是进攻者还没有达到预定的占领目的就停顿不前的情况。
这时，进攻者就进行等待，以便将来利用有利的情况，但通常这种有利情况是不可能出现的，因为预定的进攻已经证明，最近的将来不比现在有更大的希望。因此，这也是一个虚伪的借口。如果这次行动象常见的那样，是和同时进行的其他行动有联系的，那么，这支军队就会把自己不愿意担负的任务推到其他军队身上，借口支援不足和协同不够为自己的无所作为辩护。它会诉说种种不可克服的困难，并在各种复杂微妙的关系中寻找理由。进攻者的力量就这样地消耗在无所作为之中，或者更确切地说，消耗在不彻底的因而没有成果的活动之中。防御者赢得了对他说来非常重要的时间，气候恶劣的季节临近了，进攻者退回自己的战区进行冬营，进攻也就随之结束了。
这一整套虚假现象都被载入了战史，掩盖了使进攻者没有取得成果的最简单的和真实的原因，即畏惧敌人的武力。如果批判者想研究这样的战局，那么他就会被许多相互矛盾的原因弄得头昏脑胀而得不出令人信服的结论，因为这些原因都是没有根据的，而人们又没有去探索事情的真实情况。
但是，这种欺骗不仅仅是一种恶劣的习惯，而且是很自然会产生的。那种削弱战争威力，也就是减弱进攻的牵制力量，大部分存在于国家的政治关系和政治企图中，人们总是把这些关系和企图隐蔽起来，使世界、本国人民和军队无法知道，在许多场合甚至使统帅无法知道。例如，任何人都不会也不愿意承认，他决定停止或放弃行动的原因是担心自己的力量不足以坚持到底，或者是怕招致新的敌人，或者是不愿让自己的盟国变得过于强大等等。对所有这类事情人们都长期甚至永远保守秘密。但是，对任何事件的解释，都必须说出个来龙去脉，于是统帅为他自己或者为他的政府着想，只好编造一套虚假的理由。在军事问题上进行辩论时反复出现的这种欺骗手法在理论上已经僵化成一些体系，这些体系当然是同样不包含什么真理的。只有象我们力图做到的那样，沿着事物内在联系的简单线索进行探索，理论才能弄清事情的真相。
如果抱着怀疑态度来观察战史，那么，种种关于进攻和防御的空洞理论就会不攻自破，而我们在这方面提出的简单观念就会自然而然地显现出来。因此我们认为，这个简单观念适用于整个防御领域；人们只有完全掌握它，才能够十分清楚地弄清大量的事件。
现在我们还要研究一下各种防御方式的使用问题。
这些防御方式一个比一个有力量，那是用一个比一个大的代价换来的。因此，如果没有其他条件的影响，仅仅这一点就足以在统帅选择防御方式时起决定作用，他会选择适当的防御方式，既能使他的军队具有所需的抵抗力量，又能使他不致退得过远，造成不必要的损失。但是，必须看到，选择这些防御方式时大多受到很大的限制，因为防御中出现的一些重要条件必然会迫使统帅选择这种或那种防御方式。向本国腹地退却需要有辽阔的国土，或者要具有象1810年的葡萄牙那样的条件，当时有一个同盟国( 英国)作它的后盾，而另一同盟国(西班牙)则以它的辽阔的国土大大地削弱了敌人的攻击力量126 。要塞的位置更多是在边境附近，还是更多是在本国腹地，同样可以决定是否采取这样的计划，而国家的地理和地形状况、居民的特性、习俗和信念则起更大的作用。选择进攻会战还是防御会战，则应根据敌人的计划、双方军队和统帅的特点来决定。最后，是否占有特别有利的阵地和防线也可以导致采取这种或那种防御方式。总之，列举的这些条件已经足以说明，防御方式的选择在很多场合更多地决定于这些条件，而不决定于单纯的兵力对比。这里提到的这些最重要的条件我们还要作进一步探讨，因此它们对选择防御方式的影响也要在以后才能更明确地加以阐述，最后，在《战争计划和战局计划》那篇里，我们再把这一切总括起来探讨。
但是，这种影响多半只在兵力对比不太悬殊的情况下才起决定性作用，在兵力对比悬殊的情况下，也就是一般的情况下，兵力对比起着主要的作用。战史充分证明，人们并没有根据我们在这里阐述的一系列观念，而只是象在战争中的大多数场合所做的那样，不知不觉地通过迅速的判断，根据兵力对比选择了防御方式。同一个统帅，同一支军队，在同一个战区，这一次挑起了霍亨甫利得堡会战，那一次却在崩策耳维次扎营。至于说到会战，就连统帅中最喜好进攻的腓特烈大帝，在兵力十分悬殊时也终于认识到不得不占领真正的防御阵地。拿破仑以往象一只野猪似地冲向自己的敌人，可是1813年8 —9 月间，当兵力对比的变化对他不利时，他就象栏中的野兽那样东碰西撞，而不是不顾一切地继续向其中某一个敌人开火了，这一点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吗？而在同年10月，当兵力悬殊达到极点时，他就象一个人在房间里背靠墙角那样，在来比锡附近，在帕尔特河、埃耳斯特尔河和普来塞河所构成的角落里寻找掩护和等待敌人，这种情况难道我们没有看到吗？我们不能不指出，本章比本篇其他任何一章都更清楚地表明，我们的目的不是要提出作战的新原则和新方法，而是探讨久已存在的东西的内在联系，并弄清其最基本的要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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