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次大会战决定的胜负，其意义当然不仅仅取决于大会战规模的大小，即集中到会战中的军队的多少和会战胜利的大小，还取决于双方国家及其军事力量方面的许多其他情况。但是，由现有军队的主力进行的大规模的搏斗，得出的胜负当然也是主要的。胜负的规模，在某些方面是可以预测出来的，虽然不是所有方面。这样的胜负，即使不是唯一的一次，但作为第一个胜负，对以后的胜负也会发生影响。因此，周密计划的主力会战按其不同的情况，在不同程度上始终应该看作是当前整个军事行动的中心和重心。统帅越是以真正的战争精神( 即战斗精神)从事战争，越是具备打垮敌人的感情和想法(即意识) ，他就越会把一切都放到第一次会战那个天平的秤盘上，希望并力争在第一次会战中夺取一切。拿破仑在他所从事的战争中，大概没有一次不是想在第一次会战中就打垮敌人的。腓特烈大帝进行的战争虽然规模较小，危机也有限，但当他率领一支兵力不大的军队从背后攻击俄国人或帝国军队而想打开一个新的局面时，也同样是有这种想法的。
我们在上面说过，主力会战所决定的胜负的意义，有一部分取决于会战本身的规模，即取决于参加会战的军队的数量和会战成果的大小。
为什么统帅可以用增大参加会战的军队的数量来提高会战在决定胜负方面的作用，这是不言而喻的。现在我们只想指出，主力会战规模越大，由主力会战决定胜负的可能性就越大。因此，凡是有信心而又喜欢取得大胜利的统帅，在基本上不忽略其他方面的情况下，总是尽可能地把绝大部分的兵力投入大会战。
至于会战的成果，更确切地说，胜利的大小，主要取决于下列四个条件：(1)会战所采取的战术形式；(2)地形的性质；(3)各兵种的比例；(4)兵力的对比。
只采取正面进攻而不采取迂回的会战，很少能象采取迂回或者迫使对方或多或少地改变正面的会战那样收到很大的成果。在复杂的地形上或山地进行的会战的成果同样也是较小的，因为在这里进攻力量到处都受到削弱。
如果胜利者的骑兵和失败者的骑兵同样多，或者更少些，那么胜利者追击的成果就会减小，因而就会失去很大一部分胜利成果。
最后，还有一点是显而易见的：在同样采取迂回敌人或迫使敌人改变正面的方法的条件下，以优势兵力取得的胜利，要比以劣势兵力取得的胜利有更大的成果。人们根据勒登会战可能会怀疑这个原则在实际上的正确性，在这里请允许我们说一句我们平常不大爱说的话：没有无例外的规则。
因此，统帅利用上述四种条件可以使他进行的会战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固然，他冒的危险也会因而增大，不过，他的全部活动本来就免不了要受精神世界的这个力学定律的支配。
这样，在战争中就没有什么比主力会战更重要的了。因此，战略上最大的智慧就表现在为主力会战提供手段，巧妙地确定主力会战的时间、地点和使用兵力的方向，以及利用主力会战的结果。
虽然上述这些都很重要，但是不能因此就认为它们是很复杂的，很不容易捉摸的。恰好相反，这一切都是很简单的，并不需要很多巧妙的艺术，而只需要有敏锐地判断各种现象的能力、魄力和坚决地贯彻始终的精神，以及朝气蓬勃的敢作敢为的精神，总之只要有我们以后还要时常谈到的英雄气概。在这方面，统帅很少需要书本上的知识，如果说他能够学到一点知识的话，那么更多地要通过书本以外的其他途径。
要想进行主力会战，要想在主力会战中主动而有把握地行动，就必须对自己的力量有信心和对必然性有明确的认识，换句话说，必须有天生的勇气和在广阔的生活经历中锻炼出来的锐敏的洞察力。
光辉的战例是最好的教师，但是，千万别让理论上的偏见象乌云一样遮蔽住这些战例，因为，阳光即使能穿过乌云，也会产生折射和变色。这些偏见有时会象瘴气那样扩散开来，所以理论的迫切任务就是粉碎这些偏见，因为理智上产生的错误，只能用理智来消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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